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使语言学研究不止于语言形式，而且也通过语言来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将来。语言之中蕴含着文化，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语言。 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所主张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 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 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 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

（Edward Sapir ,Language）爱尔伍德（Ellwood）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认为语言或者是人类文化中最先发生的一部分。语言有提高人们协作程度的功效，因而语言实是“心理模式”（mental pattern ）（即存在心理的活动法式）传播的媒介，也是其他各种文化的媒介。 人类之所以会有文化，而其它动物不能有文化， 其原因除脑力的差异以外， 便是语言能力的有无，故语言对于文化的关系极为重大(Ellwood C ·A·,Cultural Evolution)。欧美的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们，如洪堡特（W ·F ·Humboldt）、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等也都有过精彩论述。这些理论昭示了语言的文化属性或人文性，使当代语言学家反思语言研究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人文世界的缺陷。

学科性质、地位与意义

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 是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亦称社会人类学 ，social anthropology） 的边缘化所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其交迭领域为“语言、思维、文化及其关系”，这是当今语言研究中最具动力和潜势的一个探索点。

语言、思维与文化的关系，在语言思想史中又称为语言世界观。就西方学术而言，这个研究领域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其源头可溯至希腊古典时期的理智活动。 18 世纪在启蒙运动影响下，德、法、英等国的思想家们将语言世界观问题推向明晰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从哲学思辩水平发展到经验科学水平。到 20 世纪 20 年代由于哲学人类学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和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的兴起，语言世界观问题竟至成为现代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焦点，围绕这个焦点，包括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在内的广义学术界进行了不懈的探究，这种探究一直延续到今天，所获得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弥漫在理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及其众多的分支学科中。尽管以西方为主的世界学术界对语言、思维和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长期而卓有成效的探究，但由于其综合性和复杂性，这个研究领域仍然有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困扰着相关学科的学者们，而且随着探究的深入和扩展还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人类文化语言学可以成为解答这些问题的钥匙。

人类文化语言学是一门大跨度的综合性学科，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语言哲学和语言思想史研究构成了它的基本学科扇面，而当代最活跃的几个语言学分支诸如语用学、话语分析、跨文化交际理论、翻译理论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等，都可以从中获得本体论和方法论资源。换言之，开展人类文化语言学研究，不仅可以直接介入语言、思维和文化这一领域，而且还可以高屋建瓴地带动、推进和融合当代语言学分支的研究。

本课程论述文化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成果，内容涉及语言与人性、语言与认知、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历史、语言与艺术、语言与思维方式诸方面的关系。重点论述中国语言的文化特征。课程将引导学生拓宽语言的文化视野，了解语言的文化功能，领悟汉语的文化精神，学会从语言现象解读社会、历史与文化。（本课程为中文系选修课）

本课程分理论探讨和现象分析两部分。理论探讨以教材《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的阅读为主，结合课堂讲解；现象分析以课堂讲授和讨论为主。

1. 结合教材内容和授课内容，完成平时作业，作业同时提交书面稿和电子稿。

2. 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讨论形式：课堂发言或e-mail）。

3. 期末论文就一个语言与文化的理论问题，阐述见解；或调查分析一种语言文化现象，提出见解。论文同时提交书面稿和电子稿。

1.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申小龙（主编）《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一、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二、 语言与思维方式（语言制约认知、汉字与认知、日语文化心理、汉英思维方式比较等）

三、 语境分析（解读生活中的性别歧视、权力关系、文革意识、格式化、平面化、庸俗化、后儿童时代等语境）

四、 语言遮蔽与语言暴力（解读我们周围的语言遮蔽、媒体霸权、个 人失语、语言暴力、“政治正确”、语言解构及语言对人性的格式化）

五、 语言更新与文化更新（白话文运动、中产阶级语言、黑人英语、性别语言、校园语言、手机短信语言、网络语言）

六、 语词的文化内涵（语言的文化义，语义的理据、氛围、隐喻和借贷）

七、语法与文化的结构通约（汉语语法的神和形、虚和实、体和用）

八、 语音的人文理据（词音的客体音响、主体音响、衍声象义、音律形象）

《文化语言学论纲》（申小龙）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文化语言学》（申小龙）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中国文化语言学》（申小龙）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和超越》（高一虹） 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文化与交际》（胡文仲主编）　 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语言、思维与现实——沃尔夫文集》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汉语语法学?一种文化的结构分析》（申小龙）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外语教学与文化》（胡文仲　高一虹）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汉语人文精神论》（申小龙）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汉字人文精神论》（申小龙）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语文的阐释》（申小龙）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申小龙）　学林出版社，1989

