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男，原名李荣飞，中国先锋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曾在高校任教多年，曾任《莽原》杂志副主编，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创意写作导师。

1966年，李洱生于河南济源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曾经非常有名，唐朝时韩愈、白居易都来过这里，并留下了大量诗作——有李洱老家马桶边的一本诗集为证。

1983年，李洱考入华东师范大学，那里曾经有“全国最好的中文系”。“对我来说，80年代是文化的童年；对文学来说，那是它的青春期；对时代来说，那仿佛是新婚之后最忙乱的时期。”“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文学是一种思想资源。奇怪的是，当时的小说其实是没人看的，包括后来的先锋小说。要到很多年后，通过商业炒作才被接受。”李洱记得有一次王蒙的新书征订，结果只订了37本。

20世纪90年代，李洱写了一部有自传性质的中篇《中原》，小说里面有一个人叫李洱。他后来经常想起这部寄了出去却石沉大海的中篇，就用书中主人公的名字做了笔名。

他的处女作《福音》是短篇小说，署的原名“李荣飞”。它记述了一位87岁的老奶奶讲述的荒诞不经的故事。结构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语言也十分特别，几乎可以说是诗意化叙述，故事内容也不再写实，而是变形和虚幻的。

随后，李洱发表了第一个中篇《导师死了》。程永新觉得有点意思，让他改。后来，改来改去，就变成了五万多字的小说。最后定稿是在郑州完成的。

李洱还写过一篇小说《加歇医生》。他先寄给《上海文学》没有音讯，后来，格非把作品寄给了《人民文学》。等李洱回到郑州，在传达室看到《人民文学》的信封，信中说：“我是李敬泽，看了你的小说，准备发在第十一期。你不要再投寄别的刊物。若还有别的小说，也可寄我一阅。”

李洱手头并没有别的稿子，就又写了中篇《缝隙》寄了过去。李敬泽又发了这篇小说，还约著名作家、当时的河南省作协主席田中禾先生写了一篇评论，在《人民文学》同期发出。

大学毕业后，李洱回到郑州，在郑州教育学院（现郑州师范学院）任教。十年后，被调入河南省文学院做专业作家。当时，张宇担任《莽原》主编，提出借用李洱两年，让他出任副主编。张宇说，借用一下“李洱的审美”。但李洱在《莽原》一干就是十多年。多年后张宇写了一篇文章《李洱的光芒》，他对李洱的印象是：聪明而诚实，幽默而温暖。

2001年，李洱以复杂而自如的叙事技法，完成了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2004年在国内出版，销量固然还不坏，但李洱之名基本只出现在各种文学会议的演讲稿上。当时夏黛丽四处寻访李洱，一位中国作家说：我向你保证，中国没有这个作家。

2005，李洱开始写《应物兄》。在这个过程中，李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把家从郑州搬到了北京。刚刚安定下来，母亲突患重病。作为家中长子，为了给母亲治病，他和三个弟弟在几大城市求医问药。写作的过程很辛苦。他通常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节假日对他最为珍贵，平时都是晚上9点半开始写，写到12点半。人到中年，百事丛生，精力也不比从前，所以写得很慢。很多次，他以为这部小说写不完了，留下半部作品。在朋友的催促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这部作品，虽然写作时间显得比较漫长。

2007年4月，《石榴树上结樱桃》由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DTV出版社出版。至今，德文版已经卖出了1万本。《石榴树上结樱桃》已经拍成了电影，但除了拿版权费，剩下的事李洱一概不参与。

2008年底，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华，将李洱德文版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送给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点名要与李洱对谈。德国媒体评价《石榴树上结樱桃》说“谁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的话，就应该阅读李洱的小说。”

2020年10月，担任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终评委成员。

2021年12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22年4月，参加人文纪录片《文学的日常》第二季。

2024年3月，被聘请为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智库专家。

2024年4月，当选北京作家协会主席。

2024年7月，当选北京市文联第十届理事会副主席（兼职）。11月21日，受聘为南京大学创意写作导师。

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2024年4月26日，北京作家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胜利闭幕。李洱当选主席。

