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刻石》是刊刻于秦代的一方摩崖石刻，又称“琅琊台刻石”等，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颂诗”）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二世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传为李斯所书，属小篆书法作品，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残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诸城市博物馆保存有复制品。

“始皇颂诗”

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琊。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二世诏书”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附注

①加框表示残石存字；=表示合文。

②清代严可均据残石认为原石上“始皇颂诗”的第二段所刻为“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缪”。

《琅琊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所刻，后半部分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所刻。琅琊台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驻地东南5千米处，三面临海，海拔183米。据《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代，越王勾践于越王勾践二十四年（前473年）攻灭吴国以后，为向北扩张以称霸中原，曾徙都于琅琊，并在琅琊筑台，建“望越楼”。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巡郡县，南登琅琊，于琅琊台上刊刻《琅琊刻石》（前半部分），歌颂秦之功德。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季，秦二世为威服海内而效法秦始皇巡视郡县，东巡碣石、会稽等地。李斯同行，奏请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诏书以彰显先帝成功盛德，于是在《琅琊刻石》上加刻诏书（后半部分）。

技法

书法上，《琅琊刻石》的线条圆润劲挺，在技法上与后世篆刻中的“冲刀法”更为接近。笔画线条上，总体粗细均匀，给人以圆浑厚重之感。具体而言，“大夫”二字为合文，或向两边斜向下书写，或作横画，到达两端后再延伸向下；“皇”字中“白”字上端先作短竖后向左右分开，或分开部分作平直状，或作斜直向下书写；“金”字的四点或均为直线向外斜出，或均是先纵向一段，接着向外平出，转折处为圆中带方；“也”字的下半部分的线条或先向左下后向右下，弧度较大，或直向下后转向右下，弧度较小。结体上，同一个字结体相同，均高长紧密端正，可谓法度谨严、雍容典雅、古厚圆浑，给人以古意盎然之感。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秦篆简直，如《峄山》《琅邪台》等碑是也。（《艺概·卷五·书概》）

近代书法艺术家杨守敬：近有推此为宇内第一碑者，盖不信《石鼓》为周制耳。自《泰山刻石》毁于火，《芝罘刻石》沦于水，嬴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卷一·琅玡台刻石》）

近代书法家、篆刻家吴昌硕：琅琊石刻十二行为斯相的迹。二世诏书于会稽、泰山、碣石略同，惟前文异耳。古泽渊懿，具有典漠训诰遗意。斯相小篆仅存兹石。泰山毁于火，零落十字。会稽久佚，碣石出自抚本。此刻一发千钧，直如麟凤。（《吴昌硕谈艺录·秦琅琊台石刻》）

近代书法家康有为：①《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广艺舟双楫·卷二·体变第四》）②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扁。（《广艺舟双楫·卷二·分变第五》）③《石鼓》为篆之宗，《琅琊台》《开母庙》辅之。（《广艺舟双楫·卷四·十六宗第十六》）④秦斯《琅玡石刻》茂密极矣。（《广艺舟双楫·卷六·论书绝句第二十七》）

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时任密州知州的苏轼登琅琊台时，始皇颂诗已泯灭，仅存二世诏书。其《书琅琊篆后》记曰：“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立石碑一座，将残存刻石镶嵌于碑上。清代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诸城知县程淓于碑石南面磨其迸裂痕，刻“长天一色”四字，署名而隐其姓。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诸城知县宫懋让见刻石裂，熔铁束之，得以不颓。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铁束散，刻石碎。其后，又有诸城知县毛澄筑亭覆之，加以保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遭雷击散失。民国十年（1921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诸城县视学王培祜等先后两次到琅琊台搜寻散碎石块，运至诸城经粘合修复后，移置诸城县署，并记录得石始末，有孟昭鸿、柯昌泗等刻跋。解放后，移置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移置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1992年10月，胶南市委员会、胶南市政府决定修复琅琊台，并延请当代书法家熊伯齐依《琅琊刻石》原文重篆，取青州墨青石镌刻，历时一年余，于1994年5月在琅琊台上立《重刻秦琅琊刻石碑》。碑高4.08米，底宽2米，中宽1.68米，上宽1米，厚0.9米。

此外，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广东高要人何瑗玉摹刻有《清摹刻秦琅琊台碑》。碑高1.15米，宽0.83米，原置于广东肇庆七星岩，后移至广州六榕寺，1963年再迁置广州博物馆碑廊。碑以肇庆端砚石刻制，已从上而下斜折断为两半，未损文字。

《琅琊刻石》流传于世的拓本大致有3种：

①原石本。即清初所传拓本，只有二世诏书12行，凡84字。清代学者阮元曾遣书佐至琅琊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五夫”二字，凡13行，86字。

②文勋摹本。北宋书法家文勋应苏轼之请摹写，曾摹刻入《澄清堂帖》（卷十一），后有苏轼《书琅琊篆后》。

③严可均写本。清代嘉庆十三年（1808年）八月，举人严可均据《史记》所载，仿家藏旧拓本式重写全文，字形大小悉依真迹。同治十一年（1872年），周昌富钩摹上石，每半页3行，每行4字，凡18页，后有周昌富、沈善登、吴云、严辰、顾恩来五人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