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尔喀之役（1788—1792年），又称清反击廓尔喀之战、清平定廓尔喀、第一次廓藏战争，尼泊尔方面称为尼泊尔-中国战争（尼泊尔语 Nepāl-Chīn Yuddh），是清乾隆年间清军反击廓尔喀（尼泊尔沙阿王朝）入侵中国西藏的战争。

十八世纪前期的尼泊尔分为数十个互不统属的部族。居住在加德满都谷地的阳布（今加德满都）、廓库穆（巴德岗）、叶楞（帕坦）三部落于雍正年间入贡中国，清人依藏语读音称之为巴勒布。十八世纪后期，居于巴勒布西北的廓尔喀部族兴起。廓尔喀人在沙阿王朝的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清朝译作“博纳喇赤”）统治时期，趁巴勒布内乱，“渐次将巴勒布三部落侵夺，周围二十余处部落，全行占据”。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廓尔喀迁都至原属巴勒布的阳布，形成了统一的尼泊尔王国（又称廓尔喀王国）。

尼泊尔境内多高山，地狭人稠，“国内之民难于自给，亦必别觅出口”，迫切需要向周边扩张领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幼的喇纳巴都尔（拉纳·巴哈杜尔·沙阿）继承王位后，其叔巴都尔萨野（Bahadur Shah）摄政，将扩张矛头指向北方的西藏。

廓尔喀与后藏交界，贸易关系密切。乾隆帝五十三年（1788年），藏廓发生贸易纠纷，适逢六世班禅之弟沙玛尔巴正与其兄仲巴呼图克图发生内争，沙玛尔巴请求廓尔喀兵相助。于是，廓尔喀兵以“西藏运往之食盐掺土”等为借口，乘机进攻西藏。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圆寂。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护送班禅灵柩返回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得到乾隆皇帝赏赐及王公贵族供奉的大量金银宝物，“无虑数十万金”，“珍宝不可胜计”。仲巴呼图克图有一同母异父之弟，为白教沙玛尔巴活佛，与信奉黄教的仲巴呼图克图不睦。仲巴呼图克图将乾隆皇帝赏赐之财物“悉踞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番兵、喇嘛等亦一无所与”。沙玛尔巴垂涎其财物不得，遂生怨忿，乃以朝拜佛塔为名出走至尼泊尔。廓尔喀王族尊崇红教，素与沙玛尔巴通好。沙玛尔巴极言札什伦布寺所得财物之丰厚，又将藏兵虚实相告，唆使廓尔喀入藏劫掠。

清代西藏所用之银钱，原为藏人将白银交予巴勒布人，委托其铸成巴勒布银币（藏语称之为“章噶”），再运回藏内使用。巴勒布人往往从中掺杂铜、铅，再运回西藏换取纯银，以谋厚利。廓尔喀兼并巴勒布各部之后，铸造新钱，其成色较巴勒布钱为高，故要求西藏将廓尔喀新钱1圆折巴勒布旧钱两圆使用。西藏噶厦认为折价不公，未予应允。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月，廓尔喀致书噶厦，声称：“西藏境内所用的钱两，都是我们巴勒布镕铸的。此后都使用新铸钱文，旧钱不可再使用。而且西藏与巴勒布接壤地区的聂拉木、济咙两个地区，原本就是我们巴勒布的地方，仍然应该归还我们。如果你们还觉得应该理论，可以派遣官员前来。”

噶厦回复廓尔喀称：新铸之钱数量甚少，不足以流通，仍将新旧银钱混用；聂拉木、济咙两处都系西藏地方，双方并无疑议；现在天气炎热，待立冬时再派人前往与之理论。但噶厦未向驻藏大臣禀告此事。廓尔喀又指责西藏对巴勒布货物“任意加收税项”，并向贩往巴勒布的食盐中掺土，决意入侵藏地。

