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容翊（朝鲜语：이용익，1854年—1907年），朝鲜王朝后期大臣，普成学校（高丽大学前身）的创建者。字公弼，号石岘，本贯全州。早年为褓负商出身，壬午兵变时因保护闵妃避难而入仕，大韩帝国时期因其理财能力出众而深得高宗皇帝李熙的宠信，长期担任宫内府内藏院卿一职，官至度支部大臣。对外则采取亲俄反日的立场，并积极协助高宗在日俄战争时的中立化政策，后又为高宗的秘密外交而奔走，1907年死于俄国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谥号“忠肃”。

咸丰四年庚戌（1854年，朝鲜哲宗五年）正月初六日，李容翊出生于朝鲜咸镜道明川郡。他本贯全州李氏，是朝鲜王朝王室的远房亲戚，系朝鲜太祖李成桂之兄李元桂的17世孙。到他这一代的时候，家系已经没落，沦为庶民阶层，李容翊也在年轻时从事褓负商、水贩等低贱职业。当时全国褓负商都归闵氏外戚权臣闵泳翊掌管，因此李容翊自然也投入闵泳翊门下。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高宗十九年）六月，朝鲜爆发壬午兵变，朝鲜王妃闵妃逃之夭夭，李容翊在这时追随闵妃一起逃难忠州。由于他“捷脚步，能日行数三百里”，故负责高宗和闵妃的秘密联络，往来于忠州和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之间。壬午兵变平定以后，李容翊因功被授予监役之职。光绪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李容翊被任命为端川府使，光绪十一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调任北青府使，光绪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任永兴府使、咸镜南道兵马节度使（南兵使）。李容翊的任地均在咸镜道，是当时朝鲜矿藏最丰富的地区，李容翊经常挖金子献给高宗和闵妃，因此更加得到高宗和闵妃的信任，不仅提拔他的官位，还让他兼任咸镜南道矿务监理。但同时也因为他莅任期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导致北青、永兴一带的民众闹事，并向朝廷投诉李容翊贪虐，故高宗迫于压力，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高宗二十五年）将李容翊逮捕下狱并流放全罗道智岛。不过两个月后就获得释放。

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正月，李容翊被任命为工曹参判，闰二月外放江界府使，兼任西北矿务监理。光绪十七年（1891年，高宗二十八年）二月再度获任南兵使，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八月又兼任咸镜南道矿务监理。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改为二十三府制，李容翊任咸兴府观察使。建阳元年（1896年）1月辞职，同年8月实行十三道制后再起用为平安北道观察使，次年3月改任中枢院议官。随后又因涉嫌诬陷金鸿陆等人而被反坐，流放黄海道铁岛十年。光武元年（1897年）10月，刚登基为大韩帝国皇帝的高宗下令释放李容翊，并起用他为度支部典圜局长，负责铸造货币，并监督各道各郡金银铜铁煤炭各矿事务，对他委以重任。

光武二年（1898年）8月，独立协会发起对李容翊的弹劾运动，李容翊一度逃到一个日本人家中躲避。独立协会被取缔以后，李容翊复出，于光武三年（1899年）2月被任命为宫内府内藏司长，8月内藏司升格为内藏院，李容翊也成为内藏院卿，担任此职一直到光武八年（1904年），成为韩国皇室的大管家。李容翊精于理财，深得高宗皇帝信赖，他不仅继续掌管全国矿山，还包揽了驿屯土、红参、水轮、杂税等财经事业的管理，竭力为皇室增加收入。此外他还任宫内府铁道司监督、西北铁道局监督、中央银行副总裁等官职，筹划京元线、京义线铁路及中央银行的建设，成为光武年间炙手可热的人物。以上是他在宫内府所任的职务，在政府中则于光武四年（1900年）出任度支部协办，次年署理度支部大臣，在任期间“奏劾守令犯逋（隐瞒税收）者二百余人，限百日免官惩罪，二日内清刷二十七万元，典屋鬻产相望于道”。光武八年（1904年）1月任军部大臣，旋即转任度支部大臣，是他仕途的顶点。

