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凤翔，1893～1966，名志学，字凤翔，湖北孝感孝昌县滑石冲人，纺织教育家、纺织技术专家及纺织实业家。一生致力于发展、振兴民族纺织工业，先后担任大兴纱厂、西安大华纱厂、广元大华纱厂经理，裕大华三个公司总经理，注重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拓宽营销渠道、讲求经营方式，在经营管理上颇有成效，为抗战时期发展内地纺织工业作出了贡献；创办台湾大秦纺织厂、台湾中国人造纤维公司，开创台湾生产粘纤、棉纶及涤纶之先河。

石凤翔(1893～1966)名志学，字凤翔。湖北孝感滑石村一带人。年仅15岁随兄长留学日本，在京都高等工艺学校学习纺织专业。1917年回国后，先后任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教务长、湖北楚兴公司楚兴纺织学校校长、楚兴公司裕华纱厂总技、在石家庄建大兴纱厂。楚兴公司作为国内早期民间资本集团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抵制日本龙头细布，石凤翔创立了“雁塔牌”细布，畅销西北地区，进行实业报国路线。

1912年考入日本京都高等工艺学校机织科，1915年毕业后赴大阪内外棉厂实习。

1917年回国，先后任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教务长、湖北楚兴公司楚兴纺织学校校长、楚兴公司裕华纱厂总技、1922年楚兴公司改为大兴公司，在石家庄建大兴纱厂，石任该厂厂长十年。

1934年9月，大兴公司决定在西安创办大兴纺织二厂，石被聘任为经理兼厂长。

同年10月，他率领八人到达西安，于参府巷17号惠公馆设立筹建处。在省主席邵力子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支持下，在西安城北购地122亩，开始进行基建；后从石家庄运来细纱机和粗纱机，还订购了瑞士纺纱机10000锭、日本细纱机5000锭，购买日本式自动布机320台。1936年3月，大兴纺织二厂正式投产，半年后，利润即达法币20万元。

大兴、裕华公司董事联席会议同意石继续扩建的建议，决定由裕华公司拨款50万元法币，再由股东集资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工厂更名为长安大华纱厂。

在石的擘划下，大华纱厂从精择原料入手，注重设备保全保养，讲究浆纱技术，精心提高质量，使雁塔牌细布誉满西北、西南地区。1941年4月，大华纺织厂成为第二战区机器纺织业同业公会会员单位，石当选为同业公会理事长。为了培养纺织人才，石在抗战期间撰写了《棉纺学》专著及《纺织业与抗战建国》等论文，1941年8月创办了大华纺织专科学校，石出任校长。他从重庆和西安招收高中毕业生30名，培训两年，成为大华纱厂的业务骨干。

1940年，石凤翔的次女石静宜与当时驻守临潼、任胡宗南部某步兵营少尉排长的蒋纬国结识并恋爱。1943年，石、蒋两家联姻。

石与西安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往来密切。先后担任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胡宗南曾到石家拜访，并在他家举行周末舞会。在胡宗南部任少校联络参谋的蒋介石次子蒋纬国与石的次女石静宜邂逅相遇，两人时相往来，情爱日笃，于1944年12月23日在王曲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结为连理，石与蒋介石成了亲家。

一次纱厂失火，布厂全部被焚，损失惨重。石致函蒋介石，称火灾损失7731万元，要求政府资助。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即给予无息贷款3000万元，加快了工厂修复。工厂恢复生产后，石利用废弃的纺织机械建成一小型毛纺织厂，组成大秦毛纺织公司，资金来源于大华纱厂上层职员的历年红利。1945年，大秦毛纺织公司盈利50万美元。

抗战胜利后，石主持收回石家庄大兴产业，并贷款复厂开工。1947年出任江汉纺织专科学校第一任校长。

1948年1月，他致函裕华总公司，主张在台湾建厂，遭拒绝后，辞去公司职务。他将在美国购买的旧纺织机3万锭中的1.5万锭和大秦毛纺织厂存放在上海的机器运到台湾，在台湾新竹组建大秦纺织厂。

1949年初，石携眷离陕入川，后到上海。上海解放前夕，石从上海前往台湾，在台北市修建住宅，担任大秦纺织公司董事；还先后创办了正义印染厂、中国人造纤维公司、联合耐隆公司、华隆公司等，是台湾省纺织学会第一、二和五至七届理事长。

后因代织军服用布的质量问题，接连亏本，难以维持。其女石静宜也因病去世。1959年，石全家迁至香港，曾开设珠宝店，后在香港病逝。

石凤翔，原名石志学，1893年3月3日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滑石冲。祖辈务农，到父亲石忠仪，弃农经商，家道中兴。

1907年，石凤翔15岁，少年贪玩，不用功读书。当时正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的大哥石志泉（字友渔）回家省亲，母亲便让大哥带他去日本管教。大哥即以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之意，为他改名“志学”。从此，他的学习、成长以及以后的思想形成与事业发展，大多受其兄长影响。

