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俄语：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Чуйков，1900年2月12日[俄历1月31日]－1982年3月18日），生于俄国图拉省的谢列布里亚内耶普鲁德村。苏联军事家。

1900年2月12日[俄历1月31日]，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出生在俄罗斯帝国图拉省奥谢特尔河谷一个叫做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农民家庭里。1912年，由于家境贫寒，12岁的小崔可夫就不得不过早辍学，离家出走，来到彼得堡的彼得·萨韦利耶夫工厂制造马剌，以挣钱糊口。

这一时期的俄国正处于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主义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夜，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崔可夫在工人中，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他的两个哥哥服役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中，他大量接触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思想。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看到了许多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传单，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崔可夫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宣言里所说的深奥的理论，但我深深地懂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而他们将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中将起决定性作用。”

1917年在喀琅施塔得水雷手中队当见习水兵。1918年春，在经历了十月革命后，崔可夫进入红军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成为第一期学员。在训练班，崔可夫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有极大的提高。

在军事训练班，崔可夫参与平定了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毕业后，他参加了苏俄国内战争，在南方面军任副连长。1918年11月和1919年5月先后在东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第2集团军第28师第40团任副团长、团长。在1919年春天，崔可夫率部参加了粉碎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的白卫军的战斗，并于5月初击退了高尔察克的进攻。由于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5月4日，他被接受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随后，崔可夫被调往西方面军任团长，参加了对波兰白军的战斗。由于作战英勇，崔可夫在这一时期荣获两枚红旗勋章。

（图册参考资料）

1922年，战事停息下来，崔可夫申请系统学习军事理论。8月，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第五期的学员。在三年的时间里，崔可夫得以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使自己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丰富的实战经验基础上得到很大的提升。1925年8月，崔可夫以优异成绩毕业。

由于学业优异，崔可夫被学院决定留在东方系的中国部继续作为期一年的深造。东方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新一代的军事外交官，对学员的要求十分严格。崔可夫在东方系中国部学习期间，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中国的汉语，并经常去纳里曼诺夫东方大学，与中国留学生一起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

1926年秋，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中国部的实习生崔可夫，以外交随员的身份，随资深外交官克罗日科前往中国。在首次的中国之旅中，他先后到过中国的哈尔滨、长春、旅顺、大连、天津、北京。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战乱之中，崔可夫深切感受到战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1927年秋，崔可夫正式完成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业，再度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在这次军事顾问的两年任职期间，崔可夫四处游历，足迹几遍布整个华北、华南和四川省。他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并学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1929年，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出现纠纷，事态愈演愈烈，两国军队在边境地区不断结集。7月13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崔可夫奉命随苏方外交人员撤回国内。8月6日，苏联军事委员会组建远东特别集团军，任命曾在1924至1927年在中国担任孙中山顾问的布柳赫尔（加仑）出任该集团军司令官；15日，苏联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16日，中国东北的大将张学良发表了对苏作战动员令，决定以东北军的6万兵力分东、西两路抗击苏军。此时，刚刚回国的崔可夫立即奉命赶赴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的驻地伯力，在该集团军参谋部从事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对集团军司令官布柳赫尔负责。从10月10日起，中苏双方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处——同江、富锦地区进行激战，装备陈旧的中国东北军失利；11月17日，苏军又猛攻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地区、西部的满洲里与海拉尔地区，再次得手。战场上的失败，使张学良不得不接受了《伯力协定》。而崔可夫则在此次中苏军队交战的前线，首次亲眼目睹了苏军步兵与战车部队协同作战的巨大威力。

1929年，崔可夫回国，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处长。

1930年代初，苏军开始进行技术装备改造，组建了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发展了空军、炮兵及其它兵种，并大力培养各级指挥官。具有实战经验、系统军事理论素养和外交官履历的崔可夫被苏联军事委员会选派担任首长进修班主任职务。他在这一任上，极力推广新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深入探讨了纵深战斗和纵深战役理论，倡导走出传统的单一“阵地战的死胡同”。

