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斌曾为北京艺培戏曲学校（现为北京市戏曲学校）校长，该校曾经由梅兰芳担任董事长，后由于经费和师资的困难，经市政府批准，学校由政府接办。沈玉斌一生奉献于艺术事业，为建设北京艺培戏曲学校尽心尽力，曾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沈玉斌，男，京剧琴师。同沈玉才乃昆仲。

沈玉斌乃是场面全才，六场通透，腹笥渊博，他是燕守平的启蒙 老师，也是新中国戏曲教育事业的奠基者，是他创办了松柏庵“艺培学校”，为京剧艺术薪火再传留下了宝贵的火种。张学津、孙毓敏、李玉芙、孟俊泉、燕守平、王晓临等都是松柏庵走出的“角儿”。

在解放初期，沈玉斌先生曾担任“梨园公会”会长。他是“八大拿”等武戏的编创者沈小庆的后人，其祖父沈三元是谭小培的老师，其父沈福山工花脸，曾经在多个班社当“管事”，郝寿臣与侯喜瑞都受到过他的教益，为此沈玉斌与郝、侯二家有着特殊的感情。

京剧世家，其子沈金波为高派老生，其侄沈长春为北京京剧院二团杨派老生（退休）。

解放初期，在宣武区陶然亭有一所私立戏曲学校，即“艺培戏曲学校”，它的建成是与当时身为“梨园公会”会长的沈玉斌分不开的。一次在中南海为首长演出中，周恩来总理 见到沈玉斌时道：“你姓沈，是戏曲界的负责人对吗？你们辛苦了！”短短一语体现了党的关怀，促成了沈氏办戏校的决心，设想不要国家出资属民办性质，但又不同于过去的旧科班。 筹建工作开始了，校址利用“松柏庵”破庙。沈玉斌为办艺培戏校，忍痛卖掉前府胡同13号的私宅房产。后来还典卖了家中的电话、首饰和裘皮大衣等贵重物品，但这远远不能解决支出所需。

1951年7月26日，在梁小鸾等人的奔走倡导下，戏曲界在京女演员五十余位联合义演为艺培筹集资金。演出《玉堂春》和《大八蜡庙》。刘喜奎、碧云霞亲任舞台监督，这次坤伶大会文武双出，在京剧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排戏时沈玉斌见特请的赵桐珊(芙蓉草)最为忙累，不知如何感谢才好，王瑶卿安慰他说：“桐珊是个热心人，为了培养下一代，排排戏有什么?道道辛苦就行了。”虽说如此，沈氏心里甚是过意不去。紧张的排戏，大家都是热汗淋淋，但却都乐呵呵毫无怨言，沈玉斌深受感动，赶忙抱来十多个大西瓜，请诸位消暑解渴。

地处天桥的鸣华京剧团，亦闻风而动，梁益鸣、张宝华率团演出拿手剧目《打窦瑶》等。梁益鸣把全部收入亲自送到梨园公会，对沈玉斌会长说:“我们剧团能力有限，只能表表心意吧。”李桂云又组织河北梆子剧团义演了一场。荀慧生、于连泉（筱翠花）两位名家披挂上阵，义演了《樊江关》。刚从武汉返京的梅兰芳，听说学校正在筹款，不久即在长安戏院演了《金山寺·断桥》和《凤还巢》。 刚从香港归来不久的马连良和张君秋，正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得知艺培正在筹款，义不容辞地义演了《四进士》，并特意打来长途电话，请沈会长派人前去取款，沈玉斌亲自赶赴津门，待接到款后，方知是该场演出的全部收入。按惯例应是收入低微的班底演员不在义演之内，沈忙说:“怎么好要大家的戏份呢?”郭少安说:“这不是您沈先生私人组班，办戏校是为了下一代，我们也应尽一点责任。”沈只得眼含热泪连声道谢地把钱收下。

告别舞台多年的名净郝寿臣，亲率弟子于长安戏院义演花脸大会，戏码为王玉让的《闹江州》；王永昌的《草桥关》；袁世海的《盗御马》，大轴为郝老的《李七长亭》，73岁的萧长华演解差。接二连三的筹款义演，充分体现了戏曲界对培养下一代的一片赤诚之心。

