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海古卷，泛称1947～1956年间，在死海西北基伯昆兰旷野的山洞发现的古代文献，文献大约是公元前2到前1世纪期间（从公元前一百七十年到公元前五十八年，也就是中国西汉时期）写成的，它们的发现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1947年夏，一个阿拉伯牧人因寻找走失的羊只而到了死海西北角岸边，他登上现称库兰遗址的陡崖，无意进入一个洞穴，发现许多内藏羊皮卷和纸莎草卷文献的陶坛。这些羊皮卷后被证实是一些用希伯来文书写的早期犹太教，基督教的经文。这些在死海附近山洞中发现的两千年前的卷轴统称为“死海卷轴”，它是研究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发展史的文献资料。

广义的死海古卷，包括在死海沿岸陆续发现的古洞中所发掘出的文卷。狭义上的死海古卷，则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在死海西北沿岸，昆兰地区的一条干涸的河岸旁十一个古洞中所发现的古卷。

从1947年开始，有近四万个书卷或书卷的碎片被找到。这些书卷大都储存在瓦罐中，大部份是以希伯来文写在羊皮上的，少数用亚兰文（阿拉米语）写成。据估计，古卷的成书时间约在公元前2到前1世纪期间（从耶稣之前一百七十年到耶稣之前五十八年），古卷经过了两千年后，大部分都已变成碎片，只有少数的书卷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又经过专家们大约五十多年的努力，近五百卷书卷部分或全部的复原，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以赛亚书》。

古卷的内容也丰富多彩，主要分三大类。首先，古卷中近一百卷的书卷，是旧约圣经经卷。除了《以斯帖记》外，旧约圣经的每一卷书都出现了，而且许多卷多次出现；其次，古卷包括了许多圣经注释，圣经评论，解经书，次经和伪经；最后，还包括了非圣经文献。

在非圣经文献中，有很大一部份是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书，以及神毁灭邪恶势力，弥赛亚再来时的公义国度的著述。

古卷还包括许多主题和体裁，有圣乐、书评、智慧书、律法书、伪经，甚至建筑草图与藏宝书。从古卷的内容中，大部份学者认为其原收藏者，是当时附近昆兰小区（Khirbet Qumran）的隐士派的犹太人。公元70年，如日中天的罗马帝国占领了耶路撒冷，放火烧毁了犹太的圣殿。在这种背景下，当时住在附近昆兰小区的隐士派的犹太人，可能由于携带不便，或为了避免珍贵书卷的毁坏或遗失，将他们一大部分珍贵的藏书，收藏入洞穴，以便保留。

《死海古卷》（或称《死海经卷》、《死海书卷》、《死海文书》等）远在第一世纪以前大约一百年的时候就被藏在死海西北的山洞中，此地离耶路撒冷大约只有十五、六里的路，于是人们称这本古卷为死海古卷 。

1947年春天，杰里科（Jericho）在死海附近的山洞里发现（死海古卷），即最古老的犹太文献手稿，现今被称作《死海古卷》。这次偶然发现，成为本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

这本古卷远在第一世纪以前大约一百年的时候就被藏在死海西北地山洞中。因为这个地方离开耶路撒冷大约只有十五、六里的路，所以就称这本古卷叫死海古卷。

1948—1956年间，11个藏有手稿的洞穴（被标示为1—11号洞），又在死海西岸的北部角落，即被称为库兰（KhirbetQumran）的附近发现，从这些洞穴又发掘出大量的《旧约圣经》古卷和其它文献的手抄本，种类多达600多种，残篇碎片数以万计。

同时，学者们对库兰本身发生了兴趣，开始在当地进行系统的古物挖掘，并对库兰和EinFenshka之间的整个地区作出建筑学的测量。从中发现的陶器和其它遗留物说明了同一时期的居民和居住情况，把库兰居住情况的主要时期和古卷写作的日期联系了起来。确定大多数手稿的写作年代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68年间；而比库兰地区开始居住年月还久远的古卷手稿，则可能是从异地带来的。这些浩如烟海的古卷，在近代考古史上实为罕见，也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当代最重大的文献发现。