1936年初，崔可夫被选送入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的速成班学习；12月，他从速成班毕业后被分配担任机械化旅的旅长。

1938年4月，年仅38岁的崔可夫被任命为步兵第5军的少将军长；仅仅3个月之后，他又升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群司令官。

主词条：东方战线、苏芬战争

1939年初，国际形势因希特勒德国的扩军备战而日趋恶化，位于苏联西部前哨的白俄罗斯特别军区进行重大改组，在原博布鲁伊斯克集群的基础上组建了第4集团军，39岁的崔可夫出任集团军司令官。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同月，崔可夫指挥的第4集团军被编入白俄罗斯方面军，参加了苏军入侵波兰，解放西白俄罗斯的行动。

早在1938年4月，苏联政府就以加强北方防务为由，多次向芬兰政府提出要求，要获得租借芬兰本土和芬兰湾某些属于芬兰的岛屿并取得在这些岛屿上设防的权利；芬兰政府在保证不允许任何国家利用芬兰领土作为进攻苏联基地的同时，拒绝了苏联政府提出的要求。在几番秘密谈判不成之后，苏联政府于当年12月宣布废止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断绝与芬兰的外交关系，要发起对芬兰的战争。于是，参加侵波战争的第4集团军司令官崔可夫被调任第9集团军司令官，指挥该集团军所辖的4个师承担了对芬战争中切断芬兰“腰部”的任务；但仕途坦荡的崔可夫此次在战场上却没能交上好运。12月底，崔可夫的第9集团军虽然楔入芬军防御区40多公里，但在随后的战斗中，他的两个主力师即摩托化步兵第44师和步兵第163师（共拥有48000人、335门火炮、100多辆战车和50辆装甲车），极不适应芬兰的严寒气候，损失严重。崔可夫因此被解除了第9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

1940年12月，远东方面的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日本已吞并了大半个中国，并在北上进攻苏联和南下同英美开战之间举棋不定。在这种情况下，熟悉中国情况并在中国工作过的崔可夫再一次被派到中国，任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兼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

当时，中国军队里有不少的外国军事顾问；苏联的军事顾问遍布除共产党军队之外的各个战区。他很快就获知，蒋介石统率的部队有290个步兵师、14个骑兵师、22个炮兵团、6个迫击炮团及其它部队，总人数为3856000人。不久，崔可夫了解到实情是：中国有些部队只是徒有虚番号的空架子部队；中国很多部队的装备、战斗力和士气都很低；很多士兵仅是为了在军队里混饭吃而已，但他们有着吃苦耐劳、逆来顺受和忍气吞声的良好秉性；国共两党的军队没能建立起良好的协同作战关系（他本人也不便协调这种关系）。崔可夫在与国民党军事领导人接触时发现，“他们容不得批评，甚至是最合理的批评”。在就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期间，崔可夫制订过不少军事计划，但多数难以获得蒋介石的首肯。

在重庆，崔可夫还广泛接触各国的驻华使节以收集各种情报。他与美国驻华代理武官雷特上校、法国维希政府的驻华武官冯伊上校等人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他对各种情报进行仔细的分析后，帮助莫斯科方面确定了日军的南进战略企图，为苏联政府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以避免两线作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随着德军一路东进，攻陷明斯克、占领基辅、夺取斯摩棱斯克，直逼莫斯科城下，列宁格勒陷入重围，崔可夫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渴望投入到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去。

1942年3月，崔可夫回到莫斯科。5月，被任命为配置在图拉地区的预备队第1集团军副司令员。因为苏军最高统帅部尚未任命司令员，所以指挥部队的责任完全落在崔可夫的身上。

