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1937年9月20日-2023年5月15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1937年，卢卡斯生于华盛顿的雅奇马。

1955年，卢卡斯从西雅图的罗斯福公立学校高中毕业。世界顶级学府芝加哥大学给予他奖学金，但芝加哥没有工学院，从而终止了他做工程师的梦。

在那个时候，热门专业是学物理，但卢卡斯对此没有兴趣。真正令他激动的是芝加哥学院的人文科学，如西方文明史和知识的组织、方法及原理。这些课程中的一切对他都是新的。他选修古代史序列，并且变成主修历史。在芝加哥大学，卢卡斯读到了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伦尼，他记述了罗马时代的终结，并强调面对政治大破坏时，人民的经济生活的连续性。对此，卢卡斯印像深刻。1959年，卢卡斯在芝加哥大学本科毕业，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

后来，卢卡斯由于获得了一项伍德罗·威尔逊博士奖学金，而进入加州大学攻读历史专业研究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选修了经济史课程，并旁听经济理论课。从那时起，他开始对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决定改学经济学，并因此回到了芝加哥大学，并于1964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63年，卡内基工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提供给卢卡斯一个教职。卢卡斯在卡内基工学院的第一年，花了不少时间学习动态系统和在时间过程中优化的数学，并设法看一看这些方法如何可以最好地用于经济问题。那几年，卡内基——梅隆有一群杰出的经济学家对动力学和预期的形成有兴趣，卢卡斯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那时与雷纳德·莱普英合作进行项目研究，他还与爱德华·普里斯科特合作完成了一个不完全竞争产业的动力学的理论项目。并写了一篇《不确定下的投资》的文章。在此期间，卢卡斯的经济动力学的全部观点逐渐成形。

以后，卢卡斯又对萨缪尔森的一个货币经济的交叉各代模型产生兴趣。他的观点集中反映在1970年完成、1972年发表的《预期和货币中性》的文章中。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货币中性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主题之一。1995年5月，在明尼亚波列斯联邦准备银行的赞助下，还为此文专门组织了一个25周年的纪念会。

1974年卢卡斯回芝加哥教书。1980年成为芝加哥的约翰·杜威的优异贡献教授。

1995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以表彰他对“理性预期假说的应用和发展”所作的贡献。他的研究，“改变了宏观经济的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为各国政府制订经济政策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卢卡斯从70年代初起，率先将理性预期假说成功地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开创并领导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直到获奖前，卢卡斯在宏观经济模型构造、计量方法、动态经济分析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分析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理性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为了避免损失和谋取最大利益，设法利用一切可以取得的信息，来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状况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计。

罗伯特·卢卡斯的著作主要包括：《理性预期与经济计量实践》（合作，1981年）、《经济周期理论研究》（1981年）、《经济周期模式》（1987年）、《经济动态学中的递归法》（1989年）。他的论文比较多，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之外，主要还包括：《1929——1958年美国制造业中劳动力与资本的相互替代》（1964年）、《最优投资政策与灵活加速器》（1967年）、《调整费用与供应理论》（1967年）、《实际工资、就业与通货膨胀》（1969年）、《投资与不确定性》（合作，1974年）、《经济计理政策评估：一项评论》（1975年）、《论商业企业的规模分布》（1981年）、《纯粹货币经济中的均衡》（1980年）、《托宾与货币主义：评论文章》（1981年）、《优化投资与理性预期》（1981年）、《资本缺乏经济中的最优财政与货币政策》（合作，1983年）、《金融理论中的货币》（1984年）、《流动性与利息率》（1990年）、《论效率与分配》（1992年）、《有效就业保障简化模式中的效率与均等》（1995年）等。

当地时间2023年5月15日，卢卡斯（Robert E. Lucas）逝世，享年85岁。

卢卡斯早期的学术成果是创立宏观经济学的动态分析基础，但这个理论的创立过程似乎给人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当年卢卡斯与他在卡耐基·梅隆的好友、后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试图解决不完全竞争下有关产业经济学的问题，然而后来的失败导致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个项目。但在做这个项目的两三年中，卢卡斯深刻学习了一般均衡、泛函分析、概率论，并掌握了各种动态优化方法，结合平时与普雷斯科特的讨论内容，他发展出一套分析宏观经济学的动态方法。搞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直到1960年代，经济学模型都基于若干静态的等式，一个表示消费，一个表示投资，一个表示生产等等，经济学家的分析局限于静态，或者只能通过将若干个不同的参数带入模型呆板地比较模型结果。但实际的经济生活是连续的、有时间概念的，不同时间阶段的经济状态是相互影响的，多消费一些，就只能少消费一点，投资得越多，回报就会越高，承受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大。从而每一期在当期的条件限制下做得最好并不等同于整个一段时间做得最好，因此有必要在经济分析当中引入动态规划及最优控制方法。而这方面，卢卡斯与南希·斯托基（NancyStokey）合著的《经济动态的叠代方法》一书堪称经典。

