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同名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创意来源于哲学家尼采的同名著作

理查·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 1864－1949 ），德国晚期浪漫主义著名作曲家、指挥家。

他的父亲是当时有名的圆号演奏家弗朗茨·施特劳斯（Franz Strauss），从小就受到父亲的音乐教导，八岁的时候开始学小提琴。他的父亲的教导非常注重“浪漫主义”，但理查·施特劳斯本身的音乐最后成为了20世纪现代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查·施特劳斯的早期作品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的特点，在其创作生涯的极盛期被认识为晚期浪漫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晚期的作品流露出一定的现代派倾向，如调性的瓦解等等。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创作和指挥偏好都表现出他对于德意志古典音乐传统的热爱和深刻理解，他深受莫扎特和瓦格纳的影响（后者几乎影响了理查·施特劳斯那个时代所有的作曲）；理查·施特劳斯具有极其卓越的对位写作才能，几乎所有作品的织体都非常复杂。

理查·施特劳斯在二战中曾担任纳粹德国的国家音乐局总监（事前未与他本人协商），战后受到审查，直到1948年才由政府正式弄清。事实上，他由于创作涉及同性恋话题的《埃莱克特拉》，与犹太作家茨威格合作《沉默的女人》，以及儿媳是犹太人等原因一直受到纳粹政府的监视。

1900年以前创作了大量交响诗；他的交响诗从内容上看分为哲理性交响诗和叙事性交响诗两类，前者以“死与净化”（Tod und Verklärung）和根据尼采的著作写成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最为有名，后者以《唐璜》（Don Juan）和《唐吉珂德》（Don Quixote）最为有名。

1900年后他将主要的创作精力放在了歌剧上；前两部歌剧《贡特拉姆》（Guntram）和《火荒》（Feuersnot）有明显的瓦格纳的影子，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

第三部歌剧《莎乐美》（Salome）因在故事情节上骇人听闻，而引起争议，但仍取得巨大的成功，当时的德国皇帝在接见施特劳斯时对他说：创作这样的歌剧对他没有好处，施特劳斯回答：至少他用创作这部歌剧的收入买了一栋乡间别墅。

第四部歌剧《埃莱克特拉》（Elektra）则在音乐上骇人听闻，而再次引起争议。

第五部歌剧《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音乐优美动人，但是在音乐品论界引起不小的争论，有评论家称施特劳斯摆脱了恶作剧的作风，回归到正常的音乐中；又有品论家指责施特劳斯才智耗尽，只能靠优美旋律来吸引听众，全然丧失了以前的创新精神。

随后的歌剧创作，施特劳斯继续《玫瑰骑士》的成功经验。其后理查·施特劳斯创作几部使用古希腊神话题材抒写 20世纪现代人情感的歌剧，包括《阿里阿德涅在纳索斯岛》（Ariadne auf Naxos）、《埃及的海伦》（Die ägyptische Helena）、《达芙妮》（Daphne）、《达奈的爱情》（Die Liebe der Danae）。最后一部歌剧《随想曲》Capriccio（1942）。

1944年至1945年创作为23件独奏弦乐器的《变形》，据战后理查·施特劳斯说，是有感于德国各地的歌剧院遭到战争破坏，特别是在得知魏玛的歌德故居和德累斯顿国家歌剧院毁于战火（后者毁于德累斯顿轰炸）之后，精神一度错乱，事后回忆那段时间而获得灵感写作的。

1947年至1948年写出最后的杰作，女高音和管弦乐的《最后四首歌》。

全曲共分9段；第一段“日出”的标题是作者理查·施特劳斯自己加上的——虽然只有短短的1分30秒的音乐，却把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情景刻画的极为深刻，由于这段音乐强大的气势和艺术表现力，常常被喜爱音响的朋友作为试机用的片段。