崔可夫上任时苏德战场的形势是，德军在莫斯科城下被击溃（参见词条莫斯科战役），德军企图以“闪电战”征服苏联的计划破产。但德军统帅部并未因此而罢手，他们很快制定了1942年夏季战略进攻计划。该计划是在苏德战场南翼集中兵力，迅速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占领巴库，夺取石油资源，占领富饶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然后北取莫斯科，南出波斯湾。面对气势汹汹的德军，最高统帅部正确分析了形势，计划通过顽强的防御削弱并阻止德军进攻集团，不让它进至伏尔加河，从而赢得必要的时间来组训预备队，待条件成熟后转入反攻，以求全歼德军重兵集团，扭转苏德整个战场的形势。

7月初，最高统帅部命令将崔可夫中将指挥的预备队第1集团军改称第64集团军，并将该集团军部署在顿河地区，其主要任务是在顿河或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某一地域接敌。

主词条：斯大林格勒战役

1942年7月17日，斯大林格勒（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战役打响，崔可夫所率第64集团军被部署在顿河大弯曲部。7月25日，崔可夫参加了卫国战争中的第一次战斗。由于德军占有优势，苏军后援部队未能及时赶到，第64集团军被迫退过顿河。8月初，崔可夫的第64集团军被编入东南方面军，展开层层阻击战，阻滞德军接近斯大林格勒。崔可夫还指挥部队不断对敌军主力实施强有力的反攻击，以消耗德军的有生力量。

崔可夫在指挥部队进行远接近地防御战中，多次遇到险情，他所乘坐的飞机因负伤被迫在草原上降落，他所在的指挥掩蔽部差一点被德军空投的炸弹命中。崔可夫置危险于不顾，仍然镇静地指挥部队。至1942年9月12日，第64集团军的部队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经过英勇抵抗之后，撤退到距斯大林格勒2至10公里的防线上。德军突击集团从东北和西南两面直接攻向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城区争夺战开始。

在战役进行的关键时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召见了崔可夫。1942年9月12日，在方面军司令部，司令员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和军事委员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宣布任命崔可夫为第62集团军司令员，接替认为这个集团军守不住斯大林格勒的安东·伊万诺维奇·洛帕京。崔可夫在危难之际勇挑重担，他表示：“我发誓决不离开这座城市，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我决心要么就守住城市，要么就战死在那里。”

崔可夫接到任命后，立即赶赴第62集团军司令部，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并经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斯大林格勒是我们最后的战场，为了保卫这座城市，不能继续后退，要与敌人背水一战；集团军司令部留在右岸斯大林格勒城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左岸或岛上撤退。

9月12日，希特勒下令第6集团军不惜任何代价，迅速攻占斯大林格勒。德军不顾重大伤亡，每天从早到晚连续冲击，市区争夺战达到白热化程度，市内的街道和广场都变成了激烈的战场。崔可夫指挥部队进行了英勇抵抗。苏军利用建筑物组成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顽强的阻击敌人。为了鼓舞士气、坚守城市，即使在德军已突进到距指挥部1至3公里，指挥部队作战已很困难的情况下，崔可夫仍坚守岗位，拒绝把指挥部撤过伏尔加河。

整个10月份，斯大林格勒都处在激烈的战斗之中。10月中旬，希特勒向德军部队下达命令，除了斯大林格勒方向以外，在整个苏德战线上转入战略防御。德军继续调兵遗将，向斯大林格勒实施猛攻。1942年11月11日，德军发动了最后一次猛攻，第62集团军被分割成三部分，但崔可夫指挥部队仍然坚守在阵地上，凭借这三块阵地牵制进攻的德军。

