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鸿（478年～525年），字彦鸾，东清河郡鄃县（今山东省夏津县白马湖镇崔庄村）人。北魏时期大臣、史学家，长广太守崔灵延之孙，梁郡太守崔敬友之子。

崔鸿聪明好学，少时就有著述。太和末年，为彭城王（元勰）国左常侍。景明中，迁员外郎、兼尚书虞部郎中，典起居注。迁给事中，兼祠部郎中，转尚书都兵郎中。秉性耿介，遇事直陈，为同僚所钦服。永平初年，为镇南将军（邢峦）长史。迁三公郎中，加号轻车将军，迁员外散骑常侍。延昌二年（513年），大考百官，乘机向朝廷建议对“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岂拘一阶半级者”。延昌末，加号中坚将军，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元雍）友、司徒左长史。正光初年，加前将军。

孝昌初年，拜给事黄门侍郎，加任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卒，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参撰高祖世宗《起居注》。著作有《十六国春秋》一百零二卷。

伯父崔光是著名史学家，仕北魏，官至太子少傅、司徒兼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曾参与撰修北魏国书。崔鸿“弱冠便有著述志”，志向就是要修撰一部全面的、系统的记述十六国历史的著作。认为自从西晋“八王之乱”以后，虽然“所在称兵，竞自尊树”，但“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他们虽然都是少数民族所建的政权，但他们是这一时代的政治代表和象征，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总结这一时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乘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此外，虽然十六国各有国书，记载本国史事，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亟需加以“审正不同，定为一书”，编撰出一部记录这一时代的全史。

景明元年（500年）开始，崔鸿便开始搜集十六国的旧史及其他资料。由于当时北魏刚迁都洛阳不久，各种书籍“率多分散”，他不得不“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做到详细占有材料。为了抄录、搜集史料，他几乎竭尽了家产和俸禄，有时甚至没有买纸的钱，可见他是在生活清苦的情况下从事著述的。

正始三年（506年），《十六国春秋》初稿已基本完成，但为了撰写最后的5卷“蜀录”，他四处访购常璩所撰记载蜀国历史的《蜀书》，但久求不得，为此他又一直耐心等待了近20年，直到得到此书，才补写了最后5卷。由此也可见作者著述之严谨。这样，直到正光三年（522年），《十六国春秋》才最后完成。

崔鸿编纂的《十六国春秋》，体例比较完备，改各国书为录，主为纪，臣为传，又有序例1卷，年表1卷，合计102卷。因为这部史书的叙事以晋为正统，怕忤犯了北魏朝廷，所以当崔鸿在世时，它没有公开传布。崔鸿死后，其子子元才缮写一部，于永安年间奏上朝廷。由于书中刊著了各国遗事，内容丰富，其中虽不免有疏略讹误等缺点，但在当时它仍是一部有价值之作。唐代修《晋书》时，曾征引了本书许多资料，唐宋类书也收录了不少。可惜这部书从北宋以后就亡佚了，现行的辑本有两种；一为明代屠侨孙等辑缀的《十六国春秋补遗辑佚》；一为清代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

正光五年（524年），崔鸿伯父崔光病危。崔光掌修北魏国史多年，但他认为本朝历史不是本朝人所能修成的，史官只需记录时事，编著卷目，便算尽责了。所以直到他临终前，魏史仍“阙略尤多”。崔光把修撰国史的希望寄托于崔鸿，对鸿表示“群才非君莫可”，并向孝明帝推荐了崔鸿。

正光五年（524年），崔鸿受诏撰修国史，可惜他不幸染病，第二年便病逝了。死时崔鸿年仅四十八岁。

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年），其子崔子元将其父所撰《十六国春秋》，缮写一本，奏献朝廷，藏于史馆。后因世事沧桑，原本失没，今有清朝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传世。

崔鸿是第一个为少数民族政权写史的人。他把十六国时期当作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把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提高到正史地位，并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他的《十六国春秋》，不仅有宝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在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开日后北魏史、辽金史、元史、清史之先河，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象征。

北魏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文献。看到《十六国春秋》，是明万历年间出现的残本。《十六国春秋》散佚的时间，清代学者多有猜测。王鸣盛认为，“盖当五代及宋初而亡。”钱大昕认为，“宋人已无见此书者。”然王、钱二位均未做深入考证。其实，《十六国春秋》于宋时仍存。如北宋初编成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即是抄录《十六国春秋》最多的一部类书。北宋中后期司马光编就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亦大量抄录了《十六国春秋》的史料。在南宋还是可以找到《十六国春秋》存在的痕迹。如南宋初孔传的《东家杂记》提到，他读过《十六国春秋》。号称宋代四部目录书之一的《遂初堂书目》著录有《十六国春秋》。甚至明中期学者杨升庵也看到过《十六国春秋》，这比此后万历年间出现的《十六国春秋》残本要早。这说明到明中期，《十六国春秋》仍存在。