理性预期假说

在卢卡斯众多学术成果之中，影响最大的非“理性预期假说”莫属，他所属的学派也叫理性预期学派，这个学派本来是芝加哥大学一个保守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分支，但198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已经发展成为颇有影响的学派。

所谓理性预期，是指各经济主体在做出经济决策之前，会根据掌握的各种信息对与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进行预测。这种预期影响经济中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并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最初始的理性预期理论的假设是约翰·穆斯（John Muth）1961年在一篇题为《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的文章中，最早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

卢卡斯对理性预期假说进行了深化，并把它作为工具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提出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在个人和企业进行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这一观点对奉行国家干预政策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也被称为是理性预期革命。

在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卢卡斯对宏观经济学进行了全方位的颠覆和重建。对社会总需求、社会总供给、货币、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等重要的宏观经济概念重新定义。

比如在货币理论方面，卢卡斯提出了货币中性理论。按照他们的定义，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根据理性预期进行的，货币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不影响实际的经济变量。系统的货币活动，仅仅影响诸如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率等名义变量。货币的中性，使得政府的货币活动和财政活动失效，实际的经济变量，只由经济中的实际因素（技术条件、人力资本等）决定。

卢卡斯的另一个重要批判是针对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失业，作为一种实际的经济变量，是由诸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生产的技术条件、经济技术结构等实际因素决定的，而与货币数量及价格水平没有关系。

卢卡斯对投资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和普雷斯科特合作的《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一文中。卢卡斯和普雷斯科特构造了一个分析竞争性行业的局部均衡模型。他们假设，行业由使利润贴现之和最大化的无差异厂商组成，生产所需的唯一投入是资本。由于实物投资存在调整成本，因此厂商的最优决策是使其实际资本存量缓慢调整到与其意愿资本存量相等。在该模型中，资本具有不变价格，对厂商产出的需求服从已知的马尔可夫过程。行业产出的价格取决于需求和行业供给，行业供给取决于资本存量。均衡实现时厂商选择的行业资本存量路线必须使由该路线确定的产品价格与厂商的预期价格相等。因此，该模型中的均衡是一种理性预期均衡。

卢卡斯和普雷斯科特根据福利经济学定理考察计划者问题时发现，计划者问题的解所决定的行业资本存量的马尔可夫过程，收敛于一个唯一的不变概率，从而为构造相应的经济计量方程提供了依据。

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种证明不确定条件下理性预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的方法，这一证明方法在以后被广泛采用。

卢卡斯在《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中最先提出了一个货币经济周期模型，并在后来的一系列文章中对该模型做了一些扩展和补充。经济周期理论是宏观经济学中分歧最大的一个领域。形成经济周期的根源是什么？经济周期的性质即经济周期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理解。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都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需求方面，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则认为供给冲击特别是生产率冲击是造成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关于经济周期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这个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认为，经济波动是由经济的内生力量决定的，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则认为，经济本身是稳定的，产出波动是外生冲击造成的结果。

卢卡斯在《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中最先提出了一个考察菲利普斯曲线的市场均衡分析框架。在卢卡斯之前，弗雷德曼和菲尔普斯曾分别指出产出与通货膨胀二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的替代关系，货币政策不具有长期的产出效应。但由于他们采用的是适应性预期假定，因此他们认为二者在短期内存在替代关系。卢卡斯发展了他们的观点，认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二者即使在短期也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

为了理解不完全信息的作用，先考虑完全信息条件下市场的均衡。假定年轻人知道在他的隔离市场上卖者的数量即同龄人的数目，由于在每个市场上的现期名义需求相同，年轻人可以根据他所处市场上的名义价格推断出两个市场的相对价格。假设他所在“岛屿”的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则意味着该“岛”的预期通货膨胀率相对较高，因为他在下期将购买商品的预期价格与年轻人的现期配置无关。假定替代效应占优势，则该“岛”每个年轻人供给的劳动相对较少，从而使该“岛”的产品售价上升。类似的分析表明，如果不存在货币供给增长的随机性，则货币量的波动也不影响实际产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关系。

