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会(1901一1950),
民国时期
黑社会头目、汉奸,被称为天津教父,祖居天津南门外芦庄子(又称芦家庄)。他
脚行出身。1926年加入安青帮会,收徒聚众,成为天津安青帮
首领。1937年
七七事变后,袁文会充当日本宪兵特务,开设赌局、花会,代敌抓捕迫害华工。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家族介绍
袁文会(1901一1950),祖居
天津南门外芦庄子(又称芦家庄)。祖父袁老先,哥仨都是秃头,共生子侄八人。袁文会之父大排行行七,名袁国璋,生二子,长子袁文会,次子袁文德(文德为人老实、好学,于1935年万国公寓凶杀案后被吓死)。
袁老先为芦庄子著名混混,在日租界松岛街设立脚行锅户,旭街至海光寺这条街上的日商洋行和中国商店,凡装卸货物一律须由袁家脚行承包。袁老先很有点武功,手使一把特制铁锨,他弟兄及子侄十余人,在芦庄子一带形成一霸。
1898年袁家扩展霸业,老七袁国璋到北城根
估衣街争夺当地脚行,老七很有臂力,在与对方争斗中失手打死了人,被清官府逮捕后,判处充军山东。是年正值山东义和团兴起,袁国璋趁乱越狱逃跑,参加了义和团。庚子义和团失败后逃回天津,两年后去
山西参加清军,自此永无音信。继而袁文会母死,他与弟弟文德同由其八叔袁国玺
抚养。
民国初年袁老先弟兄相继死去,袁家脚行也逐渐衰落。老八袁国玺改行,在芦庄子开设宝局(赌场),利用其父兄的余威和与日租界交界的有利条件,生意非常兴隆,故而无暇照顾袁文会弟兄。
个人生活
袁文会生性粗野,不读书不求上进,整日在邻里间打架斗殴。日久惹得其八婶反感,对他非打即骂,甚至不给饭吃,致使他终日游荡于“三不管”。袁文会在难以忍受之下投奔其舅父家,舅父姓隋,在东门外
天后宫当老道(火居道)。
袁文会16岁时隋老道送他到棚铺学徒。袁身材利落,在栅匠中学得撑杆上房的本事,但他游荡成性,未等出师就辞退不干,气得舅母又打又骂。他一气索性不回舅家。
青帮大佬
参加青帮
1925年袁文会和王恩贵、殷凤鸣、牛占元等在南市庆云茶园(解放后改名共和戏院,现已无存)听杂耍(曲艺),适为姜二顺的靠山调唱“妓女悲秋”,声调婉转动听,但词句淫荡下流,引起袁、王等人大叫邪好,怪声怪气引得全园听众大哗。
这时楼上
包厢坐着姜二顺的熟客李七猴,李七猴是当时
直隶督军
褚玉璞的干儿子。李对袁等人叫邪好搅乱其心上人的演唱非常生气,即派其随从马弁数人下楼将袁、王等人逮捕送押到军警督查处,李七猴并要求其干爹褚玉璞从重处治。
褚玉璞当即命令军警督查处长厉大森对袁等执行枪决。
消息传出急坏了殷凤鸣的弟弟殷凤山,殷风山是督查处的小队员,当即哀求队长白云生给以帮助。白云生,山东省历城县人,早年参加青帮,
帮派为嘉海巳二十二代通字班。他有个师叔,人称孙老太爷,是褚玉璞的干老,对孙敬如亲爹。白云生只有去找孙老太爷向褚玉璞求情,这一办法真灵,褚马上下令释放袁、王等人。袁文会、王恩贵等释放后,立即叩见白云生,对白千恩万谢,并要求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白当即应允。
袁文会、牛占元、王恩贵、殷凤鸣、殷凤山等人成为白云生在天津收的第一批徒弟,其中以牛占元岁数大,即为开山门大徒弟,也就是袁等的大师兄。香堂在白云生家举办,请张凤岭为引进师(张是白的师弟),张对帮规帮法和香堂的摆布是个大内行,对堂词背得滚瓜烂熟,后来白云生凡收徒时均由张协助,张也就吃上这行饭。因白收徒非常多,后来张在青帮中人们有个口头语“懂不懂要找张凤岭”。
白云生自从收了袁等徒众后,名声大振,凡
天津大小杂八地纷纷烦人托窍拜白为师加入青帮,一时白家门庭若市。致使白云生在天津开了青帮码头,后来
军政工商文艺各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出风头、找靠山仗势欺人,少部分为生活所迫,纷纷拜在白的门下为徒。
如沦陷时期商会
会长刘静山、穆庄子天齐庙的大
恶霸王海明、
武清县的土皇帝柳小五都是白云生的徒弟。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袁文会在天津鼎鼎大名时,白云生居然成了天津帮会的
太上皇,官称白老头。
袁文会除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外,在30年代初更认了两个干爹:一个是军阀李景林部下的军长谢玉田,一个是日租界华捕侦缉队长刘寿岩,从而更增长了袁文会的嚣张气焰。
争夺赌场
同文俱乐部位于日
租界旭街北端东侧的同庆茶园后,主人方若是日军初进天津时的走狗,因而在日租界成为“一等公民”。这个俱乐部名为文人墨客的娱乐场所,招牌是以文会友,实则为大型赌场,设有棋、牌、对诗、斗蟋蟀等娱乐项目,看起来都属于文化娱乐活动,其实这完全是大输大赢的赌具。
他从中抽取“水子”头钱,每天收入相当大。而租界当局无论是日、华官警对他是不敢染指的,他兴旺时期袁文会还没有得势,袁也不敢有所触犯。