1951年11月下旬，在松柏庵的后院里，出现了十几个十一二岁 的孩子，天天在那里练功，他们算是艺培戏校的第一批学员。可在当时这里既不像学校，又不像科班，只能称它为“梨园子弟学艺班”。为了给学生“抄功”，聘请了王仲元、刘佩永、张喜鸿，沈玉斌只能付给他们微薄的车马费。后又请来了尚小云在正乐科班的师兄弟李三星，他是名净李顺德之子。为早晚能帮助照料，就住在庙内。 校址地方不够用，沈玉斌见那么多的殿堂常年供奉尊神，反复考虑，萌生了请诸神退位的念头，但此举非同小可。他先得到了王瑶卿、萧长华的支持，又经梨园公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恭请大殿内的佛像起驾，在殿西小跨院“深葬”。届时摆香案焚香烧纸，沈玉斌当众虔诚祷告念念有词，仪毕后大家小心翼翼地把诸神一尊尊直立安放坑内，然后填平整好，此举总算圆满成功。

20多间大小佛殿，经过更换门窗和修葺粉刷，变成课堂。供桌和匾额改制成桌椅。办公设备是向梨园公会借来的，创业时的教学用具，一些是三义永捐赠的，一些是部分教师贡献的。在各方的支持下，学校总算有了初步模样。后经多方磋商，组成了由王瑶卿、萧长华、郝寿臣、沈玉斌、贯大元、谭富英、李少春、叶盛章、梁小鸾、史若虚、王颉竹等人组成的招生委员会。1951年12月4日于新民报刊登“艺培戏曲学校招生简章”。不几日，即有500多名学生前来报名。经过初试和复试，到次年的1月3日注册报到，前后仅用一月时光，即完成了一切招生工作。全体工作人员都是白尽义务，不取任何报酬。

协助沈玉斌的，有荀令文负责教务工作，负责事务的是吴仁本，经过多方奔走，相继请来各行教师到校任教。这已属不易，因当时已有一所国家办的戏曲学校，校长为王瑶卿，有威望的师资几乎均被请去，而且是固定工资，一切开销均由国家支付。而艺培戏校属于私立，所需 资金全靠沈玉斌个人支撑。 诸连顺是众所公认的好教师，自从富连成科班报散后，就没有了工作，加之他本人有不良嗜好，生活无有保障。沈玉斌请他出山任教，他非常感激。萧长华得知后，逢人便说:“玉斌这个办法真好，既解决了小的学戏问题，又解决了老的吃饭问题，真是积德修好哇!”

为了开辟宽绰的练功场地，梨园公会研究决定，将义地的坟墓迁走，并成立了以沈玉斌、于永利为首的“迁坟委员会”。通知亡者家属前来认领陪葬物品。遗骨装入瓷坛或棺中，这其中就有杨小楼、陈德霖、金少山、高四保、高庆奎、王长林、文亮臣、宋永珍、李世芳等诸多名家，以及尚小云之母、姚玉芙之父，于连泉双亲及夫人、谭富英夫人等，他们大部迁往南苑集贤村重新安葬。此工作从1951年底至1952年初，用了一个多月。

1952年初春，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正式建成了，经市文教局批准，成立了戏校董事会，梅兰芳任董事长，郝寿臣、沈玉斌任副董事长，王瑶卿、萧长华为咨询董事，在董事会上推选郝寿臣出任校长，并制订了学校章程和教学方针。

教师也随之有所增加，武旦教师暂请李金鸿代课，武戏教师王德森、王恩垣，随之郭静安等也来校任教。不久又相继请来了武丑教师王福山，丑行教师赵德普，小生教师衡和华。苏连汉因有时搭班赴外地演出，沈玉斌便亲自登门，请侯喜瑞出山临时代课。

