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报刊（popular news paper）又名廉价报刊（cheap news paper），指工业革命后各国先后出现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通俗小报，因读者对象较政党报刊更大众化及售价低廉而得名。

报刊作为启迪民智，或大众教育的工具，在新闻史上，并非自古就有的。直到19世纪以前，报刊作为交流工具，一直是上流社会的精神特权，一般的下层民众是无缘问津的。因为这种报刊除了价格高昂，下层民众在经济上难以承受外，其典雅深奥的内容、繁琐艰深的文字，也使得民众望而却步。虽然在此之前，报刊在人类历史的进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仍然是一种可有可无、无关痛痒的存在。这种情形，自然不能归咎于报界自身，而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19世纪初期，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政治民主化的进展，早期的大众化报刊开始出现，在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涌现出了第一批面向普通大众的“便士报”、“一分钱报”。

大众化报刊的历史条件

一，政治民主化的完成

近代大众报业以新闻自由为基础，而新闻自由又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所以民主的政治秩序实乃近代大众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诸如发行特许制之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之废除，言论编辑政策之独立，均依赖民主政治的完成。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均获得成功，“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学说深入人心，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秩序已经基本确立。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大多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法制的保障。压制言论，取缔报纸，不仅与法律相矛盾：而且为公众道德所不容。这种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直接转化成了大众化报刊滋生的沃土。

二，城市规模的扩张

19世纪初期，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在数量、规模上都实现了很大的扩张。一方面，适应着工业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要，大量的破产农民拥进城市，面对陌生的生存环境，他们迫切希望了解城市，并且要找一份满意的工作；而报刊正好可以成为他们认识社会，学习知识，顺应工作需要的工具。另方面，人口的集中及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都市已由过去的商品交易中心，变成了信息交流中心。与自给自足的封建农庄生活对外部世界的冷漠态度绝然不同，近代都市居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关心城市内外的各种信息。因此，城市规模的扩张。不仅增强了社会对信息交流的需要，而且为报业的发展准备了更多的潜在读者。

三，工商经济的发展

工业革命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而广告又成了工商业进一步扩张的重要手段。在19世纪前半期，广告产业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实现了空前的飞跃，成为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而在此时，报刊又是最基本的广告媒介，离开大众报刊，广告的繁荣是不可思议的；换言之，报刊广告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另方面，作为大众报业的一个基本特征，又是价廉，廉到普通的工人农民都能买得起。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广告收入，也是难以想象的。近代大众报业的经营支柱有二，一为发行收入，二为广告收入。后者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提高其在报业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且只有它，才是降低报刊成本，降低报价的根本保证，才是报业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走上政治上独立道路的根本保证。

四，交通电讯技术的革命性变化

通讯技术的革命，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

其一，是印刷技术的重大进展。欧洲自1450年应用活字印刷术以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印刷技术基本上还停在手摇平版机阶段，没省什么重大变化。至18世纪末期，蒸汽动力开始应用于生产过程。1814年，又一个德国人发明了滚筒式蒸汽动力印刷机。第二年，英国《泰晤士报》就装备了这种机器，从而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

其二，是交通电讯技术的发展。19世纪前，人类的交通主要依赖于马车和帆船。1804年，持里维西克把瓦特的发动机应用于运输，制造了第一辆火车头。1825年，历史上第一条铁路通车。铁路网的使用，使人类生活固定条件的陆路运输的最高速度提高了10倍。当年拿破仑在俄罗斯惨败后，从维尔纽斯到巴黎，走了312个小时。这段1400英里的距离用火车只需不到48小时。大洋航行，也由于蒸汽轮船的使用而缩短了距离。在此前后，有线电报也发明出来并进入了实用阶段。所商这些技术的进步，都直接地导致了新闻传播时效的提高，为广大读者更早地接受新闻创造了物质条件。

其三，是通讯让的出现及其发展。作为一种消息工厂、消息批发商，通讯社延伸了报刊媒介的新闻采集手段。此前，许多报刊因财力限制，无法搜集全面的新闻情报。通讯社则以廉价的服务，扩张了报纸的视野范围，降低了消息采集乃至报纸制作成本，从而加强了近代报业的经营基础。