六地位于日租界如街北端西侧的闸口街,是个以六种赌具赌博的宝局,有筛子宝、牌九、金钱摊、转盘球、摇缸子宝等。这里的主人很多,都是陆续耍胳臂卖打而钻入拿挂钱的,大部分是混混发源地西头来的,有麻
张三、刘桂希(西头大混混李金鳌徒弟)、方明、郭茂林(郭大个)、房树恩(房大个)、小王老(摔跤名将)、秃王平等,这些人都是白云生的徒弟,还有王德山(西头大恶霸刘广海的大师兄)和李明德(
国民饭店经理潘子欣徒弟)。六地每月要给袁文会份钱。
芦庄子宝局位于芦庄子非
租界地与日租界交界的高坡上。这是袁国玺独自经营的,最初是袁氏弟兄,后来袁文会得势更没有人敢惹,一般帮会对袁八都恭而敬之,故而袁八宝局一直干到死才结束。
刘宝珍宝局位于华安街
南口,非租界与日租界交界,刘宝珍和袁八很有交情,但也是袁文会的师兄,袁对刘也始终不加进犯。
袁文会自拜白云生加入青帮后也收了些徒弟,先在旭街新旅社后干了小赌局,生意还算不错,但他并不满足。此时有个苏兰芳(外号苏秃子),在日法交界的富贵胡同旁
新津里开了个宝局,生意相当好。原因是位于日法交界,凡法租界好赌者都到这里赌博。
袁早想染指,当即派徒弟给苏送信,叫苏把宝局让给袁干,苏岂肯把好吃的肉让出。于是
定日相斗,袁因有日警头头刘寿岩的关系,早向刘托情,届时双方打手交锋,苏方战败,日警赶到还逮捕了苏方打手。后苏托人求和,愿将宝局让与袁——让袁当大掌柜,仍由苏主持宝局,袁就这样拿下了这个宝局。
砸汽枪场
1934年在新明大戏院北侧由新明经理孙宝山(1)勾结
日本浪人开设了一个汽枪场,是以打汽枪为赌博的赌场,每天收入颇丰。它的赌具是墙上挂着画有12个属相的大转盘,将它转起来用汽枪描准射击,下边台桌上同样画着12个属相,赌徒们以钱任择各门押注,待汽抢打准某属相后,1元赢11元。
这个赌场因未把日警贿赂好,巡捕头头们指使袁文会去捣乱。袁授命带了十多个打手,将汽枪场砸了个稀烂。孙宝山找来日本浪人,与袁打手一起到日警署打官司,袁打手硬说在汽枪场输了钱,而场方说是打枪游戏不是赌博,警署勒令停业,放了袁的打手,砸的什物等于白砸。这个场址后来改为日本舞场,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这里改为酒吧间专接待
美国军队,一时生意非常兴隆。
砸诗谜场
中原公司6楼由方若之子方式(号长宜),开设大型赌博场,赌的形式为猜诗谜,美其名为以文会友。设有大方台桌,桌上摆着各种诗词成语,赌徒们以高级纸烟(三炮台)为赌注(代替现金),掌赌人以明矾写好诗句,用水泡出字来核对,押多少赢多少,输赢数字很大。
方式依仗其父势力,其母又是日本人,根本不把日警放在眼里。1934年冬的一天,日警头子徐树浦到会德号串门和袁文会谈及诗谜场事,徐因方式仗势开赌场不给日警好处很为气愤,袁即表示派人砸诗谜场,给方式个颜色看看。袁把我和刘国安(袁徒)叫来,命我二人到中原公司6楼去砸诗谜场,并嘱咐砸完一人顶事,到警署千万别提袁文会叫去的。
转天我俩到中原6楼,诗谜场围着三四十人押注,我首先用手分开人群,近前一看桌上押的没有钱全是纸烟,我向掌管人说:“这是什么?我们来干两盘吧!”顺便把桌子推翻。方式一看过来要抓我,刘国安冷不防给方一个大耳光,他戴着的眼镜也打飞了,他的打手一齐上来围攻我二人。这时驻场日捕赶到,这个巡捕叫
蔡连科,是袁的徒弟,一看是我们二人,马上维护着,并叫我快走,只叫刘国安一人顶事,方式也派了管事人跟着,一齐带到日警署。到警署经审讯,刘国安控告在诗谜场输了千元,方式的顶事人则说诗谜是以文会友,非为赌博,双方各执一词,到晚上全都释放。徐树浦得消息后又到会德号,叫袁文会带人去诗谜场示示威。转天袁文会带着郭小波、李子珍、阎仲三和岳老等到中原公司6楼。
这天诗谜场虽然照开,而赌徒不多,原因是昨天被砸,人们不敢再来。方式和他的打手们全在场。这时正有个丁振芝的儿子,他和方式是好友,他不自量力地要为方式拔创,向袁等人走来,袁向岳老使了个眼色,岳老向前抓住丁,连踢带打,丁只好抱头鼠窜。
方见此情景未敢上前,转天托出方明(袁师弟),向袁赔礼并讲条件,愿每天给袁30元,请袁照顾该场安全,袁答应后每天给我和刘国安每人5元,他独得20元,并许可我俩每天在6楼餐厅白吃饭,顺便照料诗谜场。同时也答应给日警署华人巡捕月钱。这是打出来的。
此外又如
妙峰山下院(位于四面钟后,是肖铁楞的宝局);英商跑马场(有李律阁的股东,跑马师中有袁文会徒弟,袁也养马)以及“
回力球”,也都请袁出名护场,每天给袁份钱。
成立花会
花会在30年代是个新型的赌博方式,它在天津成立时分为老筒和新筒。老筒地址在日法租界的交界新津里,新筒地址在小松街万国公寓旁。1931年上海人任渭渔来津投奔国民饭店经理潘子欣,任和潘为好友,拟在法租界开设新型赌博“花会”(这种赌博当时已风行于江南)。经潘联系法工部局,未能允许,潘遂介绍任到日租界会德号找袁文会,经袁协助在新津里开办,称为老筒。该筒每天给袁20元,袁派郭小波,国文瑞、段六等为护筒打手,每天各拿份钱。
1934年又有上海人黄桂山(袁徒)、阿乔、
阿桂等人来津,找袁文会也想设立花会。黄桂山由上海定做一辆最新式的人力车送给袁文会,这辆车为海式,其车厢、车把、挡泥板均以黄铜包镶,呈金黄色,青芝麻皮车罩,双脚铃,上下四个车灯,后有尾灯两个。这种人力车上海只产两辆,一辆由上海青帮头子
