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邦联（德文：Deutscher Bund）是指1815年由德意志各邦组成的联盟，设有邦联议会，以奥地利帝国代表为主席。组织松散，各邦保持完全的主权。

在1806年至1815年期间，拿破仑将德意志邦国组织为莱茵联邦，但1813年拿破仑入侵俄国失败之后莱茵邦联瓦解。德意志邦联的边界，大约跟法国大革命时的帝国边界相同，只少了比利时。邦联成员由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多于二百个剧减至三十六个，并确立为完全自主独立的国家。成员国保证他们互相防守，和联合保卫美因茨、卢森堡、拉斯塔特、乌尔姆和兰道的堡垒。

德意志邦联是在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而成立的一个松散组织，目的是团结在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后余下的德意志邦国。邦联设有议会，以奥地利帝国代表为主席。组织松散，各邦保持完全的主权。但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经常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

奥地利总理领导的邦联议会，定期在法兰克福举行会议。事实上，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经常代表著“总理使者”领导议会，操控邦联的大权。

1866年普奥战争结束，奥地利被普鲁士打败，邦联瓦解。普鲁士王国“成功地”支配北德意志邦联，并大幅修改边界，例如：邦联不包括南方的领土，但增加了普鲁士得到西方大片土地，以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1871年1月18日，邦联改变为一个真正国家，德意志帝国，由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统治。

除了荷兰的林堡、奥地利帝国、卢森堡与列支敦士登之外，其他一切领土都是属于帝国。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失去更多领土给波兰与俄罗斯。

18世纪后期开始，政治、经济、知识和文化上的改革逐渐涌现。在这个启蒙时代，洛克、卢梭、伏尔泰与亚当·斯密等重要的学者都是著名代表。浪漫主义渐渐兴起，更在法国大革命中大放异彩——个人与国家的自由正式确立，打倒权贵与封建制度。旧秩序和旧文化崩坏，而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学术思想与理论。新的生产方法兴起，导致工业资本主义崛起。

但拿破仑战争的失败确保了保守和反动的政权，例如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等生存。让这些国家借维也纳会议的成功，成立神圣同盟，压制因法国大革命而引起的激烈革命风潮。

1815年，与会国家尝试尽量恢复欧洲在战前的旧秩序，以围堵法国、防止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传播。在首相梅特涅领导下，位于中欧的奥地利帝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举足轻重，为会议制度的主导者，亦即梅特涅制度。哈布斯堡王朝除了抗衡法国，也作中欧的重要防线，阻止意大利与德意志成为民族国家。这样的势力均衡看似固若金汤，但其实并不稳定。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在列强安排下，名存实亡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被德意志邦联取替。由于奥地利与普鲁士都怕对方坐大，所以让邦联的组织松散，难以支配。

当时一般认为，在后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革命难以出现。在成为最强的德意志邦国、作为统一德国的政治中心与在19世纪末在欧洲大陆争霸之前，普鲁士看似落后。在普国东方，庄园起义仅仅在条顿骑士团没落时发生。在骑士团统治下，农业结构十分松散，但普鲁士贵族后来渐渐扩张领地，占领骑士团曾拥有的农地，令农民顺从。就连市区也缺乏导致革命的诱因——容克为了防止城邦坐大，就促进它们的贸易，令市区、郊区的劳动阶层都必须向封建制度臣服。

相对来说，在英国与法国，市区发展随着封建制度崩溃而来。所以从启蒙运动到德国在二战战败，两国都更能适应西方民主制度。但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则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令议会政府难以兴盛。所以，在拿破仑战争时，普鲁士的社会与体制都很落后。她仍以军事贵族为世袭的统治阶层，而其阶级制度又十分严密。

除了普鲁士，在整个德国，或者是在很多德意志邦国里，政治分裂、贵族与商人的利益冲突，以及扼杀竞争与创新的公会制度，都减慢工业发展。这的确能确保中产阶级弱小，保得住旧制度，让政局稳定。但是，面对法国的进攻时，普鲁士完全招架不住。因此，很多人都警醒，并深信脆弱、分裂和落后的德国将会被她统一、工业化的邻邦侵吞。