《中国文化概论》（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6

《当代中国语法学》（申小龙）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中华文化通志?语言文字学志》（申小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语言的文化阐释》（申小龙）　 知识出版社，1992

《中国句型文化》（申小龙）　 东北师大出版社，1988

《中国语言的结构与文化精神——申小龙论文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超越语言》（鲁枢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文化语义学》（马清华）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孟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申小龙）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申小龙）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新文化古代汉语》（申小龙　宋永培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申小龙自选集》　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

在中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理论阐释，虽然未曾如西方般灿烂，但是结合文化研究语言的传统却是源远流长的。例如西汉扬雄的《方言》对共时方言的调查和记载，反映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如卷四衣着，卷五蚕桑，卷十家禽等。通过卷五所记载的蚕簿用具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称，可以略知蚕桑业在南方和北方的分布情况，这为研究汉代文化地理提供了语言上的有力证据。古代的训诂学发轫于西汉的《尔雅》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两者收词析字中，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尔雅·释亲》所记载的亲属关系及其称谓，是了解古代婚姻制度与宗法制度的重要资料。又如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中概论许慎的著作“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然而，最初有意识地把中国的语言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却是西方的学者们，例如法国的葛兰言（M ·Granet）、马伯乐（H ·Maspero）、美国的劳费尔（B ·Laufer），他们在本世纪初探讨东方名物制度的沿革及中国与中亚西亚古代文明的互相影响关系，留下了多种有关著述。在30年代，中国的一些民族语言学家也开始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罗香林、刘锡藩、徐松石三人相继发表了重要著作。潘懋鼎1947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语源及其文化》（致知书店），是一部研究词语文化的专著。他通过对语源的考证 ，来研究“中华文化之发轫”、“中外文化之汇流”。

此后，我国关于文化和语言的研究成果，最为彰著的当归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1950，北京大学出版社）。此书虽然篇章较短，深度稍逊，仍不愧为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作者认定“这条路子在中国又是新创的方向”；并且期望“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事实上，作者确实用此书对于“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可惜，在此后的30余年，在这条通向文化语言学的途中，却一直鲜有人迹。

80年代，络绎有语言学者踏上这条道路，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之路由此而生机蓬勃起来。在1985年第三期《复旦学报》上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方言学者游汝杰首次提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设想。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作者自觉地选择了这条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道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语言的特点，从而建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把语言学和别的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彻底改变语言学‘不食人间烟火’的现状。”（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他与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合作，于1984—1986年间联名发表了五篇论文和一部专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对文化语言学的创立和后来形成的研究热潮起到了感召和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面对中国语言学发展举步维艰的困窘，在学术界“文化热”潮流的推动下，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了对《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传统的深刻反思，寻觅着新的语言学道路，由此投身到了文化语言学的旗号之下。其间，文化语言学由于陈建民和申小龙的加入既显示了声势和实力，也由此形成了流派的特色和分歧（戴昭铭《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陈建民的研究多少循着社会语言学的路子。1987年发表的《文化语言学说略》初步提出了他对文化语言学的构想，而1989年出版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则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语言学观，表现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另一个走向。他注重语言的交际价值和变异形式，认为从结构语言学到文化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从语言结构系统的研究到语言应用的研究，从单一学科到综合学科的发展，从小语言学到大语言学的过渡。申小龙于1986年发表了《语言研究的文化方法》，其文化语言之路正式起步之后，亦独树一帜，并带来了一定的轰动效应。他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历史性的反拨，反对朱晓农等人的驳难，坚持认为汉语的“人文性”与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主义”相对立。从哲学和文化的视点，指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以语言的文化功能为对象，使汉语研究回归汉语本体，建立起真正符合汉语特性的语言学。他的理论带来了文化语言学的冲击波，人文学者一时贬褒不一。

