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烈（1909—1976），曾化名何坤，云南省宣威县板桥镇大堡村人，父亲为贫农经济水平，8岁入私塾，读满四年，又入板桥初级小学就读。1923年考入板桥高小读书，1924年1月被叔父接入省立曲靖第三师范附属高小读书，1925年6月因家境所迫辍学。

1926年初考入云南省立曲靖第三师范读书，一个学期后，家里就无法接济他的读书费用。第二学期开学，他流着泪送走其他同学，独自坐在家里叹气，最后向亲朋好友借了钱，背着简单的行李步行三天赶到曲靖入了学。借的钱交了学费所剩无几，他只好星期天上山打柴卖帮补维持读书生活。在曲靖师范读书时，徐文烈受进步师生的影响，阅读大革命时期进步书籍，思想进步很快。1928年7月初，地下党在校内发动了第一次罢考运动，他带头响应，积极参加。后经陈昌郁（支部书记）、吴永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他经常到穷苦群众中去教唱《工农十二杯酒》、《过年调》等歌曲，唤起民众。他还经常赶印革命传单，有时通宵达旦。1929年5月，地下党针对学校当局经常训斥进步学生的行径，组织了以反对学校克扣学生伙食为由的罢课运动，要求民主办校，撤换校长。

这次罢课运动，地下党组织充分总结吸取了第一次罢考的经验教训，不搞孤军作战，采取发宣言、散传单、向附近各县及省城求援的形式，扩大声势和影响。1929年6月30日，徐文烈等156名学生向省教育厅控告校长谢显琳吞噬学款、任用私人、排斥异已、校务废弛、历行专制等问题。为了领导好这场运动，成立了罢课委员会，徐文烈为罢课委员会组织委员，他亲自带领学生向学校当局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并亲自制标语、拟传单、组织学生桂荫党、冯相时等沿街张贴宣讲。为使罢课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罢课委员会决定由徐文烈、汪集生（又名汪炳贞）为学生代表到昆向省教育厅请愿。徐文烈、汪集生、赵国徽等三人绕道陆良赴昆。到昆后，在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的指导下，他们向省教育厅请愿。省临委又以省学联的名誉，在省立第一师范大会客室召开座谈会，邀请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各报记者和各文化团体的代表参加。座谈会上，徐文烈报告了曲靖师范学校当局巧立名目、蒙蔽上级、荒废教学、贻误青年、贪污舞弊等行为和全校学生为反对其黑暗专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课运动的实况。徐文烈在报告时，声泪俱下，语言感人，使曲师学潮赢得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同情。第二天《民众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省学联、省立第一师范、省立第一中学等校，发了传单和快邮代电，纷纷声援曲师学潮。省教育厅迫于形势不得不答应撤换校长谢显琳。这次学运，由于党的领导，搞得很出色。校长谢显琳坐卧不安，已筹划变卖私房回平彝（富源）老家。但时逢龙云带兵赴黔攻打贵州军阀得胜而归，路经曲靖，驻在曲师校内。谢向龙诉说，龙即令曲靖县长段克昌解决。学校当局在曲靖县政府的支持下，把徐文烈、周子安、汪炳贞等“永远开除学籍”，并饬由该地方官严加管束，不许潜到校中滋事，并通令省中各校，严加防范，不许他们更名报考。徐文烈、周子安被开除学籍后，再次绕道陆良到省，向昆明各校要求声援。1929年8月初，徐文烈、周子安等从昆明返回陆良，与在陆良贴标语、散传单，要求陆良各界人士起来声援曲师学生的汪炳贞、桂荫堂等召开会议共同研究，再次联络各县旅曲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号召各县教育界给予援助，向返家的学生发信函，动员不要回校复课，把罢课斗争进行到底。曲师校长谢显琳获此情况，即向省主席龙云禀报。龙云接报后批复：“来函诵悉。该劣等如此嚣张，殊堪痛恨”。后经在昆地下党员刘苑梅、程熙文推荐，徐文烈到陆良县南区碧云小学任教，到校后，徐文烈以教师的合法身份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30年春，省临委对陆良党组织作了调整，建立了中共陆良中心县委，徐文烈为委员，负责六区（老鸦召一带）的工作。他以学校为据点，开展学运、农运、兵运工作。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宣传革命真理，教学生和青年农民唱革命歌曲，使《少年先锋队歌》、《国际歌》等歌曲流行于学校和农村。陆良暴动前夕，他又秘密唱武装暴动歌：“武装暴动要齐心，告我工农兵，高高举红旗，镰刀、斧头、五角星。被压迫的阶级，被剥削的人民，只有革命是出路，舍了斗争无生存。暴动、暴动，武装去把政权争。……”豪迈雄壮的歌声唤起民众参加革命武装暴动。徐文烈在召夸、老鸦召一带秘密组织发动了由青年农民和学生组成的50多人的武装，还对小者黑的分团首朱绍庭做统战工作，争取人枪二百多。同年5月，省临委批准陆良武装暴动计划，确定其武装暂编为红军第三十八军，下设三个师，朱绍庭、徐文烈为第三师负责人。1930年7月3日晚，暴动枪声首先在板桥打响。 由于暴动队伍缺乏经验，指挥失误，致使东路军未按时到达县城，先到达的西路部队只好转移，起义部队反遭击溃。

