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君（1876—1964），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今广州）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女权运动先驱。

学医之路

1876年，张竹君出生于广州西关官宦之家，排行第五，其父张世蒸为三品京官，家境富裕。张竹君幼年曾患病，半身麻木，家人送其至博济医院，在美国传教士嘉约翰的治疗下痊愈，这段经历让张竹君与西医结缘，长大后即入博济医学堂学习。张竹君就读的是博济医院（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后转入夏葛女医学堂，在1900年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

1897年，21岁的张竹君打破当时只有男子才能学医的传统，进入博济医院（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学习，后转入夏葛女医学堂，以优异的成绩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

1899年，张竹君从博济毕业，成为一名通西医内外科的全科医生，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在闺中密友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变卖首饰妆奁的资助下，她在广州荔湾开办了禔福医院，自任院长，专为贫民治病。两年后，两人又开办了南福医院，后又将之改为育贤女学，教学与行医并重，为广东女学先声，张竹君也成为中国第一位创办医院的女性。

张竹君爱护病人，且擅长演讲，因此极富有号召力。每当她倡办医院和女子学校时，都得到富商太太的赞助。1901年她集资创办褆福医院于西关荔枝湾畔，这是广东第一所国人自办的西医院。不久又创办南福医院于珠江南岸的漱珠桥侧。这两所医院都为平民治病，并在医院内设立基督教福音堂及演说会，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她就召集亲友，在此宣传基督教福音，同时议论时政，倡导新学，提倡女权。南粤志士，多投其门下，胡汉民、马君武等是常客。

马君武极崇拜张竹君，曾追求她，到日本留学后撰写《张竹君传》刊登于《新民丛报》，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的赞语。胡汉民当时任《岭海报》主笔，经常在报上宣传张竹君的事迹。1903年《羊城报》记者莫任衡在报纸上发表《驳女权论》文章，胡汉民与亦拥护女权的《亚洲报》主笔谢英伯起来反驳，双方展开辩论。

张竹君曾著《妇女的十一危难事》一书，揭露清朝妇女在封建枷锁压迫下的卑贱地位，鼓动妇女起来求自身的解放。在她的带动下，广州有一些妇女走出家门，热情参加社会活动。1901年张竹君在广州与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广东香山籍上海富商徐润的侄女）结拜为姐妹。徐宗汉倾其积蓄赞助张竹君开办医院和女子学校，以后又带领亲友参加广东中国同盟会组织；大姐徐慕兰，1911年12月任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小姑李佩书，女仆黄悲汉、邓慕芬，女友庄汉翘亦都参加辛亥革命工作。

张竹君1901年在广州创办育贤女学，1902年又与马励芸、杜清持等女士一起创办私立公益女学，成为广东开办女学校的先驱。并被称为“女界之梁启超”，在东南亚华人中亦享有盛名。

1904年，凭着高超的医术和判断力，张竹君成功协助广州平息了一场霍乱， “穗城奇女”的名声不胫而走。

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张竹君参加同盟会，并亲往前线，在炮火中出生入死，救治伤员。《申报》热情报道了张竹君的义举，赞扬她是“中国的南丁格尔”。

广东新会籍外交官伍廷芳的夫人何妙龄女士（1847- ？），当时是妇女界的活跃人物，张竹君尊她为谊母。何妙龄是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基督教华人牧师家庭。她的弟弟何启，是香港著名医生和律师，1887年在香港出资筹建雅丽氏医院。何妙龄热心医疗公益事业，20世纪初在香港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医院，又支持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医院。

上海制造局提调李平书1904年12月资助张竹君将育贤女校迁往派克路（今黄河路）。为此，张竹君尊李平书为谊父。1904年11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中西医养病院，自任院长。不久又设有派克路诊所。1905年，张竹君与李平书合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这是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医科学校。1909年，上海医院成立，张竹君被推举为监院（院长）。其在上海的影响力不亚于在广州时。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展开战争，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东北盛京地区有数万中国人死于战火，伤者无数。为救援战争难民，清政府暗中派人拉入英、法、德、美四国，于3月10日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张竹君随万国红十字会深入东北，救护日俄战争中受害的中国人。