李洱的语言生成方式极为高妙。他的语言是君子的语言，温润如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评论家敬文东）

以才学入小说，这个类型的小说家，前面有写《镜花缘》的李汝珍和写《围城》钱锺书,李洱是第三个。李洱要处理的问题，比前两位要大很多。李洱之所以有野心把那么多知识点囊括进13年的写作，无非是想通过小说的形式追问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到底处于何种状态。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实事求是地说，在知识系统的完备、文学史素养的深厚、文学研究的专业性几方面，李洱都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应物兄》责编刘稚）

李洱写知识分子很到位，没有在外面写，而是深入知识分子内里。他有真切的感悟和体验，也有深入的思考和思想。他写的是生活、是生命、是心理、是文化。他把知识分子时代化、细节化、知识化，他用了知识分子语言写知识分子，用知识分子文体写知识分子，用知识分子风格写知识分子。这就是他的成功。（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王本朝）

李洱一方面书写中国和中国人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心灵的故事，同时他的写作也具有国际性。（《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学评论家施战军）

他自称不善于说话。“很多人能把废话说得极漂亮，舌头像蛇信子一样吞吐不息。全是废话，但很有节奏，我真是佩服。”但他很可能是最聪明、最会讲笑话的作家之一。他纵横捭阖，收放自如，感到惊讶时，喊一声“乖乖”。他既诚挚又狡黠，既严肃又八卦，既得体又放松。

从骨子里，李洱有向小说宣战的勇气，他是碎片阅读时代的李洱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李洱王’。他重新在审视今天可能并不讨好的知识分子议题，审视历史，话语和梦。他绵密的语法，大量的知识完全不讨好，在今天简直向死而写，但是他重新创造了结构，召唤了写作的勇气。光是这点本身，就称得上伟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

默克尔到北京出席亚欧峰会时安排了与李洱的会见。“她想通过我们了解，从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里，中国社会究竟在哪些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是什么样的态度，中国民众对西方国家的看法。”李洱说。

默克尔首先谈到的是中国农民和农业问题。会谈里，默克尔还问李洱有关中国农民们的宗教信仰问题。李洱说，李洱还说，“很多中国农民对西方的了解，可能要大于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默克尔听了以后点头说，她认为这是个事实，“西方知识界应该更多了解中国”，因此她希望同中国建立更多的联系，更多地了解中国。

《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文版译者Thekla女士（汉名:夏黛丽）在德国慕尼黑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她每次到中国旅行，都要购买很多中国小说。看到李洱的小说集《饶舌的哑巴》，她非常喜欢。她觉得李洱的小说与她看到的大部分中国小说不同，既有纯熟的现代小说技巧，又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

但夏黛丽女士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李洱。她问了很多人，最后终于通过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个朋友，找到了李洱。接到夏黛丽的电话时，李洱正在郑州大街上的出租车里。李洱向夏黛丽介绍了自己的长篇小说《花腔》。看到《花腔》以后，她非常喜欢，在没有找到出版社的情况下，愿意自己付版税给李洱，买下了德文版权。

李洱已经成为德国甚至欧洲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他去德国使馆参加午宴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为德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所熟悉，从大使到普通工作人员，都在读《石榴树上结樱桃》。

《石榴树上结樱桃》在德国出版后，出版社专门为李洱在德国办了系列朗诵会。德国的奥迪汽车公司还为李洱的德国之行提供5万欧元的赞助。在慕尼黑和柏林，李洱朗诵中文，一位曾在法斯宾德的电影中出演女主角的演员朗诵德文。从听众现场的反映看，李洱觉得他们读懂了这部小说。德国的记者告诉李洱，这是他们所参加的最好的朗诵会。朗诵会之后，又举行了学术讨论和签名售书。出版商也没有想到，现场签名售书就卖了两百多本。

李洱在柏林换坐地铁的时候，顺便拐进了一家书店。书店门口贴了一张宣传单，上面有一幅很大的照片，从面相上看是中国人，很熟悉，也很陌生。李洱好奇地走近一看，原来是自己。