陆良暴动失败后，徐文烈转移昆明做党的工作。后回宣威与地下党员陈昌郁、何正坤、周子安等在板桥成立党支部，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其间曾与黄云梯到宣威海岱冲文阁两级小学任教。他教的语文、历史、地理课深受学生欢迎。他们组织学生演出《归农》、《秀香的下落》等戏剧。他还登台讲演、介绍剧情，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通过演出、募捐资金办学，使更多的农家子弟能入学读书。中共云南省临委遭破坏后，支部与上级失去联系。党支部改为党小组，继续做党的工作。

徐文烈1932年2月借省立第三师范同学何正坤的毕业文凭，化名何坤考入云南省东陆大学教育系，1933年8月，被人控告“思想左倾”、“常看《向导》周报”、“有共产党嫌疑”等而被捕入狱。因当局找不到任何证据，关押两个月后，他被校长何瑶保释出狱。从此，他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1934年1月，他毕业回宣威县立中学任教，在学生中秘密组织读书会，传阅各种进步书刊，并带领县中进步学生到板桥小学和板桥街头进行抗日宣传。10月，县中一学生无故被警察毒打，他对此深表同情，支持宣中、简师主持正义的100余名学生冲进警察局痛打警察局长傅嘉辉。

1935年4月26日，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长征经过板桥。军团部于下午四时许，驻进板桥小学，展开了活动。有的联系学校，集合学生讲话，有的在墙壁上写了：“先进的革命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不拉夫”等大字标语。早年在板桥小学毕业后在朱培德部任排长、1928年率全排起义加入井冈山红军，当时任红九军团部作战科长的刘雄武（1937年春，任红军西路军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参谋长，西进到甘肃安西县红柳园子与敌浴血奋战牺牲），在学校大门外与家乡群众谈家常，讲革命道理。在县中任教的共产党员徐文烈老师当天从早往县中赶到板桥家中，军团宣传部长、云南迤西人王透，一住下就找徐文烈交谈，并邀徐参加红军。天方黑时，徐文烈参加了军团长罗炳辉、作战科长刘雄武等几位军团领导召开的会议，研究当夜攻打宣威城的方案。红军过板桥时，徐文烈带动板桥小学学生樊同功、徐文礼（1964年授予少将军衔）等数十人分头赶往距县城西南20里的红九军团宣传部驻地灰洞，参加了红军。这时徐文烈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为了革命事业，他决心把妻子儿女留在老家，跟随红军离家干革命，并为红军攻占县城作向导。红九军团占领宣威县城后，他带领学生吴应伟沿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讲红军的主张，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激励劳苦人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翻身求解放，号召青年参加红军。他还带着红军打大户，把财主家的火腿、粮食、衣物等分给贫苦农民。在徐文烈、吴应伟等的带动下，红九军团在宣威扩红三百人。

红军走后，徐文烈的父亲和胞弟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母亲被迫将大部分田地典卖作赎身费，父亲出狱后，被疾病折磨，因无力治疗而死，母亲亦相继去世，胞弟徐文斌被赎出后逃匿他县，新中国成立后徐托周保中等才在曲靖县城找到。徐文烈弃家革命，为国为民的精神在家乡被传为佳话。