大多数古卷都是残破不全，它比马所拉抄本（Masoretictext）还早一千年，为人们提供了希伯来文圣经宝贵的历史资料。 古卷中的《以赛亚书》，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卷。当我们将其中的文字与马所拉译本对比的时候，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感叹：在近千年的抄写保存过程中，圣经传承者、希伯来学者是何等的忠心、认真和准确。引用一位圣经专家的统计：“在《以赛亚书》53章的一百六十六个单词中，只有十七个字母有问题。其中十个字母是因为拼写的演变；还有四个字母是由于连接词的样式的变动，不影响意思；最后三个字母组成了‘光’这个词，在第十一节加入，但对整句话的意义影响不大。

并且，这个词在七十士译本和另一个洞穴中发现的《以赛亚》古卷相印证。总的来说，在近一千年的抄写中，在共有一百六十六个单词的一章文卷中，只有一个词（三个字母）有争议，但这个词不影响句子的意义。”（注2）据估计，昆兰（Qumran）的《以赛亚》古卷，与我们现有的希伯来文圣经，在一对一的单词比较上，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准确性。剩下的百分之五，主要是因为拼写的演变。

犹太教圣经更接近死海古卷。学者从希伯来古文字体的对照上，鉴定死海古卷的年代约于公元前170年到公元前58年。由于完成年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残破不堪。出土的死海古卷中，最长的有8.148米。若包括头尾部分，推测至少有8.75米长。

古卷主要存放在以色列博物馆；其余的则保存在耶路撒冷的洛克斐勒博物馆（Rockefeller Museum）。

死海古卷在1951～1956年被发掘出来，约写于公元前170年到公元前58年，似乎原属犹太宗教团体的图书馆，可能是爱色尼派的一分支。发现古卷的地方叫基伯昆兰（Khirbet Qumran），可望见死海，是这个宗教团体的总部。

大多数古卷都残破不全，约有五百多卷；其中一百卷是塔木德抄本，除了以斯帖记外，全部的希伯来文圣经都有。除此之外，就是圣经注释、次经（Apocrypha）、伪经、论礼仪的、历法的、生活守则，以及启示文学等。圣经抄本对我们的意义极为重大，它比马所拉抄本（Masoretic text）还早一千年，为我们提供了希伯来文圣经宝贵的历史资料。

2017年2月，一个由美国和以色列科研人员组成的考古队8日称，他们在死海西北海岸的悬崖附近，发现了第12个曾存放“死海古卷”的洞穴。在第12个“死海古卷”洞穴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考古研究所和美国自由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了储物陶罐碎片、包裹古卷的织物、捆绑古卷的皮绳，以及一张空白羊皮纸，但没有发现古卷。研究人员认定陶罐碎片与此前发现的第8号“死海古卷”洞穴内储存文卷的陶罐相似。

2021年3月16日，以色列考古学家在当地时间宣布，在一处沙漠洞穴中发现了数十片“死海古卷”残片，认为是在近1900年前的一场动乱期间被深藏于此。发现残片的洞穴位于朱代安沙漠中的一处偏僻峡谷内。这些残片被认为与在名为“恐怖洞穴”（The Cave of Horror）的挖掘点发现的羊皮纸残片同属一套。以色列文物局表示，在进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后发现，残片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这也是最近60年以来，在耶路撒冷以南沙漠中发现的首批古卷。

死海古卷大多数是皮革、纸草、甚至是金属片写成，前二者不易保存，不是腐坏就是氧化，残缺不全。

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主要有五处。第一处共有十二个洞穴，是在基巴昆兰，由一个牧童在1947年偶然发现。在一号洞穴发现的，最重要是以赛亚书、《社群守则》（Rule of the Community，属于爱色尼派的行为手册）、《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大战》（The War of the Sons of Light Against the Sons of Darkness，又称War Scroll）、《感恩诗卷》、《哈巴谷书注释》，以及七卷其他保存尚好的书卷。

