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S·谢伟思（英语：John S.Service，1909年8月3日—1999年2月3日）美国外交官。出生于中国成都美国传教士家庭。本姓塞维斯（Service），“谢伟思”为其自取汉名。193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同年返华，在美国驻昆明、上海等地领事馆任职。1941年起历任驻华大使馆三等和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1944年7月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前往延安，曾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赫尔利使华后受排挤，1945年6月因《美亚》杂志案受审，同年9月被宣告无罪。后任驻日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50年代受到麦卡锡主义严重迫害。著有《亚美论集：中美关系史上若干问题》等。

谢伟思（1909-1999）的父亲是浸礼会传教士，1905年携妻来到中国成都创办基督教青年会。谢伟思是家中长子，1909年8月出生于成都，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1岁时随父母迁往上海，就读于那里的美国学校。全家返回美国后，谢伟思在国内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青年谢伟思立志从事外交，1933年通过美国国务院的资格考试，1936年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成为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青年才俊，是美国外交界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1938年，谢伟思被调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副领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谢伟思又被调往重庆，任大使馆三等秘书。晚年在与有关研究人员的通信中，谢伟思曾透露：在1942年秋，他已经逐渐意识到，大多数美国人通过官方渠道得到的对中国的看法，过多地集中在国民党和蒋介石家庭身上；而被国民党封锁隔离的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可能在将来的中国发挥重要的作用。

美国援华抗战期间，解放区军民积极救助美军飞行员。为了将来更大规模对日作战的需要，谢伟思等人提议与控制着广大敌后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一条联系渠道，以保证被救助的美军飞行员能够迅速回到后方。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美国在战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地位，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以便在战时和战后与美国方面进行合作。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阻挠，这一计划迟迟得不到实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对抗战再次转向消极。约瑟夫·史迪威出于尽早击败日本、结束战争、减少美军伤亡的目的，对蒋的表现甚为不满。中共武装对日军的有效抵抗使史迪威有意充分利用这支力量，便提出派人去延安实地考察，但却遭到蒋介石的反对。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访华，在为华莱士访华准备的备忘录中，谢伟思提出，美国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援助与合作，同时改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他“建议美国政府实行一项把有条件的支持和政治压力结合起来的政策，以扩大中国政府的基础”。在华莱士和高斯、史迪威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考察。1944年7月，美军派遣以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新、三等秘书谢伟思等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进驻延安。谢伟思被委任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

194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发自重庆的电报。电报说：“美观察组头一批九人，定于二十日飞延。成员包括包瑞德武官、医生卡斯伯格、二十航空队的多伦、美军司令部的谢伟思、十四航空队的斯特尔，及四名军事人员。任务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他们主要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了解我实际情况，观察我与苏联的真实关系。人员包括有陆军、航空、电讯、医药等方面的人。” 22日，观察组的专机飞抵延安。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后来，包瑞德在写给上司的报告中说：“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谢伟思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多达50余次。毛泽东多次对别人讲，谢伟思等人是他的朋友。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去延安开会和汇报工作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并希冀美国作出积极回应。毛泽东的谈话由谢伟思及时、详尽地报告给美国政府，然而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被束之高阁，尘封了24年。

谢伟思根据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在报告中这样写道：“美军观察组人员及迫降的美空军人员几乎访问了华北和华中所有重要的中共控制区。他们的所见所闻证实了中共所声称的对敌占区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迄今，对我们证实这点帮助最大的是从这些地区被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大批美国空军人员(现有70名)。”“从他们的获救处到达终点，有些飞行员在中共控制区内行进约1000英里（约1600多公里）。他们在抗日军民护送下从山海关附近毗邻满洲的海滩途经北平抵达延安。在苏北着陆的另一些人穿越苏皖两省到达安全地带。还有一批人从与南京隔水相望的江北被送到山西。中共曾在上海、汉口、广州、南京和太原附近（均为日军占领的要地）解救了美国飞行员。他们在离日军机场和碉堡咫尺之遥处安全着陆后，穿越日军控制的铁路线多达百次。不言而喻，要将盎格鲁—萨克逊人在中国偷偷转移是很难的，除非要穿越铁路和离日军近处。然而，事实上，所有的遣送行动都在光天化日下进行且无需遮掩。一路上，庆祝会、欢迎会和演讲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根据地的报纸不断提到这些过路客人，有的飞行员连美国军装都懒得更换。以下结论无疑是正确的：1.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他们控制了华北和华中地区广大农村的说法总体上是对的。2.我们过去一向将这些地区统称为‘日占区’的提法要修正。日军只控制了点和线，其余广大地区实为我方势力所控制。”