《十六国春秋》是北魏崔鸿所撰的一部记述自西晋灭亡至北魏统一北方前，北方十六个政权兴亡历史的断代史。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动乱的时代，而对于史学，却是个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正史”名称开始出现，并且在图书分类中，“史部目录”正式形成，使得史学由作为经学的附庸上升为同经学并立的独立科目，并且确立了仅次于经学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前承秦汉大一统之余绪，后启隋唐盛世之端倪的魏晋南北朝，在史学的进展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崔鸿的家世背景，不但富于史学的传统，而且其高门大姓的出身，更是为其成书提供了优越条件。北魏时期，崔氏为北方地区的高门大族。崔鸿所属的这一支原居河北清河郡，其曾祖崔旷早年随南燕主慕容德南渡黄河，迁居于青州。崔旷在宋文帝时曾官至乐陵太守，崔鸿祖父崔灵延在宋孝武帝时为龙骧将军、长广太守、受封关内侯。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北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平定三齐，崔灵延以败军之将被俘并迁至北魏代京附近。崔鸿的伯父崔光也一同被迁。崔光后来出仕北魏，参与机要，成为拓跋王朝倚重的元老重臣。崔鸿的父亲崔敬友是崔光之弟，曾出任本州治中、梁郡太守。更为重要的是，崔光也是北魏重要的史学家。从30岁起任著作郎，参与修撰北魏国史，到73岁病故，崔光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史职，这或许影响到了崔鸿的史学撰述。

崔鸿自身亦富有才学。《魏书》称其“少好读书，博综经史”，以才学闻名于洛阳。他一生，历仕孝文、宣武、孝明三朝，仕途相对平坦，职事之余，被委以史任。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崔鸿被拜为彭城王国左常侍，开始了其政治生涯。宣武帝景明三年，迁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敕撰起居。又迁给事中兼祠部郎，转尚书都兵郎中。永平初，徙三公郎中，加轻车将军，又迁员外散骑常侍，领郎中。延昌四年（515年），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友，又为司徒长史。 正光三年（520年），加前将军，参修孝文帝、宣武帝起居。正光五年（524年），以本官修缉国史。孝昌初，拜黄门侍郎，寻加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家世背景下，崔鸿最终成就了《十六国春秋》这部史学名著。史称崔鸿“弱冠便有著述之志”，他见晋、魏前史皆自成一家，无所措意，乃转而综合十六国史，“定为一书”，名曰《十六国春秋》。

《北史·列传第三十二·崔鸿》

崔鸿，字彦鸾，少好读书，博综经史，稍迁尚书都兵郎中。诏太师、彭城王元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人，议定律令于尚书上省，鸿与光俱在其中，时论荣之。后为三公郎中，加员外散骑常侍。

延昌二年，将大考百官，鸿以考令于体例不通，乃建议曰：“窃惟昔者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扬清激浊。故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岂拘一阶半级者哉。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当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故能时收多士之誉，国号丰贤之美。窃见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余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虽有善政如龚黄，儒学如王、郑，才史如班马，文章如张、蔡，得一分一寸，必为常流所攀，选曹亦抑为一概，不曾甄别。琴瑟不调，改而更张，虽明旨已行，犹宜消息。”武帝不从。三年，鸿以父忧解任，甘露降其庐前树。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征鸿。四年，复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树。后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友，仍领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将军，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本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临薨，言鸿于孝明帝。五年，诏鸿以本官修缉国史。孝昌初，拜给事黄门侍郎，寻加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鸿在史甫尔，未有所就。寻卒，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

鸿弱冠便有著述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元海、石勒、慕容俊、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丐、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皓、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于外。宣武闻其撰录，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曰：“闻卿撰定诸史，甚有条贯，便可随成者送至，朕当于机事之暇览之。”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讫，不奏闻。鸿后典起居，乃妄载其表曰：

臣闻帝王之兴也，虽诞应图箓，然必有驱除，盖所以翦彼厌政，成此乐推。故战国纷纭，年过十纪，而汉祖夷殄群豪，开四百之业。历文、景之怀柔蛮夏，世宗之奋扬威武，始得凉、朔同文，牂、越一轨。于是司马谈、司马迁感汉德之盛，痛诸史放绝，乃钤括旧书，著成《太史》，所谓缉兹人事，光彼天时之义也。昔晋惠不竞，华戎乱起，三帝受制于奸臣，二皇晏驾于非所，五都萧条，鞠为煨烬。赵燕既为长蛇，辽海缅成殊域，中原无主，八十余年。遗晋僻远，势略孤微，人残兵革，靡所归控。皇魏龙潜幽代，内修德政，外抗诸伪，并冀之人，怀宝之士，襁负而至者日月相寻。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运，应天顺人，龙飞受命。太宗必世重光，业隆玄默。世祖雄才力睿略，阐曜威灵，农战兼修，扫清氛秽。岁垂四纪，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苏息，欣于尧、舜之代。

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道，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但诸史残缺，体例全亏，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宜审正同异，定为一书。诚知敏谢允南，才非承祚，然《国志》、《史考》之美，窃亦辄所庶几。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诸公私，驱驰数岁。及臣家贫禄微，唯任孤力，至于书写所资，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写乃向备。谨于吏案之暇，草构此书，区分时事，各系本录。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商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琚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善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贱无因，不敢轻辄。散骑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赵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闻。奉敕欣惶，庆惧兼至。今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

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统括大义，俯明愚臣著录微体。徒窃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无一可观，简御之日，伏深惭悸。

崔鸿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显行其书。自后以其伯崔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传读。然鸿经综既广，多有违谬。天兴二年，姚兴改号鸿始，而鸿以为改在元年；明元永兴二年，慕容超禽于广固，鸿又以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败于长安，而鸿亦以为灭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