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馨（1800-1878年），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历任编修、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六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咸丰元年（1851年）、六年、九年先后八次被召见。

道光元年（1821年），张集馨因不堪诸伯叔“日寻嫌隙”的困扰，于十月间“挈一新仆张升，买车二辆入都，寓菜市口，为明年秋战之计”。道光二年（1822）七月，张集馨到京捐纳取得监生资格，通过了“考到”（即入学考试）、“录科”两次考试。八月初六日，张集馨参加顺天府乡试，名列“壬午科”第137名举人。道光三年（1823年），张集馨应“癸未科”会试，揭晓未经中式。后考取景山官学教习，留京读书。道光六年（1826年），张集馨再应“丙戌科”会试，再次报罢。道光九年（1829年），张集馨应“己丑科”会试，终成“二甲”第22名进士。五月初六日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十六年（1836年），张集馨上任知府，被召见训诫。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张集馨由四川按察使升任贵州布政使，并接受召见。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张集馨在福建做道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集馨被任命为陕西粮道。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张集馨任职陕西督粮道，兼署陕西按察使。同年八月，张集馨上任四川按察使，被道光帝召见，被要求“诸事整顿”，即整肃吏治，清厘陋规。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张集馨任布政使，被召见。

咸丰三年（1853年），“粤匪”（指太平军）战事起，布政使张集馨被命令率兵士驻守在要塞之地，以此作为京师的保护屏障。张集馨因出兵贻误，被弹劾罢免。咸丰六年（1856），张集馨任甘肃布政使，请帝训。咸丰九年（1859年），张集馨就任闽省藩司，并被咸丰帝训饬行。

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任江西布政使的张集馨与英国参赞巴夏礼订立了开辟九江英租界的约章《九江租地约》。张集馨赴任九江是负责办理当地的通商事务。当时，张集馨听到城内的警报声后，马上就躲避了起来。当朝廷听说了这件事后，认为张集馨的行为如果属实，一定会被外国人轻视。于是，密令曾国藩严密访查张集馨的行为。七月四日，张集馨被朝廷以“闻警退避”的罪名，革除了江西布政使一职。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六日，被废官职的张集馨被朝廷复审查办，由吏部和原籍督抚负责。

同治二年 （1863年）正月十一日，张集馨再度被朝廷启用，任陕西按察使。在任期间，因朝廷降旨要将瑛棨革职，且新任陕西巡抚刘蓉也尚未到任，于是，张集馨受命暂时代理陕西巡抚的日常工作。张集馨尽管多次被朝廷获罪革职，但他还是被朝廷弃瑕录用了。朝廷复令他暂时担署巡抚一职，负责省城一切的防剿事宜，并整治当地吏治废弛、军心疲玩的现象。

同年七月，醴泉（陕西地名）被匪（一般指太平军、回民起义军）围攻，形势十分危急。张集馨和穆腾阿受命严饬马陞一军，就近从咸阳连夜驰往醴泉，速解城围并将兴平等处的贼匪一律彻底荡除。由于瑛棨拘泥于抚议几乎误了战事大局，张集馨便接署抚篆、力矫前失、鼓励将士、严密堵勦，并与多隆阿和衷共济、联络声势，以期肃清东路（的逆匪）。当时，王梦龄率军驰抵武功，但带领的士兵勇士只有三百余名，（应对匪军的）势力过于单薄。于是，张集馨受命调用了留驻鄠县的五百名勇士，归并王梦龄统带，并严饬该副将进抵歧山，速解城围。

汉中战事危急，张集馨随即转饬毛震寿要激励营部各军，并妥善筹办了汉南营部军饷供应的卸运事宜。此外，因花马池营参将王锡爵（系云南回教）久未回营，朝廷担心他投入贼营（指云南回民起义），便令张集馨、刘蓉等人查明下落。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张集馨经手办理了马书新杀妻一案。张集馨考虑到该案情节凶惨，案犯又是赌匪，遂拟情实。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建议张集馨将此案改为缓决，理由：“足下系道员署臬，设或部中以为失入处分即要降调，道员降调并不具奏，非比臬司必须奏明处分，尚可邀恩也。”按照当时官场规则，中低级官员如果断罪失入，要遭受降调的处分，而且基本没有回旋的余地，而失出的风险则要小得多。规则既然明摆在那里，刑官于司法实践中将做何取舍不问可知。张集馨虽然接受了林则徐的建议，但从其本心来说，始终认为该案应定情实，于是特去信与北京的刑部侍郎张澧中商酌，得其回信云：“此案的是实案，外间不如缓办，听部驳实之为妥也。部中非驳案数起，不足见其慎重，且无以见大部之有权也”。

道光年间，张集馨奉旨出任福建汀漳龙道台，当时漳州的现状是黑道猖獗，卖淫业、赌博业泛滥，恶性案件频发，社会治安混乱。张集馨刚抵任，马上有人“每月送娼赌费三百元”，张集馨严词拒收，并对黑道严加整顿，带队夜巡。在任陕西粮道时，张集馨奉命调查介休县令时，林县令送这送那，他本人一概不要。林县令再三苦求，他才收下一两种食物，其他东西全部推掉。

《道咸宦海见闻录》，是张集馨的自编年谱。年谱从1岁开始，止于61岁，逐年排比作者一生所经历的琐事与重大事件，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动乱等方面的情况均有涉及。作者翰林出身，文笔是没得说的。更重要的是，他受道光帝“特简”外放后，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河南、江西等地，任地方官30多年，见闻广博，谙于官场，所以这些记载生动详实，是封建官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作者通过这些记述告诉人们，当时的清朝统治体系已完全腐朽，官吏大多贪婪而又凶暴，颟顸无能，纵情享乐，朝廷已岌岌可危，官员却毫无收敛。这些记录和见闻，或是作者亲身经历，或为当事人口述，真实地反映了官场上的各种陈规陋俗、弊政丑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