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光寺，原是津门名刹，游览胜地。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天津镇总兵蓝理在距天津老城南门三里的官道东侧（今和平区南京路与南门外大街交汇处东北侧，南门外大街以东，多伦道以南，万全道以西，南京路以北的合围区域）修建而成的。咸丰八年(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进犯天津，胁迫清政府在海光寺正殿签订《天津条约》。海光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划归天津日租界。

清初天津城南门之外的官道两旁，河网纵横，坑塘密布，颇具泽国水乡的江南风貌。明代的天津八景之一，便是“定南禾风”。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一位法名叫成衡的高僧，见这一带风水绝佳，遂于距南门三里的官道东侧修建起一座宝刹，名普陀寺。因为周围地势宏阔，普陀寺显得格外轩昂，以致这里香火极盛，名噪一时。1719年康熙帝南巡，驻跸天津，工于诗画的寺僧成衡迎于西淀。康熙兴会所至，遂赐普陀寺名海光寺。不但赐写了匾额，而且赐给了海光寺两副对联，一副是“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另一副是“水月应从空法相，天花散落映星龛”。

上有所好，下必趋之。皇帝的青睐，着实为海光寺带来了好运，以致官商纷纷捐金，对海光寺进行大规模修缮和扩建。扩建后的海光寺不但殿宇弘敞，而且于环寺半里处凿渠两道，这就是海光寺的内河与外河。内河宽五至八丈，深六尺；外河宽二丈四尺，深五尺，周边植柳万株，海光寺的环境由此大为改观。两渠北通城濠，东南通贺家口，南有闸以引海河潮水，旱则汲引，涝则泄放。寺北建有西平桥，当时的“津门十景”中，有所谓“平桥积雪”者，即在此处。寺南建有南平桥，以通周围百余村镇。寺西北角桥下通官道，桥头有草屋数椽，桥南绿杨夹岸，掩映红莲，春夏游人，少长成集，所以这座桥被称为欢喜桥，也是远近闻名的风景小区。除此而外，环渠之上还有一座无碍桥，也是尽人皆知。传说，当时海光寺周围还遍植葡萄，所以也称海光寺为葡萄寺(疑为普陀寺之音讹)。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户部议准彼时的天津总兵官、福建人蓝理在天津沿海开垦水田，但蓝理却就近选址于海光寺南，开围田200余顷，圩岸周长数十里，引天津城西南角城濠之水，东至贺家口泄人海河，排灌两用，时称华家圈引河。围田分东、西两个大圈，招闽浙农人数十家，分课耕种，限年趋科，人籍力田，并以领垦之人的姓氏为圈名，如华家圈、徐家圈（一日徐胡圈，日久讹音为西湖村）等。每田一顷，设水车四部：另建东棚、西棚，以畜推水车之马匹。“旱则一日两灌而不加溢，涝则终日戽而不加浅”。“插莳之候，沾涂遍野，车戽之声相闻。亩收三、四石不等。雨后新凉，水田漠漠，人号为小江南”，亦称蓝田。当时蓝理曾请僧湘南主持海光寺及寺外的垦田诸事，湘南亦缘此写有《海光寺志》，惜今已不传。

高宗弘历继位后，亦步其祖父之后尘，屡屡南巡，乾隆元年（1736年）时路过天津，为海光寺御书“瀛蠕慈荫”匾额。这位偏爱舞文弄墨的皇帝，此后又陆续为海光寺亲笔写下了大殿额“普门慧镜”，大殿联“觉岸正光明如水如月，法流大自在非色非空”；御书楼联“春物薰馨含慧业，名禽宛转人闻思”；大士楼联“不生波处心恒定，大寂光天相总融”；后楼额“镜澜普照”，后楼联“欢喜白毫光妙明合印，庄严香水海安隐同参”。海光寺因此声名更隆，时有高僧驻锡其间。

1767年乾隆帝曾在海光寺前阅兵，有《题海光寺》及《阅武》诗。时值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成功，乾隆令将义军领袖林爽文，何有志、陈岑、林岑等槛送天津，并于行宫门外亲自审讯，最后用大刑磔（分裂肢体）何有志，枭首示众；次日又于蒲口磔陈岑，枭首示众，林爽文则被害于北京菜市口。由此，乾隆帝对清王朝的统治忧心忡忡，所以他在《阅武》诗中，竞有“敢日瀛氛靖，戒安意正殷”的句子。1770年乾隆帝作《海光寺》诗。1788年拈香海光寺，又写下了《海光寺》诗，这几首诗当年均泐石于海光寺中，用资纪念。