大众化报刊基于的特定心理文化结构

报纸是精神产品，报纸的任何重要趋向，都是以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为背景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从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到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这一长达240余年的历史时期，是西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由主义的内涵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报纸既是时代的记录者，又是社会系统的一分子。报业的发展势必顺应社会的演变。报纸在19世纪初走向大众，既有的物质条件为其提供可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向其提出了召唤。单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由于在纯市场机制下，生产与消费的决策都是分散、个别作出的，市场信息的收集要做到及时、全面、充分，单靠个人的力量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不单是经济领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莫不如此。个人需要专业的新闻信息采集与发布机构，藉以摆脱孤独，取得与社会的联系。个人的这种强烈的新闻欲，是报纸大众化的根本推动力。当然，富有意味的是，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宣告市场万能“和谐论”的破产，而稍早一些的1922年，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在其《舆论学》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媒体提供真实世界图景的不可能。但这距世界报业史上掀起大众化浪潮之时已有近百年的了。既然假定在其中活动的人都是“成熟的、智慧的、有责任心的”，报纸的主要任务也就不再是言论、说教，而是提供新闻信息，报纸不再是“观点纸”，而是“新闻纸”。报纸本身也不是福音书、启示录，社会假定报纸是“成熟的、智慧的、有责任心的”个人。它和自然人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上没有多少区别，生活于这个社会，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满足社会在某一方面的需要，接受商品交换的平等法则，服从政府的监管与法律的约束。

首先，几乎所有的大众化报纸，都没有例外地标榜自己是超党派独立报纸。这与政党报刊公开表明党性原则绝然不同。在自由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报刊自以为代表着真理与正义，作为阶级力量的代表，它们毫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特性。为了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阶级内某一集团的根本利益，它们甘愿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宣传工具。出于宣传的目的，政党报刊主要是讨论政治问题，攻击甚至是谩骂对方，客观报道不是它的任务。大众化报纸则不同，其读者队伍明显地超越了政党报刊读者的阶级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标榜党性，不仅无益于扩大发行，甚至会赶走已有的读者。何况，政党报纸标榜党性的另一目的——取得政党的财政援助——在此时已由于经济上的自立变得毫无意义了。所以大众化报刊普遍采取了超党派的独立立场。

其次，大众化报刊都维持了经济上的独立。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国家的报人们一直在为经营的困难而苦恼。在更多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生存，报刊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立场，以此为条件，接受政府、政党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津贴。“英国报业之父”且尼尔·迪福、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都未能例外。19世纪初期的工业革命，给报纸增加了大量的具有购读能力的读者；与此同时，出于拓展市场的需要，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大大地增加了广告开支。报纸的收入空前地增加，发行与广告成了支撑大众化报纸的两大支柱。由此，报纸也从赔钱的政治事业变成了赚钱的盈利企业。经济上的自立，为政治上的独立创造了条件。

其三，与政党报刊相比，大众化报纸大大地拓展了报道领域，尤其是重视地方新闻、社会新闻、人情味新闻以及煽情主义新闻。这显然是为了满足广大中下层读者的需要。他们固然关心政治，但是其关心程度远不及上层社会的读者。这也是政党报刊何以重视评论、政论，以政治报道为主的原因。

其四，由于是面向社会中下层读者，大众化报刊都显得很通俗，平易近人。在文字上，损弃深奥典雅的书面语言，而以口语为主；不用充满陈腐气息的古代语言，而以现代语言为主。这方面，日本的小报做得很出色。在版面编排上，使用多行标题，大量采用图片，使报纸摆脱了过去庄重、呆板、严肃的传统，而显得醒目、生动，富有变化的活力。在内容上，还大量地刊用非新闻性题材，如刊登诗词、连载小说、知识小品等。

其五，大众化报刊的定价远比政党报刊低廉。这正是大众化报刊得以迅速扩张的主要原因。在此之前，面向上流社会的政党报刊的订价，是远非下层民间所能承受的。英国知识税废除前，每份报纸售价5便士，相当于后来《每日电讯报》的5倍。美国大众化报纸问世前，普通报纸每份售价3美分，为此后大众化报纸的3倍。日本的大报每份售50至70钱，而小报每份仅20钱。报纸的廉价化，使得下层民众都有能力购买，从而在根本的意义上拓展了报业的生存空间。