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谢伟思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在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多次交谈后，谢伟思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很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共也想在战争结束后，在经济方面与美国人合作。 同时，延安与重庆的强烈的反差也使他更为厌恶国民党政权。谢伟思的观点在当时在华的美国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费正清后来也回忆说：“在1945年，许多美国人认为，如果当权的政府垮台，中国人还好过些。”

针对蒋介石和美国国内有些人宣扬中共是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的诬蔑，谢伟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和精辟的分析给予了有力驳斥。他在报告中说：“目前在延安仅有三名俄国人，其中一位是名叫奥洛夫的外科医生。他自己说他不是职业军人，只不过是在1938年应征入伍而已。他于1942年获准离职三年，并在11月乘最后一架俄国飞机抵达延安。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外科医生。他带来了一些新的医疗技术，终日在延安中央医院忙于做手术。另两名俄国人是‘塔斯社’代表，于1942年来接替他们的前任。在延安，没有任何人把他们当成重要人物。他们来时不会讲中国话，现在也说不好。他们身上毫无‘中国通’的特征。他们看上去和中共主要领导人并不熟悉……事实上，除非在重大社交场合，他们很少露面，即便出外活动，也消失在普通人群之中。在中共控制的所有地区内，除了从像天津那样的城市来的白俄难民外，看不到其他俄国人，而这些白俄总是被当作潜在的日本间谍受到特别的怀疑和监视。”

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达官贵人醉生梦死、夜夜笙歌，等级森严、特务横行的重庆来到延安，谢伟思不禁觉得耳目一新。我们还是引述一下他在报告中对抗日根据地描述的片断：“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长在中国的军官说：‘我觉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国气息。’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另一种气氛。在他们的谈话和行动中看不到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无论官员和平民在对待我们抑或中国人自己彼此相待时均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和友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受到广泛的尊敬。他们平易近人，没有人在他们面前奴颜婢膝。他们经常和大众打成一片。在重庆经常看见的动辄岗哨林立、如临大敌的紧张局面在此一概不见。一眼望去，延安没有警察，也很少看见士兵。没有乞丐，没有极端贫困的迹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非常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种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式的制服。在穿着、生活和娱乐方面看不到奢华和铺张。”关于延安的抗战气氛，谢伟思写道：“这里充满信心。战争是近旁和切实的存在。没有失败主义，而只有信心。没有对战争的厌倦情绪。”

谢伟思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只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但他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1944年，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驻华大使时，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已从“援蒋但不反共”转向表面“中立”，实际上单方面支持蒋介石。谢在此后的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鉴于蒋介石在战后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这样做更有其必要性，这叫做“未雨绸缪”。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谢在1945年2月28日为大使馆起草的有关中国局势给国内的一份电报（当时，赫尔利回国述职。使馆几乎全体外交官在临时代办小艾奇逊的主持下，联名向国务院发回了这份被赫尔利称为“反叛”行为的著名电报）中是如此阐述这样做将会起到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样的政策将会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欢迎（当然，国民党统治阶层除外），并提高美国的威望。孙科本人就曾对一位负责的美国人说：‘如果美国径直通知蒋而非先征求他的意见，说美国决定援助中共和抗日游击力量，则将会迫使蒋和中共达成妥协。’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要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主要在于国民党自身进行改革而非相互作出让步。他们还不无道理地宣称：美国的‘不干涉’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支持中国当前保守的领导人。如果我们采取这种基于接受中国现实的政策，则我们可以指望得到中国各派力量在对日作战中的合作、使中共倾向我们而不至于投向俄国人的怀抱。这样做还能够使国民党明白，他们当前明显在制定的内战计划是不可取的，从而导致产生有利于统一的某种和平局面。也许这种统一眼下不会完整，但却会给未来实现充分的民主制造和平气氛。”