尼泊尔方面的文献记载，则与中国略有不同。尼泊尔方面声称，廓尔喀同西藏发生银钱纠纷之后，摄政王巴哈都尔·沙阿（巴都尔萨野）希望同西藏地方签订新的贸易条约，但遭到粗鲁拒绝，并警告廓尔喀不要动用武力。廓尔喀第二次派往拉萨的使团又遭到扣留，因此使得巴哈都尔·沙阿非常愤怒，决定入侵西藏。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素尔巴尔达布率廓尔喀兵3000人，先后占领西藏南部边境之聂拉木、济咙宗（今西藏吉隆东南）、宗喀宗（今吉隆）等地，围攻协噶尔宗（今西藏定日）。

七月，清军反击。命驻藏大臣雅满泰率驻藏绿营兵及驻达木厄鲁特蒙古兵，前往札什伦布（今西藏日喀则）慰问班禅，并与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部署沿边防御；命驻藏大臣庆麟主持前藏地区之防御；命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抽调满、汉、藏兵4000余人，由成德统领，驰赴后藏，命尚在热河之成都将军鄂辉速返成都，至西藏统兵。为保证作战军队粮草，暂拨达赖、班禅库存，并于藏内买粮。乾隆帝并遣御前侍卫巴忠为钦差大臣，赴藏主持用兵。时西藏驻有清军500人，藏兵1600人，台站兵1300人。庆麟在接到朝廷谕旨之前，便调藏内500人绿营兵及察木多、达木等兵700人，分路堵御廓尔喀侵略军。四川总督李世杰亦于成都抽调满兵500名，绿营兵1300人，屯练降“番”兵1200人，俱交提督成德、总兵穆克登阿率领，经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巴塘、里塘（今四川理塘）、察木多，驰赴后藏。但是，当清军日夜兼程，奔赴藏廓边境之时，达赖喇嘛、仲巴呼图克图和噶布伦班第达、庆麟、雅满泰等，已私下同廓尔喀议和，后得到巴忠、鄂辉、成德等赞同。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初，藏廓签定协议，由西藏噶布伦每年向廓尔喀交纳元宝300锭，作为聂拉木、济咙宗、宗喀宗三地的赎金，廓尔喀退兵。此事，巴忠、雅满泰等隐瞒不上报。三月，鄂辉等率清军“收复”失地。因廓尔喀兵先已陆续撤回，故未遇任何抵抗。六月，清廷调整西藏之防务，加强札什伦布等地防兵，于宗喀宗、聂拉木、济咙宗等要地修砌卡碉。并调整与廓尔喀贸易之政策。清军此次出兵虽未交战，已耗费军饷百余万两白银。巴忠以有功之臣离藏回京。

廓尔喀退兵后，清廷不得不撤换一批擅权、失职的西藏官员。驻藏办事大臣舒濂包庇聚敛舞弊的达赖喇嘛之兄罗布藏多吉、同母弟罗布藏根敦扎克巴，与帮办大臣普福互相参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月，成都将军鄂辉奉旨入藏查办。五月，乾隆皇帝将舒濂革职，以普福为办事大臣，雅满泰为帮办大臣。七月，又将普福革职，降为三等侍卫，命保泰入藏接替驻藏办事大臣普福之职。八月，命舒濂解送达赖喇嘛之兄弟来京。同时，令西藏的摄政活佛济咙呼图克图来京，遣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阿旺楚尔提木入藏主政。雅满泰、保泰分别与当年十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达拉萨上任。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月，廓尔喀遣大头目一人、小头目两人来到拉萨，依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约定，索要赎地银两。新上任主政的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拒绝给付。达赖喇嘛还派喇嘛敦珠布朋楚克、博尔东到边境上放言，廓尔喀既已成为大清属国，则不应照前约索要赎地银两。廓使又请朝廷赏给廓尔喀王拉纳·巴哈都尔·沙阿俸禄及土地，也被驻藏大臣普福回绝。廓使一事无成，只得返回。

达赖喇嘛则派堪布托格穆特、商卓特巴吉弥敦第、仔琫第卜巴赴廓尔喀商谈，打算付给廓尔喀150个元宝，同时将原订合约撤回，永绝瓜葛。廓方以托格穆特地位不高，指名要求达赖喇嘛叔父阿古拉与噶伦丹津班珠尔来边境商谈。此时阿古拉已去世，不久，派去商谈的堪布托格穆特也在廓尔喀病逝。

