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达乌德（1909年7月18日—1978年4月27日），男，普什图族，任阿富汗王国首相（1953年—1963年）和阿富汗共和国总统（1977年7月—1978年4月），阿富汗政治家、军事将领、国务活动家、王室维新派领袖，陆军上将军衔。

1921年，穆罕默德·达乌德·汗在法国上中学，1929年回国，在外交部任职，后入喀布尔军事学院学习，1931年毕业后，在陆军任职。

1933年在东省司令部任职，后任布格哈拉省省长兼驻军司令，1935年晋升为中将，任坎大哈和法拉省省长兼驻军司令。

1939年，任喀布尔中央军团司令兼军事院校院长。

1951年任驻瑞士和比利时大使，不久回国，任中央军团司令。

1953年9月出任首相，到了1963年辞职，因与苏联关系密切，而被称为“红色亲王”。

1973年7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成立“阿富汗共和国”，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以及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77年2月出任总统。

1909年，达乌德生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他的家庭属穆沙希班王室家族。

1930年，达乌德的伯父穆罕默德·纳迪尔将军为阿富汗国王，成为他的家族登上阿富汗最高统治地位的开始。

达乌德的父亲叫穆罕默德·阿齐兹，是国王纳迪尔的兄弟。纳迪尔称王后，任命阿齐兹为驻德国大使。1933年6月6日，阿齐兹在柏林遇刺身亡。

1921年，达乌德在法国上中学。

1929年回国，在外交部短期任职后，进入喀布尔军事学院学习。

他同他的堂弟默罕默德·查希尔在这个学校同学，他们在家里又一起听叔父哈希姆讲述阿富汗历史和阿富汗的政治现实状况。这位查希尔，于1933年11月8日继承父位，成为穆沙希班家族第二代，也是最后一代国王。

1931年，达乌德毕业于军事学院，并在陆军中任职。

1932年，在东省司令部工作。

1933年，他被任命为南格哈尔省省长兼驻军司令。

1935年，晋升为中将，任坎大哈和法拉省省长兼驻军司令。

1939年，被调任喀布尔中央军团司令，兼任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团司令（普什图语是“达·马卡兹·昆瓦尔”），这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夺取和保持政权的人，是一个关键性职位。但是，当时阿富汗的政局使得到这个重要职位的人还不能发挥重要作用。

因为查希尔国王在他即位的前二十年中，不理政事，是位“统而不治”的国王。

两位叔父牢牢掌握着权力。1933—1946年，他的叔父哈希姆任首相。1946—1953年，另一位叔父马茂德任首相。

达乌德在1946年参加内阁，担任了国防大臣；1948年兼任财政大臣。这些职位比中央军团司令的职务重要得多，即使这种重要职位，也不能使达乌德有所作为。

他反对叔父的亲西方政策，反对在边界问题上的软弱政策，对社会、经济改革缓慢和对兴修水利工程停滞不前也极为不满。

然而，他的对抗手段只限于争论，并于1951年退出内阁。

以后被调任驻瑞士和比利时大使。

不久回国，又任中央军团司令。

1921年赴法国巴黎留学，从中学读到大学，在法读大学期间主修政治学。

1929年回国，在外交部短期任职后，按王室传统在喀布尔皇家军事学院学习，1931年毕业后在陆军中任职，此后庇荫于王族特权而一路官运亨通。

1932年晋升为陆军中将。

1934——1935年和1938——1939年任东方省省长，并兼任该省驻军司令。1935——1938年任坎大哈、法拉两省省长兼驻军司令。1939——1945年任喀布尔卫戍军团司令兼军事学院院长。

1946年首次进入内阁，任阿富汗王国内政大臣。

1947年任驻法国公使，并兼任驻比利时和瑞士公使。

1948——1951年任阿富汗王国国防大臣兼内政大臣。

1951年晋升为陆军上将，任阿富汗中央军团司令。

达乌德在阿富汗素以维新派著称，多次发表讲话，主张阿富汗实行现代化政治，对社会和经济进行激烈的改革；在外交上阿富汗在平衡其与东西方的关系中，坚持偏向邻国苏联的政策，以求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取得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他的主张获得一部分左翼人士的支持，特别在年轻知识分子和武装部队年轻军官中得到支持，而且苏联对他的政治主张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因此，达乌德享有“红色亲王”之称。