假设信息是不完全的，根据市场出清假设，每个市场上的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当供给者发现名义价格较高时，他无法确定价格高是由于卖者少（第一种随机性）还是由于货币增长率高（第二种随机性）。他们的最优估计是，实际价格是名义价格的递增函数。这对两个市场都适用。因而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货币量的快速增长既产生通货膨胀又产生高产出，菲利普斯曲线是存在的，但它并不能为政策制定者所用。

在卢卡斯看来，周期的根源在于外生的货币冲击，周期的传导机制是信息不完全。该模型的缺陷在于，由于模型假设经济时刻处于均衡状态，因此货币冲击造成的产出波动的持续时间将非常短，从而不能解释就业和产出的持续波动。为此，卢卡斯在《一个经济周期的均衡模型》一文中，引入了信息滞后和实物资本两个因素，对初始冲击的持续影响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信息滞后说认为，即使是过去的相关信息也不能完全为人们所了解，从而人们不可能做出正确的预期，这样波动就会持续存在。信息滞后说已成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标准解释。

卢卡斯在增长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体现在他的一篇为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奠定基础的开创性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中。文中揭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经验缺陷（即不能解释国家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巨大差异），提出了两个内生增长模型。

第一个模型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在模型中，人力资本增长率是非工作时间的线性函数。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没有全部被投资者获得，投资具有正的溢出效应。由于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经济中最优产出增长率高于均衡增长率。另外，整个经济的生产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经济可以实现内生的增长。如果不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经济甚至将以更高的增长率增长。这一结论很重要，它意味着增长的发动机是内生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外生的技术变化。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可以解释各国持久收入的差异，但不能解释增长率的差异。由于人力资本具有正的外部性，相同技术水平的工人在人力资本平均水平较高的国家中获得较高的工资，因此该模型解释了存在着人口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强大吸引力的原因。

第二个模型是“干中学”的外部性模型。该模型包括两种商品和两个国家。在模型中，学习完全外在于厂商但完全内在于生产国；一种商品的生产率比另一种商品的生产率增长得更快；一国专业化于生产哪种商品完全取决于初始资源配置。如果两种商品的替代性强，生产率增长快的那种商品的消费将比另一种商品增长更快。当且仅当两种商品的替代性强时，专业化于生产知识密集型商品的国家才具有更高的增长率。一国开放贸易可能导致该国专业化于生产知识密集度低的商品，从而降低该国的增长率。

卢卡斯的这篇论文和保罗·罗默的论文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增长问题的兴趣，使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支——新增长理论。卢卡斯和罗默都抛弃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关于技术外生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采用收益递增的假设建立模型。由于允许资本（包含了知识）的收益不变或递增，罗默模型认为最发达国家可能增长最快。卢卡斯则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并界定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的存在意味着一个工人的生产率越高，他周围的人将越聪明，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解释。

卢卡斯和罗默等人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研究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年的沉寂后得以复兴。由于他们采用的新分析框架可以容纳各国在基本条件方面的差异（如技术水平的差异、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因此可以解释世界各国在收入水平和增长率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得出更加合理的结论，并使增长理论更好地与发展经济学融合起来。

1974年卢卡斯回芝加哥教书。1980年成为芝加哥的约翰·杜威有优异贡献教授。1995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以表彰他对“理性预期他假说的应用和发展”所作的贡献。他的研究，“改变了宏观经济的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为各国政府制订经济政策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理性预期与经济计量实践》（合作，1981年）

《经济周期理论研究》（1981年）

《经济周期模型》 （1987年）

《经济动态学中的递归法》（1989年）

他的论文比较多，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之外，主要还包括：

《1929——1958年美国制造业中劳动力与资本的相互替代》（1964年）

《最优投资政策与灵活加速器》（1967年）

《调整费用与供应理论》（1967年）

《实际工资、就业与通货膨胀》（1969年）

《投资与不确定性》（合作，1974年）

《经济计理政策评估：一项评论》（1975年）

《论商业企业的规模分布》（1981年）

《纯粹货币经济中的均衡》（1980年）

《托宾与货币主义：评论文章》（1981年）

《优化投资与理性预期》（1981年）

《资本缺乏经济中的最优财政与货币政策》（合作，1983年）

《金融理论中的货币》（1984年）

《流动性与利息率》（1990年）

《论效率与分配》（1992年）

《有效就业保障简化模式中的效率与均等》（1995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