参加红军后，任红九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1935年8月在到达草地中的松岗时，经红九军团宣传部长王透、刘鹤孔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他参加蒲江、陈家坟战斗。1936年1月，参加荥径、小河子战斗。36年3月任红32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36年8月任红32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甘南、徽县、成县地区的战斗，10月参加环县以西各次战斗。36年11月任红32军政治部破坏部部长，36年12月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抗日战争时期，37年9月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河曲工作团主任，1939年6月任一二〇师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40年5月为宣传部部长，先后参加了冀中齐会、黑马、张庄和晋察冀的陈泉战斗及一二〇师回晋西北后的各次大的反扫荡作战。1941年2月，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政治委员。同年5月调任晋西北抗大七分校政治委员。1943年5月调任抗大总校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2月，徐文烈调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1946年5月底，潘朔端率领的国民党滇军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徐文烈奉命带领30多名老红军、老干部改造前去进行改造，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培训了大批干部，将该师组建成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徐文烈担任该军政治部主任。在徐文烈的倡导和统一部署下，先将校尉级军官、军士和士兵分开整训，全军广泛开展了诉苦运动。“倒苦水”、 “算细帐”、“挖苦根”，然后进行政治教育，海城起义的官兵后来多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士兵们控诉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时个个声泪俱下，诉说国民党军队军官虐待士兵的暴行时人人义愤填膺，通过这一运动激发了战士们的革命热情，帮助战士树立了为人民谋幸福的思想。此外他还动员组织部队从事生产劳动，加深了干部战士对建立新型的军民关系的认识。徐文烈创造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1947年12月，徐文烈又调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1948年10月，曾泽生率国民党滇军六十军在长春起义。1949年1月2日，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改编该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军，任命曾泽生为军长，徐文烈为政治委员。徐文烈担负起了彻底改造五十军的光荣任务。他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掌握了全面情况，认真贯彻党中央“对起义部队实行彻底改造，使之成为人民军队”的方针和东北军区党委的指示。首先，按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在全军建立各种制度，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根据该军实际，开办积极分子训练班，先后培养和发展党员646名，仅仅三四个月时间，就实现了团有党委，营有支部，连有小组，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全军采取了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相结合，领导启发诱导和群众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对旧军阀制度的控诉运动、反对封建地方阶级的诉苦运动、思想还家的阶级自觉运动，进行了战争观念教育、团结内部教育、政策纪律教育，对全军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对国民党军官采取“少数清洗、多数调学、部分留队”的方法，对留队的军官采取部分“夹带”，部分“搬家”的办法，随后50军开展了民主运动、诉苦运动、自觉运动和革命战争观教育、团结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本着“审慎使用，积极团结教育，使之逐步成为人民军队干部”的方针，对起义的2714名军官在政治上严格要求，思想上热情帮助，生活上关心照顾，采取陆续调学轮训和随同部队一起改造的方式，进行了教育改造，做到量才使用。徐文烈还亲自找了100多名起义军官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给他们安排适当工作。先后接受东北军区从各部队抽调的1000多名干部，充实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对混进队伍内的特务、奸细、警察、宪兵、逃亡地主等实行了坚决清洗。对一些老弱病残者实行精减，做到合理安排。在东北地区招收翻身农民5400多名参军，为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使部队政治素质大大提高。短短半年时间，整个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徐文烈代表军党委向上级主动请缨，要求让五十军入关作战，接受战争锻炼和考验。