黄金荣乘坐,而这一辆由黄桂山以高价买下孝敬给袁,袁一见大喜,更给车夫李二买了身新衣服,以与新车相称。
袁文会协助黄等在小松街万国公寓旁设立了花会,称之为新筒,并派李子珍、曹玉和、阎仲三为护筒打手,各拿份钱,袁也是每天要20元。新老筒袁共拿40元作为他家庭生活费用,每天由曹玉和送芦庄子袁二太太家。
两个花会筒是日租界公开的赌场,其主持人都需要拥有一定数额的资本存到正金银行,作为保证金。对日警暑上下人等都有大小份的月钱,就这样警署头头们还要临时去找便宜,徐树浦有时到新筒找李子珍,以一元钱叫李代押,这就是说要一定赢,开筒后他就能拿33元,因而花会开销是相当大的。
花会是以36门为赌注,它有太平、坤山、光明、志高、正顺、三槐、江祠、汉云、福孙、九官、必得、月宝、火官、河海、逢春、荣生、卢奎、天龙、天申、日山、茂林、青元、有利、上招、合同、银生、明珠、井利、只得、
安士、吉品、元吉、万金、元贵、攀桂等。
在开办初期,押花会的以南方人较多,尤其是日租界和南市的南方妓院从掌班老板到妓女,差不多天天必押,后来发展到天津当地人,家庭妇女、各商店经理和职工。其发展又快又广。
原因之一是
花会有义务跑封人非常多,其中男女都有,他们以此为业,每天串商店、住户、妓院。
原因之二是花会输的数目小,而赢了就是大数目,一角钱能赢三元三角,当年面粉最好的只有一元七八角一袋,一角钱可赢两袋面粉,但是越赌数字越大,输的时候多,偶尔赢了一次就欢天喜地地到处宣扬,无形中做了花会的义务宣传。
原因之三,当年人们大部分讲迷信,花会的36门都离不开迷信,如“打亮子”即做梦,夜间做梦梦见吃螃蟹,转天起床马上找跑封人押“河海”。家中遇有难事而顺利解决就押“太平”或“有利”。总之在一天生活中什么事都能和这36门对得上号。
原因之四,受
花会之害最深的是家庭妇女,早年绝大多数妇女是不到社会上工作的,男人赚钱即交给妻子,女人担负家庭生活,这说明妻子是掌握钱财的,她们经不起跑封人的说劝,偶作一试,确赢了不少钱,从此这个钩就挂上了,最终输得变卖财物,更不敢告诉丈夫,结果被逼得投河觅井而自杀者大有人在。花会这种赌博害人之广,罪恶之深,可谓罄竹难书。
北京赌场
北京大旅社赌场,地址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馅饼周”对过,明为旅社实是大型赌场。这里主人是日本浪人三野,他是受北京特务机关嘱托,以开旅社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更以赌场收入作为特务活动经费。1936年初正式开业。三野是个特务,对赌博这一门他一窍不通,于是他到天津拜访袁文会请袁帮忙。不料遇袁文会为逃避万国公寓杀人案不在天津,而正巧遇上郭小波和李子珍。由于万国公寓事件后,新老筒花会同时被日租界当局下令停业,而刘广海在法院告袁文会及其羽党,追捕之风很紧。三野到天津来找他们帮忙正称其意,于是郭、李马上随三野到北京大旅社承办赌业。
当时北京赌场较少,即使有小型的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干,对赌徒们也不安全,而大旅社赌场是日本人干的,北京警察局对它也无可如何,故而北京嗜赌的阔人们纷纷来大旅社赌个痛快,尤其是梨园行人也来此赌博。到1937年
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华北后,这个赌场更是兴旺。这时袁文会已回津重操旧业,并受到日本人的宠爱。郭小渡、李子珍不敢独享好处,马上由北口买了细毛皮袄多件并带现金数千元来津孝敬袁,从而得到袁的赞赏。但好事不长,北京伪华北政委会向日本特务机关反映,建议将大旅社赌场取缔,以保障北京治安,日特务机关只好勒令该赌场立即停业,至此郭小波、李子珍只好回津。郭赚了些钱就在寿街开了个北洋饭店,李子珍重回袁处。
广收徒众
袁文会自其出世,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被捕止,据不完全统计,他所收徒众多达万余人,其中包括各行各业,开始都是些五子行业的茶房伙计等等,尤其是妓院伙友以及掌班的更多。当他在天津大名鼎鼎时,收徒就挑挑捡捡,要拜他为师就不那么容易。在艺人当中以曲艺界较多,但有时他自己不收,而叫他师兄弟们收。如有两位著名相声演员就曾拜郝样金为师。郝最初和李子珍是好友,后来一起投奔袁文会。日伪时期他经营群英戏院。
1940年天津南市燕乐、
升平戏院专演杂耍(曲艺),有个相声名演员
戴少甫,他是个票友下海,没认过师父更没投个门派,在燕乐演出一鸣惊人,很受观众赞许,排在全场演员倒二,就因为没有门派师传,被同行所忌。而且经常有“杂八地”找戴的麻烦,原因是他没有参加青帮认个有名的师父作靠山,于是戴托人向袁文会递小帖(即拜师的履历信),而袁始终未应允,逼得戴无法。偶有一天袁到燕乐听戏坐在楼上包厢,戴一看机会到来,跑到包厢给袁跪下磕头认师,就这样加入青帮,从此一些小杂八地们再不敢欺服戴了。当年艺人就是这样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依靠这些恶霸们的。