在崔可夫率领第62集团军坚守斯大林格勒的同时，苏联最高统帅部利用这一段时间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悄悄集结了大量部队，并制定了围歼斯大林格勒地域敌军集团的作战计划。1942年11月18日，崔可夫率部守住了重要的战略要地，斯大林格勒会战苏军防御阶段结束。苏军开始了围歼德军集团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攻开始后，崔可夫率部协同友军参加了围歼进攻的斯大林格勒的德第6集团军的战斗。1943年1月26日，由西向东进攻的第21集团军与由东向西进攻的第62集团军在马马耶夫高地会师。德第6集团军被分成南北两个集群。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参加了围歼北部集群的战斗。至2月初，德军全部停止抵抗，德第6集团军司令弗雷德里克·威廉·保卢斯被俘。斯大林格勒会战以苏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斯大林格勒会战打破了希特勒灭亡苏联进而称霸世界的企图，成为苏联卫国战争的根本转折，乃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转折。这一时期，也是崔可夫戎马生涯中最艰难、最重要的时期，他率领第62集团军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受了德军优势兵力的多次进攻，守住了斯大林格勒，为整个会战的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鏖战中，崔可夫坚守阵地拒不后撤，并研究和创造性地运用了城市作战的各种方法和模式，充分显示了他的英勇无畏和军事才干。而第62集团军经过战斗的洗礼，也威名大震。苏军的《红星》在社论中说：“第62集团军的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反攻，重创庞大的德国法西斯部队。”

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以后，崔可夫指挥的第62集团军被调入西南方面军编成内。并于1943年3月底，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换防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杨斯克和斯瓦托沃地域，在这个地区进行休整、补充兵员和军事装备。4月16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把第62集团军改编为近卫第8集团军。这是对崔可夫指挥的这支部队的战斗力的肯定和信任，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训令中明确指出：“把富有战斗经验和英勇顽强的部队组成近卫兵团（近卫步兵军、近卫集团军）留作预备或第二梯队，在进攻战役中把他们使用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实施突破；在防御战役中，使用他们去实施反突击。”此后，这支血战斯大林格勒的光荣部队在整个二战期间一直使用近卫第8集团军的番号。从此之后，崔可夫长期任第62集团军（1943年4月16日改称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仅1943年10至11月间断）。

经过休整以后，崔可夫率领近卫第8集团军参加了1943年7月5日至8月27日的库尔斯克战役，以及在西南方向实施的战略反攻，先后进行了伊久姆—巴尔文科沃、顿巴斯、尼科波尔—克里沃罗格、别列兹涅戈瓦托耶—斯尼吉廖夫卡等战役，以及强渡北顿涅茨河和第聂伯河、夜袭扎波罗热和解放敖德萨的作战。当崔可夫于1944年4月率领部队解放敖德萨后，莫斯科为此鸣礼炮240响，以庆祝这一胜利。

1944年3月，崔可夫首次获得了苏联最高荣誉称号——“苏联英雄”。

近卫第8集团军于1944年6月初结束了解放乌克兰地区的战斗，根据大本营的决定，该部队被编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并被部署在主要突击方向，即解放白俄罗斯的作战方向上。对苏军来说，解放白俄罗斯对于迅速进入波兰、攻占东普鲁士开辟通往德国的进攻捷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德军也试图不惜任何代价，固守白俄罗斯。但此时的德军已是力不从心。战役开始，苏军便不断突破敌军的防线（参见词条白俄罗斯战役），并于7月初解放明斯克，围歼了明斯克以东的德军集团（参见词条明斯克战役）。

在白俄罗斯战役中，崔可夫率部参加了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他指挥集团军接连强渡西布格河和维斯瓦河，攻占了马格努谢夫登陆场。使苏军进入到波兰领土对德对战。至8月底，苏军在多别列、苏瓦乌基、华沙以东近郊、维斯瓦河以东暂时转入防御。随后，崔可夫晋升为上将。

接着，崔可夫率近卫第8集团军参加了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1945年1月12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发起进攻，1月14日，崔可夫所在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也发起进攻。崔可夫率部从马格努谢夫登陆场发起突击，德军的防御很快被突破。苏军士气高涨，以每昼夜前进25公里的高速度向德军纵深挺进，先是解放了罗兹，并于1月25日强渡瓦尔塔河，突破了德军在波兹南的防线，合围德军6万人。崔可夫亲自指挥了攻克波兹南的战斗。2月23日，苏军占领波兹南。与此同时，近卫第8集团军的另一支部队协同友军坚决向西挺进，并于1月28日攻抵德国边界。2月3日又前出到奥得河。崔可夫命令近卫第4军从行进间强渡该河，占领了科斯钦南郊基茨、曼什诺夫、拉特什托起克等地。在2、3月间，苏军又进行了多次局部战斗，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苏军在奥得河左岸的登陆场。这里距离纳粹德国首都柏林只有70多公里了。