二号洞穴的多是断稿残章。三号洞穴有一卷用铜片写成的书卷，年日久远，使铜片氧化而脆碎，不易打开。四号洞穴是爱色尼派的图书馆，里面有四百件左右的文献，大多数属教派之作，保存得不好。大约有一百卷是希伯来文圣经的抄本，除了以斯帖记外，其他的旧约书卷都齐备了。由五号洞穴到十号的发现，价值比较小。

十一号洞穴的古卷保存得相当好，包括一大型古卷，里面有圣经正典（Canon）、次经，以及从没发现过的诗篇；还有一卷古希伯来文的利未记。1967年买入的《圣殿古卷》（Temple Scroll），很可能也是从十一号洞穴被拿走的。《圣殿古卷》共有六十六栏，详细列明要怎样建筑一个理想的圣殿。

第二个场所是在昆兰以南11英里（称作Wadial-Murabba'ah），是巴柯巴（Bar Kokhba）一逃军留下的（巴柯巴约在132～5年带领犹太人对抗罗马）。里面除了巴柯巴两封信外，还有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写的法律文件，约于主后一或二世纪的圣经作品，还有一卷保存得相当好的十二小先知书，与现今的完全一样。

1952年牧羊人又发现了第三个地区，在隐基底（'En Gedi）以南。里面有早已散佚的十二小先知书希腊文译本（约一世纪）、巴柯巴的一封信、部分圣经残卷，和巴柯巴时代的法律文件。在「书卷洞穴」（Cave of Scrolls）藏有巴柯巴时代重要的文献，而「书信洞穴」（Cave of Letters）则有十五封用纸草写成的文献，也是属于巴柯巴的，里面还有部分诗篇的残稿；后来还在这里发现大量用拿巴提文（Nabatean，古阿拉伯文）、亚兰文和希腊文写的文献。在「恐怖洞穴」（Cave of Horrors，因内藏大量骨骸），亦有用希腊文写的小先知书。

第四处地区位于古耶利哥八哩半的地方，内藏约四十卷由撒玛利亚人留下的古卷，大多数是受损严重。亚历山大大帝在主前331 年，曾于此大量屠杀撒玛利亚人。文献多属法律文件，全部用亚兰文写，只有封印是用古希伯来文。它们是巴勒斯坦地最早期，也是最大量的纸草文献，对历史家的价值极大。

第五处地方是马撒达（Masade），有一卷用希伯来文写的传道书（约成於主前75年），和部分的诗篇、利未记和创世记；还有一卷《安息日献祭之歌》（Scroll of the Songs of Sabbath Sacrifice），很可能是出自爱色尼派之手，同样的书卷在四号洞穴也有发现。

发现《死海古卷》之后，有不少书刊陆续出版，让世界各地的学者有机会读到初步发现的资料。可是，要看到成千上万来自4号洞穴的残篇，就困难得多了。这些残篇由东耶路撒冷（当时属于约旦）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的一小群国际学者负责保管。这个考古队里并没有任何犹太或以色列学者。考古队的政策是，官方未公布研究结果，就不准任何人查看书卷。考古队的人数也保持有限的数目。每逢一个队员去世，只可让另一个学者加入去取代他。这个考古队其实需要多些学者才能应付庞大的工作量。有些时候，他们还需要更多精通古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专家才行。詹姆斯·范德卡说：“八个专家，不管多高明，根本应付不了成千上万的残篇。”

在1967年爆发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夺得了东耶路撒冷，于是书卷归以色列监管；但没有人给书卷的研究小组制定任何不同的政策。发行4号洞穴书卷的事起初耽延了几年，后来更耽延了几十年。有些学者对此表示强烈不满。1977年，牛津大学的盖佐·韦尔迈什教授把这宗事件称为20世纪学术界的最大丑闻。当时开始有传闻说，天主教会故意隐瞒真相，不愿透露书卷中对教会不利的资料。

1980和1990年间，研究队的人数终于增至20个学者。到1990年，在新委任的总编辑，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伊曼纽尔·托夫领导下，研究队的成员增至50多位学者。他们定下严格的时间表，要把剩下的抄本，连同学者的详细评论和修订，全部付梓。1991年，事情有了意想不到的真正突破。首先，《未发表的死海书卷初版》正式印行。这本书是根据研究队的圣经语词索引，在电脑支援下编成的。接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的亨廷顿图书馆宣布，他们愿意向任何学者提供整套书卷的图片。不久，《死海书卷摹本》面世，书中图文并茂，以往没有发表的书卷人们都能够一一读到。