1927年武术社在天津
大兴其道,当时比较著名公开设立的有18处,分布在各个角落。各学校尤其是中学,特设武术这一门课程。
铃铛阁中学(省一中)的武术老师叫武彩云,他以蹉脚门掌门老师名闻于天津。武的长子以
普济拳(即皮拳)称著,次子在
马良军队中任武术教官。他有个徒弟叫吕学鉴,打弹弓百发百中,身轻如燕,能蹿房越脊,吕开始看不起武彩云,后经交手对打,被武打服而认为师。武最得意之徒叫赵大鹏,外号镇南洼,也就是说南门外一带无敌手。
南门外南关老街,是个繁华的集市,鱼、菜、肉等各市都在此处,这里居民和商号的员工都好习武。有一十居饭馆掌柜赵金山,鱼市、菜市掌柜杜承奇、孙连义、刘振铎等人,集资成立进德武术社,约请赵大鹏为老师,开业后有学生40余人,大部分都是附近居住好武的子弟们。自从赵大鹏在进德武术社授徒后,武彩云老师也常来指导,使得学员们深受其益。而这些学员后来都是袁文会的得力打手,我就是其中之一。
1928年北伐成功后,我国武术事业更是蓬勃兴起,南京政府成立国术馆,馆长
张之江。是年秋南京政府派
褚民谊来津主持天津武术会演大会,地址设立在南开中学。届时天津18个武术社和所有武术爱好者云集南开中学体育场,各路英雄会集一堂,门户有太极、八卦、形易、蹉脚、通背等等。会场隆重热烈,学员们逐一出场表演,各显其绝技。进德武术社的学员们受到大会的好评,并得到银盾等奖励。
这天袁文会带着郭小波、李子珍、
陈少舫、王恩贵、殷凤鸣等人也到场参观,他看到进德武术社从师父赵大鹏以至40多个学员,各个武功精良。他心想要增强霸业非有这些人相助不可,数日后他又带着以上这些人到南门外进德武术社拜见赵大鹏。相见之下双方互道交情,袁提出愿大力资助武术社,并在南市会宾楼宴请赵大鹏,席间提出介绍赵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袁为白代收师兄弟,把武术社所有学员尽收为袁徒,参加青帮24代学字班。赵满口应承,这个交易就这么痛快地达成,我就在这年拜袁文会为师加入青帮。在收徒的香堂仪式后,袁文会给赵大鹏买了身新衣服,给学员们每人一双练武快靴,送给武术社一堂新武器,使进德武术社面貌焕然一新。
袒护徒弟
1931年袁徒马世昌的叔父
马云生,原为山东督军
张宗昌的随从副官。张宗昌失败后,带着其四妾“满堂”逃往大连隐居,天津遗下五妾“富贵”(满堂之妹)。该妾私蓄颇丰,住日租界桃山街(今包头道),张宗昌去大连后,富贵不甘寂寞,姘靠了张的副官马云生,二人打得火热,马也骗了富贵不少钱。富贵不久即甩了马云生,另与前驻日领事庄金科相识而同居。马云生内心愤愤不平,终于匪性大发,买了瓶镪水上门找富贵施以报复,幸而一瓶镪水都洒在富贵身上,只烧毁了表服而未伤皮肉,其毁容目的未能得逞。庄金科得知后,暗使日本警察署将马云生逮捕,马云生侄马世昌为救其叔,找到师父袁文会求救,袁看爱徒之面,亲自到警察署将马云生保释。庄金科得知虽对袁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是年冬,中原公司发现炸弹,作案人始终没有下落。庄乘机向日本宪兵队密告,炸弹案系袁文会集团所为。这时传言要逮捕袁,袁的干爹、日警署五道刘寿岩得知此信,明知有人陷害袁,即将袁找来,嘱他立即去日本宪兵队自首。袁遵嘱到宪兵队自首,经审查确非袁所为,又由于刘的疏通,很快袁即被释放。
11月富贵知马云生怒气未息,又得罪了袁文会,就约马云生吃饭,谈条件拟再给马些钱从此作罢,而马不但未接钱,反而扬言待机会找庄复仇。是年旧历除夕,庄金科到桃山街富贵家准备过年,天将黑,忽有便衣二人各持手枪闯进,照准庄头部、胸部连开数枪,庄当场身亡(后来得悉这两人是国民党蓝衣社人员,因庄金科是极端亲日分子故而杀之)。富贵急忙报警,经审讯,富贵声称日前有马云生扬言要杀庄金科报仇。
日警根据情报直奔马家,倒了霉的马云生正在与家人过团圆年,糊里糊涂不知何故被逮捕,经审问后送华界法院,在屈打成招之下判了20年有期徒刑。1936年我因万国公寓凶杀案被押时,曾和马云生同住一监,他和我谈及此事始末。1937年七七事变,袁文会带着日本宪兵到西头监狱救出王恩贵等人(因万国公寓案被押)时,顺便把马云生也放了出来。
贩运烟土
1932年
上海青帮头子
杜月笙贩运印度大烟土(鸦片),以英国船运往天津太古码头卸货贩卖。太古码头脚行大把头王把(人称大王把),他把持着太古码头往来船只装卸货物的大权,收入甚丰。袁文会早想染指,一天由袁徒弟李荣堂(李即太古码头工人)领路,袁带了打手100余人到码头找大王把,命他交出码头脚行,而大王把怎肯将这块肥肉轻易让出,双方话不投机,打了交手战,一时刀枪斧把齐飞,伤人很多,李荣堂早就恨透大王把,今天在师父面前正是立功时机,他手急眼快用双叉子(匕首)将大王把刺倒。大王把的人一看头人倒地,一个个扔下大王把不管(后来大王把由其亲信用小船运回老家)纷纷跪地拜袁为师,就这样袁夺得太古码头脚行,派李荣堂负责这个脚行,同时又收了几百名徒弟。从此与上海杜月笙拉上贩运烟土的关系,杜月笙经常派其亲信任和三与袁联系,任也是上海著名恶霸,后来天津刘广海逃避袁的追捕,跑到上海结识了任,并拜任为先生(青帮中人原已认师,再想认师即称先生),任曾非常照顾刘广海,并资助他逃到香港。
