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 德国著名哲学家。出生于巴伐利亚路德维希港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智力早熟，兴趣广泛，在中学时代就写过有关无神论文稿，并向学术界一些名流通信请教。

1905年入慕尼黑大学读心理学。1907年在维尔茨堡攻读哲学、物理学、音乐。

1908—1911年，在柏林大学就教于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席美尔。在那里结识了卢卡奇、韦伯等人，并加入和平主义社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避居瑞士，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腐朽性有所认识，开始同情无产阶级革命。30年代初希特勒上台后，他流亡国外，1938年侨居美国，从事哲学写作，批判法西斯主义，进一步靠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寄希望于“东方之光”。1949年回民主德国，被聘为莱比锡大学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科学院院士等职。

1952年发表了《主体——客体》一书，为黑格尔哲学辩护，直接同当时官方哲学观点发生冲突。1956年苏共20大后，因公开批评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主义、“教条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说明社会发展等，受到官方批判。1961年访问联邦德国时，留居不归，在图宾根大学任教，更猛烈地抨击“斯大林主义”，宣扬“人道的社会主义”。他在辗转流徙的一生中写了大量著作，最有代表性的有 、《本时代的遗产》、《主体——客体》、《希望的原理》、《图宾根哲学导论》等。

1885年，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生于德国莱茵河畔路德维希港城（Ludwigshafen）的一个犹太家庭，其父为巴伐利亚铁路局的职员。路德维希港城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空气污浊，充斥着大量的无产阶级，在这里，布洛赫看到了资本主义最丑恶的一面。隔河相望的曼海姆市（Mannheim），历史悠久、文化繁荣，这里的古建筑群、剧院、音乐厅和图书馆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在城堡图书馆，布洛赫发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宝藏。一桥之隔，有天壤之别，不幸生长在桥这一端的布洛赫，并没有受狭隘环境的局限，缺乏文化气氛的路德维希港城，反而使他对精神世界格外向往和偏爱，他和小伙伴们一道，用儿童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赋予路德维希港城以神秘的、精神性的外貌。从小，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布洛赫就爱幻想，对于神秘的未来和广阔的未知世界充满了冒险家般的激情，这些富于青春气息的激情与梦幻为他一生的哲学思辨定下了基调。

虽然他从小受到过一些宗教训练，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的家庭有文化氛围，布洛赫的少年早慧只能用“天才”两个字来形容。13岁那年，他成了无神论者，并在一部名为《根据无神论看待世界万物》（Das Weltall im Lichte des Atheismus）的手稿中提出了他对于生活意义的看法：不存在非物质性的本质，物质是万物之母，世界是一架机器。但是，这种对幻象的拒斥很快就被对神秘之物的追寻取而代之，象那个时代的许多德国青年一样，布洛赫厌恶工业文明带来的虚无主义、市侩哲学和唯物主义，受到当时流行的反理性主义倾向的影响，他在早期的另一部手稿中呼唤“感性”（sensuousness）的复兴。

1902-1903年，他的兴趣主要放在哲学、音乐、心理学和物理学上，并已经与李普斯（Theodor Lipps）、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马赫（Ernst Mach）这样一些学界泰斗有通信往来。此外，他已然深深沉浸在黑格尔和卡尔·梅（Karl May，德国探险小说作家）的著作中，这两个人物对他一生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7岁那年，他又写了一部手稿：《论力及其本质》（über die Kraft und ihr Wesen），后来，布洛赫在晚年的成熟著作中还引用过手稿中的两句话作为题头：“世界的本质是充满着喜悦的精神，是强烈地要求创生成形的冲动；‘物自体’是客观的想象”，也就是说，这部手稿已经孕含着他后来的一些主题思想。在如此年轻的时期，布洛赫就已经开始探寻和表达新哲学之轮廓，其思想之早熟和创造力之充沛，令人叹为观止；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学者不过是在概括、总结、传播和复制，他们所依赖的正是象布洛赫这类能绽放出灿烂的精神之花的开创性人物。

1905年（20岁），布洛赫进入慕尼黑大学，师从移情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李普斯。通过李普斯，布洛赫接触到新浪漫主义的现象学和建立在自我省察基础上的心理学，还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Husserl）和舍勒（Scheler）有过联系。1907年，布洛赫去乌兹堡大学（Würzburg）学习哲学、物理学和音乐，在那里的六个学期，他师从当时在实验心理学和认识论领域最有权威的学者屈尔佩（Oswald Külpe），深受其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乌兹堡，经一个拥护犹太复国的朋友介绍，布洛赫对卡巴拉（Cabbala）和犹太神秘主义产生了兴趣，后来他指出，神秘主义中包含着浓厚的乌托邦精神。