80年代后的文化语言学已不复是一种美丽而苍白的学术姿态，而是一条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大道。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化语言学已然经历了十余载的旅程，在学者们不倦的跋涉中，结出了新的硕果，开拓了新的天地。

著作颇丰气象不凡

罗伯特·路威（Lobert Heinrich Lowie）在《文明与野蛮》（ Are We Civilized？──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一书中曾定义说“凡是一个人这样从他的社会群体里面得来的东西，统叫做它的文化（ culture）的一部分。”

论文丰富，研究专题多样化

1994年—1997年文化语言学著作纷呈，种类繁多。一些语言学期刊和高等学校学报为此提供了研究的园地。在此期间召开的文化语言学研讨会，产生了一些质量较高的论文，会后汇集出版。

第一，本土性。与以往的语言学研究不同，中国文化语言学不是承袭与照搬，而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语言理论。其兴起的内在元素，就注定了这种本土性。虽然文化语言学的产生有西方理论的渊源所在，却决非西方原装的“舶来品”。文化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研究旨趣，范围和方法，都具赋浓厚的本土特色。从其产生看，本世纪初从《马氏文通》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丢失了一些本应继承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而一头扎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怀抱。而结构主义只注重描写语言的形式分析、分布分析、层次分析和分析语言内部结构的指导思想，隔断了语言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联系，从而导致语言研究越来越疏离乃至隔绝于语言的人文属性。西方语言学，是建立在与汉藏语言大相径庭的印欧语言基础上的，照般到中国，不免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困惑重重，步履维艰。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建立中国自己的语言学，才有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声音。从其旨趣看，文化语言学旨在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观照中国的语言事实，从而建立能够较好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并且将语言学与别的科学结合起来。从其内容看，许多专题都围绕着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之处展开，从传统文化到风土人情到民族心理，无一不是中国式的，尤其是对方言、汉字、传统语言学文献的研究形成了主流之一。从其研究者看，除对语言理论的建构兴趣以外，更多地投身于专门问题的研究，对于许多具体的语言现象十分关注，往往属意某一个中国文化的角度进行探索。因而，中国文化语言的“本土性”是始于先天，而成于后天的，混然是“土生土长”。

其二，多样性。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旗帜之下，各人所从事的研究对象是至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本身的多样性加上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使研究的内容呈现海纳百川之势，几乎涵盖了语言的各个方面： 语言理论、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语义、方言、音韵、训诂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教育、军事、政治、经济、广告、翻译、交际等；文化的许多时空领域：文学、艺术、戏曲、音乐、民俗、宗教、神话、历史、地理、哲学、心理等；研究者的专业也极其广泛：语言理论、汉语方言、外语、对外汉语教学等；涉及许多不同学科：语言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人文地理学等。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语言层面，不同的角度，探讨不同的问题，全方位地展开研究，使文化语言学千姿百态，欣欣向荣。这种多样性，是由文化语言学自身性质决定的，多科学交叉性的研究方法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多样性也带来某种研究上的苦衷。游汝杰在《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中指出“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主要困难有：一是文化学所涉及的范围太广阔，语言学又过于专门，各方面的学识很难兼而得之。二是在人文科学中语言学的系统性最强，研究方法最精密、最特殊，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往往产生不平衡现象。尽管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可以一再深入下去，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并不需要如此深入的研究。语言学常常不得不游离出来，自成天地，其结果是语言学和文化学难以密合。在目前草创阶段似乎可以分头做成专题研究，积少成多，最后汇集成一门灿烂可观的学问。”这正说明了当代文化语言学研究中多样性有之，而系统性不足的原因。