主词条：柏林战役

1945年1月23日，苏军进抵德波边界的奥德河。苏军进抵奥得河后，柏林战役的准备工作便迅速展开，大量的兵员和装备补充到部队。苏军进行柏林战役的目标是：在宽大的正面上，尽可能同时实施数个强大的突击，合围并分割柏林集团，将其各个歼灭。苏联最高统帅部为了打好这最后一役，动用了3个方面军，即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以及由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

崔可夫所在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在格利岑、科斯钦、勒布斯地带内作战，并以科斯钦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在宽约70公里的正面突破敌人的防御，粉碎敌柏林集团，攻占柏林。崔可夫率领的近卫第8集团军具体承担的任务，是在霍尔塔夫铁路车站和萨克多夫村地段突破德军防御，并向塞洛、加尔策伊、沙尔勒滕堡方向突击。

当时，在柏林方向上，苏军以193个师250万兵力对德军的85个师100万人。苏军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在技术装备上都占有压倒优势。但在近卫第8集团军进攻地带内，敌军在第一梯队部署了3个师的兵力，并拥有大量加强炮兵；在第二梯队也有3个师。特别是部队要攻克的塞洛高地，山坡陡峭，德军在此建立了强大的防御支撑点。所以，崔可夫部担负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

1945年4月15日凌晨5时，柏林时间晨3时，苏军发动全线进攻。4000门大炮持续进行齐射轰击，数百台探照灯同时打开照向敌军阵地，使敌人目眩。崔可夫指挥部队迅速渡过豪普特运河，并开始强攻塞洛高地。由于德军在此投入了重兵，苏军的进攻遇到顽强的抵抗。崔可夫根据情况迅速变更了兵力部署，集中了优势火力，于16日再一次发动强攻，就在这一天，崔可夫第二次荣膺苏联英雄称号。17日，苏军终于占领了塞洛高地。接着，他们顶住了德军一次又一次的反扑，继续向前突进。到20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已连续突破敌人4道防线，德军已无力再发动反击，而只能收缩兵力防御柏林了。

4月21日，崔可夫指挥部队抵达柏林市郊。根据方面军的命令，部队向柏林东南郊和南郊移动，以便从南面对柏林进行合围并实施总攻。4月24日，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在强渡施普雷河和达米河后，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在舍纳威德机场地域内会师。德军柏林集团被分割成柏林集团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两个部分。4月25日，苏军与美军在易北河托尔高地域胜利会师。至此，整个柏林战役进入了最后决战阶段。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承担起攻克柏林的任务。崔可夫率领的近卫第8集团军挺近柏林。4月25日，苏军对柏林发起强攻前，崔可夫特意来到炮兵发射阵地，他想看一看试射的情况，“并将我军对第三帝国实施最后一次突击的第一排齐射的情景留在自己的记忆里”。清晨，崔可夫登上设在一座5层楼上的观察所，亲眼目睹了苏军发起强攻时万炮齐轰的壮观景象。

城市作战，特别是在柏林这样大的城市作战，要比在野外条件下作战复杂得多。崔可夫在指挥部队作战时，采取了灵活的作战战术。他把部队全部改编为排、连、营为单位的强击群的突击队，并配备各种口径的火炮、坦克，士兵采用跳跃式的进攻，进行巷战。崔可夫还特别强调要充分相信各分队指挥员的才智，充分发挥每一个战士的主动战斗精神。而他率领的指挥部则主要担负了组织搜集情报，协调各突击队之间的战斗行动，监督弹药和给养的补充情况，以及确定昼夜间统一的信号标志等方面的工作。正是由于采用了正确的作战战术，所以，尽管苏军的进攻不断遇到德军的顽强抵抗，但还是很快深入柏林市中心政府办公的各个街区。4月30日，两名苏军士兵将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屋顶。