22岁那年，布洛赫完成了一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稿：《论“尚未”范畴》（über die Kategorie Noch-Nicht），独具一格的新哲学诞生了！新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尚未”，“尚未”是主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枢机，就主观意识而言，“尚未意识”是一种向未来可能性开放的期盼意识[在中文里，“未来”一词本就意味着“尚未”]，它是乌托邦意识的心理基础。22岁那年，布洛赫的乌托邦理论找到了出发点和坚实的基础。

为了追求一个女生以及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布洛赫于1908年转学到柏林，跟从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学习。布洛赫对西美尔的形式主义以及缺乏系统性不太满意，但西美尔对不可见的直接性（“生活的瞬间”）的强调、关于灵魂的一般解释学的计划以及有关“或许”的学说，多多少少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布洛赫虽然对老师的批评哲学持批评态度，但西美尔广博的兴趣以及哲学要与真实生活相结合的想法，倒是与他不谋而合。在柏林，布洛赫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卢卡奇成为好朋友，他们隔三差五地在一块热烈讨论，两人都很左倾，[布洛赫从少年时代起就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培培尔和罗莎·卢森堡的书]都对德国古典哲学有浓厚兴趣，都受到过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等等的影响。

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的核心概念“无产阶级意识”、“总体性”中，可以看出布洛赫思想对他的影响，但这两个人显然错误地估计了对方，后来卢卡奇走上了理性主义的道路，做了很讲究实际的半官方哲学家（尽管官方对他并不很满意），布洛赫却从很早起就对非理性的幻想和体验更感兴趣，后来在1930年代的表现主义论争中，他们的这一分歧充分暴露出来。就哲学和艺术而言，卢卡奇显然是一个没有多少才分和才情的人，他自始自终都没有超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现代哲学对他几乎就没有起任何的影响（虽说他写过长篇大论的文章对之进行批判），他的著作枯燥、平板，没有什么突出的、吸引人的观点。布洛赫则不同，他很有天才，思想敏锐，富于现代性，虽然也继承古典哲学的传统，但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再走前辈的老路，他是一个有自己独创性思想的人，对于文化遗产，他总是从自己独特的哲学视角出发重新进行阐释，信手拈来，却又绝非炒现饭。布洛赫的书象迷宫、象色彩斑斓的多棱镜、象多声部的大合唱，充满了神秘、充满了魅力。阿多诺曾说，哲学有两种功能，一种是说理，另一种是表现。很少有哲学家做到第二点，布洛赫却做到了，他的哲学和表现主义是同调的。

1911年，布洛赫移居加尔米西（Garmisch），沉浸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之中。为了与朋友卢卡奇讨论问题，布洛赫往返于加尔米西和海德堡之间。在海德堡，布洛赫加入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小圈子，韦伯的夫人评价这个年轻人说：“最近新来了一位犹太哲学家──一个留着长长额发的男孩，一副自命不凡的模样，他显然把自己看成是宣讲新弥赛亚福音的先知，并希望别人也把他看成这样”，韦伯也有类似看法，对他的神秘思想敬而远之。1913年，布洛赫与雕塑家艾莎·凡·斯特里茨基（Elsavon Stritzky）结婚，她诺斯替式的（gnostic）基督教神秘主义大大感染了他。

一战爆发后，布洛赫因为身体不合格免于服役，他对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和德国人狂热的民族情绪十分反感，遂于1917年离开德国，到瑞士参加反德活动。在瑞士，他与小他七岁的本雅明（1892-1940年）相遇，两位奇才惺惺相惜；那时，布洛赫已是一位沉浸于马克思著作中的社会主义者。在瑞士，布洛赫还遇到了宗教无政府主义者雨果·波（Huge Ball），波的著作提到闵采尔、魏特林等人，后来布洛赫不仅专门写过闵采尔，还用革命和乌托邦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宗教与神秘主义。在这段“狂飙”时期，布洛赫身边尽是一些充满末世论情怀的画家、诗人和边缘知识分子，他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并以表现主义风格写了一本书：《乌托邦精神》（Geist der Utopie）。这本书写于瑞士，1918年发表于慕尼黑，布洛赫将它题献给他深爱的妻子艾莎。这一散文风格的书混合了弥赛亚主义、社会主义和改造过的黑格尔主义，是布洛赫前期的代表作。1919年，布洛赫返回柏林，后又到慕尼黑。他写作了一部关于哲学逻辑的手稿，可惜后来在纳粹期间遗失。1921年，他发表了《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y der Revolution）一书，一半是从共产主义出发，一半是从千年王国主义出发，布洛赫对闵采尔的神学做了精彩的研究。这部书可以说是《乌托邦精神》一书的尾声。