回国以后，李洱收到了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是一叠报纸，上面都刊登着《石榴树上结樱桃》的书评和对他的专访。“我估计默克尔大概是通过报纸书评知道我的小说的，前两天在北京日坛公园，我还碰到一个德国记者，他说德国的报纸杂志上有很多与《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文章和消息。”

李洱最初的小说创作跟博尔赫斯有关，此后师承的名单不断拉长：马尔克斯、昆德拉、卡夫卡、哈维尔、索尔·贝娄……“博尔赫斯，当时大家都叫他豪·路·博尔赫斯！全称，以示尊重。当时华东师大就有一个博尔赫斯，格非嘛。当然，格非的视力是1.5。”

李洱早期的小说，格非大都看过。“他提意见的时候很委婉，不直接说我的小说，说的都是大师的作品：霍桑有个细节是这么写的，海明威有句话是那么写的。”也正是格非，陪着李洱把他的第一篇小说送到了《收获》杂志社。

回忆早年的写作，李洱喜欢的作家有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相对而言，早期受博尔赫斯影响更大一点。但是，他也觉得，直到现在，理解博尔赫斯的人并不多。博尔赫斯并不是一般中国读者眼中的博尔赫斯，比如他改良了西班牙语，他的小说与拉美现实也存在着极为紧张的关系。李洱后来的写作，与博尔赫斯关系不大。他早已走出了博尔赫斯。

和同时代的作家一样，李洱受外国文学影响至深。当被问到最希望和哪位作家对话，李洱说他很想问加缪，如果默尔索的母亲只是病了，如果默尔索结了婚，《局外人》该如何写。

《花腔》被评论界认为是对历史中的个人、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 和追究体现了深湛的认识水平，在艺术上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探索成果的一次有力的综合，被评论者称为“先锋文学的正果”。

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的李洱，现为《莽原》杂志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著有《饶舌的哑巴》《遗忘》等小说集多部，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

2018年，《应物兄》首发于《收获》长篇专号秋卷和冬卷，并在年末文学评选中，接连摘得《收获》长篇小说头名和中国小说学会长篇榜榜眼。12月，《应物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曾获第三、第四届“大家文学奖”（荣誉奖），首届“21世纪鼎钧文学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2019年8月16日，凭借作品《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结樱桃》里的繁花和小红都挺可爱、好笑，你认为可以用善恶来评判这些人吗？

李洱：我关心人物的性格，要多于关心人物的道德。这可能是小说家的职业病。我内心有善恶标准，但不会要求读者认同我的标准。有些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农民不像农民，起码是从中专出来的。哈，小看农民喽。农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一个自作聪明的知识分子跟农民打交道，农民能把你卖了。不是经常有报道吗？哪个女大学生被农民卖到了什么地方，洞房花烛夜才明白过来，摸过来的，原来不是“同桌的你”。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洱：从专业角度讲，准确是作家的惟一美德。

人物周刊：书里那些“颠倒话”是你自己编的还是听来的？

李洱 ：“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东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民间流传很广。前面两句是很有趣的矛盾修辞。不过，小说中大部分颠倒话是我顺口编出来的。有一天竟写了几百行，写得口干舌燥、扁桃体发炎。但最后用到小说里的只是一小部分。

人物周刊：中国有许多乡土文学，你觉得你写的是不是真正的乡土中国？

李洱：不能说我写的就是真正的乡土中国，只能说我写出了我的乡土经验。什么是经验？经验就是活泼的印象。如果还有人去写沈从文式的乡土小说，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装傻。应该学的是沈从文处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写法。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通过写作来诉自己的苦。有些作家，不把人写哭决不罢休，然后就到处签名售书，胳膊肘都快磨破了，要影响他打高尔夫球了。他的苦其实是高尔夫球没有打好的那种苦，那种苦当然也很真实很活泼，但如果非要通过写农民来表达自己的这种苦，我就要把书放下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这种写法，莫非他们平时也打高尔夫？