1905年掀起的反美拒约运动，张竹君积极投身其中。

1905年初，张竹君写信给上海的粤人同乡组织——上海广肇公所，反复强调如果美国华人能与国内人民“合群御侮”，“则拒一美而列强知中国之难侮，拒一美约，而日后见民权之可伸，则此一举也，未此非转弱为强之机焉”。她又指出：“今兹办法，不藉政府，不须使臣，凡吾工商，皆可自为，苟能合群，非但不惧美国，并何惧列强乎。事之成否，在人心之齐不齐耳。”张竹君相信群众的力量，明确指出只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一定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表现出张竹君的先知远见和灼热的爱国情怀。不久，在沿海各商埠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上海广肇公所的董事和旅沪广东绅商多次致电清廷，要求政府拒绝在续约上签字。中国人民在反对美国华工禁约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在一定程度遏制了美国种族主义者肆意加害华工的趋势。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随后领导革命党人在广东发动多次武装反清起义，使广东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1907年徐宗汉在南洋槟榔屿加入中国同盟会。张竹君不久也加入中国同盟会。徐宗汉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前的弹药运送等工作，起义后与张竹君一起掩护起义领导人黄兴到香港治疗伤口，不久与黄兴结为夫妻。

1911年，张竹君曾被香港同盟会组织派往澳门从事革命活动，向太太小姐们募捐革命经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作战指挥者，武昌革命党人急电同盟会的第二号领袖黄兴，请他到前线指挥作战。10月17日，黄兴偕徐宗汉从香港赴上海。由于清朝军队对武昌周边地区严查封锁，黄兴夫妇请求在上海行医的张竹君想办法。张竹君立即发起组织上海红十字救伤队，自任队长，以中外人士结队往武汉救伤为理由，让黄兴夫妇扮作医疗队队员，于1911年10月25日从上海乘船出发，28日到达汉口。同船到达的有革命同志一百多人，如宋教仁、田桐、李书城，萱野长知等。

张竹君率领的红十字救伤队是一支劲旅。武汉革命军与清朝军队的交战中，仅10月28、29两日，就有2000多人受伤或阵亡，重伤者多由汉口转到武昌治疗，张竹君多次冒着炮火乘小划子过江，抢治受伤的官兵。

1911年11月1日，张竹君因日夜抢救伤员，感染细菌手肿大并发烧，才回上海治疗并为部队采购冬衣和药品。张竹君在上海张园各界欢迎会上，就组织红十字会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员事发表演说，她说：“余之制服是军装，是以欲脱离十字会而后定自己之方向。十字会须确具有十字会资格，始无负厥职。如以十字会为发财之媒介物，或以十字会为奸细之传舍居，则大失其宗旨也。十字会必须于罢战时身入战地，抬出受伤者为第一要务，其实效为补两方卫生队之不足；若待其送来，则死者已无数矣。” 她认为时间就是生命，医务人员救死扶伤，就要深入前线亲自抬出伤员到后方救治。体现出她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的高尚品德。

1911年11月16日，革命军反攻汉口，张竹君率队赴前线救护，途中被清军发现，顿时子弹如注，她们毫无畏惧，按预定时间赶到目的地。1911年11月17日，张竹君的救伤队驻地移往汉阳，她在这天的日记上写道：“士兵一见‘红十字’，频送受伤者来，自朝至夕，应接不暇。”当天晚上她又赶到革命军战时司令部查看伤员，日记中记载当时的情况：“时已夜深，路途不便，且路宽不满三尺，左是田，右是塘，我骑在马上十分惊恐，几陷塘中。到后院一看，满地伤员，盖以棉被，垫以稻草。此时，炮火连天，一夜不绝。”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红十字人员可以通行交战两方，张竹君与队友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常把清军的部署泄露给革命军，弄得清军十分被动。

黄兴于1911年11月16日下令部队分三路向汉口进攻，由于下雨，各路部队行动不一致，进攻受挫。1911年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决定到南京搬救兵，于11月28日率学生军与张竹君等乘江轮赴上海。