1945年2月中旬，在谢伟思为即将回国的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他首次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即像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和德国人作战中的努力的情况，而不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是否提供援助。

后来，人们在评价谢伟思的这些报告时称赞道：“这些报告和建议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不一定直接导致中美之间的一场冷战。的确，存在另外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可能避免后来发生的打乱了美国同亚洲关系的许多灾难。就算华盛顿的决策者仅仅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还在成长的力量和她明显希望在战后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美敌对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

然而，谢伟思对美国的忠诚却给自身带来了料想不到的灾祸。1945年年初，中共“七大”召开在即。谢伟思再度“请缨”赴延安就地观察这件大事。在延安，他又数度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谢将这些情况及时地一一报告重庆和华盛顿。3月30日，谢接到要其立即返回华盛顿报到的命令。中共领导人还以为美国政府在收到他的报告和使馆电报后要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4月1日下午4时，谢应邀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周恩来和朱德已先行到场。谈话彻夜进行。董必武在谈话即将结束时也来了。这是谢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涉及国共、中美、中苏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其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以往的历次谈话。

谢伟思于1945年4月4日离开延安。他事后回忆说：“给我的命令很不明确。只说要我立即返回华盛顿。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中共领导人希望，召我回国是要向我咨询重要问题或要我参加讨论有关对华政策的重要会议。我也这样想。”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和苏联已就苏联出兵东北，以及战后分享在华利益以保证苏方和蒋介石合作达成了默契，病入膏肓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已不认为有和中共合作的必要。他在对华政策的辩论中倾向了主张支持蒋的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此外，亲蒋的“院外援华集团”和极端反苏、反共的共和党右翼开始联手向民主党政府发难。1945年4月12日，谢抵达华盛顿。这一天恰逢罗斯福逝世。气氛急转直下，对谢的归来无人问津。

此时，他偶尔邂逅了一位名叫菲利浦·贾飞的报人。贾飞是《美亚》杂志主编。谢将自己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借给贾飞阅读。谁知，这导致了一场飞来横祸。“联邦调查局”一直怀疑贾飞为苏联间谍，将其置于长期监控之下。6月6日，谢受此案牵连与包括贾飞在内的另外5人同时被捕。谢在此案中是完全无辜的，因为外交官和报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和交换信息在美国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却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头条新闻。6月7日，《旧金山新闻报》的头条大标题是《共产党获得了美国机密》。第二天，报纸进一步点名集中攻击谢伟思。头条大标题竟说：《赤色分子制造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分裂》。谢伟思一下子变成了“赤色分子”，而且成了史、蒋矛盾的“罪魁祸首”。

逮捕行动看上去像是“反间谍”，而实际上带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贾飞等虽被指控为苏联间谍，但此事对苏联所造成的震撼还远不及中共所感受到的。在大洋彼岸的边陲小城延安，中共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据说为毛泽东亲自执笔撰写的社论，认为这次逮捕“标志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随着谢的被捕和受审，美国的对华政策日复一日地将自己和蒋介石集团紧紧捆绑在一起而再也无法回头。谢虽被判无罪，但在结论中留了条“尾巴”，说他“不够检点和谨慎”，无非是说逮捕他不无道理。谢在狱中挨过漫长的一夜，第二天取保候审。

贾夫案结束后，谢伟思先是被派往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手下工作，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但国会右翼势力一直对他对亚洲问题的态度耿耿于怀，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材料”，国务院又对他进行了4次调查，但一直没有查出任何不当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急需寻找“丢失了中国”的替罪羔羊，国务院里的“中国通”们结束外交生涯的时机也就来了。谢伟思被从新西兰调回，国务院内部对他争议很大，参议院的右翼分子强烈反对对他委以重任，对谢伟思的任命先后变动了三次，他的名片也不得不改印了三次。然而即使是最后一次，他的名片也没机会派上用场。在他和家人乘船去新德里大使馆任参赞的路上，刚刚到达日本横滨，就接到了要他即刻乘飞机返回华盛顿的命令。约瑟夫·麦卡锡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道：“他们召回了谢伟思。我终于抓到他了。”

