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洵（1922年7月1日—1995年9月2日），字仲符，辽宁省北镇县人，著名明清史专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李洵先生，字仲符，1922年7月1日生于辽宁北镇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厚公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师从黄侃先生攻读古声韵学。受家学熏陶，先生少年时代就奠定了宽厚的文史基础，后考入北平临时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得当代学术名家冯承钧、瞿兑之、刘盼遂、陈垣、容庚、谢国桢指导，学术潜质大幅升华。1946年夏，大学毕业，曾在良乡中学短期任教，1948年毅然奔赴东北解放区，到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任教，直到1995年9月2日因病于长春辞世。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点的开创者，近50年心心念念者，唯有历史学探索和史学人才培养二事，名者利者，断非先生所求。先生之师风师德，为同仁、后学所感念追思。

先述先生学术成就与贡献。在先生百年冥诞将临之际，得东北师范大学校领导、社科处、历史文化学院鼎力支持，由先生诸弟子校对编辑的《李洵全集》共6卷，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为1956年人民出版社初版的《明清史》，是国内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与传统实证史学相结合的明清断代史专著，是先生对新中国明清史叙述体系的解释体系构建的有益尝试，而非断代史教科书。

第二卷收入1982年中华书局版《明清食货志校注》和2004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版《辽宋金三史篆修考》。《明清食货志校注》与先生命运相同，是历尽劫波近二十载才完成的一部著作。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被错划“右派”，赶下讲坛，劳动改造中跌断右腿，卧床一年多，利用这天赐良机，先生取清修明史之王原《明食货志》、王鸿绪《明史稿食货志》与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对勘，费时近十年，写成《三史食货志校勘记》10余万字，在1976年后，先生重理所余札记及平日积累资料，详考《明史食货志》史源学及编纂过程，以《明实录》《明会典》《明史稿食货志》、王原《明食货志》《明史》等基础文献，并兼采大量明人文集、笔记史料，对《明史食货志》进行校勘、注释，费时近七载，终成《明史食货志校注》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谢国桢先生亲题书名。学界名宿杨向奎、傅衣凌、李文治、王毓铨、洪焕椿等对该书的学术质量给以高度评价。该书获教育部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第三卷为先生晚年手订主要论文汇编《下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初版，2006年再版，收录先生专题学术研究论文30篇。其中关于15-16世纪明代流民问题、16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本土海盗问题、明代江南士大夫势力兴衰、清入关前社会性质问题、明清鼎革及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的探索，都提出了别开生面的独到创见，成一家之言。

第四卷收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正德皇帝大传》，该书不可以寻常传记史著视之。先生选择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明武宗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明中叶朝堂政局中改革与反改革的内部矛盾纷争，明武宗为代表的皇权政治、豹房政治在社会危机和政治困境中的无奈与挣扎。

第五卷《中国的明清时代——李洵明清史讲义》，内容包括《中国的明清时代——中国后封建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统合理论的新探讨》《明史学》《清史学》《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研究》《明清实录的史料分析》5部分，由赵轶峰教授依据先生为博士生授课录音及相关笔记整理而成，皆为首次刊布。其中的《中国的明清时代》是纲领性文章，先生认为16至18世纪的明清两朝不可分割，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同一个时代，构成了不同于欧洲中世纪、也不等同于五种社会形态论中的封建制，而应该称作“后封建制”。先生指出“明清时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结合部。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中国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接轨的尝试，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尝试，东西文明文化统合的尝试，以及新旧社会相递变的尝试。”这种认识，彰显了先生对明清时代发展趋向与西欧历史明显有别的独特认知，求索明清中国历史道路的自身内在逻辑是先生宏大的学术标的。

第六卷《李洵文存》，收录《下学集》未收的先生已刊未刊论文、文稿、书序、书札、自传，并附罗冬阳教授编撰的《李洵年谱》《李洵著述目录》。先生与薛虹教授合著《清代全史》第一卷，先生与蔡美彪、南炳文、汤纲教授合著《中国通史》第八册（明史）等著作，因各自执笔分工情况查无明确记录，故《李洵全集》不便收入，只好暂付阙如。