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结樱桃》德文版出版后，当地书店为你举办作品朗诵会，在中国你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吧？

李洱：巴金百岁诞辰时，《收获》就举办过朗诵会，请一些作者朗诵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跟买花篮买蛋糕一样好。当时我朗诵的是《喑哑的声音》，一篇写通奸的小说，别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开个玩笑，作者朗诵还有可能对播音美学产生影响。让贾平凹去朗诵《秦腔》，肯定比罗京有意思。在德国我朗诵过几次。有个在法斯宾德的电影里演女主角的演员，她朗诵德文，我朗诵中文。她不懂中文，但她说听我的朗诵有助于她理解作品。

人物周刊：德文版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法文版呢？

李洱：法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很有意思。一个译者本来快翻完了，最后却放弃了。他是“文革”时在复旦学的汉语，无法忍受小说中对“文革”的议论和描写。可出版合同已经签了，眼看就到期了，怎么办？那边只好征求我的意见，说如果我想打官司，他们也没办法；如果我不打官司，他们就多赔一点违约金。还是这个好，我也没有时间打什么官司。最主要的是，我对那个译者突然尊重起来了。他为了他的文化立场，可以放弃经济利益。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尊重吗？我就跟法国出版社讲，我很想认识这个翻译家，想请他吃顿饭，跟他交流交流。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开玩笑，他们不信。

人物周刊：小说中的人物跟你是什么关系？

李洱：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坏，所以我这个人也不是很坏；他们分裂得不是很厉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厉害。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人写黑暗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黑暗不到那一步，就写不出那一步。

人物周刊：你怎么体验生活？

李洱：今天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某个出版公司跟电视台合作，邀请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后写出这个普通人的传记，电视台再拍成电视片。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没兴趣。我每天都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过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不算是生活，非要“体验生活”。

人物周刊：你平时是怎么写作的？

李洱：我一天写七八个小时，最后能留下一千字就谢天谢地了。各有各的习惯，所谓“猫钻猫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阎连科，一天只写两个小时，但一写就是好几千字。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一个句子，放这里好还是放那里好，诸如此类。有点把小说当成女人了。同样是一团脂肪，长在乳房上是丰满，长到腰上就是赘肉。为了表达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我要比较深入地了解它们，知道我写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变得很困难。我认为加缪的小说就是这样的。它经过经验反省，每句话都表达一种被审视过的生活，而不是像生活本身那样。我可能还没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我的写作习惯已经变成这样的了。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就是你的想法一直在变。我常感到这个时代不适合写长篇，因为你的经验总被新的现实击中、冲垮。曹雪芹那个时代适合写长篇，贾宝玉什么人，有什么想法，他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写出来就行了。虽然那个时代也在变化，可价值观念稳定得就像贾府门前的石狮子。要是贾宝玉接个电话，林黛玉的，说她在什么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贾府了，他立即觉得这个女孩不能要了。现代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大概是“突然”，突然怎么样，突然不怎么样。睡个午觉起来，你的想法可能就变了。

人物周刊：什么是诚恳的写作？你自己是否忠于内心？

李洱：写作时，我无限忠于自己的内心。糟糕的是，这个时代的内心生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不良反应、一种创伤性经验。写作就是对这种不良反应的表达和反省。大家都说，内心平安就是幸福。可是，内心平安其实是一种罪，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的放弃、你对秩序的认同。所以，在写作上你既要表达，又要对自己的表达作出必要的反省。写作类似于你眼睁睁地看着某种体外手术，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担心做坏的当然还是自己。

人物周刊：《花腔》体现了你对结构和语言的追求，在小说中你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洱：《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说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你的生活。一个人通常是在别人记忆中存活的，除非你写自传。但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没时间写自传或者只愿意写诗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让渡给别人来写。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愿意写散文，只愿意写诗。

人物周刊：你尊崇哪几位作家？

李洱：两个，一个加缪，一个哈维尔。哈维尔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我全都看过。他不是一流作家，却是一流文人。当总统之后他的秉性也没改。他踩着滑板接见贵宾，抽空就写荒诞派戏剧。