因此在1990年代，《死海书卷》已全部印行，可以供人查证。研究清楚表明，没有人企图隐瞒事实，也没有任何书卷被人藏起来。这些书卷的正式版本全部发行后，全面的分析才能开始。

各种用来确定古代文献年代的方法显示，这些书卷是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抄成或撰写的。有些学者认为这些书卷是圣殿在公元70年遭受毁灭之前，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把它们藏在洞里。可是，大部分研究这些书卷的学者却认为，这个看法与书卷本身的内容并不一致。许多书卷所反映的观点和习俗，都与耶路撒冷宗教权威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些书卷透露，有一群人相信，上帝已经弃绝了耶路撒冷的祭司和圣殿职事，并认为他把这群人在荒漠所作的崇拜，视为取代了圣殿崇拜的安排。耶路撒冷圣殿看来不大可能把这样的书卷收藏起来。

虽然库姆兰（即上文昆兰）很可能有一群抄经士，但许多书卷大概是信徒从别的地方收集得来，然后带到这里的。从某个意义上说来，死海古卷是个范围广泛的书库。像其他书库一样，死海古卷可能包括各种各色的思想，不一定全都反映读者本身的宗教观点。不过，有些书卷有多份抄本，这件事很可能把这个教派的信仰和格外关注的事反映出来。

库姆兰的居民的宗派

苏肯尼克教授曾在1947年为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取得三份书卷，他是主张书卷曾属艾赛尼派社区的头一个人。

艾赛尼派是个犹太教派。公元1世纪的作家约瑟夫斯、亚历山大的斐洛和老普林尼都提及过这个教派。至于艾赛尼派的确实起源，尚未有定论；但可能他们是在公元前2世纪马加比家族反叛之后的一段动乱时期中崛起的。约瑟夫斯曾报道在该段时期有这个教派存在，并仔细论述他们的宗教观点怎样有别于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普林尼则提及在死海沿岸，耶利哥和隐·基底之间，有一个艾赛尼派的社区。

研究死海古卷的学者詹姆斯·范德卡认为“住在库姆兰的艾赛尼派信徒只是规模较大的艾赛尼派运动的一小部分而已”。约瑟夫斯估计他们的数目约莫有四千人。虽然并非完全符合历史家所描述的一切细节，艾赛尼派却比当时任何犹太团体更吻合库姆兰经书所显示的形像。

有些人声称基督教是在库姆兰崛起的。可是，库姆兰的教派跟早期基督徒有很多显著的分别。在库姆兰发现的著作透露，这个教派恪守极严格的安息日规条，也要求人严守礼仪上的洁净，而且几乎达到狂热的地步。艾赛尼派信徒与世隔绝，相信命运和灵魂不死的道理，强调保持独身，倡导与天使一同崇拜的神秘见解。这件事表明他们的主张，跟耶稣和早期基督徒的教训大相径庭。

古卷的发现，解决了许多以前学术界，在旧约经文上的争议。比如在《诗篇》22章16节中，大部分圣经译者选用七十士译本的翻译“他们扎了我的手和脚”。但从马所拉译本的直译是“我的手和脚像狮子一样”。在1999年7月发表的有关死海古卷的文章中，福林特博士，死海古卷学院的负责人，向我们证实了从死海古卷中可知，“扎了”的翻译的确更接近原文。推翻了“‘扎了’是基督教为了宣扬教义而误译”的说法。说明现代圣经的翻译是正确的。 由于《约翰福音》和保罗书信的写作风格和思想特色，被指为受了诺斯底派的影响，一度被人视为第二世纪的作品。然而同样的风格和特色却出现于死海古卷的作品中，由此可见《约翰福音》和保罗书信像死海古卷一样，同属第一世纪的著作，也同样忠实地反映出使徒约翰以及初期教会所处的社会面貌。此外，《希伯来书》和《启示录》也因着比对《死海古卷》的相关资料来确定成书时期，两者都不迟于公元70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死海古卷》中的旧约抄本，为新约经文提供了准确翻译的依据。例如《使徒行传》7：14中所提到的雅各全家下埃及的共七十五人，与《创世记》46：27中所记的七十人有出入。根据《死海古卷》的《创世记》抄本所记，原来也是七十五人。由此发现司提反所引述自古抄本的是正确的。后期的《创世记》提到的是约数七十人。又如《马太福音》虚心的人一向解作卑微穷乏的人（the poor in spirit），从古卷发现其实所指的是忠于上主的人，与心硬的人相反。