　　次及先生史学研究之学术特色。先生毕生以研究明清史为职志，无论科研还是教学都强调“通史感”或“全史感”。先生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不息，从没中断。帝制中国的政制、思想、经济、赋役、文化自有其产生、发展、演变、传承之内在逻辑和社会背景资源。研究魏晋不问秦汉，研究明清不问唐宋，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人为切割，使断代史研究既不瞻前也不顾后，缺少时空观念，陷入“枯槐聚蚁”“秋水鸣蛙”之窘境。先生强调治断代史必须要有“通史感”或“全史感”，切忌碎片化，要将明清史置于中国历史长时段总体历程中去考察研断，厘清具体历史问题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文章便厚重，更具学术气象，结论自然会更加逼近历史真实。受先生“通史感”观念启迪，我在培养博士生时，开设“中国赋役制度发展演变史”“传统儒学及其流变”“帝制时代专制政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历史功罪”等专题讲座，效果很好，减少了初学者张口下笔常出的舛错。先生研治明清史，还强调不可囿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范围，要“把明清史的研究放入世界的范围”，先生称之为“全球意境”或“全球历史观”。何为“全球意境”或“全球历史观”？在先生看来，中西方历史发展演进各有内在逻辑，早期基本独立发展，交互影响相对较少。自西汉以降，伴随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频密，相互影响日渐加深。特别是公元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的序幕徐徐拉开，世界文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6世纪至18世纪多个率先发展的欧洲国家通过海外掠夺和鼓励发展经济贸易，经济实力空前强大起来，通过改良和革命手段，使王权落地，建立起议会民主政体，开启了全球扩张。西方早期殖民势力、商人海盗、耶稣会士来到亚洲、来到中国。这三类西方人物，或为海外殖民，或为掠夺别国财富，决非文明使者，就连外表相对温和并带来西方部分先进科学技术的耶稣会士也是要“矢志上帝的光荣”，以基督教文明取代儒教文明。16世纪至18世纪的明清时代，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波历史潮流，中国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由原来领先西方，开始逐渐沉沦，直至被超车，到19世纪主权和领土完整都难以自保。

先生的《明代火器的发展与封建军事制度的关系》一文，就是从“全球意境”的观念出发，考察西洋火器传入中国，装备部队，引发明代军制多种变化范例。《公元十六世纪的中国海盗》更能体现先生研究明清史的“全球历史观”意识。先生指出，16世纪中国海盗，亦商亦盗，其产生有国内流民运动和禁海政策的背景，更与西方势力扩张到亚洲有关。中国海盗犯禁出海，屡剿不绝，与其卷入马尼拉中西、巴达维亚中荷、果阿中葡、长崎中日贸易，获得国内急需的白银直接关联。先生常说，“全球意境”能为考察研制明清历史问题增加一个视角。先生研治明清史重视宏观叙事，理论探索，是其又一学术特色。先生对明代流民问题、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的探讨，均着眼这一时期重大核心问题，进行理论解说，言其大旨，不落繁琐考据俗套。先生晚年，提出帝制中国晚期“后封建制”形态说，并将明清两朝500年历史的16至18世纪200余年的历史划为独立的历史单元，命名为“中国明清时代”，探索16至18世纪的中国道路，是一次重大的理论构建尝试。

我名李洵，字仲符，一九二二年生于北京。我的原籍是辽宁省北镇县，也就是明代的广宁卫。我的父亲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入了北京大学国学门继续攻读，是当代古韵学专家黄侃先生的学生。虽然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文心雕龙》评价问题，可是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搞他的古声韵学。父亲大部分收入都买了书。在我记事时，觉得家里到处都是书，枕头底下，窗台上都是书，线装的，平装的，精装的，还有不少碑帖拓片。住的三间屋，有一间专门是放书的。别人家给小孩启蒙，都是用《三字经》、《千字文》作课本，我父亲给我启蒙却用的是《文字蒙求》。我没有入过小学和初中，在十七岁之前，几乎每天和这些书打交道。当时觉得钻书堆是最愉快的事情。父亲的藏书中以有关文字学、语言学，古声韵学的书和清代考据学家的著作为最多，大约占三分之一，其次是历史书，二十四史、通鉴、三通、续三通之类俱全，还有一些文史学家的集子或作品。再有就是清人注经释子的著作。当时流行的梁启超、王国维、孟森、刘半农、夏曾佑的书种种俱全。书里还有《文选李善注》、《全唐诗》之类，不少成套的丛书也堆在一起。父亲有个习愤，看书时用朱笔点句。我也学着点，好版本的不让动手，只准点局本的二十四史。记得从两唐书点起，《宋史》只点了部分列传，《元史》算点完了。后来父亲的朋友送来一部大字排印本的《清史稿》，也勉强点下来。而《明史》则是在上大学之后才读完的。 我的中学生活是在一所北京的天主教会学校度过的。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英语课抓的紧，但教师都是法国人或西班牙人，结果我学的英语成了南腔北调，不容易改过来。二是注重高中化学课，校里没有可与大学化学系相媲美的化学实验室，因为这个中学每年要向辅仁大学化学系输送几个大学生。父亲本来要我学中国文学，而且是语言文字学。我不感兴趣，当时一心想学化学，觉得学文不如学理。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两所大学，一个是辅仁大学化学系，一个是当时日伪办的北京大学。结果两校都录取了我。我开始决心上辅仁化学系，但是辅仁大学的学费、书费、试验费之高多使人望而生畏。自从“七七”事变后，父亲失业；家中经济拮据，靠出卖书物度日；实在无法出这项费用。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去学不大情愿学的历史。所以我走上史学的这条道路，总还是有点偶然性。