根据“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要求，谢伟思不得不接受“忠诚安全委员会”的裁决。在那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下，几乎没有谁敢为他的清白作证。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失去了访问日本的机会。1950年10月19日，“忠诚安全委员会”做出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裁决，国务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谢伟思赴任达一年之久的家人回国。但到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了“忠诚审查委员会”，“美亚事件”亦旧事重提，审查结果终于推翻了原先的判决，谢伟思的忠诚“值得怀疑”，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开除谢伟思。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葬送了前程。此后，谢伟思迁居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得以养家糊口。

他们在纽约一住就是五年半。在此期间，他一刻也没有放弃为自己讨回公道的努力。1956年，情况开始有了转机。美国最高法院同意重审他的案子。1957年6月17日，在“谢伟思诉杜勒斯（国务卿）案”中，九名大法官除一名弃权外都裁定谢伟思胜诉。裁定书说，原国务卿艾奇逊作出的有关开除谢伟思的决定有悖于国务院自身的规定，从而无效。1957年7月3日，一家联邦地区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定，命令国务院恢复谢伟思的外交官身份。然而，此后的道路仍远非坦途。他开始在国务院打杂，后被派往德国波恩，又受到国防部的异议，最后被派到英国利物浦当总领事。眼看政府对他的中国经验毫无兴趣，而且升迁无望，他三年任满后决定提前退休，举家迁往加州伯克利。年过50的谢伟思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了硕士学位后，又攻读博士学位（他没有完成博士学位）。有一次，他参加在密执安大学举办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学术会议时见到一位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谢在攻读学位时阅读过对方的著作，于是上前说：“教授先生，我很想和你谈谈，我的名字叫谢伟思。”“我不禁大吃一惊”，这位年轻教授事后说，“因为在干我们这一行人的心目中，谢伟思是一位‘圣人’。而他却是如此含蓄和不自我炫耀。”

即使在退休之后，谢伟思仍然关心着中美友好事业。他曾担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旧金山分会名誉会长，积极参加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活动。谢伟思自1945年离开中国之后，直到1971年秋，才在阔别中国将近30年后重新踏上中国这块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土地。之后，他重访中国4次。他1971年来访时，正值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由于谢伟思在中美交往中曾扮演过的特殊角色，他的这次访问受到了中美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了谢伟思夫妇，回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国际和双边问题。美国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在谢伟思访华前后两次单独约见，了解他对中美关系发展的看法以及访华的感受。谢伟思夫妇在这次长达两个月的访问中，走访了中国沿海和内陆的许多城市，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等。作为一个对旧中国有所了解的美国人，谢伟思对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1971年访华回国之后，谢伟思著文、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情况，支持尼克松访华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4年9月，他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作证时，批评美国政府缺乏履行上海公报的诚意，敦促政府将美驻北京联络处和驻台北“大使馆”颠倒过来。1975年谢伟思再次访华3个月，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回国之后，他积极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再干涉中国内政，要改善中美关系。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他指出美国政府应该面对现实，放弃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幻想，真正履行其在《上海公报》中承担的诺言，从台湾完全撤军并与中国正式建交。1975年他在美中友协年会上发表讲话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和平和人类的利益，让我们向前进，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1999年2月3日，90岁高龄的谢伟思在家中安然辞世。

谢伟思著有《亚美论集：中美关系史上若干问题》等，其战时电讯文稿被人整理成《在中国失去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

谢伟思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他的一生有三十几年都跟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西南重地成都到北京，从陪都重庆到烽火抗日的延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四川更是感情深厚，常称自己为“四川老乡”。

谢伟思的父亲是美国传教士，1905年带着妻子来到中国成都创办基督教青年会。1909年夏天，谢伟思出生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教学的地方，陈毅在这里读过书，和谢伟思见过，谢伟思的父亲是老师。陈毅当时是个很激愤的青年，谢伟思说，他常常是两杯老白干下肚，就会猛烈抨击国民党，也很反对外国人，有时直指美国。