1912年1月1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张竹君参与组建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成为当时女权运动的中坚人物，因党纲多次取消“男女平权”条文，随唐群英、沈佩贞、林宗素、王昌国、张汉英、吴木兰等人多次实施暴力女权。

1905年，来自广东的基督教徒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广东浸信会，并在会所内设立明德小学。1910年将明德学校改为崇德女学，同时得张竹君之助，在会所内设仁德义学。1934年张竹君还在浸信会中设立义诊，施诊给药，首开上海广东浸信会面向会友的医疗服务。张竹君擅长妇科、儿科及皮肤科的治疗，很受会友欢迎。

旅沪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于1915年创立，张竹君是创始人之一，被推举为副女执事长，前广东夏葛女医院院长富马利女士被选为正女执事长。

1937年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八·一三”战争打响后的第二天，旅居上海的广东人成立了“广东旅沪同乡救济难民委员会”，很快设立了4处收容所。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广东人约有12万人，进入收容所的同乡不少带着伤病，需要及时救治，还有少数孕妇，随时可能生育，必须安排助产人员。委员会在总务处下设立了一个医务组，召集医师20名，著名西医张竹君列名其中。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竹君原先的一批好友如胡汉民等身居要职，而她淡泊名利，终生不嫁，还收养20多名孤苦儿童，抚养成人。张竹君同情穷人，她在广州和上海开办的医院，遇有贫穷的病人，医疗费可酌减，甚至免收，所以她经济上经常拮据，有时还负债。常由何妙龄女士出面为她募捐，才得以度过难关。

张竹君终身未嫁。1964年，她以88岁的高龄，在上海走完了充满传奇的一生。

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立即携徐宗汉北上。因清朝关卡检查严密，无法到达武汉。夫妇俩绕道来到了上海，徐宗汉找到了张竹君。张竹君一口答应把他夫妇二人送到武汉。此时，上海虽为大清红十字会基地，但官办色彩浓重。张竹君经多方奔走、联络，在1911年10月19日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迅速作出反应，在21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致张竹君的公开信，对张之义举大加赞赏，“顷读报章，知贵女士有赤十字会之发起，躬率高足驰赴战地施展仁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南丁格耳之再见，人道主义之日昌，诚足以上格天心，近回人祸，甚盛！甚盛！”

中国赤十字会成立后，她迅速组建了“红十字会救伤队”，24日登上了“瑞和”号。包括黄兴夫妇在内的多名革命党人混迹其中。轮船经过九江，看到湖口炮台悬着白旗，知道九江已经光复，船上一百多名同志才露出真实身份。28日下午5时，“瑞和”号安全到达武昌。

张竹君曾应侨居新加坡的姐姐之邀，赴新加坡考察，并受聘成为“新加坡中国医院”的院长助理，其间，她亲眼看到新加坡鼠疫屠城的惨状，于是，开始深入关注预防医学。她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快就派上了用场。1904年，广州霍乱流行，她准确指出疫情的传播是由患者呕吐秽物污染江河水源而起，因此要求劝止市民饮用污染的河水、井水，建议当局用船从广州郊区石门运水供市民饮用。她还向病人家属宣传，将吐泻物焚烧而不要倒入江河，并且禁止贩卖腐烂瓜果。她的建议被当局采纳，数周之后霍乱疫情便得到控制，成为中国预防医学史上经典的案例。

张竹君也几次遇险：1911年11月10日，张在汉口登船去武昌，清军突然涌现，向她开枪，幸亏小船疾驰而去，一连7枪都被她躲过了；15日，张率队去汉阳作救护工作，因劳累过度无法步行，只得由轿子抬着前行，队员们都佩着红十字臂章，队列前后又都打着红十字会旗，可就在他们通过汉水浮桥时，清军竟向他们开枪，见没打中恼羞成怒，朝刚登岸的轿子开炮。幸亏身边有人听到炮弹的呼啸声，猛然将张竹君连人带轿推倒在地，逃过此劫。