进入大学之后，总算遇上不少名师。先后给我授业的老师有冯承钧、瞿兑之、谢国桢、刘盼遂、容庚等先生。“九三”胜利后又亲聆陈垣先生的史料学的课程。冯承钧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是伯希和的学生，给我们讲课时，身患半身不遂，坐着轮椅，由儿女推送，并代写板书。冯先生是国内有数的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学问渊博，学风谨严，他既通中国式的考据，又懂得洋考据，治学自成体系，富有创见。他的西域南海地名考证，看上去干燥乏味，但是他却能从极小的地方，突破一个大缺口。他对自己从事的专业非常热爱，几乎把一生的精力全部倾注在上面。这种精神给我很大的教育。我对于历史学产生情感，是和接受冯先生对学术的坚韧不拔精神的影响有关系。

瞿兑之先生家学渊源，给我们讲秦汉史很有见解。给我深刻的印象是他当时在整理地方志，用功颇勤，对青年学生，有问必答，答必详尽。

谢国桢先生是我后来搞明清史专业的启蒙老师。有一个学期，大约是1943年的下半年，系里公布了选修课的科目和教师，要求学生选修。我看中了谢先生的“史部目录学”一课，于是就选了，不料过几天后，教务科通知说，这门课只有我一个人选，一个学生怎么上课，准备不开这门课，要我重新选别的课。但这事让谢先生听说了，他坚持要开，就是一个学生也照样上课。于是我真的成了谢先生的这门课的唯一的一个学生。一位老师和一位学生占一间教室上课，是有点特别，于是谢先生主动约我每周四到他家中去上课。他当时住在西城，到他家上，课就不仅是讲史部目录学了，谢先生学识渊博，但他讲课，往往有个主题，记得他从东汉的党锢之祸，“望门投止思张俭”开讲，一直讲到东林党，复社，直到南明的历史。史部目录举未有讲多少，只是期末叫我写了一份作业交上去，他划个分，交上去就算了。但收获非常大，因为每次到他家上课，实际上，是去看他的藏书。藏书的范围很广，不仅是南明史料，明清人的不常见的笔记、杂抄也很多，每次去总能读完不少种。有问题就地请教，当场解决。这一学期，不但看了谢先生的宝藏，也亲聆了谢先生关于明清史研究的一些见解和方法，这对我来说，影响是很深的。

刘盼遂先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刘先生是文献学专家，当时给我们讲史料选读课。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辽宋金三史纂修考》，原由谢先生指导，后来他离开了学校，就改请刘先生指导了。他看稿子很仔细，不放过任何问题。我的这篇论文有十来万字，资料抄了二十万字。经过刘先生的指教，几乎把有关的重要文献都看过了，坐了十个月的图书馆，总算把毕业论文完成了。原稿上保存了很多刘先生的眉批，都是一笔不苟的蝇头小楷。他当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至今不忘，那就是写文章要作到“无一字无来历”。这句话，我每次写文章时都会自然地想到它。

容庚先生是著名的古器物学专家，给我们上金文学课。容先生生活清苦，每次骑辆自行车来沙滩红楼上课，自行车后货架上捆上—大堆书，都是一些古铜器图录，书用白布包着，身穿肥大的兰布大褂，说一口广东官话，但也能听得懂。他对古器物及铭文的岍究，造诣很深，而且多有创见。

陈垣先生是“九三”胜利后，来给我们讲课的，时间只有一学期，讲的是二十四史的编纂、读法、考证、特点等的史籍评论课。当时陈先生精神旺盛，讲的精确深湛，把自己多年研究心得，和盘托出，难题常是迎刃而解。他的治学方法，对我的启迪最深。

此外，还有莫东寅先生和孙作云先生，都给我上过基础课。两位都是东北人，年岁比我大不了多少，因此比较熟悉。莫先生是专攻民族宗教史的，对满族的萨满教很有研究。孙先生是专攻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对《楚辞》很有研究，但他不是从先秦文学的角度，而是从古代神话、古代图腾的民俗学角度去研究的。