袁自夺得太古码头后,便清理了海河沿岸各大小码头的把头,他独占海河的货物装卸。
黄郛是个老亲日分子,他在30年代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依仗着职务之便,由西北包头往天津贩运烟土,一般由天津北站卸货,以汽车直运日租界。当运烟土汽车到达旭街北口时,再同袁文会组织的公记印子房(这个印子房设在闸口街同庆茶园旁,负责人有王恩贵、刘金铭等)派人押车运到德义楼或乐利、大北、息游别墅等旅店,交付各烟贩,每车要给公记60元。每天仅运烟土车的收入就有数百元。
沽名钓誉
袁文会为了沽名钓誉,收买人心,讨好乡邻,做了一些貌似善事的事。
每年的旧历四月初八是药王爷生日,天津西郊有个峰窝庙,庙内供奉着药王。旧社会人们迷信神佛的思想非常浓厚,往往当父母生大病的时候,儿女们在神佛前许个心愿,待父母大病痊愈后转年药王爷生日,一定到蜂窝庙烧香以还所许的心愿,甚至有许下“一步一个头磕到峰窝庙”心愿的;有的“滚砖”(就是磕头磕在砖上),最真挚的心愿莫如“挂灯”(就是从两个胳臂下的肉皮用铁丝串透,下边挂一串胶纸灯笼,再由两个人给扶着胳臂)。天津城距离峰窝村约30里,在天津西南方,如果要磕头或挂灯走这么长路,人是受不了的,在天津与峰窝村中间有个庙叫
大寺,一般只到此为止,甚至再短一些,这要看本人的诚心与体力。药王庙会前后举办10天,这些天庙的周围人山人海,做小买卖赶庙会的非常多,当地人用苇草编些小动物卖给带小孩的香客。
袁文会每年到峰窝庙会这些天,他花钱在沿途每隔一里搭一个大席棚,设座位供香客休息,并备有绿豆汤随便喝。多年来只要有庙会他就这样准备,从不间断。
旧社会挣钱难,穷人多,平日揭不开锅没饭吃的大有人在,更不用说过年。但人们都希望在这一年的尽头“除夕”无论多穷也要全家人吃一顿团圆饺子。吃饺子要白面,而平常连棒子面都买不起,又哪来的白面呢?袁文会在这方面是会做人的。每年除夕前,他在芦庄子米面铺买200袋白面,叫面铺开好5斤一张取面条子,他把这些白面条子,分给他的手下人,叫他们在大年三十前一天的晚上,到芦庄子附近串街走巷,打听哪一家穷得过不去年,就叫开门给一张取面条子,这一张面条确似雪里送炭。他每年如此,用不多的钱,而讨好芦庄子附近的穷人。
在芦
庄子袁家房后的华安大街上,有个理门公所和信义堂。公所是以戒烟酒为主题的会道门,它的建立都是靠善男信女逢年过节捐助来维持它的存在。信义堂也是天津较大的理门公所,它的最大施主要属袁文会。
袁文会这号人还成立抗日救国军,听起来这确是新鲜事,但确有其事。1931年“九--八”事变后,原
东北军张作霖部下将领纷纷逃进关里。
武汉卿原是东北军骑兵旅旅长,“九一八”后带着女儿来到天津,女儿不仅会骑马,还能双手打抢,而且面貌娇好。武汉卿自进入天津,抗日复仇心切,经人介绍认识了袁文会。武一心想借袁的力量招兵买马成立抗日救国军,武手中尚有些私蓄。
袁一见这父女二人,他就另怀居心,他想一方面招些人力为他霸业效力,一方面他想占有武的女儿。武与袁二人一拍即台,武汉卿在
北京天桥招兵,袁在天津南市招兵,结果招了300余人,成立抗日救国军,武为司令,袁为副司令。队伍拉到良乡集训,正遇山西
商震军队,商认为他们是一批土匪部队,一接触即被打散,武和袁逃回天津,前后只半年时间。后来袁竞以威逼利诱手段奸污了武女。
充当汉奸
袁文会认贼作父,死心塌地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七七”事变前,袁就已经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日本侵占了天津以后,更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袁文会在这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现仅举其荦荦大者一,略述于下:
(1)组织“便衣队”暴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汉奸李际春、张璧等人在天津发动了一次“便衣队”暴乱。袁文会收罗了一千多名吸食毒品的“白面客”,参预了这次骚乱活动,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制造借口。
(2)建立汉奸组织
在一九三五年,袁文会秉承日本特务小日向的旨意,纠合汉奸、青帮分子张逊之等人,建立以青帮为核心的“普安协会”,网罗社会上的一些残渣余孽,冒充所谓“民意代表”,经常散布“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舆论,扰乱视听,为日本侵略华北张目。日本侵占天津后,又组织“安清道义会”的汉奸组织。
(3)抓捕杀害劳工