当时的首相沙阿·马赫穆德·汗亲王是达乌德的叔父，他激烈批评达乌德的激进思想，反对进行任何改变阿富汗传统的改革，反对与苏联建立密切的关系。达乌德利用他掌握的军权和在社会的影响，于1953年胁迫查希尔国王解除了沙阿·马赫穆德·汗的首相职务。

1953年9月7日被查希尔国王任命为阿富汗王国政府首相，希望协助他推行社会经济改革。

达乌德上台后，对政治、社会和经济进行了某些改革，如实施土地改革、解除传统习俗对妇女的束缚、实行税收改革等措施，虽然步伐不大，却已触犯了阿富汗王室、部落头人、宗教集团、封建地主、大商人等传统势力得利益。在宗教和部落势力的压力下，查希尔国王在改革的道路上退却了，但达乌德首相的政府仍坚持推行维新改革。

在达乌德主持朝政的十年间，阿富汗的外交路线的变化比较显著。他任首相期间曾四次访问莫斯科，并两次邀请赫鲁晓夫访问喀布尔。苏联给予阿富汗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苏联的武器装备、军事教官和顾问源源进入阿富汗，阿富汗对苏联的依附关系日益明显。阿富汗的民族主义者对这一现象深为忧虑，王室、部落首领和宗教界对达乌德的内政外交的抨击不断加剧。同时，查希尔国王与达乌德首相之间的政见分歧不断扩大，查希尔害怕达乌德的势力扩大而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1963年3月，查希尔国王藉修改后的宪法规定：王室成员不得参政，迫使达乌德辞去首相职务，提前退休。达乌德亲王与国王成为势不两立的对头，他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暗中积蓄力量，等待阿富汗政局变化。

1953年9月20日,查希尔国王任命达乌德为阿富汗王国的首相。这次事件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令人吃惊的、突如其来的、但经过大多数王族成员同意的“宫廷政变”。实际上这是哈希姆、马茂德两届内阁政策失败的必然结果。从1953年9月到1963年3月,达乌德一直任阿富汗首相，成为阿富汗内外政策的决策者。这个时期,在阿富汗当代史上,被称为“达乌德的十年”。

在这十年中，达乌德极力加快赫尔曼德河谷水利工程的建设。这项工程开始于1946年。兴建这项工程的目的,是为了把赫尔曼德河变成易于管理的运河,迅速发展该河谷地区的农业。具体的预期目标有三个:种植经济作物,定居牧民和建立粮食基地。1945年末,阿富汗政府开始同美国摩利逊·纳德森公司谈判,成立摩利逊·纳德森阿富汗公司。在1946—1953年建设期间，贪污舞弊事件迭起，工程陷于停滞状态,引起国内普遍不满。截至1949年9月，就有2000万美元流入了摩利逊·纳德森公司的钱柜。为此,阿富汗政府欠了美国一亿美元的贷款。达乌德谴责前政府的弊政，从执政起便开始了这项工程的第二阶段(1953—1963年)。他重新组织了工程行政管理机构,以便逐步用阿富汗的技术人员代替美国人。他主持建筑了许多水坝、在河谷地区建立了一些居民点。1961年,他领导下的阿富汗技术专家小组提出有关河谷地区的农业、灌溉、排水、植物保护计划。但整个说来，水利工程的管理和维修工作很差，许多计划不能落实,加上该河谷盐碱性太大，施工地点不适当，农业受益并不显著。

在这十年中,达乌德为加快阿富汗经济发展的速度,推行“国家主义”政策。这种政策是由国家指导和计划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受了土耳其凯末尔的“国家主义”原则和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达乌德在上台前，曾反对马茂德的亲西方政策,因而在上台后发展了同苏联的关系,1956年他曾对苏联作了国事访问。达乌德因此获得了“红色亲王”的称号。1956年,达乌德政府制订了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56年9月—1961年8月)。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农业,相应地发展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它加强了全国交通事业的建设(如修公路、飞机场、内河港口、电讯网等),并且争取外国贷款和技术援助。1954年1月,苏联贷款给阿富汗350万美元。1955年,阿富汗和苏联签订了商品交换货物议定书,规定阿富汗用羊毛、棉花和兽皮换取苏联的石油、轧钢和建筑材料。达乌德首次访问苏联时,双方签订了长期等量换货物资偿还的贷款协定。这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的一亿美元贷款的情况下开始的。达乌德也争取美援,1956年同美国达成了修建坎大哈国际机场工程的贷款协议。在达乌德的政策影响下，苏联不断扩大在阿富汗的经济势力。1956—1968年，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达11亿美元,其中3亿为军事援助。