一九四八年，我在吉林市迎来了解放，很快就到由佳木斯，走到吉林来的东北大学任教。这是一所解放区的高等学校，感到一切都是新的。我这一年才二十六岁，大学毕业刚刚两年，就要走上新型大学的讲坛，心情很激动，也很惶恐。一是年岁轻，业务浅，不知道能不能胜任。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得很不够，用这样一点新知识去给解放区的学生讲历史课，怎么能讲好呢?当时也没有时间集中学习，集中准备，只能边教边学。好在有范文澜、吕振习同志的中国通史，拿来作我的教学指导书。当时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时也得到党的领导和老同志的帮助，总算把中国通史讲下来了，反映还不错。于是我争取多教课，在教学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当时的学生有老解放区来的，也有国统区来的，论政治思想、理论水平我不如老区来的学生，国统区来的学生中也有不少是上了几个大学的大学生，什么市面都见过。所以当时我备课十分吃力，常常工作通宵达旦。当时年岁轻，精力足，通过努力；总算完成了教学任务。实际上自己也提高了一大截。中国通史我完整地教了三遍，后来又发展成教中国原始社会史、宋元史、中国史、目录学、史学名著选读等等的课程。如一九五一年以后，我才稳定在清明史的教学上。说来也很巧合，当时一些年岁大一点的同志都愿意轻车熟路教先秦史、秦汉史、南北朝史或隋唐宋元史，而明清史是个冷门，只有我对明清史有兴趣，于是就加入这断代史教学的行列了。教了一遍明清史，又写了一本明清史讲义，自己感到最大的不满意是，明清史没有自己的体系，没有特点。为了提高教学水平，我下决心用它两三年工夫多重新学习明清史。我认真读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和《资本论》的第一卷。这两年的工夫没有白花，理论水平有了提高。同时，我也下决心重新读《明史》和《明实录》。大约用了两年的工夫，通读了一遍《明实录》，自己给自己规定了进度，不完成决不休息。作了一批卡片，记了一些笔记。我是把《明史》和《明实录》对着看的，这样看懂了不少问题，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往后我计划读《清实录》，但只读到康熙，反右斗争开始了，从此我被错划为右派，读《清实录》的计划就这样取消了。后来就接着无休止的劳动改造。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被写思想汇报所代替。但是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和长期培养起来的对明清史的兴趣，使我在很少的业余时间内，还是要看看明清人的笔记、野史，诗文之类的东西。

有一次我在劳动中跌断了腿，在病床上几乎躺了一年。当时虽然不想重理旧业，但长年读书的习惯又使我要作点什么。在看朱希祖先生的遗著时，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线索，托朋友协助，得到王原《明食货志》的全本，开始和《明史·食货忐》、《明史稿·食货志》对勘。当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很清苦，自己的骨伤未愈，行动不便，再加上政治压力，当时的困境可想而知，但是却竟然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写了五大本三种食货志的校勘记，约有二十万字。后来以此为基础，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把《明史食货志校注》一书的草稿写出来。回想起来，也想象不到，当时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怎样坚持了这种校勘与注释工作的。被错划右派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一共夺去了我的二十多年工作时间。但是在这几年中，毕竟算是夺回来三四年的时间。我总觉得这几年是我学习明清史在史料学习上的一次大补课。《明史食货志》的校注工作使我重新读实录，读《明史》，读会典。清代潘耒等人从明实录中摘录有关史料作经济史料长篇的工作，我在这时又几乎重复作了一次，感到收获很大。

回想起来，解放后有两件事对自己治学有很大影响。二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一个是从事多年的中国通史的教学，使我对中国史的全貌有个基本的实感。我常常把这种实感，称作“通史感”或叫作‘全史感”、“整体感”。这种“通史感”是研究断代史、专门史的主要学术思想基础。所以说一个理论学习、一个教学实践，就构成我从事明清史专业工作的新的基础。前者使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史学天地，真正解放了思想。我可以凭借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去重新估价前人对明清史研究的成果，探索一种新的研究途径与方法。后者使我认真考虑明清史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明清史研究中几乎每一个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往往和其前史或后史发生联系，同时它们之间也互相发生关系或影响。我在五十年代提出的明清史分期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研究明清史的每一历史事件发生、发展与变化固属重要，但研究每个历史阶段内各种历史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为重要。这种横断面的研究方法，对于深入研究某些具体问题，尤为重要。纵的研究或分类研究，往往会忽略某些发生在同一时期各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横的研究往往会补充这种不足，而且会因为由于纵横交错的研究，把比较复杂的问题搞清楚。分阶段历史问题综合研究的方法是我在五十年代中写《明清史》一书的基本方法。