1921年，布洛赫的第一个妻子艾莎不幸病逝，这造成了难以愈和的创伤。第二次婚姻（1922年）只维持了一年，整个20年代布洛赫都在四处漂泊，1928年左右布洛赫与来自波兰的一位年轻的建筑系女生卡罗拉（Karola Piotrkowska）邂逅

并相恋，这一恋爱于1934年开花结果。他们的婚姻生活很美满，两人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卡罗拉在自传《源自我的生活》（Aus meinem Leben）中曾描述过他们的幸福生活。 在20年代的漫游时期，布洛赫去过意大利、法国，还到过突尼斯，在那里接触到伊斯兰教，获得了许多有益的感性认识。德国他主要去的地方是柏林，在那里与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头面人物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年）相遇。阿多诺比布洛赫年轻18岁，读完《乌托邦精神》后登门拜访作者，由此结下友谊。

阿多诺敬佩布洛赫，布洛赫则在维也纳的先锋杂志上撰稿称誉阿多诺的音乐观。相比之下，布洛赫与本雅明的关系更亲密。和布洛赫一样，本雅明也对神秘主义传统（尤其是“卡巴拉”）着迷，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宗教、乌托邦和末世论，而且在戏剧观上受到布洛赫的影响；布洛赫则得益于本雅明对细节的敏感，他发现，这一点在卢卡奇身上是缺乏的。1924年他俩一起去度假，与卢卡奇讨论文学上的一些问题，经过这次讨论，布洛赫清晰地意识到，本雅明比卢卡奇更能理解幻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1926年，他俩住在巴黎的同一家旅馆，进行着无休无止的热烈讨论，虽然两人的气质不一样，但这些争论和谈话对双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雅明将布洛赫视为能与卡夫卡和布莱希特比肩的、将德语散文推向完美境地的作家，并为《乌托邦精神》写了评论，布洛赫则为本雅明的《单行街道》写下了极富洞察力的书评。自1919年相识，他们的友谊持续了20年。和本雅明一样，布洛赫也与布莱希特交厚，早在1921年，布洛赫就与布莱希特相识，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布莱希特的逝世。在30年代的表现主义之争中，布洛赫站在布莱希特一边，支持现代派艺术，批评卢卡奇“把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结束干脆视为其艺术没落的开始”。在柏林，布洛赫达达派现代主义和先锋艺术做辩护的人，要首推布洛赫。

20年代，布洛赫已有一定的名气，定期为柏林有名的报刊（如Die Weltbühne 、Vossische Zeitung和Berliner Tageblatt）供稿。他写了大量的政治和文化评论，抨击后期资本主义的抽象生活，攻击魏玛共和国，向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他早期的评论文章收在1923年出版的《穿越荒漠》（Durch die Wüste）一书中。1923年他对《乌托邦精神》一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更为系统地表述了自己的乌托邦哲学。布洛赫此时已是一位羽翼已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为卢卡奇的写的书评中，可以看出，他力图把自己的乌托邦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系统地结合到一起。1930年，他的散文集《踪迹》（Spuren）出版了，受德国作家黑贝《玑珠集》的影响，这本书采用了一种新寓言体，它立足于对离奇的体验、短小的神话、传说以及日常生活琐事作出阐释。和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本雅明的《单行街道》类似，《踪迹》试图通过文学呼唤人们走出扭曲了的世界。 的主题思想是，“世界的秘密”有其“踪迹”可寻，而世界的秘密在于这个世界是“尚未”完成的，日常生活中的白日梦与幻想包含着“尚未意识”，这些意识形式透露了世界的秘密。

对于布洛赫等反法西斯主义作家来说，希特勒的上台是件不幸的事情，加之他有犹太血统、信仰共产主义、支持现代派艺术，便只能逃亡国外。1933年布洛赫离开德国到了苏黎世（Zürich），在那里与卡罗拉结婚，于次年（1935年）发表《这个时代的遗产》（Erbschaft dieser Zeit）。《这个时代的遗产》