谢伟思的母亲是个有文化的家庭主妇，经常给他灌输文化知识，在少年教育中，他多半都是接受的家庭教育。在那些日子里，成都街头总能见到一个瘦长、大眼睛的外国男孩。谢伟思天真活泼，他经常一个人走街串巷，陕西街、杜甫草堂、老皇城等等，无不留下他的足迹。他走进店铺东看西看，在地摊前也是一站好久，毕竟没见到过自己的家乡，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充满了新鲜和好奇，而对父母不断给他描述的加利福尼亚家乡，对他来说还只能是一种陌生的憧憬。

在这个异域之地，谢伟思很快就融入了周围的生活，他和成都的小伙伴一起嬉戏玩耍，捉迷藏。夏天就邀几个朋友到城边的水田沟边去，撩起裤脚捉泥鳅，弄得一身的泥，其乐融融，而人们对这个外国男孩也是见怪不惊。谢伟思经常跑到少城公园去看保路运动纪念碑，深思良久。那时他刚出生，还不懂，但他的父亲却亲眼目睹了那场风潮，常常讲给他听，谢伟思年少的心里就觉得这事了不起。

在成都，谢伟思爱去的地方还有华西坝，特别是那座从绿树翠竹间露出半截灰白颜色的古钟楼，更是让他流连忘返，记忆颇深。1921年，12岁的谢伟思随父亲举家回到美国。1971年，已经花甲之年的谢伟思来成都，一提起华西坝的古钟楼就不免心情激动，触景生情，梦回到少年时代，回到了中国小伙伴身边。

谢伟思一看见四川人就会十分热情地说：“我们是老乡！”

谢伟思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摆起龙门阵来更是一板一眼，什么“啥子，咋个”等等，乍一从高鼻子蓝眼睛的他嘴里说出来，多少也让人好奇。抗战时期，四川人出粮是全国的三分之一，出兵是全国的三分之一，此所谓无川不成军。冯玉祥在对谢伟思谈到国民政府的腐败时就举了个例子，两千新兵从四川押往湖南，逃跑五百死五百，得病五百，最后只剩下五百。川人到处扩散，自然把川话也带到了全国各地，成为当时的一大口语。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川话流行一时，就连一些著名艺人也会不时操一句“格老子”。

谢伟思思维敏捷，他是最先提出向中共控制区派遣美国观察员的，根据他的建议，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组长是包瑞德，谢伟思是重要成员。他一身笔挺的军便装，说话幽默风趣，不分男女老少，见谁都打招呼。

在延安时，谢伟思经常到枣园去见毛泽东，一次是同贺龙一起去，后来都是他单独坐吉普车去。谢伟思问开车的年轻人是哪儿人，开车的说是四川人，谢伟思很高兴地说：“我也是四川人咧！”开车的很不相信，这个外国人是四川人？说他吹吧？谢伟思向开车的解释，自己生在四川，在四川读书，不信去问问他们陈毅将军就清楚得很。开车的还在想，谢伟思这是想跟自己套亲近。

车到枣园大门口，都是先由哨兵通报，在得到毛泽东亲自点头后才允许进。后来，毛泽东对这个外国的四川人大开绿灯，拍着肩膀对他说：“你想几时来就几时来！”

谢伟思在延安结识了很多四川老乡，他与朱德、陈毅、聂荣臻等聚在一起时，就用四川话摆起龙门阵，成都的街景，成都的小吃，夫妻肺片、赖汤圆等等，都让他怀念不已。因为陈毅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里读过书，一见了面，就会幽默地对人说，他是我老师的儿子！谢伟思也欣然接受。一次，陈毅兴冲冲来到谢伟思的住处，拉着他就往外走，谢伟思问：“陈老总，啥子事？”陈毅告诉他，几个四川老乡合个影，谢伟思真的被当成了四川老乡，心情自然激动。

那次合影就有朱德、吴玉章、聂荣臻和杨尚昆等人。后来周恩来也请谢伟思合影，有毛泽东、朱德等人。

1938年，谢伟思被派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总领事高斯手下任副领事。高斯是资深外交家，他说，谢伟思是整个美国政府里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这在当时无人能比，这也得益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谢伟思被调往重庆任大使馆三等秘书，不久升为二等。在如火如荼的山城里，他结识了赵韫如。