最后， 在经营管理方面，与政党报刊的政党全权负责不同，大众化报刊实行企业化管理，商业经营，广告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大众化报纸以和读者对等的身份存在，它并不自诩有更高的觉悟和见识。报人通过为社会提供新闻信息和休闲娱乐，维持生存，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报纸和读者的这种对等关系以自由主义为心理基础，靠报纸的“商品属性”来维持。商品的买卖本身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就决定了大众化报纸的新闻报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展示性”的，是反映事实，反映“当下”的状态，而不是蓄意将人的精神境界或社会的发展提升到某一个高度。这并不是说大众化报纸就不需要什么见识，只是这种见识只能以“一家之言”的面目出现，希望能得到读者的赏识或共鸣，而不能给人“强制执行”的感觉。“当下”的世界是丰富的，大众化报纸的品格自然也是多样的。美国报纸大众化的初期，有4家报纸比较受欢迎，4家报纸各有特色。《纽约太阳报》(1833)以警事新闻和社会新闻为主，主要靠煽情手法发家。《纽约先驱报》(1835)首创金融新闻栏，引起金融界的瞩目。《纽约论坛报》(1841)摒弃煽情主义的作法，为此曾获得“道德机关报”的雅号。《纽约时报》(1851)反对“滥用感情”，力求新闻报道的准确、公正。由此不难作出判断：大众化与报纸的题材偏好或品味追求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

普利策是世界报纸大众化浪潮中的风云人物，他的“阴阳脸”众人皆知。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普利策的画像反映了社会对普利策作为报人的看法，实际上也正是反映了社会对大众化报纸的态度。大众化报纸是善恶的统一体，在它的身上，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劣，读者都能看到。大众化报纸的这种特性是由它的“展示性”决定的，它的主要职能就是反映“当下”的世界，而“当下”的世界本来就是善和恶的辩证统一体。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大众化，既能产生《纽约时报》这样的权威大报，又会出现黄色新闻的泛滥。

假定社会成员——包括报纸和报人——都是“成熟的、智慧的、有责任心的”，这是报纸大众化的哲学基础。实践证明这其中有太多的理想成份。报界存在的简单片面、断章取义、哗众取宠、诲淫诲盗等种种恶行严重地威胁了公众对报刊的信任。社会需要基本的道德规范和纪律约束，报纸也要力争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纸，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社会责任论对新闻报道提出“真实、全面和理智”的要求，同时强调报刊要成为“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澄清和提出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这缘于社会对报纸大众化的缺憾的清醒认识。但众所周知的是，社会责任理论并没有抛弃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它的基础仍旧是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只不过是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作了某些修正，这又说明从总体上来说，社会对报纸的大众化还是给予了肯定。

从美国独立至19世纪初期，经过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的反复较量，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终于最终确立下来。在稍晚些时，工业革命又开始在美国出现，城市发展，工人数量激增，工商资本家也感到有必要寻找一种能在更大范围内诉诸消费者的广告媒介。所有这一切条件，美国比欧洲诸国都提前具备了。这样，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大众化便士报(一分钱报)。

美国第一张成功的便士报，是由本杰明·戴(1810—1889年)于1833年9月3日创刊的《太阳报》。虽然在《太阳报》之前，美国已有数家便士报，但它一出现便成了大众化报纸成功的典范。它每份售价一分钱，并且首创街头出售。作为一家仅有4页的小型报纸，其报道内容主要为当地发生的事件与暴力新闻，其取材大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琐事，但是读起来极有趣味。《太阳报》以其特有的风格和低廉的价格，深受读者的欢迎。

《太阳报》的成功，使得短时间内，美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效法者。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詹姆士·戈登·贝内特(1795—1872年)于1835年5月创办的《纽约先驱报》。贝内特仿效《太阳报》的作法，采用耸人听闻的题材，并加上自己的花招；在犯罪新闻的报道方面，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了战胜《太阳报》，贝内特一方面扩大报道领域，创办富有特色的金融专业，报道金融市场、货币交易和证券行情，以吸引商业阶级读者；另方面，他还提出了“人道主义”、“改良社会”的口号，大肆攻击政客、议员和教会，以造成耸动性效果。

如果说，《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等大众化便士报的犯罪新闻与煽情宣传，使得它们还够不上称为一个负责的报纸，那么，霍勒斯·格里利(1811—1872年)创办的《纽约论坛报》，则以其高尚的理想、客观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代表着便士报的最高典范。它的创刊、发展，标志着美国大众化报刊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拿破仑皇帝退位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七月王朝又取代了波旁王朝，在七月王朝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宽松的言论政策、印刷技术的革新，铁路交通发达及工商经济的发展，法国的大众化报刊事业也开始繁荣起来，其中影响最大、销量最多的，为吉拉丹的《新闻报》和杜塔克的《世纪报》。