西藏地方的一系列举措，令廓尔喀摄政王巴哈都尔·沙阿非常愤怒。巴哈都尔·沙阿感到进退两难：若发动战争，则必然要投入大量经费、部队和武器，因为清廷方面显然已经对廓尔喀有所戒备；若放弃战争，则之前盟约的被撕毁令他非常不甘。最终他声称要惩治西藏地方的背盟，仍然决定：再次入侵西藏。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圆寂，八世达赖喇嘛再度执政。五月，达赖喇嘛令噶伦丹津班珠尔赴边界，与廓尔喀密谈撤约事宜。五月十一日，丹津班珠尔、扎什端珠布、札萨克喇嘛格桑定结自拉萨启程前往聂拉木，向驻藏大臣禀称检阅军队、修葺庙宇，实则继续与廓方商谈赎银撤约之事。噶伦丹津班珠尔等认为，此前带去的元宝只及半数，难以撤回合同，于是又携150个元宝前往。一路上，扎什伦布寺、萨迦寺喇嘛及驻守聂拉木之戴琫江结也加入谈判使团。

六月上旬，噶伦丹津班珠尔抵达聂拉木之冲堆（今聂拉木镇充堆），札萨克喇嘛格桑定结与扎、萨二寺喇嘛则受沙玛尔巴活佛之邀来到扎木（今聂拉木县樟木镇）。六月二十二日（西历7月22日），噶伦丹津班珠尔、扎什端珠布、戴琫江结在冲堆，遭到廓尔喀兵突袭，被俘后押往廓尔喀都城阳布。格桑定结、扎、萨二寺喇嘛、聂拉木教习军官王刚、冯大成等人也同时被拘押。七月，廓尔喀军队再次侵入聂拉木和济咙。廓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达莫达尔·潘德（《清史稿》称之为“噶箕·旦姆达尔·邦里”）率领，自济咙进攻宗喀；一路由阿比曼·辛格率领，从聂拉木进攻定日（在今定日县西）；另有一路绕过定日，经萨迦直趋日喀则。

八月三日，廓军攻占定日、济咙。八月十六日，廓军攻陷萨迦。同日，保泰送年仅10岁的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前往拉萨，命仲巴呼图克图留守札什伦布寺。札什伦布寺济仲喇嘛罗布藏丹巴与群僧占卜，得到“不可与贼作战”的神示。仲巴呼图克图遂遣人赴廓营求和。然而，该使者半路逃走，于是寺内外喇嘛三千余人纷纷溃散。仲巴呼图克图也携金银及班禅所余贵重物件，装为233捆，先行逃出。二十一日，廓军队长（Captain，清人译作“噶布党”）玛木萨野攻入札什伦布寺，寺内仅余9人。玛木萨野即入住班禅额尔德尼禅房内，大小头目分据各处，将金银佛像、供器、贮藏及灵塔镶嵌之珍珠珊瑚宝石等物尽行掠去。册封六世班禅的金册也被盗走。

九月初，廓军进攻日喀则宗城，都司徐南鹏率80人坚守，击毙廓军10余人、头目1人。围攻八昼夜后，廓军仍不能破城，遂携所掠财宝退往边境。

乾隆皇帝判定廓尔喀此次犯边，志在劫掠后藏财物；此时冬雪迫近，廓军必不能进兵前藏。一俟朝廷调集大军进讨，廓军便可从容遁去。因此，乾隆皇帝决定大举出兵，待来年春雪消融后攻入廓尔喀腹地，令其彻底臣服，不敢复萌故志。因成都将军鄂辉等人资望尚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帝召平定台湾林爽文叛乱的两广总督福康安来京。十月，福康安抵京，授将军衔，督办西藏军事。以平台之役中福康安的副手海兰察、台斐英阿等为参赞大臣，率黑龙江索伦、达呼尔兵丁千名，由青海入藏，征讨廓尔喀。十二月，四川提督成德在聂拉木拍甲岭一役战胜廓军。