在日本求学期间，石凤翔随兄参加同盟会，并于1910年武昌起义时，一起回国参加革命。

之后，石凤翔重返日本，进京都高等工艺学校学习纺织专业，大哥石志泉则留在国内，在大学任教，其法学著作在国内渐成权威，门生故旧多任职国民政府各级法院，本人也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是当时法学界有相当影响与潜力的人物。这一点对石凤翔回国后在纺织业的迅速成长有很大帮助。

石凤翔从京都高等工艺学校毕业后，先在日本大阪的一个纺织厂实习两年，由于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技艺大进。实习期满后，该厂欲高薪聘他为青岛分厂工程师，遭其谢绝。

1917年回到国内的石凤翔，因为大哥的关系，直接带着湖北省实业厅的公文，到武昌楚兴公司租办的一家纱厂去见习。

楚兴公司是国内早期民间资本集团之一，其租办的这家纱厂的前身便是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期间兴办洋务，引进英国设备创建的早期官办棉纺织工业机构——纱、布、丝、麻四局企业之一。

进入楚兴纱厂后，石凤翔在日本所学专业知识和在纺织厂的实践经验得到充分发挥，工作表现突出，很快得到管事张松樵的赏识，两人经常一起探讨民族纺织业的生存发展问题。当时，公司总经理徐荣廷也意识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的重要，而公司急需要培养一批年轻的骨干技术人才。于是，在1918年创办了楚兴纺织学校，由当时已担任纱厂技师的石凤翔兼任校长。

1923年，楚兴公司用纱厂利润，在武昌创办了第一家真正属于公司自己的纺织厂——裕华纺织厂，总公司派石凤翔出任裕华技师，相当于总工程师，而他的学生大多成为裕华纺织厂首批技术、管理业务骨干。

在裕华创业初期，为了尽快收回成本，为公司创造利润，主管生产的石凤翔几乎每天都是连续几个班在各生产车间里巡视指导。一次在清晨巡视清花车间时，石凤翔伸手挟取粘附在机器内的棉花团时，左手两个手指被打掉。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低下，医院从肘部为其截肢，使其成为终生残废。

石凤翔伤愈出院后，正遇石家庄大兴纱厂厂长张荫甫辞职，公司便派石凤翔接任厂长一职。从此，他在大兴纱厂任职十年，使得该厂生产的纱、布畅销关内外。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紧张，关内农村经济凋敝，国民购买力下降，加之日货倾销，许多小型民营企业纷纷倒闭，大兴纱厂也是产品积压，连年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石凤翔到总公司与时任董事长的苏汰馀商讨解救办法，通过并确立了石凤翔提出的向西部发展的思路。而当时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提出开发西部经济，发展民族工商业，抵抗日本侵略的口号。

1934年春，石凤翔派大兴会计科长徐治平到陕西推销产品，同时考察在西北建厂的条件。徐治平返回石家庄后，写了一份在西安建厂的建议书，认为西安处于关中平原产棉区，虽然交通、原煤不便，但当时西北尚无机械纺织业，纱、布均靠外地运进，市场前景广阔，适于建厂。恰在这时，总公司董事长苏汰余到大兴视察，便将建议书带回汉口召开董事会，最后决定：由大兴投资100万元，向国外定购纱、布机，并从大兴迁去部分设备，由石凤翔任经理兼厂长，负责在西安筹建大兴第二厂。

1934年夏，石凤翔到达西安，几经周折终于在西安车站附近郭家疙台选定厂址，约计100余亩地皮，着手建厂。此间，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为发展当地民族工业计，尽力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当时，在建厂征购的地皮内，有一户蔡姓地主约占六、七亩地，坚持不卖，在多次劝说无效后，邵力子曾呈文请示行政院“为发展实业，能否责令蔡某卖地？”南京政府行政院以“强制卖地，不合政府维护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原则”为由驳复呈文，最终还是经过一再加价，多方交涉，才跟蔡某达成协议，但建厂时间也因此拖延了半年之久，直到1935年春才破土动工。

经过一年半的施工和安装，大兴二厂终于于次年7月正式投产，规模为12000锭纱机、320台布机。这便是西北地区近代以来的第一个机器纺织厂，虽然规模不大，但投产不到半年即有盈余。

当时，总公司董事长苏汰馀到西安考察新厂，对西北市场前景看好，决定新厂独立经营。同时，石凤翔建议，将生产规模扩大到纱机30000锭、布机800台的水平。但这项投资大兴是拿不出来的，于是董事会当即决定由裕华增资100万元，再由大兴、裕华两公司董事投资50万元，向日本定购纱机13000锭、布机500台，组成新的董事会，并取二公司名称各一字合为“大华”，将大兴二厂更名为大华纺织公司西安大华纱厂。