其三，传统性。当文化语言学以恢宏的文化观照语言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髓与民族文化的传统，在现代语言学中崭露头角。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包括音韵、训诂、文字研究，文学与语言结合的研究早就萌芽了。虽然由于对语言本体研究缺乏理性的科学分析，小学沦为“经学”之附庸，但其在研究音韵、训诂、文字中，从来都是与文学、艺术、历史、民族、音乐乃至人间万象不相疏离的。对中国现代语言学予以深刻反思的语言学学者，在矫枉过程中，对于传统语言学是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当然，这决非指语言学又将重返老路子。语言学的性质地位已有根本性改变。所谓“回归”是指在现代理论指导下，对传统语文学著作进行崭新的审视取舍。此外，文化语言学诞生之初，适逢“文化热”之时，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估传统文化遂成一时之风气。文化语言学最初的一些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方言和移民，造词法和传统文化，专名的民族文化特征，句法和传统文化等。这种传统性，一方面使语言学开拓了新视界，另一方面也使语言所蕴涵的文化获得新生。

其四，时代性。传统性并不是排斥时代性。文化语言学没有直接的先行者，因而，它不是对中西传统的机械照抄，也不是对语言现状的简单否定，它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语言学的革新势必形成文化语言学这一新的发展视野，这首先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在学术上的闪耀。跨世纪之际，世界日新月异，事事都在求取新的生存方向，语言学在21世纪的特点将是多学科交叉研究，文化语言学正是符合这个时代主流的。其次，当代的语言现象、语言变化，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在语言交际、语言交流与文化的研究上，时代性格外鲜明。

其五，实用性。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实用价值是双重的。首先是语言的研究不复“曲高和寡”，开始与其他学科进行接触交流，为其他学科提供服务。一方面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另一方面也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其次，现阶段的研究主动地向应用领域迈进，试图使语言学走出“不食人间烟火”的误区。这突出表现在外语界研究母语交际和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导入中。文化语言学的影响对外语界、教学界的影响是显豁而深远的， “文化导入”、“文化揭示”、“文化融入”、“文化语言有机化合”等已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关键之一，其成果也是十分喜人的。在翻译、广告、交际等等社会实用性十分鲜明的领域中，文化语言学也开始结出硕果。外语、对外汉语教学和翻译中的语言跨文化研究，如，英语教学中对汉语语言与文化和英语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使英语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语言的跨文化研究是把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引向跨时空，全方位，多视角对比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对于影响教学及其研究的知识性文化和交际性文化，开始受到重视。于是，语言学与实际社会生活日益亲近，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日益提高。

其六，温和性。所谓温和性，是从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精神状态而言的。现阶段的研究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的平和冷静，研究氛围难免因此会显得冷清一些。 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预示着一个成熟期的到来。而这又完全得益于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成熟，在主观上达到了不温不火的境地，趋向温和旷达，却又执着自信。经历过澎湃的“文化热”和“反思热”的人们，既懂得了学会拒绝依赖，自己行走，又领会了冷静思索，严谨务实，使现阶段的研究氛围趋于客观平和。

文化语言学，作为交叉性的边缘学科，其涵义与界说仍具模糊性。近年来出现的与描写语言学大异其趣的新兴学科，除了文化语言学外，还有刘焕辉倡导的“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曲彦斌主张的“民俗语言学”、赵丽明提出的“文字语言学”、胡文仲引进的“跨文化交际学”、王德春等引进的“语言国情学”（或“国俗语义学”）等等（高一虹《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载《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文化语言学与它们的关系如何？事实上，在历年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中，这些学科的问题一直是受人注目的。显然，不仅文化语言学的概念不能与这些学科概念泾渭分明，而且，彼此的研究内容与方式也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文化语言学究竟是语言学的大家族成员之一呢，还是文化语言学是“大语言学”，其它分支学科都应归为麾下，这也是迄今争论不休的问题。甚至文化语言学本身应该是怎样的，也各持己见，尚缺乏统一认识与明确界定。

（一） 怎样定位

文化语言学曾以其轰动效应受人注目，创造者自有真知，支持者不乏根据，反对者亦有想法。怎样看待文化语言学，目前仍是有异见的。一方面，有人将文化语言学夸张地奉为圭皋，将以往的语言学研究全盘否定，认为只有文化语言才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有人视其为洪水猛兽，或睹若无物，甚至排斥这门新兴学科。如今，这两种极端见解的论争，已渐趋平静，但是，疑虑仍是有的，关于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中的定位仍然是不明确的。

屈承熹《怎样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定位》（《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1期）认为“词汇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可确定无疑。至于语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则尚待商榷。”他的结论是，语法研究的文化语言学方法目前仍处于主观思考阶段，尚未进入科学论证阶段。我们认为他的批评是中肯的，不过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决非仅限于词汇层面，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二） 性质问题