在一次手术中，张竹君的左手被划破，伤口感染化脓，高烧不止，加上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但她仍然坚持用肿胀的双手继续为伤员治疗。张竹君率领中国赤十字会，出入枪林弹雨，在两个月中救疗受伤士兵1300余人，不仅受到国人的敬仰，西方报刊多次报道颂扬。被当时的媒体称为“热心办事，可为中国四万万人模范”，成为中国妇女摆脱封建枷锁登上现代文明舞台的一个标志。

一般谈起中国的女权运动，都以为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产物，直到民国十一、二年后，北平、上海等地才有女权运动团体的公开组织。而张竹君则早在民国前十二年，已经从事提倡女权，在当时的报纸上公开讨论与宣布了。同时，她在光绪二十七年已在广州自己一手创办了育贤女学，更在中国各地开风气之先，比之清廷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章程的时间，还早了六年。即较之张百熙之奏定男学堂章程，也早了一年，可见其眼光之独到。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就说：“辛丑（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壬寅间，女医师张竹君在河南（广州地方）南福医院开演说会，倡办育贤女学，为广东女学之先声。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胡汉民与程子仪、朱通儒三人赞勷最力，《岭海报》不啻为张之宣传机关……”又说：“……时《羊城报》记者莫任衡有《驳女权论》一文，胡汉民因与张竹君相善，张素以提倡女权自命，汉民乃访《亚洲报》主笔谢英伯，相约拥护女权，同向《羊城报》反攻，英伯极赞成之。”

张竹君的志向并不只是行医，她在医室之外，复设福音堂一所，常在周末登坛演讲，“每讲学时，未尝不痛惜抚膺，指论时事，慷慨国艰也。”而对于女权思潮，她认为“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其争权之法，“不外求学”，而所求之学“又不当为中国旧日诗词小技之学，而各免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明极新之学。”

1904年4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兴学保险会，主张女子应通过“求学”、“合群”的方式摆脱男性的压制。她还写了一篇长文刊登于同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的《警钟日报》，文章细数中国女性所身受的十一种“险境”，进而从女性自身出发，指出“险境”的原因，在于“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能群”。于是她想联合大群体以求女性自决和独立，她说：“鄙人窃不自揣，志欲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而更张之，举此十一险者殳夷而平荡之，永不留此恐怖之境遇于吾同种。”

在张竹君青年的时候，社会上犹盛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等之类的旧道德观念，但她却不以为然，决心反其道而行之。据她后来跟陆丹林追述早年的情景：她出外，常坐着三人抬走、没有轿帘的藤兜。头上梳了一条“大松辫”，脚上穿了一双青缎面学士装鞋，有时并把两脚向前踏在轿杠上，人身和脚差不多成了一字形。这样姿势，本来很不雅观，尤其在热闹的市街，往来穿插，前呼后拥，一般人见着，多目逆而送，或者加以蔑视的不良批评。她是满不在乎，而处之泰然的。她对陆丹林说：“人生要求自由，男子可以梳大松辫，穿学士装鞋，妇女为什么不可以！男子坐藤兜（轿子），可以把脚提高，踏在杠上，妇女为什么做不得！做了，又讥评她是‘男人婆，招摇过市。’我要做男女平权的运动者，一切以身作则，要打破数千年来禁锢妇女的封建枷锁，把不平等的旧思想、恶习惯，彻底扫除。那些头脑冬烘，思想陈腐的礼教奴隶，我要和他们搏斗，替女同胞杀开一条新路。那么，任何非讥诋谤，任何耻辱牺牲，我都是不管的。我是基督徒，基督都能从容上十字架，我必步着他的后尘，替女同胞尽力，和恶劣势力斗争，至死不变。”