1937年初，由于沿海工业不是被破坏就是被日军所霸占，而内地由于纺织企业少，市场空间大，所以纺织业空前繁荣。在这种形势下，石凤翔将从日本引进的设备很快投入了生产，利润颇丰。4月，大华召开第二次董事会，协商第三次扩充。随后便向日本定购纱机2000锭、线机4000锭、布机500台，但因不久以后抗战爆发，订货无果，直到战后清查，仍没有结果。

抗战期间，为了抵制日本龙头细布，石凤翔创立了“雁塔牌”细布，他用自己全部精力，确保雁塔细布无论在外观、色泽、手感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使其深受用户好评，从而畅销西北地区。

当时的西北地区，因为只有大华一家纺织企业，手工织户也很少，棉价通常比申、汉每担低三至四元。为保证质量，大华购进棉花都经过精选和分级，因此，售出布价每匹又比申、汉高一元左右。这样大华因地区差价，比国内同类企业获利都要稍高一些。据厂志记载，公司从开工到1938年的前三年间，每年分别盈利为20万元、133万元、476万元。

抗战期间，西安也处于炮火之中，仅大华厂就遭到日军3次轰炸。1939年10月，日机轰炸西安，大华厂被烧毁棉花三万担，机器也被烧坏很多，被迫停工数月，损失惨重。

1940年，工厂又因电路失火，整个织布车间被烧，再次停工修复。两次大火，使大华元气大伤。

除此以外，此间申新公司和官僚资本的雍兴公司，都先后在西安设立了纺织厂，打破了大华独家经营的局面，形成竞争。同时，因战事影响，原料、燃料和设备都不能正常供应，使厂子的生产经营逐渐陷入困境之中。

鉴于这种情况，石凤翔在积极组织恢复生产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新的出路。为了保全设备，避免再次被日机轰炸所毁，经过考察，石凤翔报请董事会批准，又在秦岭山中的四川广元建立了大华广元厂，将西安大华厂较好的动力设备和纱机拆迁，运往广元，将工厂建在山洞里，以防日军轰炸。当时，由于交通不便，石凤翔从美国一次购进40辆汽车，同时迁运动力设备和6000锭纱机（当时连政府也少有这样庞大的车队），很快便投入营运。随后，又陆续在洞外厂房安装9000锭纱机，投入生产。

自此大华公司便有了西安、广元两个厂子，都由石凤翔负责。

在西安期间，石凤翔不仅经营大华纱厂，还利用大华钢丝机与其他人合作创立了大秦毛纺厂。厂子虽小，亦属独家，获利颇丰。同时，他还创建了大华酒精厂、实华实业、信义贸易公司等10余家企业，为抗战和西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影响最广的著述——三卷本《棉纺学》（其它著作还有《抗战建国与棉纺织业》、《中国经济建设刍言》、《中国纺织工业十年计划》、《纺织工厂标准实验》等），并创办了大华纺织专科学校（一说“大华纺织训练所”），自己兼任校长，为西部棉纺织业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

抗战结束后，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的陈启天曾邀请石凤翔出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要职，接管日产各厂，被石凤翔以工程技术人员不宜做官为由拒绝。之后不久，他被推举担任裕华、大兴、大华三公司总经理，常年奔波。

1946年，石凤翔在美国考察和购买机器返回途中经过台湾，发现当地工业很落后，几乎没有像样的纺织企业，市场空间很大。回到内地后，即提议董事会通过在台湾设立大华纺织厂，从陕西运去一万担棉花，并从美国购置了设备，选派厂长、主任、工程师等班底到台湾建厂。

1947年，裕华、大兴、大华三公司联合组成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石凤翔任集团总经理，并兼任集团在武汉创办的江汉纺织专科学校校长。

1948年，集团中止对台投资，石凤翔用西安大秦毛纺厂停产后未分红的50万美元，和上海大生公司15万锭纱机在台湾新竹创立了大秦纱厂，并举家迁往台湾。到1958年，大秦纱厂已成为拥有4万纱锭和800台织机的大厂。期间，石凤翔又于1953年创立了中国人造纤维公司，从纺织领域拓展到化纤工业，开创了台湾制造粘纤、棉纶和涤纶之先河。

1967年9年26日，石凤翔于台北逝世。为了纪念这位纺织技术专家和教育家，他的子女成立了“石凤翔先生纪念基金会”，奖励那些在台湾省纺织、化学及工业工程等科系成绩优异的学生。

全国解放后，西安大华纱厂通过公私合营转为国营企业，更名为陕西第十一棉纺织厂，是西北最大的轻纺企业。1998年底，陕棉十一厂在国企改制中被中国华诚集团兼并，划归华诚集团在陕西的全资子公司——唐华集团。2001年3月6日，经华诚集团批准，陕棉十一厂改制并更名为陕西大华有限责任公司，恢复原“大华”名称。

“大华”作为西北近代纺织业的奠基者和“老字号”，已历经70年风风雨雨，也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发展变化。但无论何时，只要提起“大华”，提起西北纺织工业，人们都不会忘记“石凤翔”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