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模式是针对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而言的，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本质是一种“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闭环流动的生态经济。

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先进生产方式，也是达到生态治理目标的重要途径。循环经济模式的本质是在生态系统、生产过程和经济增长之间，通过无污染、无生态破坏的技术工艺流程达到良性循环。它要求运用生态与经济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使得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协调、统一、和谐。与传统的生产模式比较，循环经济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传统生产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排放、产品--消费--废物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模式。所有的废渣、废水、废气、生活垃圾和其他污染物，不加任何处理，随意排放到环境中。与传统经济模式不同，循环经济模式通过物质无限循环、转化、增值带动经济发展，采用的是可逆循环、多向转化、多级利用和无废物排放的经济模式，它消除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现象，力求达到污染物的“零排放”和无生态破坏，可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增长的质量。

其次，传统经济模式对资源的利用表现为“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高破坏”，由此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循环经济模式对资源的利用是“合理开采、高效利用、洁净排放、低度破坏”思路，其经济特征为“减量化、再利用、循环化”的原则。这些原则的中心意思有三点：一是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量，改变商品的过度包装，从源头节约资源，尽量不生产一次性使用的产品;二是不断重复使用消费品，尽量延长消费品的使用寿命;三是将使用过的垃圾、废物变成再生资源，制造新的产品，而不随意排放废物。20世纪末测算，世界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对产品的贡献率为钢45%(美国为58%)，铜62%，铝22%，铅40%，锌30%，纸制品35%。1997年世界纸张主要生产国的再循环利用率为德国72%，韩国66%，日本53%，美国46%，而我国仅为27%，差距是十分明显的。传统经济模式的治理是末端治理，治理成本高，周期长，成效不明显。相比之下，循环经济模式则注重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控制。

第三，循环经济模式是全程清洁生产。全程清洁生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循环经济模式的理念更新与技术换代。清洁生产对污染控制是由末端治理转向全过程控制和源头治理。循环经济模式要求企业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设备，实施全程清洁生产管理和综合利用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在生产、服务和产品消费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创造一个全程清洁的生产过程。循环经济模式中的清洁生产技术，其基本目标是减少乃至消除生产过程、产品与服务的有害影响。从生产过程而言，要求节约原材料和能源，尽可能不用有毒原材料，并在排放物和废物离开生产过程以前就减少有毒原材料的数量和毒性;从产品和服务而言，则要求从获取和投入原材料到最终处置报废产品的整个过程中，都尽可能将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最低，减少产品和服务的物质材料、能源密度，扩大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提高产品的耐用性和寿命，提高服务的质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把发展这类技术作为争取国家战略优势的重要途径，作为提高在世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第四，循环经济模式客观上也要求政府为循环生产技术的推广提供政策支持、技术帮助和资金补贴，清除影响循环模式的生产技术推广的各种障碍，提高企业实施循环经济模式的责任感，并且通过绿色标志等制度的建立扩大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模式，为企业实施循环经济模式创造条件。

首先，运用经济杠杆在主要产业之间组成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经济链。国际公认的德国卡伦堡循环经济模式，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的生产者环境责任制，产业链的延伸制度等都运用到了生产实践中。家电、汽车等制造企业有义务将用户废弃的彩电、冰箱、汽车等产品回收处理，迫使这些企业在产品设计过程中，考虑如何日后分解和再利用。

其次，要紧密结合生产实践，做好规划。我国已经取得了实施循环经济模式的初步经验。在国家环保总局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海南、吉林、山东、辽宁、黑龙江、福建等省纷纷引入循环经济理念与模式，制定了发展规划，并通过人大立法的形式确保它的持续实施。抚顺矿区的废渣山曾是当地的环境公害，市场销路很好，堆了上百年的渣山正在被一点点“吃”掉。广西贵港制糖厂把制糖过程中产生的废渣用于造纸，用废糖蜜造酒精。企业不仅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还多了新产品的收益，延伸了产业链，扩大了就业岗位。鞍钢在技术改造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92%的废水被回收利用，回收的铁渣、下脚料被用做建材产品的原材料，还有一些新建和在建开发区，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招商引资、优化产业布局，力争实现污染物零排放，积极发展生态产业，有形成第二代开发园区的趋势。

第三，加快立法。日本和欧盟一些国家的循环经济发展取得了公认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完善的法律制度。日本就此颁布了《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有效利用资源促进法》、《家用电器再利用法》等7项专门法律。我国海南、浙江、辽宁等省市也以立法形式保障循环经济的实施，在这些地区取得一定经验的情况下，应该考虑制定统筹全国可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强的循环经济法。适当的时候还可以考虑修改现行环保法律，增加固体废物责任延伸制度和排污交易制度。

第四，建立激励机制。在税收、政府采购、股票上市等方面给发展循环经济成绩突出的企业以优惠和倾斜，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生态恢复补偿机制和环境价格体系，实行排污总量有价分配制度，鼓励企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建议试行绿色经济核算，建立不同层次的核算体系，真实反映地方及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开，结合开展环境好企业创建活动，引导企业、社会、政府自觉发展循环经济模式。

第五，综合规划。从各地实践情况看，发展循环经济模式需要有长远规划，这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环境、资源、体制、机制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负责制定相关政策，特别是制定经济政策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科研部门要为相关企业、工艺和产品提供循环链连接技术。政府各职能部门要建立、健全统一协调的决策实施体制，善于应用和维护良好的市场机制，以保证循环经济长期发展下去。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实行政府统一决策、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同时调动产业、企业、科研单位及有关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实施循环经济模式的全国协调、有效的宏观机制。

第六，培育技术支持是循环经济模式实施的关键环节。循环经济模式的普遍推广，最终要靠资源链的融合技术来完成。各地在推进循环经济过程中，普遍遇到缺少实用技术的制约。有关部门和地方应组织专门的课题攻关，有针对性地开发、储备一批成熟技术，并建立畅通的成果转化机制，加大循环经济的推进速度和广度。三位，即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一体”是一种有效的机制，即：政府牵头出政策，企业吸纳循环技术链，科研院所与企业结合，把先进实用技术项目放到企业中推广，再进行市场开发。

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排放废物”到“净化废物”再到“利用废物”的尝试与实践，虽说减少了污染物，但是未能从污染的源头即生产与消费环节来防治污染。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世界的潮流，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成为了国际社会环境与发展政策的主流。在此情况下出现了以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污染排放量最小化为主线，逐渐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模式。

循环经济模式既要求物质在系统内多次重复利用，从而达到生产和消费的“非物质化”，尽量减少对物质特别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又要求经济体系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可以为环境同化，并且排放总量不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循环经济实现“非物质化”的重要途径是提供功能化服务，而不仅仅是提供产品本身，做到物质产品“利用”的最大化，而不是“消费”的最大化，在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的同时，大幅度地减少物质消耗。循环经济模式可以认为是一种“资源一生产一流通一消费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运行模式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