1815年后，普鲁士的失败正意味着政经与社会改革都很迫切——官僚行政必须改善，而且她必须实施更有效率的精英教育制度。得到拿破仑时期的德意志与意大利行政规划的启发，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与施泰因等普国官员采取保守政策，在革新体制之余，保障贵族的权益。

这些改革令普鲁士的军队专业化，又开“全民皆兵”之先声，逐步建立强大军事力量。普鲁士又在拥有贵族体制之下，废除容克对土地的垄断、农奴制度与其他封建体制，帮助实现工业化。

维也纳会议后，法国大革命引起的革命浪潮似乎受到控制，但仅仅能缓和保守势力与自由派的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冲突。而这种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到欧洲1848年革命为止。由于革命最后在此年三月爆发，这段时间被称为前三月时期。

这时，保守势力与自由分子在社会上形成对立。在普鲁士，前者乃拥有军政大权的容克大地主、奥地利权贵，以及在德意志支持邦国自主的侯国与城邦。后者则从事商业、贸易与工业。

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大众愈况要求变革。奥地利操控德意志邦联，逐渐引起民族主义分子的不满。梅特涅对此十分担心，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尤其是青年运动，不但会动摇奥地利在德的势力，还会激起奥地利帝国内多个民族的反抗之心。奥地利境内大量匈牙利人与斯拉夫人一旦壮大，绝对会威胁奥国的统治。

前三月时期，歌德、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和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德等思想家提倡浪漫的民族主义。也有其他代表向青年宣传这些思想。神父弗里德里希·雅恩设立体操会社，令年轻的中产阶级接触民族主义思想。他们更设立校友会，支持民族主义。

1817年的瓦尔特堡节更奉马丁·路德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先驱者，在宗教界引起民族情绪。在节日上，更有焚书与其他类似活动，用以销毁一切被认为是反动的物件，其中包括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茨比的书籍。

1819年，这名剧作家由于被怀疑为俄国做间谍、企图恢复旧建制，被神学学生卡尔·路德维希·桑德杀害。该凶手后来被处决。梅特涅反应迅速，以此事作借口，劝谕邦联议会发表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把青年会社关闭，压制支持自由的传媒，并限制学术自由。

这时普鲁士仍然继续压制自由主义的发展，继续推行改革。

1834年，她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促进贸易发展与工业发展。这正与施泰因和哈登贝格以前设想的改革计划不谋而合。无形中，这些改革衍生了支持统一德国的声音，尤其是影响力渐大、争取更多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不过，普鲁士更担心的是她的落后与强邻。关税同盟建立了一个共同市场。透过废除地区关税、统一度量衡，除奥地利以外的大部分德意志邦国，建立了德国经济的雏形。

1842年时，关税同盟已经包括几乎所有邦国。在其后二十年之间，德意志钢铁业产量增长四倍；煤产量也大幅增加。后来，德国工业家开始发明钢枪、炼铁轴及来复枪，显示德国成功将科技应用在武器上。克虏伯家族的工业在未来更成为德国的重要重工业公司。于是，德国国防大大巩固，令普鲁士与容克们都不受外国侵犯。德国工业同时在民用事业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并令德国不再依赖英国的材料与产品。

普鲁士成为工业重镇，并因此增强中产阶级的势力，以及民族运动。经济融合加上邦国之间的民族意识提高，令政治融合指日可待。德意志开始显示种种“准国家”的特征。

大地主与工商业阶层组成的联盟，促使普鲁士的保守政权能在前三月时期后依然保持稳定。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1848年革命的失败，作以下评论：“此联盟诚然太脆弱，无以自立，是以未能掌权当政。惟有向地主官僚称臣，方可经商。” 必须说明的是，即使工商界影响有限，它的势力一定要够强大，才会引起政府的注意—而况法国大革命吓怕众多容克，普国难以马上接受与工商界合作。

1848年前，局势仍算稳定。虽然资产阶级愿意不要权力而取利益，但地主已经发觉他们的经济力量正在衰退。关税同盟固然令经济进步，并能暂时满足资产阶级，但它也会令他们壮大，与普鲁士想限制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发展的方向恰恰相反。

关税同盟代表着经济融合、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以及中央主义取代地方主义，令德意志长期以来各邦国自立门户的时代结束。