1949年6月15日五十军誓师入关，投入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10月率部参加了鄂西战役，生俘敌宋希濂部七十九军代军长肖炳寅、副军长李维龙、高参宋杰，十五军一六九师副师长王跃斋，一二四军六十师师长易瑾等以下官兵7000余人，首次作战就取得了辉煌战果。这段时间徐文烈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复发，他强忍病痛，坚持指挥作战。他既是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也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鹤峰歼灭敌十五军和七十九军残部时，五十军前方指挥所决定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划区搜剿。徐文烈得知后，认为不妥，立即与军长等商议，复电前指：兵力要集中使用，不能过于分散，可以抽出少数兵力发动群众，宣传我军的宽待政策，瓦解敌军。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敌3000余人全部缴械投降。在鄂西战役中，全军将士不怕牺牲，英勇杀敌，表现突出。第四野战军首长两次通令：五十军此次参加鄂西战役的作战，坚决执行命令，不怕疲劳，翻大山走小路，忍受缺粮及宿营的困难，勇猛迅速连续追歼逃敌，并俘获7000人之众，与友军团结友爱精神甚好，特别是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了良好的影响，首战立功，殊堪嘉慰，特予通报表扬。11月下旬，徐文烈等又奉命率五十军投入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在成都战役中，先后解放了石柱、大竹、渠县、营山、蓬安等县城，毙伤敌人380多人，俘敌人8165人，迫降17700余人，缴获步枪、冲锋枪万余枝，轻重机枪200多挺，迫击炮、六○炮70多门以及汽车、弹药、黄金、白银等物资。徐文烈不顾病痛折磨和部队一起行军作战，有时连续行军20多个小时，行程300余华里。他办事严肃认真，考虑问题缜密。在部队驻遂宁阻敌南逃期间，军部某同志出于锻炼部队的目的，主张一四九师向三台地区活动，寻机歼敌，以壮声威，并将该师负责人叫到军部布置任务。徐文烈得知情况后，一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第二野战军首长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通过他耐心说服，有效地制止了这一盲目行动。果然军部很快就收到了命五十军昼夜兼程参加成都战役的命令，使五十军按时完成了参加合围成都的任务。他原则性强，在五十军进驻金堂、简阳时，敌军派人要求五十军去受降，有的干部主张去受降，曾军长要徐文烈拿主意，徐文烈坚决不同意，他说：没有上级命令，部队不准随便行动。此事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表扬。在成都战役中，五十军指战员勇猛顽强，吃苦耐劳，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上级多次表扬。这支起义部队，通过徐文烈等的努力，至此完全改造成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用实际行动实现了毛主席关于“该部可能争取改造成为较好的部队”的预言。

1949年，他和张梓桢带领几百名原国民党第60军长春起义官兵，顺利改造了在四川起义的国民党第20兵团和“国防部挺进军”2万官兵。

1950年2月，五十军奉命回师沙市、钟祥。4月，根据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的命令，徐文烈、曾泽生等从全军抽调11000多人组成筑堤队伍，在40公里长的地段上修筑汉水防洪大堤，投工380万个，筑堤63.7万立方米，为汉江平原500万人民造了福。同时，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参加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的号召，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开垦水田17000多亩，旱田13000余亩，菜地1500多亩。还组织了伐木、捕鱼、畜牧等副业生产，减轻了国家负担，改善了部队生活。部队进驻沙市等城市后，有的人滋长了盲目乐观思想，认为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针对全军当时的一些思想情况，在徐文烈的带领下及时对师以上干部进行了集中整风,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在新形势下的任务。他生活简朴，严于律已。从不浪费公家一分钱，就是孩子每月由国家供给的生活费，他也要求家人尽量节约。1950年10月初，朝鲜战争形势严峻，50军奉军委命令，放下即将到手的秋收，全军调辽宁准备改编为炮兵部队。10月下旬，第一次战役形势十分紧张，50军从辑安、安东紧急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部队入朝前夕，徐文烈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结合部队的思想状况，动员全体政工干部在全军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动员，并亲自抓出国前一切准备工作，使五十军在战前就有了较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部队刚跨过鸭绿江的第二天就投入了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与友军协力截击了向楚山等地进攻之敌伪6师，并追敌至车辇馆地区。在总结初战经验时，徐文烈不顾敌机在头上低空盘旋，沉着冷静地听取各师汇报战况，反复鼓励大家道：有我强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美帝国主义疯狂不了几天，我们要发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精神，勇敢作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为祖国争光。在11月20日开始的第二次战役中，五十军在清川江以西钳制敌人，掩护志愿军主力，尔后又过清川江，夺平壤，逼近三八线。这时，与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相比，志愿军的装备仍很落后，伤亡大，部分干部战士产生了“恐美”情绪。针对这种思想倾向，徐文烈及时地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激发敢打、敢冲、敢拼的斗志，并带领全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部队的思想觉悟，增强适应性、坚定性，树立勇猛杀敌，打败美帝的坚定信心，使全军精神振奋，斗志昂扬。12月31日起参加第三次战役，全军取得了辉煌战果，特别是取得了高阳战斗沉重打击英军二十九旅的胜利，创立了两个步兵营用劣势装备全歼敌重型坦克营的光辉范例，以及在1951年1月4日取得首先攻入汉城的胜利。由此，一些人产生了自满情绪。徐文烈及时对他们进行了热情帮助，纠正了不利再战的思想倾向，为夺取此后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第四次战役，五十军三个师全线展开在汉江两岸防御作战50昼夜，敌人仗恃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装备，猛烈进攻。五十军不惧严寒，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依托简单的野战工事，一把炒面一把雪，弹药用光，就用刺刀、铁锹、十字镐和石块，与敌人殊死搏斗，以劣势装备战胜了装备精良的侵略军，打出了军威、国威。在此期间，徐文烈忍受心脏病、关节炎的痛苦，昼夜操劳，与全军将士同甘共苦。十分紧张的战斗生活，使他面黄肌瘦，神色憔悴，但他仍咬紧牙关，坚持指挥运筹。他以坚强的毅力坚守在指挥所里，眼睛看着地图上的交战标记，耳朵听着数百个山头上战斗的得失汇报，脑子里思考着各部应采取的应变措施，不断作出调动部队，巩固阵地的决策。为了战役的胜利，他时刻不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军作出表率，使全军将士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都经受住了考验，涌现了近500名记大功以上的功臣模范，五十军受到了毛泽东与志愿军总部首长的高度赞扬与通报表扬。