为这处风景绝佳的佛门胜地带来屈辱、破坏，乃至万劫不复之厄运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华。

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与英国组成侵华联军，并以额尔金和葛罗为英、法全权代表，各率海陆军集中香港。这时，美、俄两国亦声明支持英、法侵华。不久广州为英法联军攻陷，四国公使遂联袂北上，于咸丰八年(1858年)4月抵达大沽口外。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清军溃败，联军兵舰沿海河上驶，于26日到达东浮桥，并盘踞于三岔河口一带，清军于海光寺外扎营。咸丰帝见状大惊，深惧天津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认为英、法若“以大沽为香港，而以天津为广州，将来何能驱之使去?”因此急忙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驰往天津查办。

桂良和花沙纳到达天津后，见海光寺建筑华美，陈设精良，且周围有清兵驻扎，乃选定于6月5日在海光寺后楼下筵宴英国公使，“以北为上，设联桌三，东西联桌各二，地铺红毡，围靠新鲜，酒肴齐整。”6月7日在海光寺分别筵宴法、俄公使，6月8日又在海光寺筵宴美国公使。当时，俄、美两国因急于得到好处，条约很快议定，而英、法两国自恃大军压境，逞强要挟，态度极为蛮横，甚至在谈判之外，径至桂良、花沙纳的行寓，拿出自定条约56款。逼令二人应允。“骄狠之情，有目共见。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

经过近一个月的海光寺谈判，英使额尔金寸步不让，而且“逼索议准照会，神色俱厉”，额尔金甚至扬言，“若再无定说，惟有带兵北窜”。桂良、花沙纳果然被英、法的恫吓所慑服，自称“精疲力竭”，并提出“五不可战”，要求咸丰帝“于两弊相形之中，聊为避重就轻之法”，对四国的侵略要求“从权允准”。

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在海光寺签字，英使额尔金踌躇满志，来海光寺时，竞“用轿30乘，带兵五六百名，各持枪刀，铠甲一色。夷官亦数十人，鼓乐同来，竟将寺内占满。”第二天，中法《天津条约》签字，法使葛罗“带兵200余名，并跟随夷官数十人，鼓乐同来。”“是日回馆甚晚，沿路执火把百余，照耀而行。”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已分别于6月13日和18日签字，两国虽然仪从简单，但也盛气凌人。应当说，从这时起，海光寺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国家备受欺凌，民族历经屈辱的见证，海光寺也因此得了一个浑名—签约寺。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攻陷大沽，并将天津城占领，联军在河北望海寺设北营，在城南海光寺设南营，并一度将天津知府石赞清扣押在海光寺内。这是海光寺第一次被外国侵略军占领。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联军才因《北京条约》（《续增条约》，即《天津条约》的接续和增补）的签订，和天津的开埠，悉数从海光寺撤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重视国防的近代化和加强近畿的防务，决定购置外洋军火机器，在天津设局制造。同治六年（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城东18里的贾家沽道设立军火机器局，并把由外国购办的制造火药与铜帽(雷管)的机器安放在这里，这就是东局；然后把从上海等处购办来的蒸汽机、化铁炉和旋床等设备安置于海光寺周围新建的厂房里，作为分局，亦称西局。西局专门制造枪炮，并为东局机器做修配工作。据津海关税务司迪妥玛《1867年天津贸易报告》说，“三口通商大臣已在海光寺建立了一个机器厂和炼铁厂，由外国工程师监督，在那样的地方能够建立起高耸的烟囱，可见风水之说还是不难克服的。”由于寺外的隙地全为机器局所占，清旷之地遂变为尘嚣之所。