1844年，在西里西亚，工业渐渐发达、效率极高，织布工人就因此遇到新竞争，生计严重受影响，故此发动起义。这一小群技工、织布工人、短工、公会会员和小商人，将来会与由大地主与工业家垄断的第二帝国产生摩擦，引起不少问题。阶级冲突尖锐、民主经验之缺乏，加上拥有军政大权的贵族之寡头政治，令帝国要采取专制手段镇压反对声音，尤其在俾斯麦时期镇压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分子。

关税同盟促进经济统一、激起民族主义，又引起众多邦国追求政治统一。奥地利对邦联的控制渐渐减退，普鲁士取而代之，成为邦国的领导者。

同盟仍然不能满足中产阶级。他们始终希望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利。

1848年革命首先在法国巴黎爆发，消息马上传播到不满的资产阶级自由分子及激进的工人。只有最保守的罗曼诺夫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不受影响。

1848年3月15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臣民经过多年的压迫，终于在柏林以暴乱显示政治要求。在巴黎，军队用障碍物阻止市民生事，但法王路易－菲利普最后被人民推翻，逃到英国。普王为势所迫，惟有答应革命党人的要求，承诺成立宪法与议会，并支持统一德国。这样，他的权力还可以保得住。

在法国，经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30年的七月革命与刚刚发生的革命，保守派贵族再一次被革命党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革命党人却内讧。资产阶级的温和派支持君主立宪，但巴黎的工人阶级就支持社会主义分子。于是，内战爆发。在巴黎，失业工人高呼面包或领导的口号，高举红旗，又拜访障碍物，首次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企图推翻共和国。这是恐怖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人起义。但共和国血腥镇压起义，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怨。

5月18日，法兰克福会议开始，数个德意志邦国与奥地利本部的代表进行首轮讨论。但是，代表马上因德国将来的领导权及版图而争论不休。有代表支持成立由奥地利统治的大德意志，将奥地利本部与波西米亚并入新德国；有代表则支持由普鲁士统治的小德意志，不包括任何奥地利的领土。

由5月到12月，议会只是集中讨论理论问题，但保守派已经在迅速采取行动，打击改革派。这个时候，在梅特涅统治的奥地利与尼古拉一世统治的俄罗斯，拥有土地的上产阶级担心利益受损，十分不满。反动势力变得壮大，更运用政治压力，令两国政府迅速镇压革命。那边厢，普军始终忠于国王，而人民又对革命毫无兴趣，令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重拾信心。议会发表德意志人民权利宣言，并草拟好宪法。由于奥地利拒绝接受宪法，会议就恭请普王接受德国皇帝的称号。但由于为势所迫，加上深信君权神授、鄙视由别人选出来的名位，普王拒绝“拾取在沟渠上的皇冠”。议会代表失败，惟有把议会解散。普军到临清场，数千名中产阶级的自由分子逃走，大多去了美国。

1850年，普王自立宪法，回应失败了的民间革命。他决定要成立一个团结北方德意志邦国的联盟，让他与上产阶级掌握实权。奥俄两国恐怕普鲁士壮大并主宰德国事务，于是对普王施加压力。普王惟有妥协，暂时放弃统一德国的计划，签订奥尔米茨条约。

在奥尔米茨之耻后，新一代领导人涌现，谋求统治阶层的革命，回应人民富强祖国的愿望。不但是德国，就连意大利与日本也有这样的人才。三国都以普鲁士式的独裁政体主导自强运动；三国的新领导层并不采取强烈反动的路线，在这特别的时代，实现看似自相矛盾的保守现代化计划。俾斯麦同样想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保持容克的地位。威廉一世任命他为首相，就是为了防止自由分子阻止军事改革。后来，容克阶层大力鼓励经济发展，令普鲁士国力蒸蒸日上，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

三国的保守现代化都由优秀领袖主导：意大利的加富尔、德国的施泰因、哈登贝格与俾斯麦，及日本明治时代的多位领袖。这样的情况决不是完全巧合。在这个时代，他们都是忠君的保守派，却能运用如此的条件去展开改革、现代化与统一运动。虽然他们都属于贵族阶级，但同样反对旧制度；其背景促使他们忠于命令，而又不失政治才能。也许，旧体制的崩坏促成了这新一轮的社会变革。

以下的国家有部分领土原属德意志邦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