从西北前后入藏的官兵有（1）福康安及其随员，（2）海兰察及100名侍卫，（3）乌什哈达、岱森保及所率1500名索伦达斡尔兵。陕甘总督勒保、青海办事大臣奎舒奉旨预为筹办乘骑、运畜、粮秣、柴薪、台站、向导等事宜。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二月十五日，福康安抵达青海西宁，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大致是，陕甘总督勒保从属下甘肃绿营调出了1500匹马供官员使用，青海办事大臣奎舒通过青海蒙古王公从各旗采购了3000多匹马，供索伦达斡尔兵骑用；遥接西藏沿途设立了传递文书信息的台站，派绿营兵和当地蒙古兵共同驻守，后因另有川藏驿路可用，这一线台站在全军分批经过完毕即卷撤。福康安于十二月二十日离开西宁，严冬中走上寒冷荒凉崎岖的青藏高原，并站兼行，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1792年2月12日）到拉萨，全程将及5000华里，包括耽搁日数在内，用了50天。他询问藏人，皆云对比喇嘛等行走需一百二三十日，可谓快速。

福康安进入藏境后，接见达赖喇嘛遣来迎接的高级官员，即逐一询问廓尔喀两次滋事的缘由，并札询鄂辉、成德，令将先后情节据实答复。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二十三日，福康安于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喇嘛、班禅等，以面奉谕旨再次传达嘉奖达赖喇嘛深明大义，不听保泰内迁妄请，并正式提出，将来事定，办理善后时，必须另立《章程》，逐条办事，务使边圉永宁。对于达赖喇嘛、班禅的回答相当满意。及至谈论公事讫，福康安斟酌上谕及实情，拟遵佛法，向达赖喇嘛、班禅施礼，为喇嘛婉拒，但后来私下仍向达赖行了叩首礼。

福康安在拉萨停留了近二十七天后，去后藏。在这期间，凭借他的地位威望，及大军将到的声势，向西藏上层宣谕援藏用兵的意义。二月间，福康安檄令布鲁克巴（不丹）、哲孟雄（锡金）及界外的作木朗、披楞（指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发兵合攻廓尔喀，但被乾隆皇帝批评为时过早，不够策略。上述各部接到福康安檄令后，反应消极。达赖喇嘛也于二月九日（1792年3月1日）致函英国东印度公司首脑，促请勿听信廓尔喀求援的谰言。

福康安奉诏检读后，认为廓尔喀当滋扰之后，尚逞此诡谲之辞，实堪痛恨。二月十日，海兰察也到了，福康安得到了两名军事助手。三月十五日，乾隆皇帝特授福康安为“大将军”，俾其等列威严在一般外省驻防将军之上。旨意传至西藏，当在四月。三月内，福康安檄谕廓尔喀王子，希望能够和平罢兵，但如果廓尔喀执意开战，清廷也时刻准备着。清廷檄谕口气很强硬。

稍前，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成德收复聂拉木东官寨，阵斩廓军将领呢玛叭噶嘶、踏巴。二月，川军攻克聂拉木的廓军西北碉寨，俘获玛木萨野之侄咱玛达阿尔曾萨野，聂拉木全境收复。闰四月十八日，福康安、海兰察、惠龄由日喀则驰往江孜，督运军粮。二十七日，抵达定日之第哩朗古，与成德会合。福康安、海兰察等分头察看聂拉木、绒辖等地后，率主力前往宗喀，决定由济咙向南，攻入廓尔喀。

五月六日，福康安、海兰察领兵行至宗喀以南的辖布基，进攻擦木山隘（在今吉隆县宗喀镇南）。是日夜，清军乘雨分兵五路，海兰察居中，哲森保等由东西两山夹击廓军营寨，莫尔根保绕到营后偷袭。