同治七年（1868年）海光寺西局率先开工，首先制出了可发射12磅炮弹的铜制炸炮12门，每门重450磅。此外还制造出炮架及前车。据目击者说：“炮具的生产，颇为有效，很可称道。”因东局以生产弹药为主，所以称“机器造药局”；海光寺分局以生产枪炮为主，又称“机器铸炮局”。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督直，调任原上海机器局督办沈保靖来津主持局务。当时因购得制造林明敦兵马枪设备及中针枪子机器，遂将海光寺分局之名撤销，但生产规模却得到扩大，这里分设铸铁厂、锤铁厂、锯木厂，将原来机器房的一半改为洋枪厂，添设卷枪炉房；铜帽房的一半改为枪子厂，添设烤铜装药房，并试制出镪水、水雷、雷管等。新设的机器厂，可以自行制造车、刨、钻等机床。工匠也由原来的50人发展到六七百人。日常除制造新式枪炮等军械外，兼制民用设备以及各种军用船只。全厂“每日卯正上工，酉初停息，由气机管放气为号，响声遥闻数里。”

经过改组和扩建，海光寺局的成效颇为可观。例如，光绪初年曾制成直隶号挖河船。据载，该船以铁制，其状如舟，大亦如之。上为机架，形如人臂，能挖起河底之泥，重载万斤，置之岸上，旋转极灵，较人工费省而工速。后用于疏浚大清河，由城北西沽起，很快便开浚至独流镇后河，计百余里。

光绪六年（1880年）又制造出类似潜艇的水底机船，据当时的报纸《益闻录》报道，该船“式如橄榄，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标及吸气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敌船之下。其水标缩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中秋节下水试行，颇为合用”。据海军史专家称，当时世界上潜艇研制刚刚成功，海光寺局即能成功仿造，实属非常之举。翌年又制造出能载四、五十人的小汽船，以及“一百三十匹实马力，七丈螺轮船二只，以备海口布置水雷，并作小战船之用”。所造之“行军桥船一百三十余只，百丈之河，顷刻布成平地”。当年慈禧太后整修颐和园，疏浚昆明湖，李鸿章特意进献了两支小轮船“捧日”、“恒春”。光绪二十年(1884年)慈禧又点名要李鸿章照二船样式再制造小轮船一只，随洋划四只，以备倚虹堂至万寿寺乘用。这些小轮船也都是海光寺局制造的。彼时，淮军学习西洋操法，已经有了洋乐队，所用洋鼓洋号海光寺局亦能仿制。

光绪十二年四月（1886年5月），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环奉慈禧太后懿旨，巡视天津、大沽及旅顺、烟台等处的北洋海防，设于海光寺周围的西局，为其参观重点处所之一。据《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载，李鸿章等人为奕环“择南城外海光寺以为行辕，榱桷黯淡，略加垩饰”，但其住房之陈设用具，却备极豪华。随行200余人，分住在海光寺周围的机器局内。因不敷应用，又“添建瓦房、灰房五十二间，屋内床几灯盏毕具。寺前扯布帐为文武官厅，环寺置巡更兵栅十六座，并起席棚以停车马。”

醇亲王一行乘船自北运河到达天津后，由李鸿章亲自迎接，至红桥码头，再乘黄绊绿呢肩舆，进北门，出南门，至海光寺行辕。醇亲王的肩舆由海光寺左门入，到佛殿左旁降舆。先期到达的天津司、道、府、县各官，在寺内各持履历、手本请安。醇亲王先到大殿拈香，然后至御书楼宝座前行礼。由此可见，当时的西局各厂均建于海光寺外，并未对海光寺的主体建筑造成破坏。全寺只是因年久失修，椽梁油漆脱落，所以殿内略加粉刷，院落施以隔板，便可权充行辕。日记的另一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局有八厂，共屋百余间，环于海光寺外。”

第二天，醇亲王在海光寺御书楼接见法、俄、美、英、德、日各国领事，由津海关道兼北洋行营翼长周馥，及道员伍廷芳、罗丰禄分次引入。领事曾任武职者着戎服挂刀，任文职者衣缺襟短褂。“王中立，爵相（李鸿章）、善都统（善庆）左右立，王府护卫侍立殿上，神机营、海军衙门随员立阶上，司道各官立阶下，领事登阶免冠人殿门，鞠躬北向立。”醇亲王“一一慰问，领事或对近事，或陈颂词”。谒见毕，再由周馥等引出，在御书楼下小坐，用茶、烟后辞退。醇亲王最后又接见了时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