4月30日晚，德军陆军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前往崔可夫的指挥部，商谈停火事宜。崔可夫从他口中得知希特勒已于当天自杀的消息。他是盟国高级将领中最先获悉这一消息的人。此次谈判未能取得进展。5月1日晨，崔可夫又根据德军无线电台提出的要求，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来到处于德军射程范围的动物园东北角，准备与德军代表谈判德军投降问题。在等候时，崔可夫遭到德军中死硬分子的枪击，大腿和膝关节被击中，最后被传令兵拼死救出。

5月2日，德军完全停止抵抗，柏林城防司令赫尔穆特·魏德林率残部投降。1945年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派出了以威廉·凯特尔为首的代表，在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斯特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德军正式投降。

二战结束后，崔可夫于1945年至1949年任苏军驻德军队集群副总司令、第一副总司令，1949年至1953年任总司令，1949年3至11月兼任苏联驻德军管局总指挥，11月起兼任苏联对德管制会主席。他处在冷战中美苏对抗的前沿。

1952年，崔可夫在苏共十九大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3年5月底，苏联政府取消了德境管制委员会，崔可夫被调回国，担任基辅军区司令。

1955年，55岁的崔可夫晋升为苏联元帅。

1960年4月，崔可夫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1961年7月7月，兼任苏联民防司令。在同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崔可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成为苏联武装力量的高层中坚人物。此外，他还是苏联第二至十届最高苏维埃代表。

在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崔可夫受到了重用，成为其得力的军事助手。崔可夫大力倡导质量建军，使苏联陆军装备大量先进的飞弹和核武器，并使苏联陆军完全实现了摩托化；他还使苏联的民防工程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采取退却策略，引起苏联军方高层强硬派的不满；崔可夫积极协助赫鲁晓夫在苏军高层进行疏导工作。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暴发，时任国防部长助理的崔可夫主张“一劳永逸的打击中国”，甚至准备发射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对中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攻击”最终由于担心中国的大规模反击未实施。

1972年，72岁高龄的崔可夫改任国防部总监组总监，仍然着力研究军事理论问题，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崔可夫晚年勤于笔耕，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非凡的军事指挥生涯，撰写了《在战火中锤炼青春》和《在华使命》两部回忆录和出版了《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斯大林格勒：经验与教训》《战火中的180天》《空前的功绩》《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近卫军西进》《在乌克兰的战斗》《本世纪之战》等八部很有份量的战史著作。

1982年3月18日，崔可夫去世，终年82岁。以他的地位和职务，本应葬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下，但最终还是按其遗愿葬于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岗，与卫国战争期间在此阵亡的数千名将士相伴。

崔可夫从19岁开始就参见苏俄国内战争，担任团长，率领部队转战东西，与高尔察克的白卫军血战，同波兰白军搏斗。20世纪20年代赴华任军事顾问。1940年参加了侵芬战争。同年，受斯大林的委托，带着鼓动中国国民党抗日、消除苏联东部威胁、察明日军意图的使命，再度赴华，任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在外交战场上巧为斡旋。1942年回国后直接参加卫国战争，先后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顿河方面军、西南方面军、乌克兰第3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作战部队内任职。他带领部队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先后指挥第64、第62集团军担负着市区防御的主要任务，并在城区防御战中有诸多战术创新，成功完成了苏联最高统帅部下达的“不许后退一步”的作战任务。斯大林格勒会战胜利后，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被苏联最高统帅部改编为近卫第8集团军。他率领近卫第8集团军在解放顿巴斯、强渡第聂伯河、解放敖德萨和维斯瓦河一奥得河等战役中，指挥突击部队，发挥重要作用。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表现突出，立下赫赫战功。