初七日黎明之时，清兵攻克擦木山梁上的两座廓军石碉楼，斩杀二百余人。初八日，清军进至玛噶尔辖尔甲，击溃由济咙前来迎战的廓军。初十日，清兵攻克济咙，斩杀640余人，俘虏200余人。至此，西藏全境收复。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五月十三日（西历1792年7月1日），福康安、海兰察率军由济咙启程，沿吉隆河东岸南下。十四日，清军过藏廓边界之摆吗奈撒，进入廓尔喀境内之热索瓦（尼泊尔语Rasuwa），与廓军隔热索河对峙。热索河为吉隆河支流，其上有木板浮桥，即热索桥。廓兵在热索河北岸索喇拉山上筑碉楼一座，南岸临河有碉楼两座，并将热索桥木板撤去，凭河据守。十五日，清兵佯攻河北岸的廓军碉楼；另遣金川藏兵翻越两座高山，绕道至热索河上游六七里处，伐木做筏，渡河后沿南岸疾行，突袭临河碉房。南岸廓兵出卡抵御之际，北岸的清兵主力搭桥渡河，一举夺取三座石碉，是为热索桥之战。

得知清军将至首都的时候，廓尔喀王拉纳·巴哈都尔·沙阿逃往临近英属印度的边境。留守阳布的王叔巴哈都尔·沙阿召见被扣押的噶伦丹津班珠尔，请求其转告福康安，廓尔喀侵犯藏境，全因沙玛尔巴活佛唆使，并保证归还扎什伦布寺财物，赔偿在冲都被袭的官兵命价。此外，巴哈都尔·沙阿向英属印度殖民政府求助，希望得到武器弹药的支持。

印度总督康沃利斯侯爵考虑到若公开支持廓尔喀，势必会使英国人在广州的贸易受到影响，因此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后来，康沃利斯又发现，这是控制廓尔喀地区商业贸易的绝佳时机，便派海德拉巴邦的执政者詹姆斯·阿基琉斯·克尔帕特里克率英国使团前往廓尔喀。

六月二十五日，廓尔喀头人噶布党普都尔帮里、噶箕朗穆几尔帮里、达萨尔（Taksari，官职名，掌管铸钱）乃尔兴、小头目巴拉巴都尔哈瓦斯4人及随从20余人，来到雍鸦大营，将去年在冲堆被掳走的丹津班珠尔、扎什端珠布、藏军营官聂堆、卢献麟、冯大成等人送还。福康安面谕廓尔喀头人，令其遵办五条事宜，方准其投降：“廓兵须退出噶勒拉、堆补木、甲尔古拉、集木集等处山梁；廓尔喀王喇纳巴都尔、王叔巴都尔萨野亲自前来；将沙玛尔巴活佛尸骨及其徒弟交出；所掠之扎什伦布寺财宝全行归还；交出乾隆五十四年与丹津班珠尔私订之合同，不得再提西藏交付赎银之事。 ”清兵将廓使送还7天后，并无回音。廓军仍占据诸处山梁。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七月二日，清军进攻噶勒拉、堆补木。在进攻甲尔古拉山时，廓尔喀军队诱清军进入丛林，随后三面放火烧林。清军失利，台斐英阿、阿满泰、莫尔根保、英贵、张占魁等人战死，是为帕朗古之战。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八日（西历1792年9月23日），廓尔喀管事头人噶箕第乌达特塔巴来到清军大营，请求归诚，并代廓王、王叔进京朝觐。十九日，福康安准其归降。二十一日，清军开始从帕朗古撤回。九月四日，清兵全部撤回济咙。

清兵撤退的同时，福康安派穆克登阿勘察西藏、廓尔喀边界。十月十五日，福康安来到拉萨，达赖喇嘛率僧俗官员出迎。福康安在拉萨停留了四个多月，与惠龄、孙士毅、和琳拟定了《藏内善后章程》。十二月二十三日，廓尔喀贡使抵达京师，并谒见和珅。次日，贡使觐见乾隆皇帝。二十七日，皇帝准许恢复喇纳巴都尔的王爵、巴都尔萨野的公爵名号。白教活佛夏玛巴钦定不准转世，弟子一律改宗黄教。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八日（1792年9月23日），廓尔喀在清军的凌厉攻势下请求投降，八月十九日，清军准降。清兵撤退的同时还勘察西藏、廓尔喀的边界。福康安等人拟定了《藏内善后章程》。双方经过会商，共提出一百零二项条款。次年正月，经清政府修订为二十九条，即《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改革并充实了多项方针，加强了驻藏大臣的职权和地位。