其余8段的名称均来自尼采的原著，它们分别是“来世之人”、“渴望”、“欢乐与激情”、“挽歌”、“学术”、“康复”、“舞曲”和“梦游者之歌”。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受哲学家尼采的同名散文启发而作；著名的“引子”部分表现“日出时人类感觉到上帝的能量”，一个起初由小号悠远地奏出的庄严题旨，一波波地被推向包括管风琴在内的乐队全奏的高潮，壮丽而神圣。

此后经过了追求爱情的悲哀和追求科学的徒劳，这位“超人”终于摆脱了这类常人惯有的烦恼而进入到“舞蹈之歌”的欢乐佳境，而最后的“夜晚漫游者之歌”，以高音部的木管和小提琴奏出b大调和弦，而以低音提琴在c大调上拨奏，既象征着“超人”的灵魂上升而世界则在他下面沉沦，又是多调音乐的一个先例。

创作背景

1892年，施特劳斯在埃及时开始读到尼采的作品。这位哲学家“对基督教的抨击，特别震撼我的心弦，读了他的书，证实了我十五岁时不知不觉对这宗教产生的反感是对的，并加深了这种厌恶感。信徒只要忏悔，就可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正是这种对宗教的反感，导致他与里特对《贡特拉姆》最后一幕产生分歧。里特是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决不宽恕施特劳斯对最后一幕的修改。修改前，主角贡特拉姆准备向教友忏悔罪过，并准备接受惩罚。但是，施特劳斯受尼采的影响，修改了这一幕，他让贡特拉姆反抗社会和教派的权威，只对他自己负责。我们今天读起来觉得那不过是小题大作，可是在一个世纪前，它令世界震撼。其实这一修改实际上不外是说，施特劳斯作为音乐家，决心走自己的路，并仅对他自己的艺术良知负责。

尼采的散文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1885年完成的。尼采启用生活在公元前约六百年的神秘的波斯人查拉图斯特拉，作为他自己的哲学以及他对战争、贞操、女人、宗教与科学的看法的代言人。这位预言家远离人类，过着穴居生活，他不时回来，把他隐居独处苦思冥想的心得传授给信徒。他对人类提出的一个座右铭是“由最优秀的人（或超人）来统治”；“人是可以征服的，一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人不是目标，而是到达目标的桥……超人应是大地的化身。”

然而，随着重大事件的接踵而至，这个理论黯然失色了，在短短的四十年里，德国军国主义使欧洲两度蒙受战争的苦难。查拉图斯特拉为阐述这一切已累得近乎精神崩溃，但是在尼采的书中，他在养病康复期间，成了理想化的人物，他用诗歌形式，滔滔不绝地陈述哲学思想，诗中描绘了山峦和日出、翩翩起舞的少女和午夜的钟声，还论及意志与永恒。

在这个段落中，他插入以“人啊，当心”为首句的十一行诗，马勒在他的《第三交响曲》的一个乐章中用过这个首句。正是尼采这个用华丽语言表述的富于浪漫色彩的形象吸引了作曲家。瓦格纳之后音乐浪漫主义的三位大师（施特劳斯在1894-1896年，马勒由1895-1896年，戴流斯则于1898年）几乎同时分别用音乐表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肯定绝非巧合。

1966年，塔奇曼（BarBara W.Tuchmall）才华横溢、引人入胜的《辉煌之塔》（The Proud Tower）一书问世，书中将施特劳斯描绘成音乐界的凯撒，并借用罗曼·罗兰对本世纪初欧洲“尼禄主义在传播”的描写，作为她的理论的佐证。她称施特劳斯是“超人理论的忠实信徒”。历史学家惯于把艺术家看成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但是他们往往只看到表面现象，而不触及更深的内涵。将施特劳斯与威廉的军国主义精神等同，无异于错误地引导人们将艾尔加与英国的强权外交画上等号。塔奇曼小姐举不出任何有实据的文字资料来证实她的断言。施特劳斯崇拜的是尼采的文学表现力，并非崇拜他的哲学。

