屯田制是汉以后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利用士兵和无地农民垦种荒地的制度。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屯田始于汉武帝时西域屯田，为军屯。建安元年 (公元196年) 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在许昌招募农民屯田，当年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由典农官募民耕种，为民屯。屯田之民免服兵役和徭役，称“屯田客”。

以军队戍边屯田，西汉时就常用于开拓和驻守西北边疆。汉文帝时，大臣晁错就曾建议“徙民实边”。汉武帝时，赵充国建议「屯田」於边防，戍卫与垦耕并顾，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和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此一方法用意，既可解决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之下自力更生，又可使兵力在守防时亦不白花人力，乃一举两得之构想。但是直到东汉末年，所有屯田的构想与实施都只限于避免从异地长途运输粮食，解决边境守备军队之需，并不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

而最早提出屯田制度（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来说）的则是曹操麾下的枣祗，此外还有韩浩，而实行者包括任峻和曹魏时期的邓艾等。曹操与他奠基的曹魏政权整合军屯与民屯，在各地设立田官专门负责屯田。屯田制逐步确立后，成为了国家政权的钱粮收入来源，同时也解决了屯田军民本身的生计。

早在随曹操镇压黄巾军馀部时，枣祗就对亦战亦耕、兵农合一的做法产生了极大兴趣，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击败了颍川汝南的黄巾军，夺得了一大批耕牛、农具和劳动力。枣祗建议曹操利用这些农具，在许昌一带开垦土地，实行屯田，以解决粮食问题。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屯田都尉，全权负责屯田事宜。枣祗首先将荒芜的无主农田收归国家所有，将招募到的大批流民按军队的编制编成组，由国家提供土地、种子、耕牛和农具，由他们开垦耕种，获得的收成由国家和屯田的农民按比例分成。屯田实施的第一年，就得榖百万斛，曹操于是下令郡国都置田官，招募流亡百姓屯田。后来又接受枣祗的建议，下令军队屯田，屯田制得到广泛推行。

国家强制农民或士兵耕种国有土地，征收一定数额田租。渊源于西汉，至曹魏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西汉前元十一年（前 169），汉文帝以罪犯、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汉武帝调发大批戍卒屯田西域。但当时屯田主要集中于西、北部边陲，主要方式为军屯，且规模不大。东汉末年，战争连年不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粮食短缺，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在许都（今河南许昌）附近进行屯田。屯田的土地是无主和荒芜的土地。劳动力、耕牛、农具是镇压黄巾起义中掳获的，有一部分劳动力号称为招募其实是被迫而来的。据说当年屯田收获谷物百万斛，缓解了社会矛盾。“于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曹魏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每 50 人为 1 屯，屯置司马，其上置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典农中郎将，不隶郡县。收成与国家分成：使用官牛者，官 6 民 4；使用私牛者，官民对分。屯田农民不得随便离开屯田。军屯以士兵屯田，60 人为1 营，一边戍守，一边屯田。曹魏屯田对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曹操统一北方创造了物质条件。但屯田制的剥削较重，屯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身份不自由，屯田士兵则更加艰苦。三国时期，吴、蜀也都实行过屯田，只是规模和成就都不及曹魏。曹魏后期，屯田剥削量日益加重，分配比例竟达官 8 民 2 的程度，引起了屯田民的逃亡和反抗。屯田土地又不断被门阀豪族所侵占，于是屯田制逐渐破坏了。咸熙元年（264）政府宣布废除民屯。兵屯虽然继续存在，但作用已经不大了。

曹魏时期实行屯田制。

屯田制自古有之，并非曹操首创。但曹魏屯田的规模和作用之大却是空前绝后的。关于曹魏兴办屯田，史书皆有记载：

是岁（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三国志》）

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魏书》）

起初招募人民屯田时，人民一怕得不到实惠，二怕军事编制的束缚，因此多有逃亡之举。于是曹操采纳了袁涣的建议，即变强迫为自由应募，新政策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屯田得以顺利进行。

近代史家把曹魏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二者都是战争时期的产物，为供应军粮而兴办，必要时参加民屯的劳力同样需执戈对敌。不同之处在于，屯田民主要从事农垦生产，而军士以攻防为主。从时间来看，民屯始于建安元年（196年），军屯始于建安之末，所以本文主要介绍的是民屯。