1951年3月15日第四次战役结束，五十军奉命撤出一线回国到丹东、凤城地区休整补充。许多干部战士认为可以休息了。徐文烈考虑到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针对这种思想，提出了“出国再战”的号召，在全军进一步开展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使干部、战士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激情，树立了出国再战的思想。五、六月间，中央军委发专电要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各军党委书记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徐文烈代表第50军赶到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他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五十军入朝后参加四次战役的情况。同年7月，五十军奉命再次入朝作战。由于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二次入朝作战时，全军没有一个干部慑于朝鲜战争的残酷而要求留在国内，也没有一个战士因怕死而离队。全军将士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完成了抢修飞机场的紧急任务，担任了鸭绿江口至清川江口朝鲜西海岸的守备防御任务，在空军配合下，采取“由近而远，逐岛进攻”的方针，进行了渡海攻岛作战，先后解放了椴岛、炭岛、大和岛、小和岛、艾岛及附近岛屿，创造了以木船、汽船、折叠舟同敌兵舰战斗取得胜利的新战例。

1953年4月12日夜，五十军军部驻地青龙里突遭敌飞机轰炸。第一副军长蔡正国等60多人不幸牺牲，军指挥机关遭受了很大损失，军长曾泽生、政委徐文烈也负了伤。徐文烈耳朵被震聋，臀部被炸伤。当大家把他抬到坑道时，他一开口就问：“军长、副军长、参谋长、战士们的安全怎么样？”对大家悲痛的回答，他听不见，又急切地追问：“你们为什么光张嘴不说话？”当知道伤亡情况后，他怒吼道：“美国鬼子，看你们能猖狂到几时！”他立即布置赶快把部队组织好。并大声号召：“一定要为同志们报仇，一定要坚决彻夜打垮美国鬼子”。徐文烈就是这样怀着对美国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对全军将士的无比关心，与全军指战员一块浴血奋战的。

由于徐文烈等认真贯彻毛主席的建军原则和军事路线，一刻不放松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动灵活地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全军指战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历时4年，先后进行大小战斗95次，毙伤敌14052人，俘敌442人，缴获各种枪1975枝，各种炮37门，击落敌机3架，击伤14架，击毁坦克28辆，击伤50辆，击毁装甲车33辆，汽车38辆，牵引车10辆，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胜利地完成了战勤和守卫海防的备战、筑城任务，涌现功臣模范14141人，排以上干部中有7049人获朝鲜政府授予的勋章和奖章，徐文烈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后授予一级国旗勋章、二级国旗勋章各一枚。50军再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徐文烈等对军队改造工作的成功，证明了徐文烈为50军的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50军成为一支长时间采取非融编方式，成建制改造并保留原建制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没有融编进来任何一支解放军老部队。