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数年,袁文会唆使其爪牙在南市、地道外等地诱骗壮丁,押送到海光寺日本兵营,为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地下工事。日本人怕劳工泄露军事工程情况,竟秘密将劳工杀死,抛入河中。当时天津海河常有浮尸漂流,就是这些惨遭杀害的劳工。
(4)供敌情报
袁文会的爪牙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是他为日寇搜集情报的一个有利条件。各饭店旅馆、娱乐场所、烟馆、赌场、妓院、车站、码头等,都是袁搜集情报的渠道,其所涉及的方面也非常广泛,如政治动态、经济活动、人物行止、社会舆论,都在搜集范围之内,特别重视搜集有关八路军活动的情报。袁与日本宪兵队、日本茂川特务机关、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日本守备队、日本海军武官府等机关都保持联系,供给情报。
(5)贩卖华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由于国内青壮年都被征入伍,劳动力缺乏,于是便从中国劫掠大批“华工”。当时在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有个大东公司,就是一个专门招募华工的机构。大东公司从天津的四乡八镇以至河北省沧县、盐山,山东省的济宁、兖州一带,以介绍职业为名,诱骗大批劳工来津;也有些是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抓捕来的,然后强行押往东北及日本国内。为了镇压被胁迫而来的劳工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便利用袁文会的势力与大东公司狼狈为奸,贩卖华工。
袁文会在芦庄子成立了一个名叫“会德号”的机构,专门从事贩卖华工活动。会德号租得南开体育社,临时搭盖几间简易房子,四周砌起围墙,作为华工来津后临时食宿之所。后来体育社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华工,袁又在南市“三不管”租了几个说书场。被诱骗或拘捕来的华工,一进入体育社这个大院,就等于进了集中营,院门口及周围都有流氓手持尖刀棍棒把守,华工只许进,不许出。大东公司招募的华工,形式上都付给一笔“安家费”及预支一些工钱,就是对华工们这一点点的卖身钱,袁文会这个吸血鬼也不放过。例如,华工的食宿完全由袁文会一手包办,在体育社大院里,有袁文会开设的饭馆,要吃饭只此一家;华工取证件要照相,袁文会找来照相馆代为拍照,从中又捞一把;袁文会还在院里设有赌局,利用“吃腥”的手法,想尽办法把华工手里的钱榨个精光。
被骗卖的华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折磨下,多数惨死在他乡异域,袁文会双手沾满了千万华工的鲜血。
(6)组织“袁部队”
天津附近文安、霸县,过去是土匪窝子。日寇侵入华北以后,这一带匪势依然十分猖獗,日军曾几次出兵也未能肃清。后来特务分子川岛芳子(金璧辉)向日军当局建议,将土匪招降后交由袁文会统辖,改编为“袁部队”,袁文会任大队长,以日本人济川为顾问,直接受日军指挥。这个“袁部队”在文安、霸县一带经常进攻解放区,残害抗日军民,骚扰乡里,鱼肉百姓,干尽了坏事。
(7)供敌妇女
日本侵略者为了满足其鬼子兵的兽欲,在军队中设立所谓“随营妓女”,指使汉奸们为其提供中国妇女,供官兵玩乐。袁文会手下妓院很多,曾多次把一批批妓女强迫送往日本侵略军军营中。这些妓女受到敌人的百般蹂躏,结局都非常悲惨,折磨致死者为数不少。
(8)窝匪销赃
袁文会与天津周围各县的一些土匪都有所勾结,并极力掩护他们。如著名的土匪头目刘桂堂(外号刘黑)、刘辅臣、柳小五等,经常大摇大摆地进入天津市区,并且在市内都设有公馆。他们所以敢于如此招摇过市,就是由于与袁文会搭上了关系。这些土匪抢劫窃盗来的赃物,往往也是送袁文会开设的“押当店”转手处理,彼此分肥。
此外,袁文会还犯有拐卖人口、霸占女伶、私设公堂及放高利贷(开设“押当店”)等种种罪行多真是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四、袁文会与刘广海的“狗咬狗”
恶霸刘广海在天津也是一个地头蛇,与袁文会是冤家对头,彼此斗了二十多年。两个人虽都属于安清帮,但袁文会是依靠日本人起家的,而刘广海却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后台,两个人各有政治靠山,都想压倒对方,独霸天津。
刘广海是天津西头人,早年与其兄刘广庆同在西头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卖柴草为生。刘广海好逸恶劳,流氓成性,后来拜另一个安清帮头目、北京人王文德为师,又收罗很多党羽,称霸一方。
