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震亨（1281~1358年），男，字彦修，元代著名医学家，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因其故居有条美丽的小溪，名“丹溪”，学者遂尊之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因他出生的赤岸镇有一条溪流名叫丹溪，所以学者多尊称朱震亨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 朱震亨自幼聪明，年长者对他都很器重，但他年稍长后却弃而不学，变得崇尚侠气，争强好胜，若乡中望族仗势欺侮，“必风怒电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摇手相戒，莫或轻犯”。他36岁时，闻有朱熹四传弟子许谦居于东阳八华山中，“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不禁叹道：“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于是抠衣往事，就学于许公门下。听其所讲“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之微”，方悔恨昔日之“沉冥颠沛”，不由汗如雨下。自此茅塞顿开，日有所悟。如此数年之后，学业渐成，一日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朱震亨应试书经，但偶遇算命先生，先后两卦均言不利。朱震亨竟以为天命，遂绝仕进之念，以为“苟推一家之政，以达于乡党州闾，宁非仕乎？”于是乃就祖宗所建“适意亭”遗址上，造祠堂若干间，于其中“考诸子家礼而损益其仪文”。又在祠堂之南复建“适意亭”，使同族子弟就学其中。

朱震亨常为百姓挺身向前，凡遇“苛敛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辞气恳款，上官多听，为之损裁”。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大家一起兴修水利，为民谋福。当地有个“蜀墅塘，周围凡三千六百步”，能灌溉农田六千多亩，但因堤坏水竭，屡致旱灾。在朱震亨的带领下，大家协力修筑堤防，并开凿了三条渠道，根据水量而舒洩之，使百姓均得受益。

导致朱震亨从儒转医，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有疾，诸医束手，亦使其有志于医。遂取古代经典医籍细细观之，三年而有所得。又过了两载，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 。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尽焚以往所习举子业，一心致力于医。

当时盛行陈师文、裴宗元在宋大观年间制定的《和剂局方》（共297方）。朱氏昼夜研习，知其不足所在，但乡间无良师可从，于是治装出游，访求名师，“但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他渡过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后又到定城，始得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东垣方稿。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直到泰定二年（1325年），才在武林听说有名罗知悌者，为“宋理宗朝寺人，业精于医，得尽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但性格狭隘，自恃医技高明，很难接近。朱震亨几次往返登门拜谒，均未得亲见，趑趄三月之余。但他心诚意真，求之愈甚，每日拱手立于门前，置风雨于不顾。有人对罗先生祥加介绍朱震亨的为人与名声后，始获相见。谁知却一见如故。罗知悌对朱震亨说：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祥于外感；东垣之书，重在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区区陈、裴之学，泥之必杀人。闻此，朱氏向日之疑尽皆冰释。罗先生时已年过古稀，卧于床上，并不亲自诊视，只是让弟子察脉观色，但听回禀便处方药。随其学习一年之余后，朱震亨医技大进，尽得诸家学说之妙旨。回到家乡，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学了多大本事，但看其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但朱震亨正是用这种被众医斥之为离经叛道的方法治愈了许谦的痼疾。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朱震亨总是有求必应，不避风雨，致使贴身仆人均难受其苦，怨声不绝。

朱震亨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著作。临终前没有其他嘱咐，只将随他学医的侄儿叫到面前诲之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言讫，端坐而逝。

朱震亨通过多年临床实践，朱氏自创新说，自成一家之言，创立了有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及“相火论”学说，并于杂病提出了以气、血、痰、郁的辨证治疗方法，于医学理论的发挥及杂病的治疗作出了贡献，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本草衍义补遗》等。此外，流传有关丹溪之书亦很多，其中以《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最有代表性，但均非丹溪本人所著，系后人将朱氏临床经验整理而成。