经过了这场战争，廓尔喀的势力受到削弱。之前被其所灭的锡金也得以复国，不过其原有领土仍有一部分被廓尔喀占据。在廓尔喀与清朝议和之后，由克尔帕特里克率领的英国使团才到达廓尔喀，希望同廓尔喀就武器之事进行会谈。巴哈都尔·沙阿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将这个使团礼送出境。虽然和约已经达成，但西藏地方对廓尔喀依然非常戒备。八世达赖希望联合廓尔喀的邻国来与之对抗，曾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英属印度当时的首都的加尔各答，希望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合作，来牵制廓尔喀。

反击廓尔喀十五功臣

反击廓尔喀后十五功臣

清朝用兵西藏，进一步提高了清朝中央的威望，促进了西藏地方对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作用。清朝用兵西藏又推进了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的发展。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迅速收复失地。清军旋即而归，廓尔喀派人至北京认罪。清朝两次派军入藏，驱逐廓尔喀的入侵，保卫了西藏，巩固了边防，增强了汉藏等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此外，清政府又对藏事作了重大整顿。乾隆帝批准了由福康安、和琳、惠琳等奉旨酌筹的《藏内善后章程》，即清政府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颁发的著名的《新订章程二十九条》，又称为《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对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和外事等方面均作了明确规定。

清政府为了加强西藏地方管理、巩固胜利、稳定政局，参照惯例，决定在前后藏边防要隘、交通枢纽、重要城镇，以及川边至拉萨的台站，均派兵驻防，总计兵力1300余名。

章程规定整编藏军，设藏兵3000名，驻扎前藏1000名、后藏1000名、定日500名、江孜500名。《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藏军的各级军官（代本、如本、甲本等）、藏军薪俸、饷银、操防、军器、马匹等，以及清朝派驻前后藏及各地的官兵额数、驻防等方面章程也作了具体的规定。整编后的藏军作为清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支地方军队，在以后维护地方安定和抗击外敌侵略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章程规定驻藏大臣每年五、六月轮流一人，到后藏巡边，“操阅番兵”；检查和维护边界；在重要的边防要隘设立定额驻军，分防巡守。随着乾隆年间在西藏重新布署驻防清军、颁布和执行章程以及藏军的整编，清朝用兵西藏的能量达到极至，驻兵西藏形成制度化和法律化。上述举措，作为历史定制，直至清末。它对于巩固和加强清朝统一、维护对西藏的主权、巩固国防、促进西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军平定廓尔喀，进藏驻藏对西藏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清朝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用兵西藏后，即打通了川藏、滇藏和青藏三条进藏主干驿路，沿途添设军站，设置粮台，派兵守护，保障了进藏交通的通畅。这有利于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当时留驻中甸、打箭炉、巴塘、理塘、察木多、拉萨等地的汉人和商贸小贩日益增多。清朝每次用兵西藏，均动员了川、滇、青等藏区的僧俗民众、土司和部落头人，征调大量的人力、畜力和物力担当后勤供应，保障军需物资运藏。清朝官府对所征乌拉都付给脚价，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供应采取购买方式付给银两。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就西藏筹办军用粮饷事，对于驻藏官兵的口粮供应，形式多样。如雍正帝曾下旨将驻藏官兵的口粮，由官府发给银两，到藏之日，由士兵自行买备。乾隆十八年（1753年）以后又实行提前采买贮存，以免出现供粮危机。清军出钱在藏区购买数量庞大的军粮物资，多少带有商品买卖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刺激西藏农牧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兴起。