学科界定上的困惑不仅是边界的模糊，更在于文化语言学本身的问题。文化语言学的真实意义所在给人的印象也是不明朗的。现在的文化语言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还是比较粗疏的。文化语言学本身的语言观、性质、对象、方法等等各方面也还不是十分清晰的。这尤其表现在对下述一个根本性问题的争论上：文化语言学究竟研究的是语言本身的“本体论”，还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关系论”？这是争鸣至今的大问题。

一部分学者，如游汝杰、陈建民、邢福义，认为语言现象中有文化，文化现象中有语言，两者互为依存，文化语言学应着眼于语言和文化的两者关系上，探讨语言和文化在不同历史层面上的关系，包括：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关系，现代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关系，语言变化和文化的变化的关系，以及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关系。

另一部分学者，如申小龙，认为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站在语言体系本身即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上，用民族文化的思维特征观照民族语言，概括出符合本民族特点的范畴体系，用以描述本民族语言的结构特征，从而全面揭示同民族文化特征相一致的民族语言的结构规律，建立起汉语语言学新体系，即所谓的本体论。他们强调语言的本体价值。

事实上，尚有另外两种代表性的表现，其一是游移在“本体论”与“关系论”之间，两者兼论，按需持论，或者对两者都不否认，认识比较模糊，时而是关系论，时而是本体论，未能从根本上把握实质。其二是对文化与语言的关系这个前提就持异议，表示怀疑，认为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并不十分明晰，文化在语言上的表现程度不一，很难从语言上去把握其中的文化内涵。

由于这个根本性问题的争论，一系列问题便接踵而至。目前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也不能硬性统一，这与文化语言学是一门新生学科有关。只有继续以严谨求实的态度从事一些专题性的具体研究，才能逐渐形成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较好解释力的范畴体系，形成系统科学的理论模式，也许到那时候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语言学界对中国文化语言学流派不同的理解与分类，不仅见于创议初期，而且如今依然如故。举例如下：

（一）两派说。戴昭铭在《文化语言学导论》中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众多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者按其理论主张和研究特色而言大体上有两派：关系论派和本体派。前一派的人数较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游汝杰，陈建民，邢福义等，后一派的代表是申小龙。两派在语言观，学科性质和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上各有不同见解。关系论派认为文化语言学的对象就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邢福义等人把这种关系概括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形成了“从语言看文化，从文化看语言”的研究模式。游如杰认为文化语言学的目标是：1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和方言；2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3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本体论派认为语言“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性质”，语言的人文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文化语言学研究对象是语言的文化功能。为此，论者提出了作为描写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面的以揭示汉语的人文内涵为主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在这一方法论原则下开列出的具体研究方法有：文化镜象法，文化参照法，常态分析法，多元解析法，心理分析法，异文化范畴借鉴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传统阐释法。

（二）三派说。邵敬敏在《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的前言中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迅速形成了由不同理论指导的三种流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即强调语言与文化的双向研究，以及历时与共时的交叉研究；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即强调从社会变异与交际功能入手，挖掘语言与言语的文化内涵；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即强调语言与文化在本质属性，特点上高度一致全面认同，并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该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的意义系统。

出于对学说不同角度的理解，产生了对流派的不同分类。同时，对于文化语言学中的“分”的状态，语言学界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有人听之任之，漠然置之。有人站在超然的立场对各派进行评论，寄寓期望，如戴昭铭认为“关系论和本质论派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但最终可能合流。合流的途径是互相取长补短。”意图对两派进行整合。也有人则主张不必问流求派，而应该多拿些实际成果出来。在今后的道路上，这些分歧将继续存在，最终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任何学术不是从零开始的，成功的学科必定既有继承和又有创新，文化语言学也应如此，但目前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不足却也在于此。文化语言学力图用恢宏的民族文化观照语言学，放弃了在语言学上的全盘西化，这便是继承的开始。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学本身在理论建设、材料选取、方法实践上的丰富多彩，正是对创新追求的结果。