法国的大众化报纸具有较鲜明的政治色彩。此外法国的报纸还具有以下特点：政治上，标榜超党派和独立性；经济上，不依靠政党津贴；编辑内容上，努力扩大新闻报道面，广泛刊登文化、教育、小说、知识性文章、社会新闻和法院新闻；经营管理上，尽力招揽广告，用广告收入补贴报纸降价造成的损失。

主要代表有吉拉丹的《新闻报》。《新闻报》的特点：（1）刊登社会新闻和法院新闻；（2）刊登生活常识方面的知识性、实用性材料；（3）多刊登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的《老处女》开长篇连载的先河；（4）改革报业经营，增加广告收入来降低报价，这在法国是首创。

杜塔克的《世纪报》也是代表之一。该报独立经营，在政治上是共和派的支持者，反对七月王朝走向专制。该报政治立场鲜明，主张通过合法途径，按照公众意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世纪报》报道广泛，对社会新闻、法院案件、犯罪案件的报道上，比《新闻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编辑内容上注重社会新闻，文字通俗，又有著名小说连载，因而在中下层阶级中拥有广大读者。

英国虽然在历史上最早完成了资产阶级苏命，但是由于这场革命的不彻底性，一些封建传统尤其是封建君主控制言论的手段，又为那些曾经高呼自由的新的当权阶层所继承。到19世纪初，尽管工业革命已席卷了整个英国，工商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英国报业非但末承其惠，反而还在知识税的重压下，苟延残喘。随着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呼声不断增长，英国的知识税最终于1861年废除。至此，英国报刊头上的重压解除，一时间，大众化廉价报刊纷纷出现。《每日电讯报》成为英国第一家成功的大众化便士报。

与美国、法国、英国的大众化报业相比、德国的大众化报业显得相形见绌。它不仅在时间上出现得晚，而且在规模上也要逊色得多。德国新兴的廉价报纸多数是以订阅为主要发行方式的地方报，以广告和娱乐为主要内容。在它的版面上，无论是新闻还是政治，都很少有插足之地。德国第一份新兴的大众化廉价报纸于1871年创刊于埃克斯拉夏佩尔，其创始人是拉吕埃尔。

日本报业的初期历史开始于德川幕府时代，但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此时期，除了代表各个政治利益阶层的政论报刊之外，以东京和大阪为中心出现了一批以报道娱乐为中心的“小报”，它们价格低廉，文字简洁，适合大多数社会底层人民阅读。比较著名的大众化报刊是《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

概括地说，我国历史上大致有三种不同样式的报纸大众化。三种样式的大众化对“大众”分别作不同理解，在如何实现大众化以及大众化的目的也各有不同。

(1)以教化人众为目的的报纸大众化

中国古代的报纸是办给达官贵人及其“预备队”读书人看的。普通民众与书报无缘，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不通文言是最直接的障碍。报纸要大众化，首先要保证普通民众看得懂。从这个角度讲，白话报刊的出现当属中国报业史上的第一波大众化浪潮。这次报纸大众化发生在维新时期。维新时期的白话报刊有5种，即《演义白话报》、《平湖白话报》、《无锡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其中以《无锡白话报》(后改名为《中国官司音白话报》)影响最大。

(2)旨在组织动员大众的报纸大众化

这一股报纸大众化浪潮在1930年前后由左翼文化团体发起，创办的报刊有《大众文艺》、《文艺新闻》等。左翼文化团体鼓吹建设“人众化的文化”。他们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但总体上讲，他们所指的“大众”有特定的含义：“是被压迫的工农兵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并非一般堕落腐化的游散市民”。在大众化的目的上，他们最初的动因就是要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相配合。由左翼文化团体发起的这场大众化(包括文艺、新闻等)运动，突出特点在于强化“大众”的阶级特征，强调“大众化”的政治意义，大众化旨在动员无产阶级投身阶级斗争。

(3)强调服务大众的报纸大众化

1872年4月，《申报》在上海创刊。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以谋利为目的，并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报纸。《申报》的面世在我国报业史上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后的七八十年间，虽几经沉浮，我国的商业报纸终究在不断发展，产生了《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一批有影响的商业报纸。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稳步推进，以“事业性质，企业管理”为主要政策资源，我国报业不断发生变化，其阶段性成果就是90年代初报纸的商品属性重新得到承认。变化仍在继续，整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报纸大众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