死海古卷还帮助我们回答了许多新约经文上的争议。在《马太福音》11章4-6节中，当施洗约翰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是不是那弥赛亚的时候，耶稣的回答看起来好像引用了《以赛亚书》28章和61章的文字，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其中，“死人复活”这几个字，在旧约经卷中并没有出现。但在死海古卷中的一卷《以赛亚书》中，这句话却确实出现了。更重要的是，在古卷中这段话的上下文，就是在形容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所行的奇异作为，以及关于全地都要服从他的情景。这段经文证明了耶稣虽然没有直说“我就是”，但他的回答所引用的经文，在告诉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是的，我就是那弥赛亚”。 死海古卷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新约圣经中的福音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约翰福音》被认为是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导致其与其它福音书相比，缺乏希伯来文化的思想与表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约翰多次用对比光与黑暗的方式，谈神的完全与人的罪同在人里头。比如第一章4、5节中，当约翰谈到神是那生命的时候，说道：“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种写作的手法，在以往发现的希伯来文献中未出现过，却普遍见于同时代的希腊文献中。令人惊讶的是，在死海古卷的希伯来文的宗教书卷中，这种光与黑暗对比的写法却比比皆是，尤其是用来形容人的罪与神的圣洁的时候。于是，从昆兰小区的古卷中，学者们证实了《约翰福音》其实是所有福音书中最犹太化的书卷。

与此类似，在《路加福音》中，当上帝派天使向马利亚宣告，有一子会从圣灵而生，要起名叫耶稣的时候，说到“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并没有任何希伯来文的著述用过，“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两个词。许多学者认为，这是路加从其它文化中借用来的名词。但是，在古卷的一张碎片上，记载了这样的一段话：“将要在地面上为大，（王啊，世人都要和平相处），并服侍他，他将被称为伟大王的儿子，他的名被高举为王的儿子，他们会称他为至高者的儿子……”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词从犹太文化中的遗传。而这张古卷的碎片的文字是亚兰文，正是人们认为耶稣与他的门徒所说的语言，而不是希腊文。

死海古卷更帮人们解决了一些有关新约圣经的教义方面的争执。在死海古卷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述：“律法的工价……被称为义，因你在神面前所做的，是好的，正确的……”，这段话语同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6节极有关联，“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并坚持“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许多学者认为，保罗的这段教导好像是无的放矢，在对空气打拳——在犹太历史上，有谁认真地坚持要靠“行律法称义”呢？为了让人能信，保罗攻击了一个看起来不存在，或不堪一击的敌人。已没有人这么说了。古卷让人们看到保罗是有的放矢，是在与当时犹太信仰中的一些错误论点争战。

当然，古卷中也有一些与现今所有的旧约经卷不同的内容。比如，尽管《诗篇》的主要内容，与现今的没有大的出入，但古卷中有多种的排序，而且，古卷还收藏了一些圣经所没有的诗篇。还有，古卷的《但以理书》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与我们如今所读的类似，只在小的地方上，有一些经文的顺序不同。而另一个版本，却省略了相当的一部份内容。但这些都不能让人们失去对旧约圣经的保存者－—玛所拉人的敬意。由于他们的努力，人们知道我们现今所读的这本“书中之书”，与主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所读的旧约圣经，是如此的接近。在可考证的两千年中，圣经是如此的被忠实，准确的保存，这是任何其它所谓的启示文学和圣典的著作所无法相比的。如今，当人们阅读并学习这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著作时，不能不怀着感恩的心向人们的神，圣经的终极作者与维护者，献上深深的敬拜。