王夫之对屯田制的评价：

曹孟德始屯田许昌，而北制袁绍，南折刘表；邓艾再屯田陈、项、寿春，而终以吞吴；此魏、晋平定天下之本图也。屯田之利有六，而广储刍粮不与焉。战不废耕，则耕不废守，守不废战，一也；屯田之吏十据所屯以为己之乐土，探伺密而死守之心固，二也；兵无室家，则情不固，有室家，则为行伍之累，以屯安其室家，出而战，归而息，三也；兵从事于耕，则乐与民亲，而残民之心息，即境外之民，亦不欲凌轹而噬齕之，敌境之民，且亲附而为我用，四也；兵可久屯，聚于边徼，束伍部分，不离其素，甲胄器仗，以暇而修，卒有调发，符旦下而夕就道，敌莫能测其动静之机，五也；胜则进，不胜则退有所止，不至骇散而内讧，六也。有此六利者，而粟米刍槀之取给，以不重困编氓之输运，屯田之利溥矣哉！诸葛公之于祁山也，亦是道也；姜维不能踵之，是以亡焉 。

虽然，有其地，有其时矣。许昌之屯，乘黄巾之乱，民皆流亡，野多旷士也；两淮之屯，魏、吴交争之地，弃为瓯脱，田皆芜废也；五丈原之屯，秦、陇、阶、文之间，地广人稀，羌、胡据山泽而弃平土，数百里而皆艸莱也。非是者，可屯之地，畸零散布于民田之间，而分兵以屯之，则一散而不可猝收矣。夺民熟壤以聚屯，民怨而败速矣。此屯之必以其地也。 屯之于战争之时，压敌境而营疆场，以守为本，以战为心，而以耕为余力，则释耒耜、援戈矛，两不相妨以相废。若在四海荡平之后，分散士卒，杂处民间，使食利于耕，而以战守为役，则虽有训练钳束之法，日渐月靡于全躯保室、朴钝偷安之习，而天下于是乎无兵。故唯枣祗、邓艾、诸葛可以行焉，而后此之祖以安插天下之兵，是弭兵养懦之术也，故陵夷衰微而无与卫国。此屯之必以其时也。 法有名同而实异，事同而效异，如此者多矣。谋国者不可不审也。

军屯是指设立土地予不用打仗的军士，要求士兵能自行耕作而生产行军所需粮食。军屯以六十人为一营，且佃且守，士卒需缴纳分成地租。

军屯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现役军人屯田，这是沿袭汉代的做法，随宜开垦，且耕且守。另一种类型是士家屯田，用于屯田生产的士家包括从征将士的家属和尚未抽调的后备役兵士

曹操时代，屯田事物主要由各郡国典农官主持。大的郡国设典农中郎将，小郡设典农校尉。典农官独立于郡县之外，是专为供应军粮而设的机构，雍正年间的军机处与之颇为相似。若遇有重要事项，如屯田地点的选择及处理农民逃亡等，则由屯田官直接向操请示办理。此外，曹操领导下的司空和丞相府也对屯田官起领导作用。

曹魏统治者向屯田民征收租税的办法，是枣祗倡导的“分田之术”，即官府提供土地，收获的谷物按比例分成。用官牛者，官六私四；不用官牛者，官私对分。这样的剥削办法达到了积粮供军的效果，百姓虽然吃亏，但能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他们已经很满足了。

首先，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建安屯田使有限的生产资源得到了高效率的分配使用。汉魏之际，广大人民饥寒交迫，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大量流民食不果腹，一方面大片荒地无人开垦，而屯田制则可以把这些劳动力安置在国有土地上从事生产，从而充分利用了既定的生产资源。再者，建安屯田解决了军粮供应问题。军阀混战，归根到底打的是粮草。曹操军团积极地在交通便利的地区实行屯田制度，不但粮草供应有了保障，而且大大减轻了农民运粮的沉重劳役负担。

建安时期之后，民屯多有演变，到了曹魏末年，这项制度对统治者来说已经无利可图，于是司马炎于魏咸熙元年（265年）宣布：“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实际上就是下令废止屯田制。

东汉末年社会亦十分动荡。农耕设施受到战争破坏，更兼壮丁被军阀强徵入伍，农作收成大为减少，粮食供应十分短缺，曹操此一制度抒缓当时中国北方粮食需求的压力。

枣祗首倡屯田制的实施，使长期遭受战争破坏的北方农业生产，在短期内得以恢复并稳定了下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又重新回到土地上来，许多荒芜的农田也被开垦，政府积存了大量的粮食。“数年中所在积粟，仓禀皆满”，使曹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屯田制的实施，不仅为曹操解决了令人头疼的军粮问题，而且还为他争取了大量的人口，加快了统一北方的进程。

由枣祗首倡实施的“屯田制”，不仅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为后世开创了一种大规模的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先例，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同程度地仿效，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曹魏时期的名将邓艾，在屯田实践亦有重大贡献。

香港首富及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在其为《世纪三国—曹操之霸者胜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分析：「『屯田制』使魏国大大提高粮食产量，一年收获百万斛，使军粮不再短缺。令曹操有雄厚的资本作支援，而在军事上占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