是社会和文化分析方面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在书中，布洛赫怀着痛楚的嘲讽回顾了“金色的二十年代”，初步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而且还对诗歌、戏剧、美术（现代派艺术）、电影、建筑、哲学、音乐、大众文化、物理学以及政治学在当代取得的新进展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布洛赫一直没有参加德国共产党（KPD），并曾暗示，党所提出的无能的客观主义以及在提供理想目标方面的失败，应对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兴起负部分的责任。30年代，他批评了某种缺乏热情的共产主义（Cold Communism）将面包和小提琴隔离开来的做法，他认为幻想、艺术和乌托邦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暖流”，这使他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导致后者将他视为神秘的非理性主义者。

从1938年到1949年，他都呆在美国，在那个远离战争的国度，他写下了这部成熟时期的代表作的大部分。他一直未能精通英语，对美国有一种反感，他认为美国文化同样带有法西斯主义的味道。在美国的反共浪潮中，布洛赫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到移民局接受公民权审查，最后在美国宪法口试合格后才正是成为美国公民。在美国，布洛赫虽然很关心德国的事情，为反法西斯的刊物撰稿，但他与围绕在托马斯·曼周围的德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关系并不太紧密。迁移到美国的法兰克福研究所没有聘用他，[这要怪阿多诺没有尽心尽力]他没有固定的生计来源，只得靠妻子养活，他的妻子先是当女招待，后来在一个建筑师事务所谋得一份工作。关于希望的著作以《自由与秩序，社会乌托邦文摘》（Freiheit und Ordnung，Abriss der Sozialutopien）为题，先后在纽约（1946年）和东柏林（1947年）出版。他的引起巨大争议的关于黑格尔的研究著作，于1949年在墨西哥和布宜洛斯·艾里斯以西班牙文印行，书名叫《黑格尔的思想》（Il pensamiento de Hegel）。

通过布莱希特，布洛赫与第三国际发起的、筹建自由德国的国家委员会发生了联系，这使他得以在恢复和平后到莱比锡大学任教。从1918年开始，布洛赫就盼望建立一个朝向“东方之光”（苏联）的新德国，二战后成立的民主德国正好“符合”他的理想。1949年回东德之后，布洛赫满怀希望地工作，在讲堂上他试图复兴哲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教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沃夫冈·哈里希（Wolfgang Harich）是其中之一。起初，由于他谴责美帝国主义是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并相信东德将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保存、发扬德国文化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他几乎被视为拥护现政权的模范。虽然他的妻子已是一名党员，但他仍没有入党，而是试图去观察党的原则。1951年，布洛赫的黑格尔研究的德文本以《主体-客体：评黑格尔》（Subjekt-Objekt，Erl?uterungen zu Hegel）为题在东柏林发表。斯大林主义者们把黑格尔贬低为“反动唯心主义”，不予理睬，布洛赫的这本书无异于向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因而遭至广泛的批评。1952年，布洛赫发表了一部论阿维森那的专著：《阿维森那与左翼亚里士多德主义者》（Avicenna und Aristotelische Linke），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概念作出新解释。同年，还发表了评论17世纪德国法理学家克里斯琴·托马修斯的专著：《克里斯琴·托马修斯：一位无忧无虑的德国学者》（Christian Thomasius：Ein deutscher Gelehrter ohne Misere），在这本书中，布洛赫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继承了自然法的遗产。马克思的著作缺乏对自然法的尊重，从理论上应该为其后继者对个体人权的践踏负责，一向热衷于乌托邦与幻想的布洛赫能关注自然法，说明他具有理论敏感性和现实感。1954-1955年，长达1800页的 （Das Prinzip Hoffnung）前两卷在东柏林出版了，布洛赫成为东德公认的著名哲学家，他获得了国家奖章，并成为德国科学院院士。

但在东德，一直有人指责他试图把他主编的杂志变成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抗衡的阵地，他的一系列观点被认为“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帽子。苏共20大召开之后，布洛赫对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提出质疑，主张各国摸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放弃教条主义和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专制，回归民主集中制反革命唯心主义地追求“遥远的目标”。1957年，由官方授意出版了一本批判布洛赫的小册子：《恩斯特·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作为一名修正主义分子，布洛赫被剥夺了参加学术生活的权利，处在一种隔绝的状态中，只能与朋友们私下往来。但是，他的著作仍在出版，1959年， 第三卷在东柏林出版，不过印数不多，1960年，他关于闵采尔的书也再版了。