人物周刊：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一点名、一点钱？你一开始写作时有什么目的或者动力？

李洱 ：不是一点名、一点钱，而是一点点名、一点点钱。写了这么多年我的目的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就是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说。

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国内比较认可的美国作家卡佛、厄普代克？

李洱：我正应邀写卡佛呢。他是个好作家。我读卡佛应该是在1989年前后。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槟》。卡佛死之前曾经站在床前凝望玫瑰，他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他的导师契诃夫死前喝香槟，香槟的瓶盖自己蹦了出来。这两个细节意味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辈致敬，为今生的告别，也为来世的相聚。写作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一个作家，往往是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才能够最终懂得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幸福。困惑疑难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后再次现身，要求后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说读书界和媒体终于认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这个月他们认可的是卡佛，下个月是谁？

人物周刊：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作家的言论你怎么看？李洱：顾彬在德国有个绰号叫“痛苦的耶稣”，可见他谈论德国文学时也很痛苦。顾彬的“垃圾论”出来后，他在汉语文学界很痛苦，他说自己没说过这话，只是说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华栋跟他做了个对谈，可是没地方发表，因为中国的很多媒体对他别的话不感兴趣。开始时媒体只是借顾彬之口来骂人，人家要不骂，我们的媒体能活活急死。注意，请他骂的是作家，不是别的什么家，如果他骂了别的什么家，我们的媒体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敢刊登。这是不是很有趣？一个媒体先塑造出自己需要的顾彬，然后别的媒体一哄而上，去讨论同行们精心创作的那个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实想法别人却很难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耶稣若真的复活，这会不会是他在传媒时代的真实处境？

人物周刊：有时候西方人看中国小说像看某类社会文献。

李洱：我在德国接受访问，记者经常问我关于卫慧、棉棉的问题。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她们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们就不是作家，我们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棉棉其实写得不错，是自动写作。但问题就在这里，当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时候，她必须有文学史的判断，知道自己写的跟别人哪儿不一样，否则写作无法继续。卫慧很极端，但只是虚构的极端。那种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国人的生活，是她从亨利·米勒的作品里读来的。这就变成一个基本问题：绝对虚假的写作和最本真的写作，都有可能导致写作无法持续。她们两个正好代表两种状态。

人物周刊：是不是我们没有一种健康的体制，使好作家能浮现出来？似乎很多作家都缺乏真正的精神力量。

李洱：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写作，然后放进抽屉锁了起来，加了密码。一种可能是他们不愿发表，不愿加入合唱，不愿被纳入秩序。另一种可能是他们发表了作品，但被我们忽略了，因为他们表达的经验与我们有背离，但这种背离又没有夸张到眩目的地步，所以我们没能看见。跟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文学史、文学体制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它会过滤掉非常丰富的内容。筛子的网眼很大，筛出来的都是大块文章、所谓的成功人物。什么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里，成功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业包装和自我吹嘘的混合物。它惟一的必要条件就是销量，但在五年之后，两三年之后，甚至两三个月之后，有没有人会想起来你这本书？都是白忙。

精神力量？失败算不算一种力量？我们所谓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愤世嫉俗，用高射炮打蚊子，用破扫帚打老虎。真正的力量，是雪被下面的草尖，是小鸟的红喙，看上去很微弱的，只是我们往往不知道爱惜。

人物周刊：在这种状况下，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你如何自处？

李洱：每个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我们最早接受的文学教育使我们想表达某种思想、经验、观念，并使之成为某种思想资源。但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很多作品踮着脚去迎合，而不是站稳了去表达。这是一个不重视内心生活的时代，价值观分崩离析。但也许通过财富积累，人们会重新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美和意义。据说很多贪官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文学，是吧？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李洱：幸福成了时间概念，成了一种嗅觉，瞬间的，细微的，具体的。闻着婴儿身上的气息肯定是幸福的，可你也不能一直抱着他啊。他也要寻找幸福，你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吃奶。写出满意的小说当然也是幸福，类似于婴儿吃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