然而，在继承与创新两方面我们仍然感到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和传统语言学的继承过于具体化、典型化，对自身理论的创新不够系统化、缜密化。许多学者，对文化语言学的兴趣过多集中于某个典范的传统文化角度上，如称谓、地名；某些特殊词汇上和某些传统典籍上，虽然写来内容扎实，论证有据，但对文化语言学的整体理论结构并无明显建树，往往只是囿于具体的材料整理和考证上。有些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过于狭窄，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系统的文化特点、文化心理缺少把握。这个不足若不加改进，则将造成研究上的琐碎。也有的学者，孜孜以求与现代语言学大相异趣的文化语言学理论，却失于操之过急，实证不够。创新并非空中楼阁式的追求，须有扎实的根基和循序渐进的风范。在继承和创新方面，文化语言学的道路该怎么走，是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的。

对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应运而生，申小龙认为，这是中国语言学由描写型向人文型的历史性转折；游汝杰、戴昭铭等人一再强调说，科学分类的重要原则之一，即是把科学划分为描写性科学与解释性科学两大类，解释性科学提供关于客体及其状况的各方面因果关系的解答。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学科，而非描写性的学科。文化语言学所要解释的便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因果关联，或是某些文化现象有语言上的成因，或是某些语言现象是某种文化现象的结果，或者某些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互为因果。我们知道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一般是很复杂的，抑或很隐敝的，而解释不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直觉性。所以学者们在解释时往往难免简单化臆断化的毛病。文化语言学的解释性，为学者提供了思想驰骋的天地，但并不意味着对描写性的扬弃。而有些学者正是过分强调了对描写性的转型，完全忽视了描写性的重要，导致了对复杂情况的空泛推理，而缺乏扎实的对语言事实综合全面的考察。今后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不能放弃描写语言学这个基础，并应带动语言描写的深入发展。

自觉地重视方法论的讨论，重视方法的系统化，是文化语言学的特点。文化语言学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并举的语言学，其学科渊源上的多元性和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其方法论基础。下面评论一些主要的研究方法。

语言之中有文化，语言也以文化为源。文化语言学对语言现象背后的文化背景进行探究，从而了解其渊源，推测其未来，这可以称为“文化背景透视法”。这其实也正是采用者最多的一种的研究方法，并且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比如研究方言岛形成的一个实例。杭州处于吴语区之中，却是讲半官话的，这一语言现象与移民史实结合了解，就会豁然开朗。南北宋之交，由于边患，朝廷迁都临安（杭州），大批北人移居杭州，带来北方官话，进而形成杭州半官话方言岛。

戴昭铭提出“文化符号”的概念（《文化语言学导论》）。所谓文化符号，指的是语言中的文化符号，语言作为华夏民族文化的载体，对民族文化的建构和传承具有关键的作用。语言符号因着语言与文化的血肉相融性，天然地具有文化汇载的功能。而在民族的演化中，学者为了达到理论建设的需要，往往用日常的语言符号指称特定的文化信息，而使语言符号成为文化符号。这一概念蕴涵了方法论的内容，即语言符号的文化解读，阐释符号的文化意义。这个方法更多地是运用在训诂、词义、词汇、文字的文化解读上，为学者们广泛采用。

语言学者往往立足汉族文化的传统，通过对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在结构、语法和使用上的差异来分析产生差异的文化根源。比较之法，早已有之，然而，对语言自身或语言之外文化因素的比较，可算是较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尤其受到外语界和对外汉语教育界的青睐，运用也日益广泛。

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 十分广阔。语言学工作者已注意到更广泛的交流空间，如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区、文化层、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生物学中的进化论，甚至地质学中的板块理论，都会对我们的语言文化分析带来莫大启示。

对1994──1997年中国文化语言学之路的评述，不仅是为了总结成绩，也是为了启示未来。十多年来，文化语言学的路是有人走出来了，这条路对语言学来说，无论是正道，还是歧路；对跋涉者来说，无论是坦途，还是蜀道，自有实践证明和寸心领悟。重要的是，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起步了，并且已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但它的发展还有待于更系统的理论建构，更扎实的研究实证，更广泛的科际交流。文化语言学者，只有朝着这个方向，才能最终为中国语言学构筑又一条希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