李容翊虽凭借理财能力得到高宗的宠信，但所有的骂名都由他一人担当，可谓众矢之的。史料记载“容翊以内藏院卿管上私帑，贩榷剥割，不顾怨诅，是秋署理度支，督府郡税逋，囚及妻孥，僇辱搢绅，于是举朝切齿，若私雠焉”，时人对他的风评也是劣迹斑斑，如“容翊致内藏院于其私第，专管皇室财赋，以聚敛为事，民甚怨苦”“自李容翊之为典圜局长，滥铸白铜货，物价腾踊，至是益铸之，百物日益翔贵，民不聊生”。针对他的弹劾与攻击也接踵而至，当时严贵妃（纯献皇贵妃）得宠，李容翊向高宗说：“您宠爱严贵妃，就像唐明皇宠爱杨贵妃！”高宗虽然认为他在开玩笑而原谅他，但此话传出后，平素就痛恨李容翊的众臣抓住把柄，于光武六年（1902年）11月底掀起了倒李风潮，议政（总理）尹容善等率群臣连上三疏，弹劾李容翊“以人臣不敢言之句语，凌逼莫严之地，且比拟不伦，凶狞无惮”，要求将李容翊明正典刑。李容翊躲进宫中，高宗也保护了李容翊，在俄国公使觐见时让公使将李容翊带去公使馆避难，12月恢复了李容翊内藏院卿之职，让他前往上海买米。于是李容翊乘坐俄国军舰前往上海，购买了10万包安南米，来纾解韩国国内的饥荒。光武七年（1903年）4月，法部协办李基东欲暗杀李容翊而被捕，后被判终身流放；同年6月，李容翊因病住进汉城医院，他的病床下炸弹爆炸，此时他正外出纳凉，所以幸免于难；8月又破获了朴羲秉、李璿载谋杀李容翊未遂案。可见当时李容翊的处境是危机四伏。

李容翊对外则表现出亲俄反日的态度。在日俄战争前夕的韩国中立宣言事件中，他扮演重要角色。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两天，他还自信地说：“让俄国和日本打吧。韩国不会卷入他们的战争。我们皇帝已宣布中立，如果我们的中立遭到破坏，那么列强就会自动来保护我们。”但在光武八年（1904年）2月8日，日本挑起日俄战争，并无视韩国的中立宣言，派兵攻入汉城，强迫韩国与日本缔结同盟条约。李容翊对此强烈反对，多次游说高宗皇帝不要接受日本提出的条款，并斥责与日本缔约的李址镕是大罪人。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为了除掉这一障碍，在光武八年（1904年）2月22日将李容翊骗入日本公使馆，然后将他押送日本。次日《日韩议定书》签订，韩国被拉入日本阵营。李容翊被押走后，“舆情莫不痛快”，一时“攻者蝟起”，以发泄对他的怨气。

李容翊被日本扣押10个月，于光武八年（1904年）12月26日返回汉城。他回国后已物是人非，他之前所经营的势力已全部瓦解，被日本人所控制，因此他转而致力于新式教育，他先从日本购买并翻译了600多卷关于施政改善和人民教育的书籍，并成立了普成小学校和普成专门学校（高丽大学前身）。同时他还经常出入宫中，为高宗出谋划策，写了发给列强的5份国书，以控诉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并呼吁列强干涉。探知李容翊行径后的日本公使林权助向高宗施压，要求对李容翊采取“敬远策”，高宗迫于压力，于光武九年（1905年）2月17日外放李容翊为庆尚北道观察使。李容翊赴任时遭到亲日组织一进会的抗议与威胁，李容翊不顾一进会的阻挠，毅然赴任，莅任时颇有政绩，受到民间称颂。光武九年（1905年）5月18日改任帝室会计审查局长，5月20日擢为军部大臣。李容翊成为军部大臣以后，日本人又坐不住了，其外相桂太郎于光武九年（1905年）8月12日致电林权助，称李容翊“常在背后上怂恿皇帝，下煽动愚民，以阻隔日韩两国间之关系，其事实不可掩盖。依与伊藤侯协议的结果，帝国政府要让此人今后从韩国政界隐退，无容喙任何国事之余地，为此认定有采取断然措置之必要”，林权助接到指令后，进宫谒见高宗，要求驱逐李容翊，一进会也在民间展开排斥李容翊的活动。高宗又被迫在8月14日将李容翊贬谪为江原道观察使。

事实上李容翊并未前往江原道赴任，而是受高宗密旨，秘密离开韩国，于光武九年（1905年）9月11日抵达中国上海，展开救援韩国的外交活动。9月29日又从上海出发，11月1日到达法国巴黎。李容翊委托韩国驻法公使闵泳瓒斡旋拜访法国高级官员，但在日本的阻挠下，李容翊没有成功，于11月16日转向德国，11月19日到达柏林，在那里再次受挫后又于12月辗转抵达俄国圣彼得堡。在韩国驻俄公使李范晋的斡旋下会见了一些俄国要员，以将全国矿产、森林和荒地开垦权转让给俄国为条件，请求俄国的保护。但此时的他没有任何官衔与委任状，所以无果而终。光武十年（1906年）1月，旅俄韩人金显土暗杀李容翊未遂，李容翊便离开俄国，前往上海。他在上海与高宗取得联系，又前赴俄国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海参崴期间，他设立学校，热心于当地韩人的教育事业，又曾参与高宗派遣海牙密使的谋划。光武十一年（1907年）1月，高宗再次密令李容翊前往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但李容翊还未出发便于2月24日客死在海参崴了。临终前留下遗疏，谓“国家独立在于人才教育，则应广兴学校，发达人民之智识。若多设官立学校，则必然有日人之沮戏，故应于京乡间广设私立学校”。死后普成学校召开追悼会，高宗亦赐谥号为“忠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