醇亲王等仅在海光寺住了一夜，便由大沽赴旅顺等处阅操，八天后才回到法租界码头，这时，消息已传遍天津，所以由码头乘轿返回海光寺行辕时，路上拦舆“条陈献才技者，求差使者，久讼不得申”而控诉者比比皆是。醇亲王见状只好告诉周馥：“亲藩例不理词讼，可告谕县令出示谕之。条陈技艺者多迂谬无当，王不纳，转交爵相察核。”及至到达海光寺行辕，再次受到天津文武各官的迎接。醇亲王此次返回海光寺，时间已相对充裕。李鸿章为使醇亲王能见到西洋新式织布机和电灯，特地命盛宣怀进行准备。据天津历史博物馆林开明先生提供的资料说，由“上海叫来四个能织妇女，在局用机器做三天。又在外洋花一万银买一套汽灯机器，其汽灯尚属可观，灯光色淡，明如白昼，一灯之光可照一里之抽遥。局内、海光寺内共计汽灯十个，以铁丝系在灯上，后通后厂机器，机器一动，火从机器过来，各灯自有火光。灯内亦无灯芯，并无油物，殊属千古之奇。”海光寺安装电灯，是天津使用电灯的最早记载。

醇亲王又在海光寺行辕住了三天。行前，先到直隶总督衙门，由李鸿章设宴饯别，然后乘船返回北京。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使海光寺遭到彻底破坏，因这里地当通往南门的要冲。这一年7月9日，日军步兵1000人在炮兵和骑兵的支援下，加上俄、英、美军的配合，将海光寺局占领，庙宇尽毁。从此海光寺鞠为茂草，扫地无存，仅余一条被外国人命名的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以及一口富有传奇色彩的大钟。

海光寺大钟为光绪四年（1878年）时德国铸造，重13000斤，三年后做为德国送给清王朝的礼物运抵天津，清廷遂令李鸿章择地安放（一说为克虏伯兵工厂为李鸿章祝寿而赠给他的）。李鸿章认为海光寺是康熙和乾隆皇帝驾临的地方，遂把此钟悬于海光寺，并派机器局的七名技师在钟上刻了全部《金钢经》的经文。但这七名技师在刻完经文后不到100天便相继死去。日军占领海光寺后，把这口钟转送给英租界工部局，作为消防警钟悬于维多利亚花园。南开大学八里台新址落成后，由英租界当局（一说由海光寺索回，一说由天津市政府索回）送到南开大学，从此成为南开大学的校钟。钟亭建于校园大道左侧路口的思源堂西南，濒临河畔，是校园中的一个独持景点。每逢学校盛典或毕业典礼颁发毕业证书时，便呜钟纪念，声传数里，八里台钟声成为这里的一景。1937年7月28日天津被日军占领，30日，作为海光寺遗存的大钟随着一批图书和仪器设备被日军从南开园中掠走，从此下落不明。1997年7月28日为纪念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60周年，学校当局又重铸了一口校钟，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强迫衰朽不堪的清王朝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各国除了得到巨额的赔款外，还取得了在中国驻军的特权。比如日本除在北京有使馆卫队外，还在山海关、秦皇岛、滦州、昌黎和天津驻有军队，称日本清国驻屯军，总数达1650人，其中天津因有日租界，驻军最多，司令部就设在距日租界极近、并一直被日军占领的海光寺。从此海光寺又成为日本武装侵略和吞并中国的军事大本营。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原拟借机出兵中国，扼杀中华民国，后因帝国主义间矛盾重重，不得不放弃武装干涉的计划，但却乘机增加了驻屯军的人数。嗣后因中国国体变更，日本乃改清国驻屯军为中国驻屯军（后又称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依然设在海光寺，司令官为少将级。当时日本宪兵队也一度设在海光寺，后来才迁到日租界中原公司后身。

海光寺日本驻屯军机构庞大，部门齐全，其中心任务就是如何用武力灭亡中国。日本在海光寺制造的侵华罪行，可说是罄竹难书。

1928年春，蒋介石发动反奉战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兵侵占济南，屠杀中国军民数千人。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员蔡公时被割去耳、鼻，最后与其他17名外交官同遭日军杀害，成为震惊一时的济南惨案。这批野兽般的日军中，就包括有从海光寺驻屯军派出的、由小泉恭次中佐率领的三个步兵中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制造了“天津事变”，即便衣队事件。当时，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至海光寺与驻屯军勾结，收买了一批汉奸，土匪等民族败类，先后两次在日军炮火掩护下，从海光寺出发袭击天津的行政机关和警察机构，制造暴乱，并乘机挟持清废帝溥仪去东北，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遭到巨大损失。暴乱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便是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此后海光寺驻屯军积极配合关东军，不断扩大对华北的侵略。