1946年他写道，他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获得了“美学的享受”。五十年前，在柏林首演他的作品时，他明确地说，他不打算“写富于哲理性的音乐……我只想用音乐来表现人类经由宗教以及科学的各个发展阶段，由原始人逐渐进化，直到产生尼采的超人思想。我意欲用整首交响诗表达我对尼采的思想的敬意。”

关于抽象思想的音诗

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没有情节，也不像《悌尔的恶作剧》那样，生动地描绘具体事件。这是一首关于抽象思想的音诗，但是施特劳斯在使两个差异大的调性（代表人的B调和代表自然的C调）的转换和相互对立的基础上，赋予这首音诗戏剧性的和音乐的冲突。他选择了尼采作品中八个章节的标题作音乐插段的提示，但是他还是将整首作品说成是“根据尼采的作品自由改编的”，使自己脱离一眼就能识别的音乐表达文学作品的路子。

作品的梗概是尼采的，然而内容和细节属施特劳斯风格。

在音乐表现上最接近尼采作品的是戴流斯的《生之弥撒》（A Mass of Life）。戴流斯以为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败笔。从他所处的位置来看，这首作品无疑是不成功的；但是，施特劳斯敏锐的创作力，熟练的谱曲技巧，组织结构的节俭性以及和声色彩的独特性，赋予这首作品力量和美，自问世以来，一直取尼采而代之。施特劳斯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法国克福最后一次排练后，他写信给妻子说：“在我全部最重要的作品中，它是最光彩夺目的，形式最完美、内容最丰富、音色最独特…… 高潮迭起，妙不可言！！总谱无懈可击……”这听起来似有自鸣得意之虞，但在当时确实这么写了。这或许是职业指挥家激动的反应，而不是作曲家的沾沾自喜。

1894年2月，施特劳斯在魏玛首次萌发用音乐草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构想。1895年7月9日的一则日记，表明他在构思《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写道：“构思一首新的音诗：默想，灵性的感受，认识，礼拜仪式，怀疑，失望。”

1895年12月7日，他开始认真创作，并于1896年7月17日完成了缩编谱。大总谱是在1896年2月4日至1896年8月24日完成的。在极其动人壮丽的日出序曲（施特劳斯）这样描绘序曲：“太阳升起来了，人进入世界，或世界融入人心中。”之后，是下列各乐章的标题：“隐居人”、“极度的渴望”、“欢乐与热情”、“死亡之歌”、“科学”、“康复”、“舞之歌”和“夜游者之歌”。

音乐欣赏

管弦乐团包括四管制，木管乐器，六支法国号，四支小号，三支长号，两支土巴号，两架竖琴和一架管风琴。总谱惊人地明晰易懂。施特劳斯兼奏乐器，取得了某种比华而不实地使织体复杂化（如马勒所做的那样）更好的效果。

音诗以管风琴把低沉的C音延长了四个小节而开始，由此引出了大自然的动机，四支小号奏出C-G-C，接着是大调和小调戏剧性地交替，由定音鼓敲出雷鸣般的三连音。库布里克（Stanles Ktlbrick）独具慧眼，他在1968年拍摄的电影《2001年太空漫游》中采用了这个扣人心弦的经过句，在管风琴奏出最后一个音符时达到了高潮，人在B小调中出场；

弦乐用震音表现出某种预兆不祥的探索，“隐居人”显然在探究宗教，因为在谱例16后，弱音法国号奏出素歌信经的主题，显然带有讽刺意味。接着融入施特劳斯华丽的管弦乐旋律中，由柔和的管风琴伴奏，弦乐分奏十六个声部。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施特劳斯独有的风格：通过和声“横向移动”的方式进行大转调。英国管和独奏中提琴引出“极度的渴望”，B音作为主要的调性而返回，很快就由多调性经过句中的大自然动机的C大调与之相对比。在这首作品问世之时，这曾引起轩然大波。这次用管风琴奏出的素歌圣母颂歌表现宗教，但被低音弦乐奏出的上冲的主题所拣过，由此开始了“欢乐与热情”的段落。