建校时无校舍，学生只能走读，中午在校用餐，其经费全靠沈玉斌设法解决，由于经费所限，伙食只能从简，主食馒头或窝头，副食白菜和萝卜。当时也曾因经费接不上，出现过断炊的局面，学校只得让学生回家用餐，无奈沈玉斌只好含着眼泪道歉致意。同样因经费关系，当时也无力添置练功地毯，只能让学生暂时自备棉垫。由此可以想象当年“艺培”创业是多么的艰辛。

北京市市长彭真闻知艺培处境艰难，于5月27日亲临学校视察，了解情况后不久，学校便接到市政府批示:除每月补助经费2000元外，另拨万元修建宿舍；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戏曲事业的关怀。

经济有缓，部分教师能按月开支，又添置了一些教具和其它设备。但不久又出现了紧张局面。董事长梅兰芳，为给艺培筹募基金，与中国戏曲实验学校原四维戏校的 学生，于6月24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了一场义演。戏码为侯正仁《四杰村》，刘秀荣、张春孝、钮骠《豆汁记》，大轴是梅兰芳《霸王别姬》，剧中除刘连荣的项羽、姜妙香的虞姬、王少亭的韩信、萧长华的更夫等为梅先生的老搭档外，为加强演员阵容，由戏校的钱浩梁、朱秉谦、杨启顺、袁国林、贺春泰、傅殿华、柏之毅、史燕生分别扮演韩信帐下的樊哙、周勃、王陵、彭越、陈贺、孔熙、英布、曹参八员汉将，使该戏增色，剧场之内盛况空前，演出的收入给艺培解决了燃眉之急。后来马连良得知后，便主动发起以富社师兄弟为主的一场义务戏，为艺培筹集基金。于8月5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群英会·借东风》，由侯喜瑞饰黄盖、马连良前鲁肃后孔明、曹连孝前孔明后鲁肃、叶盛兰饰周瑜、黄元庆饰赵云。萧长华、郝寿臣两位亦粉墨登场，分饰蒋干和曹操。由首都实验京剧团助演，开场为吴鸣申的《嘉兴府》。这之后，马连良、张君秋又义演《四进士》，票款全部经梨园公会转交艺培戏校。 随着戏校的发展，人员也在不断增加，教师已有20多人，由于学校创业维艰，请来的教师只发给以小米为计算单位的低工分。临时代课的只给予菲薄的车马费酬劳，有的教师主动义务教学，不取一文钱。荀令文就曾对沈说:“三叔，如果开支紧张，我也和您一样，暂不要报酬。”他在学校的一年多中，从未领过任何报酬，后因工作需要，他调到梨园公会。

学生开始上课学艺，沈玉斌一度想给学生们重新起个艺名，甚至连排什么字都想好了。萧长华闻听摇了摇头说:“不妥！那不变成旧科班了吗？玉斌，你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请你慎重考虑！”沈玉斌听罢之后，连连点头道:“您老说得对，多亏您提醒!”此事作罢。 戏曲学校分生、旦、净、丑诸多行当，分行关系着一个学生的命运

与前途。初选的行当对某些学生往往不一定合适，要通过观察了解和培训实践加以纠正。为此学校有明文规定，若是学生一旦不适所学行当可以变更。所以这批学生中就有不少人毕业时的专业与初学的行当有了较大的变更，当时学生们称它为“大改行”。有的学生确实不适应学戏，只得劝其退学另谋出路。巴金陵原也有人主张让其转学，沈玉斌却坚持己见，认为他是棵好苗子，须正确引导，于是亲自给他说了一出昆曲《春香闹学》，果然不凡，毕业后他一直在校任教，现已是桃李满门的优秀教师了。

1953年2月9日下午，梅兰芳主持了“艺培”的最后一次董事会，总结了戏校一年来的工作之后宣布，由于经费和师资的困难，经市政府批准，学校由政府接办。市文化局副处长王松声宣布，改名为“北京市戏曲学校”。北京市私立艺培戏曲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郝寿臣校长曾对学生们说：“戏校能有今天，多亏了沈校长啊！”1992年，北京市戏曲学校建校40周年之际，邓友梅曾撰文《校庆之时不要忘记沈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