远在一九二六年直鲁军阀统治天津时期,刘广海曾在日租界一个妓院里与袁文会手下人郭筱波、王恩贵发生口角,事后双方约定日期,在南马路丁公祠决斗。刘广海找他的师父王文德,袁文会也找他的师父白云生,双方各自动员大批打手,准备来一场大斗殴,拼个你死我活。此事为军警督察处南市分处处长张凤岭知悉,他为了避免安清帮的自相残杀,届时派出了大批军警,在双方摆开阵式正要动武时,赶到现场,把双方斗殴人员冲散。这次大武斗虽然避免了,但袁、刘之间的嫌隙并未消除。
一九三五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西头赵家窑有一个干暗娼的李筱波,准备从谦德庄接出一个妓女,他怕事情不顺手,特意约了刘广海手下大将宋国柱(绰号宋秃子)一同前往。这时刘广海正要到日租界万国公寓办事,李筱波就雇了一部汽车,三个人乘车直奔万国公寓而来。正在此时,蓬莱街太平里的“花会”开筒,袁文会的喽哕布满街头,有人认出了刘广海和宋国柱,以为他们是来寻衅闹事的,马上报告了袁文会。袁文会也不问青红皂白,立时怒火冲天,派了他手下的祁国富,郭筱波、国文瑞等多人前往万国公寓打架。刘广海见势不妙,便从后门逃走,宋国柱被团团围住,终以寡不敌众,被来人打昏在地,又被郭筱波在肋处捅了一刀,当即一命呜呼。日租界警探闻讯后,一方面通知中国法院验尸,另一方面追查凶手。袁文会徒弟李子扬情愿顶名投案,被日租界当局转送中国法院。刘广海也到法院指控袁文会打死人命。开庭后,刘广海坚不承认李子扬为杀人凶手,李子扬见人命关天,也翻供否认自己杀人。法院见案情复杂,决定将原被告双方扣押待审,并准备传袁文会到案。
此时河北省主席是于学忠,于部有个师长董英斌,驻防杨柳青,他也是王文德的徒弟,与刘广海是同参。董闻知此事后,便出头将刘广海保释出来,并支持刘和袁打官司。
万国公寓血案发生后,震动了整个安清帮,一些青帮头子如厉大森、魏子文等都出头为之调停,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也派人来津从中调处。袁文会自知理亏,所以情愿为宋国柱出大殡,赡养死者家属。不料想刘广海不依不饶,厉大森等人也就罢手不管了。法院多次传讯袁文会不到,最后下了拘票;袁见事不妙,便远逃大连去了。
大连乐户公会会长刘文奎是袁文会的好友,此次袁前来避难,受到刘的盛情款待。袁在大连居住期间,经刘文奎的介绍,结识了不少日本人,这就为其投靠日本打开门路。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袁文会才返回天津,其后不久刘文奎也来天津小住。通过刘文奎的牵线搭桥,袁文会又与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等人拉上关系,从此,袁便积极投靠于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之下。
袁文会返津,刘广海感到威胁很大,躲在家里不敢出面。后来经人居中调解,袁、刘二人见了面,互相都赔了不是,表面上言归于好了。此后刘广海居然也敢到日租界活动,并在闸口街东方饭店开了一个赌局。他没有提防袁文会还在暗算他;不久,袁文会便勾结莳苗把刘广海逮捕,解至日本宪兵队。不料刘广海越狱逃走,奔往上海去了。
刘广海亡命上海,本想投奔青帮头子黄金荣。几年前黄为宋国柱命案一事曾派人到津调处,刘不识抬举予以拒绝,使黄的面子上很不好看,因而对刘来上海表示冷淡。刘自知没趣,在上海呆不下去,便带着在上海新讨的一个小老婆远走内地去了。
日本投降以后,袁文会被捕关押,有一天监狱里忽然传出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国民党要人来看袁文会,时间不久果然有一个人衣冠楚楚、昂首阔步地进了袁的牢房。袁文会不看还好,一看之下,羞得满脸通红。来人正是袁的死敌刘广海。当时刘身为天津市的参议员,又是伪国大代表,莫怪其趾高气扬,神气十足了。刘广海探监后,袁文会对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堪的一件事。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袁文会自知靠山已倒,难逃公道,因此每天躲在家里,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天袁外出时,路遇刘广海手下的高玉普,高为了给刘广海报仇,把袁扭送警察局。袁文会的家属四处托人营救,其徒子徒孙则写恐吓信给警察局,扬言如不释放就采取最后手段云云。警察局局长李汉元认为案情重大,不便久押,马上派了大批警察沿途警戒,将袁文会解送法院审理。国民党法院也认为此案非同小可,提审时唯恐押送途中生变,只好由法官亲到狱中就审。袁文会虽被囚禁,但威风不倒。
当时一些重要汉奸如伪市长
温世珍、伪财政局长李鹏图、伪教育局长何庆元、伪市长周迪平、特务头子徐树强、汪伪政权外长
徐良等约四十余人,都关押在男二监,袁文会也同押于一牢内。