长号引进了一个新的主题，使这个插段的热情骤减：1898年，谢德尔经施特劳斯同意写了一篇分析这首音诗的文章，将这个主题命名为“憎恶”——查拉图斯特拉对纵欲的抗议。纽曼嘲笑音乐可以表达憎恶的看法。然而，从这个主题与B调和C调对抗这种严谨的音乐结构的关系来看，可以看出这个主题是能表达憎恶的。

B小调调性使“死亡之歌”的织体带上柔和的色调，使其隐藏在神秘中。在这里，谱例16试图再次恢复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动机在小号独奏出辉煌的高潮中返回，然后阴暗遮掩了光线，施特劳斯以“自然与人”的动机为基础的博学的赋格主题表现出他对“科学”的理解，并利用半音音阶的全部十二个音符，编成三种节奏五种不同的调性。

但是，他没有让这种忧郁的调子持续很久。谱例16振奋起来，进入了“康复”诙谐曲。尽管谱例17几番努力，以重申科学的严肃性，然而，在人的精神充溢中，它没有这种机会，最后它变成降e调的竖笛奏出的《悌尔的恶作剧》。一系列颤音和小号声重复着自然动机，表现了喧闹的场面，将音乐转到C大调的，表现超人跳舞的“舞之歌”的边缘。

施特劳斯在“舞之歌”这个关键的乐章里，第一次用悠扬的独奏小提琴和幽默的双簧管奏出维也纳圆舞曲。这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施特劳斯没有让塔奇曼抓到把柄来攻击他赞同超人哲学。你能想像超人在舞场跳圆舞曲吗？把毫不相关的事结合在一起很有说服力，表现了巴伐利亚人毫不夸张的幽默。附带一句，圆舞曲的主题是自然与人的主题另一次天衣无缝的结合。双簧管主题的前三个音符是自然动机，另外四个音符属于谱例16；

为十七个声部的弦乐和两架竖琴谱成的迷人的总谱，最终让位给“康复”插段的酒神赞歌舞曲的返回，接着出现了构想非凡的发展部，其中自然动机与人的主题（谱例16）两种相对的调性反复相互取代，随着舞曲的节奏逐渐热烈起来，尽管“憎恶”的动机（谱例17）不断粗暴地插入。谱例16的一个意气洋洋的陈述，将舞曲带到C大调自然动机的高潮，在那里与谱例18汇合。但是，在“夜游者之歌”夜半钟声敲响的时候，主导着全曲的是谱例17。

查拉图斯特拉在诗中，以一种敬畏和狂喜的奇异复杂的心理，表达着战胜灾祸的胜利喜悦。在音诗中，钟声的轰鸣慢慢压倒了谱例17的表现力。调性也从强烈的C调滑到柔和的小夜曲般的B大调了。

人的主题（谱例16）作为一个对位旋律用巴松管奏出，“憎恶”的动机最后一次插入，但是很弱的尾声的和声，把一切冲突的痕迹都抹去了，冲突成了一种遥远的记忆，所能听到的，只剩下代表人和自然尚未解决的基本冲突，B调和C调。长号和低音提琴奏出C 调的自然主题，与B大调遥远的木管乐器的高和弦相交替，但我们听到的最后乐音，是大提琴拨奏和低音声部的自然主题。

在《悌尔的恶作剧》和《唐吉诃德》中，人们对剧情的了解增加了音乐的欣赏性，而人们在聆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甚至连“标题”是什么也没必要记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备受人们的青睐绝非偶然，在《2001年太空漫游》之前，《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开始享有盛名了。

这首作品的难度吓不倒当今专业管弦乐团和指挥家，他们喜欢挑战，喜欢总谱。我想听众不了解，也不关心尼采和查拉图斯特拉是何许人也。他们听到的是音色丰富、激动人心、有创新精神的音乐，曲调诙谐、有力，感人至深，旋律很有生命力。对他们来说，这首作品是《理查·施特劳斯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