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派又称钟谭派，是明代后期文学流派，因为主要人物钟惺（1574—1624）、谭元春（1586—1637）都是竟陵（即今湖北天门）人，故被称为竟陵派。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政府驻地）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代表人物是钟惺（1574～1642）和谭元春（1586～1637）。

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肤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但他们所宣扬的“性灵”和公安派不同，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值得指出的，由于竟陵派的出现是为矫正公安派的俚俗粗浅之弊，所以很容易让人造成竟陵与公安对立的误解。

其实，竟陵与公安的相同处还是占多数的。竟陵与公安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反对前后七子所采取的路径不同，出发点与目的还是一致的。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竟陵派”的产生是在公安派锋芒消退的情况下趁势而起的。竟陵派文学主张：为矫正公安派末流信口信手、粗制滥造，流为俚易肤浅的弊病，钟惺、谭元春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即避世绝俗的“孤怀孤诣”和“幽情单绪”，认为只有处于空旷孤迥、荒寒独处的境地，通过孤行静寄的覃思冥搜，才能写出表现作者性灵的真诗。同时主张作诗为文，要以古人为归，读书学古，力求深厚，在精神上达到古人的境界。

竟陵派的学古乃至复古，不得不玩索于一字一句之间，将诗文创作引入狭窄的天地。他们评诗，只着眼于一字一句的得失，流于烦琐纤仄。

他们自己的作品，力求僻涩诡谲，专在怪字险韵上翻花样，与公安派通俗晓畅的诗文大异其趣。因而，竟陵派的文学理论，正反映了那些因处于王朝末日而走向消沉的封建文人的文学倾向。

钟惺，字伯敬，号退谷，又号退庵。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著作有《隐秀轩集》、《史怀》等。他的文学主张与公安派有近似处，也反对拟古，但强调从古人诗中求性灵，在诗文中开眼界，与公安派的”性灵说“有明显不同。钟惺在《诗归序》中说：”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这种艺术审美品格，形成了这一派文学上”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钟惺工诗能文，自己更以文自负。他的一些论史之文，能”发左氏|班、马之未竟，钩其隐深而出之“（陆云龙《钟伯敬先生合集序》）；所作讽时小品或题跋等，文笔犀利，语言简练，极具个性特点，如《夏梅说》、《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等；纪游之作，为人称道的有《浣花溪记》。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少慧而科场不利，天启七年（1627） 始举于乡，崇祯十年死于赴进士考试的旅途中。有《谭友复合集》。钟、潭曾编选《诗归》（单行称《古诗归》、《唐诗归》），在序文和评点中宣扬他们的文学观，风行一时，竟陵派因此而成为影响很大的诗派。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 在整个晚明文学的思想理论方面影响最大的实际是李贽。竟陵派追随公安派，而公安派的文学观主要是从李贽的思想学说中发展出来的，所以它的基点不在于诗文的语言技巧，而在于个性解放的精神。“性灵”原不是新鲜的辞语，南北朝时就颇为习用。如庾信称“含吐性灵，抑扬词气”（《赵国公集序》），颜之推称“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颜氏家训》），其意义大致与“性情”相近。明代中后期，六朝文风重新受到重视，“性灵”一词在王世懋、屠隆等人的诗文评中又使用得多起来。

袁中郎进一步在这里面加入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和具体的艺术要求，使之成为影响一代人的文学口号。首先，袁中郎的“性灵说”是出于李贽的“童心说”，它和“理”，和“闻见知识”——即社会既存的行为准则、思维习惯处于对立的地位。标举“性灵”，也是同流行的拟古诗风的强烈对抗。总之，竟陵派的理论，在强调真情，反对宋人“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同上）等基本方面承续了李梦阳以来的文学观点，但他们并不主张着力摹仿古人的“格调”、“法度”，在这一点上与前后七子都不同。他们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自己的特性，互不相袭；每个时代的语言也在不断变化，“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所以作家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而不必谈什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因为前后七子大力提倡复古，文坛上的宗派势力和剿袭作风，已经成为自由地抒发性灵的新文学的极大阻碍。自由派文人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在后七子宗派主义作风下形成的以拟古为复古，“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一唱亿和，优人驺子，皆谈雅道”（袁宏道《雪涛阁集序》）的诗坛风气。特别是对后七子诗派末流的粗滥而毫无性情的假古董，攻击尤烈。袁中郎常指斥这一流派作者为“钝贼”，甚至刻薄地骂为“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