这些被关押的汉奸,过去生活上养尊处优,舒服惯了,一旦锒铛入狱,感到困苦难忍。当时监狱典狱长祝捷三,系李鹏图的好友及旧同僚,于是便由李出头向典狱长央求改善生括。祝捷三表示男分监尚有几间房子可住,但因年久失修,破旧不堪,需呈报上级拨款修缮,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汉奸们一听,都表示情愿捐款修理,当场每人各认捐五万元。就这样修好了一些房间,经过油漆粉刷,如同别墅一样,三五个人住在一间房里,同时又由家里送来钢丝床、绸缎被褥、毛毯等物。过去汉奸们的饭食,多由家属每天送来,很不方便,祝捷三决定让聚合成饭庄到男分监设立小灶,每天鸡鸭鱼肉,应有尽有。汉奸们在狱中有的看书,有的写字,有的下棋,悠闲自在,还可以随便接见家属。这就是汉奸们在国民党监狱中的生活写照。
袁文会在国民党监狱中被关押了三年多,可以说是连一根汗毛也没有触动。
战后伏法
袁文会伏法
天津人民政府成立后,天津人民法院也相继成立,王笑一为首任院长。王笑一上任后,便下令将袁文会押回天津,并开始重新审理此案。
1950年12月21日,天津人民法院经过反复调查取证,以汉奸罪判处袁文会死刑,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均没收。
判决书下达后,最高法院核准决定于1950年12月25日上午枪决袁文会。当时,任天津市市长的黄敬同志曾做过如下批示:
“处死刑(该犯党羽众多,应严密看管,免生意外)!国文瑞如何处理?应速判决,以便一并处理。”
1950年12月25日上午,天阴沉沉的,天津法院门前挤满了人,排了足有几十米长。监车从法院开出,袁文会坐在车中,两眼通红,满面杀气。
上午10时整,监车到达小王
庄刑场,法警的一声枪响,结束了袁文会49岁的生命。
袁文会被枪决的当天,天津人民法院以(法字第16号)发布布告,张贴于天津城的大街小巷:
汉奸袁文会,出身流氓,系本市青帮首领与著名之恶霸汉奸。于1935年,仗势聚众斗殴,打死市民宋国柱。后逃大连,与土肥原系日特勾结,即在津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秩序,企图为日寇制造侵华借口。
“七七”事变后,更明目张胆充当日寇宪兵特务。依势聚徒,开设会记公司,专为日寇收容、逮捕、贩卖华工。更百般虐待,克扣工粮,致不少华工在饥寒交迫下死亡。又勾结日特莳苗等,公开杀害市民
张耀山等达10余人。并在日寇指示下,于霸县组织“袁部队”,亲任司令,向我
解放区进攻,迫害抗日军民。
上述事实,仅系袁逆罪恶中之一部,其在本市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欺压群众之罪恶事实不胜枚举,市民对之无不切齿痛恨。而在审理时,袁逆一再狡赖否认,但人民痛恨,纷纷提出控诉,要求对袁犯严惩。且经本院调查被告罪行严重,如此背叛祖国、勾结日特、残害人民之汉奸恶霸分子,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应依照《共同纲领》第七条,处以极刑。
经呈奉
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遵于1950年12月25日监提袁逆文会,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布。
计开:枪决汉奸犯一名。
袁文会,男,年49岁,天津人,住一区
罗斯福路26号。
院长 王笑一
1950年12月25日
厚葬袁文会事件
1950年12月25日,津门巨霸袁文会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依法处决。当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为拆除这一恶霸拍手称快之时,谁也没想到,被处决的袁文会依然“兴风作浪”,竟然引出了“厚葬袁文会”事件。
这一事件是在袁文会被处决后,其亲友、爪牙公然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购置贵重棺木、超度做法、陪葬贵重衣饰等,送葬队伍吹吹打打,穿越市区,葬礼花费达300万元(旧币)。以公开行丧,招摇街市的方式,对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开敌对和示威。
“厚葬袁文会”事件反映出了区委平时工作不够深入,觉得“人已经死了,没有什么了”,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加以制止,及时报告,造成了群众很大不满和思想上混乱。这一事件,为天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敲响了警钟。1951年,天津市委秘书处将此事件向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了通报,加强党员、群众的立场检查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