要了解死海古卷的意义，必须知道近百年来欧美对圣经批判的历史。自从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基督教就面对了一连串的批判。文艺复兴的开始，与十字军东征有密切关系。当初教皇鼓励十字军东征，主要的动机是希望消灭政敌、减少内部的冲突。十字军东征，确实达成了消灭军阀的目的。许多有名的将军，再也没有回来。

教皇确实利用这一个运动，重振了教廷的权威。但是那回欧洲的十字军，却带回来巨大的改变。为什么少数十字军，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呢？原来欧洲自从西罗马帝国因为黑死病和北方蛮族的侵略崩溃后，教廷因为各地有教堂，在无政府的社会里，自然的取代了西罗马帝国，成为欧洲唯一有组织的政府。但是可悲的是，从前罗马帝国争夺帝位的坏传统，也自然的被教廷承袭下来。这个坏传统，自从凯撒起，就一直绵延不断。每次新皇帝只有一种方法产生：就是老皇帝被谋杀，诸将军互相拼斗，得胜的强者继任帝位。

于是教廷内部就充满了争夺教皇的黑暗手段。任何组织一旦和政治挂钩，就容易腐败。教廷也不例外。于是就把欧洲带进黑暗时期。这些使用阴谋夺权成功的教皇，怎么肯让外界认识真相？所以从那时起，就把解释圣经的权力，统一归到教皇的手中。任何人不得解释圣经。并且除了钦定的教士，任何人不准阅读圣经。这个规定，一直沿继到一九六六年，才在第二次梵蒂冈议中给废除。十字军东征回来的人，却曾经去过教皇过去权力不及的偏远地区。在那里，人们仍然保持了基督信仰的传统。

圣经更是活活的成为基督徒信仰的中心。这些不受教皇统治的旧信息，带给欧洲人相当大的鼓舞。他们开始质疑教皇的权威。连教内部都不能不起来改革。于是有了马丁路德，成立了抗罗宗。他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德国贵族希望摆脱教皇的控制。一方面得力于他对圣经的解释和翻译。忽然之间，圣经又成为大众都可以阅读的书籍。里面记载的许多事迹，再度成为大众争论和相信的目标。

当时教外的大众，发现圣经里有不可置信的预言。这些应验，是历年来基督信仰的中心。好比基督要生在那里，基督要怎样受难，他的内衣要被人抽签、他要被人钉十字架、他胸口要流出水和血、等等。这些应验，都让世人无法反驳。而更希奇的是但以理书。这也是历世历代争论最多的一卷圣经。因为里面不但说到耶稣的受难，还预言了耶稣以后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例如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金像，提到两只铁腿。按照但以理书的解释，这代表罗马帝国后来要分裂。然而罗马帝国分裂，是耶稣之后三百三十年的事。康士坦丁大帝，毅然决定把君士坦丁堡建成他在土耳其的基地。而把西罗马交给他的手下管理。 但以理是耶稣之前七百多年的人物。他怎么可能知道罗马帝国要分裂？这是不是只是解经学者弄的玄虚？只是玩弄文字的结果？当然，圣经已经成为一本公开的书，任何人都可以进去自己研究。社对这种批判圣经的理论，无法接受。何况但以理书不只有第二章提到欧洲将要分裂成两大帝国。到了第八、九章，更细数从玛代波斯起，经过亚力山大大帝、希腊帝国、分裂成个区：波斯、中东、罗马、埃及。而8：21预言了亚力山大大帝要英年早逝。8：9又用以色列作为坐标，指出了以色列国西北方的势力，要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就清楚预言了罗马帝国的兴起。