朱震亨的坟墓在赤岸镇东行四公里的东朱村，面对八面青山。其坟曾几经修葺，香火不绝，表达了后人的深切怀念。

《格致余论》

《格致余论》，元·朱震亨撰。

《格致余论》是朱震亨医学论文集，全书1卷，共收医论42篇，涉及内容相当广泛，篇次排列没有规律，颇有随笔杂记之韵味，若不拘原书篇序而按所论内容分类，则大致有：论苏生者，有“饮食色欲箴”、“养老论”等；论生理病理者，有“受胎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等，论诊断者，有“涩脉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等；论治则者，有“治病必求其本论”、“大病不守禁忌论”等；论具体病证者，有“痛风论”、“疟论”等；论具体方药者，有“脾约丸论”、“石膏论”等。另外，还有其他杂论数篇。

在人体生理方面，朱震亨重视阴血，认为阴精难成而易亏，提出著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在病因病机方面，朱震亨重视湿热，相火，特撰“相火论”，指出正常相火虽为人身动气，但若因物欲妄动，则可成为贼邪；在治疗上，朱震亨注重滋阴、养血、清热，互对滥用温补和盲目攻邪。

《格致余论》撰写于1347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医话专著。

朱震亨是浙江金华（今金华义乌）人，因世居丹溪，故人称丹溪翁或朱震亨。朱震亨为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他自幼研读理学，因母病，三十岁时开始攻读医经。后从当时名医罗知梯学医，学术上受刘完素、李杲等影响。由于他刻苦研究，数年之间医名闻于四方。朱震亨一生著述甚多，如有《局方发挥》《证因脉治》《格致余论》《丹溪心法》等。

⑴ 论养生：

有“饮食色欲箴”、“养老论”、“慈幼论”、“醇酒宜冷饮论”、“茹淡论”、“房中补益论”等；

⑵ 论生理病理：

有“受胎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夏月伏阴在内论”、“相火论”等；

⑶ 论诊断：

有“涩脉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人迎气口论”、“脉大必病进论”、“左大顺男右大顺女论”、“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论”等；

⑷ 论治则者：

有“治病必求其本论”、“大病不守禁忌论”、“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春宣论”、“张子和攻击注论”等；

⑸ 论具体病证：

有“痛风论”、“疟论”、“鼓胀论”、“疝气论”、“呃逆论”、“痘疹陈氏方论”、“胎自堕论”、“难产论”、“难产胞损淋沥论”、“胎妇转胞病论”、“乳硬论”、“经水或紫或黑论”，

另外，还有其他杂论数篇。

金元时代，《局方》盛行，世人多以成方应病，不重辨证治疗。《格致余论》实为补偏救弊之作。书中所论，重视患者个体差异，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篇篇体现出辨证论治精神。

在人体生理方面，朱氏重视阴血，认为阴精难成而易亏，提出著名的 “ 阳有余阴不足论 ” ；

在病因病机方面，朱氏重视湿热、相火，特撰 “ 相火论 ” ，指出正常相火虽为人身动气，但若因物欲妄动，则可成为贼邪；

在治疗上，朱氏注重滋阴、养血、清热，反对滥用温补和盲目攻邪。

《格致余论》最后说：“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以《局方》为戒哉！”这一结束语，正突出了本书主旨。

《局方发挥》

《局方发挥》 1卷，元·朱震亨撰。

《局方》是宋代官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简称。该书作为官方药局的制剂手册影响很大，以致 “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持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 《局方发挥》

朱氏认为《局方》盛行，流弊很大，《局方发挥》实则是他对《局方》存在的偏颇进行贬斥和评价的著作。

《局方发挥》不分篇卷，一气呵成，没有明显层次。开始先发议论，然后以设问形式提出质疑，继之予以解答，如此答问31次，涉及内容相当繁杂，对伤寒及内科、妇科杂病都有论述，生理、病因、病机、辨证、方药均有所及。

其中心思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辨证论治，一是反对滥用温燥，这是朱氏的重要学术特点。

朱氏认为，患者的年龄、体质、病程久暂、标本先后、发病时令、所处方域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即使同患一种疾病，也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处以不同方药。如果不经辨证，即以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则无异于刻舟求剑，按图索骥，难以获效。而《局方》载有许多通治某病方剂，如“润体丸”等36方，都说“治诸风”、“治一切风”；“安息香丸”、“丁香丸”等方都说“治一切气”等等，朱氏对这种“一方通治”的记述大加驳斥，认为不合经意，不能去病。