崔可夫在丰富的战斗实践中，不拘泥于原有的条令、条例，认为“战术的使用与制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加以完善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探求组织和遂行战斗的新方法”。他指出，如果不经常预见事态的发展，不研究变化的条件，不提出新的问题，迟早会走向失败。

在防御战斗中，崔可夫反对消极的阵地防御，主张抓住每一个有利时机及时转入反攻，实施积极防御。在进攻战斗中，崔可夫强调时间和突然性，认为出其不意乃取胜之关键。为了达成突然性，他创造性地总结出了由战斗侦察发展为大规模进攻，将小股部队的夜袭扩展为以一个方面军的庞大兵力实施夜袭的新战法，为苏军达成进攻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进攻战斗中，崔可夫还擅长夹击和侧击，对敌结合部则采用集中突击的战术。他认为，对敌情周密细致的侦察与深刻透彻的分析是完成战术动作的基础。作为一名指挥员不仅需要全面掌握己军的情况，而且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敌军的情况，找出敌军的长处和短处，克敌制胜。为此，崔可夫采取了及时派出侦察员搜集情报；亲赴现地观察，掌握第一手材料；密切与友邻联络，频繁交换情报等方略。

崔可夫认为，对敌情周密细致的侦察与深刻透彻的分析是完成战术动作的基础。作为一名指挥员不仅需要全面掌握己军的情况，而且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敌军的情况，找出敌军的长处和短处，克敌制胜。为此，崔可夫采取了及时派出侦察员搜集情报；亲赴现地观察，掌握第一手材料；密切与友邻联络，频繁交换情报等方略。

崔可夫特别强调人的作用，他指出战斗的胜利不仅取决于力量的强弱对比，而且要讲智慧、技能、随机应变、出其不意等要素，概而言之，就是比士兵的创造性和精神状况。因此，努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士兵的主观能动性成为崔可夫的一条不可动摇的信念。为了作好思想政治工作，崔可夫强调根据形势选择做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城市防御战中，他就号召广大政治工作者把政治工作的中心从营团转移到连队和强击队，采取个别谈心等灵活多变的方法，要求各级指挥员要接近战士，善于找到打开战士心扉的钥匙。崔可夫还特别强调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各级指挥员和党、团员要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崔可夫作为指挥员始终如一地与战士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指挥所总是设在战斗最激烈的地区，对激励士气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杜正艾：“崔可夫的品格、意志、才干、博学、律己、勇气和预见力，都是令人敬慕的，但他性格中的严谨超出了常人难以接受的程度，常常令人望而生畏。但无论如何，崔可夫堪称是一位出色的战役指挥员和战术家。”

1955年获得苏联元帅军衔。

崔可夫一生共获2次“苏联英雄”称号（分别为1944年第1958号、1945年第5208号），列宁勋章9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4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3枚，红星勋章1枚，奖章及外国勋章、奖章多枚，荣誉武器1件（1929年）。

崔可夫被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评为俄罗斯（苏联）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位军事领导人之一。

在战后的和平时期，崔可夫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对苏联人民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工作中。他撰写了多部著作，回忆亲历的卫国战争。他撰写的著作有：《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莫斯科1958年版；《战火中的180天》，莫斯科1962年版；《空前的功绩》，莫斯科1965年版；《初上征途》，伏尔加格勒1967年第3版；《在解放乌克兰的作战中》，基辅1972年版；《斯大林格勒近卫军西进》，莫斯科1972年版；《第三帝国的末日》，莫斯科1973年版；《本世纪之战》，莫斯科1975年版；《战火中锤炼青春》，莫斯科1978年第3版（参见中译版《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父亲：伊万·崔可夫

母亲：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

1949年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尼科莱·西蒙诺夫（Nikolai Simonov）饰演崔可夫；

1950年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II》：尼科莱·西蒙诺夫饰演崔可夫。

崔可夫逝世后，被葬于斯大林格勒（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马马耶夫岗。

俄罗斯伏尔加格勒、莫斯科等地也有崔可夫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