1932年11月海光寺驻屯军司令中村孝太郎策划诱降中国驻山海关的军队，遭到失败。翌年初便与关东军联合，制造了山海关事件，乘机占领热河，并逼进长城一线，最终压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从此华北门户洞开。日本驻屯军还不断利用换防之机增加兵员，天津一处，日军即增加到2000人，因此又购买了张园(辛亥革命前湖北新军统制张彪宅)作为司令部的官邸。不久，关东军制造了张北事件，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土协定》。海光寺驻屯军则配合关东军制造了河北事件，最后压迫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与海光寺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这时日本认为，对中国发动全面武装侵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把海光寺的日本驻屯军作为正规军编人作战系列，定为占领平津的主力部队。

海光寺驻屯军的另一项任务便是利用亲日分子，组织汉奸队伍。如驻屯军参谋部操纵的三同会，就是由三个亲日团体——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留日学生同学会及中日同道会组成的，一切活动无不听命于驻屯军参谋部，其成员后来大半沦为汉奸。后来，驻屯军的高级参谋石井嘉穗又以佛教组织名义，成立了“中日密教研究会”，用以策划建立华北伪政权。海光寺驻屯军参谋部还多次与山东军阀韩复榘秘密接触，策动山东“独立”。此外参谋部的不少高级军官，还分别以“公馆”的名义，建立特务机关近20个，如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的松井公馆，高级参谋和知鹰二的和知公馆，参谋三友野吉的三野公馆等皆是。

1936年4月，日本见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增兵华北，抽调各个军种编人海光寺的中国驻屯军。这时的驻屯军除司令部外，尚有步兵旅团司令部，两个步兵联队(华北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和第二联队)，驻屯军战车队、骑兵队、炮兵队、工兵队，以及受驻屯军节制的驻华北航空大队，各地守备队等，总数不下二万人，成为一支兵种齐全，具有攻战能力的正规军队和野战兵团，可以压制六个师的中国军队。与此同时正式使用了华北驻屯军名称，司令官也由少将级提升为中将级，并由原来的军部任命改为由天皇亲授。“驻屯军勤务令”中明确规定：“驻屯军司令官隶属于天皇，”“作战、配备和行动方面接受参谋总长指挥调遣，在有关军政、人事方面接受陆军大臣的统辖”。这样便使海光寺的华北驻屯军成为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急先锋。

为掌握华北地区的制空权，海光寺驻屯军还强迫宋哲元签订了《中日通航协定》，以中日合组的惠通公司名义，开辟了天津至大连、承德、锦州、张家口和北平至沈阳等五条以天津为中心的航线。驻屯军还在天津东部李明庄修建了一座占地2000亩的机场，附设有可容纳10架飞机的机库（即津滨海国际机场的前身）。

为全面控制和掠夺华北经济，海光寺驻屯军曾对华北的煤、铁、棉花、交通、港口做了全面的调查，制定出《华北产业开发指导钢领》，而驻屯军调查部就是施行这一纲领的指导机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还与宋哲元多次会谈中日经济“提携”问题，最后达成协议，这样就为日本公开掠夺华北资源打开了方便之门。为破坏华北地区经济秩序，驻屯军还支持冀东地区日本人大规模的武装走私，结果使白银大量流人日本。七七事变后，驻屯军更强迫中国海关把天津、秦皇岛两海关税款悉数存入天津的正金银行，作为侵华日军的后备财力。

七七事变爆发后，海光寺日本驻屯军的使命基本完成，参谋本部决定成立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设于北平，海光寺的华北驻屯军遂成为其直辖部队。海光寺驻屯军司令部虽然不存在了，但海光寺仍为日军所霸占，一直是日本兵营。

抗日战争胜利后，海光寺日本兵营成为集中华北地区日本降军的地方，不久这些降军被遣送回国，海光寺兵营遂为国民党军队所接收。解放后，这里先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59医院，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血液病医院。附近的海光新村高层住宅楼等楼群里巷，以及原来的天津钟表厂、天津制冰厂、制药厂、天津中医医院等，当年均属海光寺的范围。在血研所大院里，还保存有昔时日本兵营遗留下来的营房、马厩及带有无线电屏蔽装备的作战指挥中心等设施。

地理位置

海光寺具体位置如百度地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