辛亥那年的秋天，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震惊全国。可是当时武汉的局势实在缺乏适时的领导，基于各方面迫切的需要，黄兴（克强）乃只身由港到沪，准备秘密到武汉去会晤黎元洪，并会同主持一切，黄氏最感到困难的便是交通问题，因为东南一带还在满清及袁世凯势力之下，敌人的奸细还在到处活动，黄氏不能不慎重将事。结果还是由张竹君设计，要黄氏化装为医生的助手，加入她所主持的上海红十字救伤队，由上海乘长江轮船一同出发，藉以逃避敌人的耳目。这件事可称得上是张氏得意之作。“黄克强曾经当过我的助手”，事后她常常这样半开玩笑的引以自豪。事实上黄兴对于她那一次的襄助，也是十分感激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从上海出发之前，当时在上海的革命党领袖黄兴、宋教仁欲急赴武汉，却苦于清军关卡检查甚密，无法成行。张竹君巧妙地将黄、宋等装扮成随队医护人员，躲过沿途检查，顺利到达武汉，黄兴立即担任了战时总司令，极大地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武汉军民的士气。后来清军反攻，黄兴被困在汉阳，清军封锁长江，又是张竹君用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至武昌脱险。

“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是当时广州市流行的一句歇后语，从中可以想见张竹君的为人。张竹君是广东番禹人，该地是与洋人最早接触的地区，风气远较内陆开通，她的父亲是三品京官。在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震天响，全国各地到处盲目排洋的风气中，张竹君却进了洋鬼子办的“夏葛女医学堂”。这是一所综合性的医学校，四年毕业，再经过附属柔济医院 实习期满，便自立门户，悬壶济世。张竹君身材高挑，鹅蛋脸，高鼻梁，大眼睛，喜欢穿洋装，穿高跟鞋。她把诊所开在广州市，每次出门，都坐四个人抬的敝篷椅轿。引得路人驻足侧目而视，张竹君被看得不好意思，以后出门便顺手带上精装洋书一本，假装在轿上看书。 益发显得神情严肃，凛然不可侵犯，事实上轿子上看书，忽上忽下地跳动不已，那里看得下去，于是“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在朋友中成为笑谈，并愈传愈广。

最初，张竹君为了献身社会服务，终日为事业而奔忙，故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可给忘了。到她已成徐娘半老时，有人问她这个问题，她仍然半开玩笑地说：“现在还没找到适当的对象，如果找到了，我会随时宣布结婚的。”其实在她年青时是有过罗曼史的，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就说：“竹君往还诸绅富中，有卢宾岐者，其子少岐，少有大志，与竹君相谈时事，过从甚密，因有定婚之议。少岐久拟东渡求学，厄于家庭不果，赖竹君慨然假以旅费，乃得成行，少岐去后半载，竹君与卢府中人发生嫌隙，遂与少岐日渐疏远，婚约无形解除。同时桂林马君武，从广西至粤，攻读法文，闻竹君在教会演讲福音，语涉时政，异常崇拜。自是福音布教，恒有马之足迹，露爱恋之意。少岐遇之，辄视为情敌。一日，马在张之客室，取去张之诗扇一柄，张四觅无着，旋得马之求婚书，情词恳切，张不能从……未几马赴日求学，尝作《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誉扬备至。附诗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之句，时胡汉民尚在广州，备知其详，尝语人谓：此一幕剧为驴马争獐。”

张竹君终身未嫁，她致力于女权运动，清末民初，男尊女卑的风气仍然十分普遍，只要行有余力，男人们娶过三妻四妾，所在多有，由于张竹君看不惯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由于张竹君在社会上的影响，许多妻妾成群的男人都怕她，张竹君大名鼎鼎，据说连路遇强盗 时，她报出张竹君的名号，歹徒都竟然敛容正色，鞠躬而退：

据说，有一次，她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强盗，可是，当她报出张竹君的名号时，歹徒竟然鞠躬而退。

1924年她乘船去香港，遭遇海盗劫船。得知她的身份之后，海盗退还财物，叩首而退。

马君武作《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附诗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的赞语。

阳夏保卫战结束，鄂军都督黎元洪授予张竹君“巾帼伟人”匾额，西方报刊也多次报道颂扬，被称为“热心办事，可为中国四万万人模范。”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又授予她“立国纪念勋章”、“赤金红十字军功勋章”及“中华民国忠裔纪念章”，以表彰其功德。张竹君一生爱国爱民，处处救死扶伤，无私为社会大众服务，深受民众的推崇和赞誉，并享有“中国的南丁格尔”、“中国女豪杰”、“慈爱之神”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