解经学者又从但以理书第九章里，找出了预言耶稣钉十字架的日期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些事，都是反对信仰的圣经批判学者无法解释的。于是就有了圣经考古学。当时的假设是：但以理书的写作日期，必然在这些历史发生之后。他们的假设，把但以理书写作日期，定在耶稣之后四百八十年。因为但以理的预言，至少要在那时写成，才知道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他们还指出但以理书有五种不同语言。于是假设但以理书是在不同的年代，在历史发生之后，用预言的体裁，写成骗人的但以理书。这些早期的考古学者，用这个假设，四出搜寻。盼望找到圣经古抄本，可以证明他们对但以理书写作日期的假设是正确的。 经过两百多年的考证，基督教的圣经考古学者虽然找到许多历史的证据，证明圣经历史的正确性。但是对但以理书写作日期的考古，却处处碰壁、一无所获。而反对信仰的圣经批判学者，却到处找到许多消极的证据。为什么人称这些证据是消极的证据呢，原来他们找到的，都是：圣经写作日期的传统说法，查无实据。换句话说：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圣经预言确实写在历史发生之前。但他们也并没有找到一件考古的证据，推翻圣经所载的事物。

圣经学者们一直苦于找不到一件支持圣经所载事物写在历史发生之前的证据。圣经学者当年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然而他们提出的说法，对不信的人来说，根本就是推脱责任。他们说，圣经抄写完成之后，旧抄本就给当作神圣的东西，埋到土里。给虫吃了。到哪儿去找古老的旧抄本呢？这个局面，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有了改变。为什么要提一九七九年呢？原来死海卷出世于1947――1956年。经过二十三年的研究和翻译，到一九七九年，才完全翻译结束。于是一九八零年起，死海卷就开始了一连串的展览旅行。

为什么这死海卷这么轰动呢？因为两百年来的争议，死海卷都给画上了句号。死海卷发现了旧约圣经除了以斯帖记之外的每一卷。死海卷的时代，是从耶稣之前一百七十年到耶稣之前五十八年。没有一卷写在耶稣之后。更令基督徒高兴的，是死海卷里包含了争议最多的但以理书。再也没有人可以争论但以理书是写在历史之后了。这有什么意义呢？

反对圣经旧约的批判学者，花了近百年的时间建立的堡垒，全给死海卷轰垮了。近两百年的争议，因死海古卷的发现，最终证明圣经旧约记载都是真实的。也证明圣经旧约里的“预言”确实合乎历史。

之前唯一的争议就是：圣经旧约写作时间在历史发生之后。而批判学者这唯一的防线， 被死海古卷给一炮轰垮。从此再也没有考古学者敢向圣经旧约挑战了。

注：死海古卷的发现，更加证明了圣经旧约完全是摘录的犹太教的经书，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呢？值得一提的是，但以理书曾有“七十个七”的预言，许多解经家都认同这是指到耶稣那个时代，所以，旧约与新约并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以色列文物局2010年10月19日宣布，打算把“死海古卷”高清照片以及英文翻译文本等资料发布在谷歌网站，供研究人员免费使用。

以色列文物局官员普宁娜·舒尔说：“一旦这些资料全部发布在互联网，就没必要再让卷书暴露在外。任何人只要在自己的办公室或沙发上点击鼠标，便可调阅残片或原稿。”

据美联社报道，有关专家认为这些高清照片可能比残片原件更容易辨认和解读。

“死海古卷”上世纪40年代发现于耶路撒冷东部死海附近洞穴。卷书记述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以色列地区历史事件，是记载犹太教和基督教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研究人员后来陆续从11个洞穴中寻获数以万计卷书残片，其中至少3万件已拍成照片。

长期以来，古卷保存在耶路撒冷一家博物馆内，查阅设限。例如，阅览室只能同时容纳两人，阅读须隔着玻璃，内容仅限申请章节，每次限时3小时。

上世纪90年代，古卷一些内容陆续集结成册发表。但不少人抱怨，这些书籍价格昂贵、不便携带。

2009年，美国富商好必来公司总裁史蒂夫·格林花费数百万美元从文物市场购得16份死海古卷碎片，送至其本人耗资5亿美元打造的圣经博物馆供人参观，被视为“镇馆之宝”。2017年，圣经博物馆正式开馆之后，即有人对这批卷子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认为其中的5份为伪造。随后，被考古学家证实，这5份残片被撤出展览。近日，一份发表在《国家地理》上的研究成果指出了更叫人震惊的事实：这十六张死海古卷全是伪造，无一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