赵韫如是江苏常州人，戏剧表演艺术家，曾出演多部剧目，1940年到重庆，很快成为剧坛上的一颗明珠。谢伟思和赵韫如的相识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谢伟思有自己的车，很少赶公共汽车，那次他少有的坐上公共汽车，两个人就这样相遇了。

赵韫如在《梦飞江南》一书中对他们之间的感情作了细致的描述，她说：“我和谢伟思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共汽车上。那天，我乘车去一个法国老先生那里，教他学中文。车上人不多，我—个人坐在那里，看报纸。忽然有人读出了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铁石心肠》。我一回头，是个外国人。”

赵韫如没有想到，一个外国人会把中文说得那么好，但她只是略为惊讶而已。而谢伟思第一次看到赵韫如就有了好感，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也不开车，就在公共汽车站等，在车上等。赵韫如开始并不认可这个外国人，谢伟思问她叫什么名字，赵韫如说，我又不认识你。谢伟思就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月，两人才开始交往起来。

谢伟思第一次去看赵韫如的戏是在重庆的银社剧场，上演阳翰笙的《两面人》，两个人一起在剧场门外吃了醪糟汤圆，彼此都把自己的情况交流给了对方，也让赵韫如觉得，他并不是个游手好闲的坏人。不久，赵韫如应邀到各地去巡回演出，谢伟思问清了每站的演出时间，赵韫如每走一个地点，谢伟思就每天写封信去问候祝贺。但当时条件差，交通不方便，往往是信到的时候，人已经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谢伟思的信也跟在身后追，从江津到乐山，再到泸州……在川内绕了一大圈，最后在内江集中，赵韫如也收到了一大摞信。

谢伟思对赵韫如很真诚，他说：“你是我爱的人，希望你能分享我的生活。”

后来，谢伟思去了延安，1945年奉召回美国，一下飞机就被戴上了手铐。赵韫如不明究竟，一气之下，打掉了肚里的孩子。

1949年，谢伟思在美国的家中终于又见到了赵韫如，赵韫如这才知道，谢伟思对她的感情还是那样真诚，提到被打掉的孩子，两人相视而泣。这一次见面匆匆别去，直到1978年，两人又才在北京重逢……

谢伟思可说是深受东西方文化熏陶的人，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中国，不忘在中国、在成都生活的日子，那些日子给了他美好的回忆，取之不尽。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十年时间里，谢伟思先后5次来中国，其中就有4次回到成都，而尤其对诗人杜甫崇拜有加。他如是说：“只有草堂对我最有吸引力，因为那里曾经生活着一个伟大的人民诗人！”

受母亲的启蒙教育，谢伟思很小就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知道中国唐代有个伟大诗人杜甫，而成都的草堂就是诗人的住所。谢伟思对杜甫的名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更是爱不释手，他不停地读，不停地背，又用英语对照着大声朗诵，对诗里所描绘的美丽景色心驰神往。

少年时代，谢伟思的家离西门上的杜甫草堂远，他就一路问，一路穿街过巷，街边卖担担面的，摆摊的，都热情地给这个洋少年指着路。谢伟思走了半天时间，终于找到了草堂，绕草堂一周，站在空地上向西望去，真的看到了远处的雪山。他甚至在想，诗人写那诗的时候，是怎样的景象呢？

1978年，谢伟思再次回到成都，驱车前往杜甫草堂。他不需要人引导，轻车熟路，精神抖擞地走在前面，一路风趣幽默，英语普通话四川话，交替着从他嘴里说出来，亲切而自然，引起阵阵笑声。有人问他，离开成都那么久了，成都话还说得那么好？谢伟思无不自豪地说：“是啊，因为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在梦中都喊着她的名字，怎么能忘呢？”

的确如此，谢伟思早把自己当成了成都人，他经常对人说：“我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在美国我说是旧金山人，在中国我就说是成都人。”其情浓浓，永世不忘。

1999年，《参考消息》上登载了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奥克兰2月4日电讯：曾在麦卡锡时代被清洗出美国务院，后来又被恢复名誉的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昨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享年90岁。

谢伟思去了，但他对中国、对成都的感情却长留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