竟陵派基本继承了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但又有所不同。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竟陵派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从各方面加以修正。他们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钟惺《问山亭诗序》），即反对步趋人后，主张标异立新。那么，从公安派那里，竟陵派向何处“变”呢？他们看到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钟惺《诗归序》谈如何求“古人真诗”，有云：“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他们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厚”（谭元春《诗归序》说他和钟惺曾“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但这又不像七子派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以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求古人精神所在。所以他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

性灵说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作为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主张，它主要是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和历史上这些有关论述，又有很大不同。明清时期诗歌理论批评中的性灵说的主要特点如下：

①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斗争。李贽在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张文学要写“童心”，即“真心”，是未受过虚伪理学浸染的“赤子之心”，认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体现。文学要写“童心”，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受儒家礼义束缚的“伪情”。这就为性灵说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②性灵说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诗文普遍陷入了模拟蹈袭的死胡同。李贽在《童心说》中就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有力的抨击。公安派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李贽这个思想，提出了一个“变”字，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独创性，才是好作品。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拟古，从创作原则说，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变”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理论基础上的。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评论文学作品的标准，不能以时代论优劣，而应以能否写出真性灵为依据。

③性灵说从真实地直率地表达感情的要求出发，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对以学问为诗。公安派强调诗歌的“真”、“趣”、“淡”，认为这是“真性灵”的体现。他们提倡质朴，反对铅华：“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主张文学语言要接近口语：“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袁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

提出重“真诗” 重“性灵”

继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并产生较大的影响。钟、谭均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

钟惺《宿乌龙潭》诗：

渊静息群有，孤月无声入。

冥漠抱天光，吾见晦明一。

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

空翠润飞潜，中宵万象湿。

损益难致思，徒然勤风日。

吁嗟灵昧前，钦哉久行立。

诗所描绘的是一幅万籁俱寂、孤月独照、寒影默然的宿地图景，一切都给人以幽寂、凄凉与峻寒的感觉，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要追求的“幽情单绪”、“奇情孤诣”的创作境界吧。难怪钱谦益说竟陵派诗风“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

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

应该说，竟陵派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这与单纯在形式上蹈袭古风的做法有着很大的区别，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再者他们也较为敏锐地看到了公安派末流俚俗肤浅的创作弊病，企图另辟蹊径，绝出流俗，也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胆识。但是，竟陵派并未真正找准文学发展的路子，他们偏执地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这种超世绝俗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全部内蕴，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也减弱了在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直面人生与坦露自我的勇气，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派与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气息不顺。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

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喁喁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

这诗不大好懂。大致是写湖水寒冽，环境幽僻，四周发出奇异的声响，好像潜藏着各种怪物。久久注视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于是在森然的氛围中感受到造物者无形的运作。

钟、谭诗类似于此的很多，他们对活跃的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所关注的是虚渺出世的“精神”。他们标榜“孤行”、“孤情”、“孤诣”（谭元春《诗归序》），却又局促不安，无法达到陶渊明式的宁静淡远。这是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转向内倾的结果，由此造成他们诗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觉状态。

在文学观念上，竟陵派受到过公安派的影响，提出重“真诗”，重“性灵”。钟惺（1574～1625）以为，诗家当“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谭元春（1586～1637）则表示：“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诗归序》这些主张都是竟陵派重视作家个人情性流露的体现，可以说是公安派文学论调的延续。尽管如此，竟陵派和公安派的文学趣味还是存在着差异。首先，公安派虽然并不反对文学复古，他们只是不满于仿古蹈袭的做法，但主要还是着眼于作家自己的创造，以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袁宏道《与丘长孺》）。而竟陵派则着重向古人学习，钟、谭二人就曾合作编选《诗归》，以作诗而言，他们提倡在学古中“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诗归序》，达到一种所谓“灵”而“厚”的创作境界。其次，公安派在“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口号下，不免存有浅俗率直的弊病，对此竟陵派提出以“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予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的创作要求，来反对“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所为，即在总体上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同公安派浅率轻直的风格相对立。这样的文学趣味在竟陵派作品中不难发现。

竟陵派的文学理论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实际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的社会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直接反映。李贽反对以儒家经典规范现实社会与人生，袁宏道等反对以前代的文学典范约制当代的文学创作，而提倡一种具有时代性、个人性、真实性，能够表现内在生活情感与欲望的文学，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着对旧的精神传统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