1954年2月，徐文烈告别与他同生死、共命运、艰苦奋战了五个春秋的五十军全体将士，奉调回国，协助刘伯承等领导南京军事学院的工作，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各一枚。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徐文烈十分辛苦，以至积劳成疾，患脑血栓，一度偏瘫，但病情稍有好转，又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1959年12月，他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文化大革命”中，因历史脱党问题被林彪反党集团关押起来，受尽各种刑讯，身心遭到严重摧残。由于长期征战，加之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已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肝炎、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于一身。1971年2月18日，被当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军籍。3月，被林彪党徒借战备疏散之名，遣送回宣威原籍。回到家乡后，被安置在距宣威县城20公里的歌乐村。当地政府将购销店房子让出一间给他居住。房子低矮潮湿。风湿病已经很重的徐文烈，只能住在板楼上。他的居室里，只有一张用木板铺的单人床，一张小木桌、一把木椅子和简单的几样生活用品。黑暗潮湿的楼下只有一个用土坯砌成的火塘和几个供人坐的草墩。当时每月只发给他60元生活费，除治病外，所剩无几。那时物资匮乏，每月仅供应2两猪油，他只能以粗茶淡饭糊口。尽管屈居山村，住宿条件极差，生活艰苦，精神和疾病折磨，他仍以革命者的开阔胸怀和顽强毅力坚强地生活着。他始终抱以乐观的态度，言谈中总是充满情趣和幽默。有时，孙女来看他，当他看到孙女红润的脸蛋和胸前飘动的红领巾时，便风趣地说：“祖国的花朵，你又来了”。有时，他起床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表停了，也会风趣地叫醒隔壁的营业员，说：“小伙子，我的好邻居，我的表又睡着了，你的表有几点钟了？”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同村里的干部、社员及老师都处得很好。一次，他到村里的小学校去，看见老师在小油灯下批改作业，就无限感慨地谈起往事。他说当年他考曲靖师范时，作文考题是“小学教师，极其辛苦也，诸生为何考师范乎？”回家乡后，由于居住条件差，营养缺乏和缺医少药，使他的伤残之身得不到调治，身体日渐衰弱，病势愈来愈重。1972年至1973年初，他已病到吐血和难以行动的程度，但仍壮志不已，雄心不衰。1972年7月16日，他在第二次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兹欲再刍刍以恳求于主席者，深盼能批示有关机关首长，将林贼及其忠信对职污陷之一切，予以严肃复审，还我历史以真实面目，则职三生有幸，誓当衔环结草，殊死以报党和人民。职复思，今林贼授首，已化飞灰，随从羽翼相继落网，贼等任何污陷于职历史之处，已易查明，谨恳示有关首长，赐予严肃鉴定，以清泾渭。忠奸不两立，此生为党为人民，誓当继续流血流汗，虽死而无恨。”又言：“……惟朝朝暮暮，切盼有朝一日含冤剥白，能够继续紧随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再行驰骋疆场，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支援世界革命继续流血流汗，直至肝脑涂地以报党和人民之死矢糜他（靡它）。”1972年12月9日，他在写给北京的儿女们的信中又写道：“孩子们，爸爸与许多遭林彪贼子一群匪帮残酷迫害者一样，坚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旗帜下，终将含冤得白，重新执干戈以卫社稷，誓将以血为保卫党、保卫祖国而流！”1973年初他在写给北京的女儿徐燕的信中写道：“孩子！一定要坚定顽强，真理总是不会平安产生的，咱家是硬骨头传家的，为革命任何时候都可以粉身碎骨”。1973年4月，在徐文烈的一些老战友的帮助下，徐的女儿徐燕、儿子徐子非，冲破重重障碍，把他接回北京。当时，林彪集团虽已落网，但军内“左”的一套仍十分严重。当时总政下令，不接待徐文烈，还曾派人企图将他重新送回云南。但是，徐文烈的一些老战友作了许多努力，给他各种帮助，才得以住进总政招待所和解放军309医院。徐文烈返京不久病情更加严重，陷于高烧和昏迷状态。经检查，肺上有两个大空洞，尿糖已达四个“+”号。尽管病势如此严重，他仍坚持不断的看书看报，抓紧时间学习，在孩子们的搀扶下去总政上访，要求平反冤案。1976年12月28日12时37分，徐文烈第二次心肌梗塞，含冤逝世。

1979年3月15日，总政治部发了《关于徐文烈同志历史问题复查结论的通知》，宣布“撤销1971年2月18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将徐文烈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军籍的决定”，彻底推倒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徐文烈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徐文烈的冤案，最终得到了平反昭雪。1979年4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徐文烈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为他公开平反昭雪，彻底恢复名誉，并进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悼词中说：徐文烈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即从事革命活动，曾参加过云南陆良暴动。随后，加入工农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年代里，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他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保卫祖国，援助朝鲜，他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勤勤恳恳，忘我工作。徐文烈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四十多年来，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为培养教育干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和我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战斗了一生。徐文烈同志一贯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人不计较个人得失，深受党的信任和群众的尊敬。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敢于负责，不怕困难，待人诚恳，关心群众，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