朱氏言火，从哲学以阐发医理，其应用于人，则人身之动，均为火之所为，并非仅指温热而言。朱丹溪的这番议论，强调了正常人体亦有火的存在，而这存在于人体之火是通过生命的各种活动表现出来的，故其归纳为“凡动属皆火”，实则朱氏所言之火在人体是指阳气而已。但存在于人身之火，朱氏又分为君火与相火。所谓君火，朱氏认为是属于五形中之火，其是有形之体与无形之气的相互化生而成，在人体则归于有形之体中，故心脏在五行属火，称其阳气为君火。而相火是由虚无而生，这里的虚无是指来源于先天之无。以人体来说，则是产生人体形气之本源，其在人体之中的存在是藏而不外露，只能通过人的生命活动而表现出来，其不同于隶属五行的心火，故称之为相火。朱氏的相火含义，是说明相火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本源，是人身生生不息的机能活动。也正因为如此，故人身相火就十分重要，既不宜衰，又不宜妄动。

朱氏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通过分析天地、日月、阴阳的状况，认为人身之阴阳在正常情况下，人身之阴常不足而阳常有余。因此，人身的阴精应当时时虑其不足，不能任意耗伤。若要防止阴精耗伤，就要防止相火妄动。朱氏一再强调房事不宜太过。心神要保持安宁，不为外物所感。饮食不宜肥甘太过，以防生痰化火，生湿化热，而使人身之湿热过重而耗伤阴精。总之，朱氏从病理角度强调了内伤饮食、七情、房事等诸种产生杂病的原因，均可使相火妄动而阴精耗伤，更会使人体阳有余阴不足的偏盛偏衰之象加重，从而产生各种内伤疾病。

朱丹溪治疗火热病，从虚火和实火分别对待。提出实火可泻的原则，或用黄连解毒汤，或用大黄、芒稍、冰水之类正治。对于火盛而体虚之人，又认为不可骤用凉药，应用从治或反佐之法，兼用生姜之类以温散。对于火邪内郁不得宣散泄越之证，可以采用发散方法治疗。至于虚火，属阴虚火动者，宜滋阴降火，可用四物汤加黄柏、知母之类，另外朱氏还创立了大补阴丸（生地黄、龟板、知母、黄柏、猪脊髓）以泻火补阴。若属虚火上炎，虚阳浮越者，朱氏又提出用附子末口津调涂涌泉穴以引火归元。对于气虚而阴火盛者，可采用东垣之法益气升阳泻火，选用人参、白术、生甘草之类。

朱丹溪认为，郁是很多疾病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朱氏将人身之郁证分为六种，即气郁、血郁、湿郁、痰郁、火郁、食郁。其中，又以气郁最为关键。朱氏创立了越鞠丸以统治六郁，方中用香附治气，川芎治血，栀子清火，苍术治痰湿，神曲治食，而其中香附又为主要者。对于痰证的治疗，朱丹溪提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的基本法则，并针对痰的不同性质，病证的不同部位，结合体质的盛衰，加减化裁。如湿痰者加用苍白术，热痰者加用青黛、黄连、黄芩，食积成痰者加用神曲、麦芽、山楂，风痰者加用南星、白附子、僵蚕；老痰者加用海石、半夏、瓜蒌、香附等。

朱丹溪提出了“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及火热证、杂病的证治经验，对明、清医学的发展有很深刻的影响。后世医家在养阴、治火、治痰、解郁等方面的成就，与丹溪的启发是分不开的。明代诸医家，如赵震道、赵以德、王履、戴原礼（即戴思恭）诸人，均师承其学。另有虞搏、王纶、汪机、徐彦纯等亦接受其学术思想，甚至远传海外，为日本医学家所推崇。由于此，丹溪所创之学说被发展成一个学术流派——丹溪学派，朱丹溪则成为这个学派的倡导者。

朱震亨节欲为核心的房中补益思想是医理与儒理的结合产物，与宋明理学的禁欲倾向是一致的。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