推行军屯是清代就近解决戍边部队粮饷问题的又一办法。清自康熙年间用兵西藏后，逐渐在邻近的川（如大小金川）、滇（如中甸和维西）、青（如西宁至格尔木）等省藏区推行军屯。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即派兵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额色尔津地方筑城建廒，进行屯田。官府还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流罪人犯发配到青海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令他们一同开垦那里的土地。屯田地区除接受犯人之外，还吸引不少汉人向藏区迁移，官府给予屯田眷属的待遇。对投诚的藏民，官府也安插与汉人一体屯垦。屯田带有军民混合、汉藏结合的特点。这些屯田，支持了西藏，解决了驻藏清军的一部分养赡问题，减少了内地供粮的压力。屯田不仅是对藏区农牧业生产有示范效应，而且也有利于促进藏区的开发。

平定廓尔喀后，清军进藏和驻藏极大地推动了西藏与内地、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清军把军用物资、生活用品以及内地先进的农耕、畜牧、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技术带进西藏，又把西藏的文化及地方特产、各种艺术品等带回内地，形成广泛的交流。清军进藏后主动学习藏族文化，清统治者鼓励清军要“熟悉夷情”，士兵主动适应高原生活，甚至与藏族通婚。藏族也向清军学习先进的内地文化和生产技术。清军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在与藏族的接触中，留下了许多反映藏汉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遗迹。由清军建造的分布于拉萨等西藏各地的关帝庙就是其中的重要反映。

清军在西藏建有10多座关帝庙，除了至今尚存的拉萨磨盘山关帝庙之外，见于记载的还有：（一）拉萨北郊扎什城关帝庙（即今娘热路扎基寺遗址）。（二）拉萨城东南方向的关帝庙。（三）后藏扎什伦布寺旁的关帝庙（为康熙年间平定西藏后所建）。（四）山南泽当关帝庙（位于泽当镇西边，东南靠贡布日山，北临雅鲁藏布江岸，为18世纪留居当地的汉民所建）。（五）藏北嘉黎关帝庙（康熙年间清朝绿营兵丁常驻嘉黎，此庙为清军所建）。拉萨的磨盘山关帝庙是西藏僧俗人民缅怀中央政府和清军历史功绩及祭祀关公的地方，每年驻藏绿营官兵、驻藏大臣衙门官员及随行人员、内地各族商人及其家属、当地藏族僧俗都会前去祭拜。人们祭祀关公以实现祈福、祛病、消灾、避祸、求官和佑安等愿望和要求。历史上磨盘山的香火四季不断，它是汉藏文化进行交流的一种体现。

李治亭：

戴逸：两次廓尔喀战争（乾隆五十三年、乾隆五十六年），显示了清廷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实力。当时廓尔喀人觊觎西藏的财富，两次跨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日喀则，占领班禅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大肆抢劫。清政府两次出兵入藏，战争更加艰苦。试想，在当年没有现代化交通条件下进入西藏，还要攀越喜马拉雅山打仗，其艰苦程度，难以言喻。粮食供应，从四川省起至喜马拉雅山上，安设粮站，形成漫长的运输线，共分七段。每段有一个督抚级的大员管理。由于地形险峻，大雪封山，高原反应以及战斗激烈，清军死伤者甚众，这场“世界屋脊的战斗”，在世界战争史上无与伦比，是保卫国家驱逐外敌的壮举。

尼泊尔方面，则认为廓尔喀兵在这场战争中作战英勇，但是由于清军在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使廓尔喀被迫议和。而且尼泊尔人认为摄政王拉纳·巴哈都尔·沙阿是一位伟大的军人和征服者，尼泊尔能够困扰像中国这样的大帝国，挫败像英国这样的强国，以及把小小的尼泊尔变为大尼泊尔，全归功于巴哈都尔·沙阿的智慧、果敢和远见。尼泊尔学者承认这场战争是尼泊尔主动发动的。但将第一次战争的起因归咎于西藏地方对尼泊尔使者的态度粗暴恶劣，第二次战争的起因则归咎于西藏地方的背约。不过，尼泊尔学者承认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并且承认廓尔喀军队曾对西藏进行烧杀劫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