1961年柏林墙开始修建时，布洛赫正巧在西德访问，此时他对东方社会主义的希望彻底破灭，向西德政府请求政治避难。 他接受了图宾根大学的邀请，任客座教授，在那儿他依然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当然他拥护的是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和其他的德国教授不同，他将很多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学生身上。布洛赫以其资历、学识和良心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人们将他称为德国古典哲学在思辨（Speculative）方面的最后一个代表。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等德国神学家到他的希望哲学中寻找理论资源，这使他名扬国际；他对基督教的独到看法，促进了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甚至影响到拉美的解放神学运动。60年代，他积极支持学生运动，认为西方反资本主义的力量来自中产阶级子弟，在这一点上他和马尔库塞有相似之处。在美国，他和马尔库塞成了革命学生的精神领袖。一方面，他反对美帝国主义，抨击越南战争，呼唤重振列宁的富于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另一方面，他猛烈抨击苏联，拥护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支持布拉格之春，支持以色列建国。他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主张吸引了捷克的哲学家和1968年，他与马尔库塞一起参加了南斯拉夫的“科尔丘拉（Korcula）暑期学校”，1969年接受萨格勒布（Zagreb）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布洛赫赢得了姗姗来迟的丰收与回报，他的著作被译为包括波斯文、阿拉伯文和日文在内的多国文字，1975年著名的索尔本（Sorbonne）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晚年双目失明的布洛赫仍坚持工作，直到1977年夏天溘然长逝。在长达的92年的风云变幻中，布洛赫充满激情地生活、斗争、思考和写作，面对这个既丑恶、野蛮又充满神秘和希望的世界，满怀好奇心的他，象个孩子那样兴奋地拾拣古往今来的人类生活中涌现的断片，仿佛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和写不完的东西，20世纪90年代，象他这样博学多才、有宏大而连贯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恐怕是再也难以发现的了。

布洛赫的哲学以“希望”为本体，用“尚未”范畴把世界描述为一个过程，提倡乌托邦精神，充分发挥想象的创造力去构思未来。在他看来，事物之所以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是因为事物内部具有一种不断向前的“潜在——倾向性”。这种倾向也就是目的、需要、期待，也就是他所概括的“希望”。“希望”不仅是人的主观需求，也是“客观实在整体内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人类历史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

在历史过程中，主客体统一的基础既不是精神，也不是僵死的物质，而是实践活动。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在乌托邦精神，也即在对前面新奇的东西追求、期待、需要的驱使下进行的，因而人对历史的直接介入对历史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现代社会，工人阶级在劳动中发现客观世界不完善，在需要和希望的推动下，通过劳动不断解决主客体矛盾，使历史逐步进入更高的境界。人类文明史是由无数乌托邦构成的。马克思的思想是面向未来的哲学，也是一种乌托邦，不过它不是抽象的乌托邦，是和历史辩证法相联系的“具体乌托邦”。马克思的后继者失去了乌托邦精神，忽视主体性，所主张的唯物主义不过是一种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他宣称自己的哲学就是为了重新唤起人们的乌托邦精神，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充满想象力和生命力。50年代中期，在布洛赫这种哲学影响下，他的一些学生曾付诸行动，试图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改造。民主德国政府及时进行了制止，并把他的哲学看作有害的非理性主义和泛神论予以批判。

在图宾根，布洛赫曾辛勤地整理自己汗牛充栋的著作与手稿。经修订后再版的书有：《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1962），《主体-客体》（1962），《这个时代的遗产》（1962），《阿维森那与左翼亚里士多德主义者》（1963），《穿越荒漠》（1964），《乌托邦精神》（1923年版，1964年再版）。新版的书有：《自然权利和人类的尊严》（Naturrecht und menschliche Würde）（1961），《哲学基本问题》（Philosophisch Grundfragen）（1961），《图宾根哲学导论》（Tübinger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1963，1964），《文论》（Literarische Aufs?tze）（1965），《基督教中的无神论》（Atheismus im Christentum）（1968），《关于客观想象的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sche Aufs?tze zur objektiven Phantasie）（1969），《革命前，布拉格时期，政治评论》（Politische Messungen，Pestzeit，Vorm?rz）（1970），《唯物主义问题》 （Das Materialismusproblem）（1972），《经验世界》（Experimentum Mundi）（1975），从长达3000页的《莱比希哲学史讲义》（Leipziger Vorles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未发表）中摘选出来的《哲学史中的诸世界之间》（Zwischenwelten in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