《明清史》一书出版至今已二十多年了。我写书时是三十四岁，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对于《明清史》这本书，我总是想把它修订一下。目的有两个，一是时隔二十多年，全国明清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成绩，就自己来说，虽然这些年学业荒废，但不能说还是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有必要修订一次，让我那本《明清史》也随时代前进。二是这本《明清史》是我的青年之作，其中有不少不成熟，不确切，乃至错误的地方，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已发生了变化，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过去几次要修订，不是因为“儒法斗争”说横行，就是因为其他教学科研任务太重，挪动不开手脚。下了决心，立志把它改出来，再交给社会，去检验它吧！

下面是我在长期教学科研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想在这里谈谈我的意见。历史研究领域内的断代史研究方式，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更为广泛。明清史可以算作断代史、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我又觉得它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因为它不仅是包括两个封建王朝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中国一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所以我认为明清史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历史时期的历史，它和它前面的历史和它后面的历史时期都有所不同。明清史虽然仍属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一部分，但是它本身确是自具特点的。研究明清史不能仅囿于中国史和中国地理的范围，要冲破这些束缚，把明清史的研究放入世界的范围。公元十五、十六、十七这三个世纪，是全世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确立的历史时代。世界的先进地区、重要国家几乎同时发生了相同的历史运动，明清时期的中国也并不例外。只是后来的归宿不同了，有的国家建立了资本主义，有的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种不同结局的出现并不奇怪，在人类历史上，各国家各民族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变革，也曾经产生过不同方式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在由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变革中，也会如此。这是明清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要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来建立明清史的科学体系。三十年来我个人的明清史体系就是建筑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的。当然这种理论还不成熟，还必需继续探讨使它逐步完善起来。

再一个问题就是明清史的史料问题。三十多年来我在学习明清史过程中，有件苦恼的事，就是史料太多了。一个人一辈子无论如何是读不完的。如果说中国史料浩如烟海，那么这种形容应该是指宋代以后，而且宋代以后更应指的是明清。前几年在天津同谢国桢师谈起南明史料问题，他说那次下江南去访书，还发现不少《晚明史籍考》没有收进的史料，可见将来明清史料还会不断发现。所以要想读完明清史料是不可能的，就是把其中最重要的史料读完，一辈子的时间也是不够的，这要订个几辈子的计划才行。 《明实录》我读了两遍，但是每一遍有每一遍的收获，这是因为第一遍有些问题你根本未读懂，第二遍时才又懂得一些的缘故。我想读史料要有少而精的精神。记得小时候，有一位老先生是清朝的拔贡，教我读《史记》。我实在佩服这位老先生，他对于《史记》不但正文熟，就是集解、索隐、正义部分也非常熟悉，而且能举一反三。我觉得我就欠这种工夫。一部《明史》才三百多卷，就是读的不熟，看来工夫下的很不够。明清史有些常见的，被人认为是很平常的史料，我觉得虽然读了不少遍，但有些不能说就懂得了。我常劝青年同志读熟《明史》，我认为这是学习或研究明史的最重要“基本功”。《明史》的某些志，某些传写得很有特色，资料也丰富，值得仔细读。根据明清史料太多的实际情况，我主张对史料的研究要精，不宜粗。要对基本的常见的史料多下点工夫，在前人或今人还未理解的字里行间，发现新的问题和深度。我个人喜欢涉猎，什么书都想看看，所以我也不主张在读史料中的抱残守阙态度。我主张，在精通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去利用更广泛的史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能力去研究史料，运用史料，乃至发现史料或鉴别史料。

自从三中全会之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我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彻底改正。回首往事，觉得自己在种种困境中，聊可慰藉的是没有完全荒废学业，为我国明清史研究而工作的脚步没有停止。今后我不但不能停步，而且要加紧脚步，同全国人民，全国的同行们共同努力，争取在明清史研究工作上获得更多的成就。

在我的大半生业务实践中，解放后的三十年是关键时期。我搞明清史专业也是从解放后开始的，以后的成长以至取得的一点收获等等，都是在党的教育领导下取得的。全国的解放，党和人民给我研究明清史创造了基本条件，给我提供了科研与教学的实践机会。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党的关怀和领导，我不会有今天的一切。我觉得当前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一定要把自己的余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祖国的社会科学事业。生命不息，研究不止，决心为我国明清史学科的发展，倾注全部心血。

（文章来源：《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7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