1962年,阿富汗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修建大小工厂40个,修建公路两条,大小飞机场8个。农业主要投资水利工程和推广新技术。这个计划是达乌德1960年夏访苏时得到3亿美元贷款的许诺下开始的。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达乌德企图继续二十年代阿马努拉国王失败了的社会改革。他的社会改革主要包括，鼓励妇女去掉面纱，创办男女合校;实行男女在政治、职业和社会地位方面平等;宣布政教分离；取消教产；选举民主化。为了实行这些改革,达乌德决定从打破阿富汗的旧习惯为突破口。1959年8月25日,在阿富汗独立节的庆祝会上，达乌德和他的副首相、王族成员、高级军官的妻子、女儿们出现在观礼台上。这些妇女都没有戴面纱。这个破例的行动，使喀布尔市民大为吃惊。他任命妇女做播音员，派阿富汗妇女代表团出席亚洲妇女大会，派一名妇女参加联合国的阿富汗代表团。在征得家长同意后，他让40个六年级女学生进入陶瓷厂和男工一起劳动。他为妇女在医学、理工、法律、语言等各类学校学习创造条件,还让她们去国外受高等教育。在改革之风的吹拂下，一批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文学艺术作品相继问世。对于反对改革的顽固派,他采取了一些制裁措施。他说:“世上无难事，只要努力，总会取得成绩。”但他在封建神权势力的压力面前，并不坚定。1960年以后,实行收缩政策，放缓了改革步伐。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达乌德统治十年期间最尖锐的问题。普什图尼斯坦指位于阿富汗以东、印度河以西、帕米尔以南的山区。这里居住着七、八百万普什图人(或称巴克同人或帕坦人),同阿富汗人同属一个民族。1893年,英国强迫阿富汗政府签订了名为“杜兰线”的国界协定,将这个山区划归英属印度。1921年阿富汗和英印政府签订的条约中,重申“杜兰线”为国界。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在英国支持下,通过“公民投票”将这个山区划归巴基斯坦。阿富汗政府认为这是非法的。因而不承认这次投票。1949年，长期居住在阿富汗的加法尔·汗回到普什图尼斯坦，领导了这个山区的红衫党,开展所谓独立运动。阿富汗政府支持这个运动。1955年,巴基斯坦政府把西部诸省区(包括普什图尼斯坦)合并为一个省，即所谓“一体化计划”。达乌德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巴基斯坦认为是干涉它的内政。双方互相指责，发展到兵戎相见。埃及、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政府，都曾出面调解,但未能解决两国边界纠纷。1961年两国宣布断交。从1961年到1963年,达乌德宣布封锁两国边界使阿富汗经济蒙受损失，引起国内不满。

达乌德用“巴·塔拉非”(“不偏不倚”)来命名他的对外政策,意思是在大国的“冷战”对抗中,对任何一方都持中立的和不结盟立场。他在1955年一次答记者问时说:“中立的定义不言自明,阿富汗不想跟随任何军事集团。”他欢迎苏联、美国、西德、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等国的不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但声明不参加任何外国军事防务条约。1955年达乌德政府拒绝加入美国控制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他作为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创始人之一,出席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次会议。阿富汗在1950年承认我国。在他的任期内,阿富汗于1955年1月20日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一直同我国保持着平等的经济往来和友好关系。1957年,达乌德首相和周恩来总理互相进行了友好访问。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于1960年8月访问阿富汗,两国在喀布尔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达乌德为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谈判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两国政府于1963年11月22日签定了中阿边界条约。

达乌德执政期间，阿富汗于1955年1月20日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一直同我国保持着平等的经济往来和友好关系。1957年达乌德首相和周恩来总理互相进行了友好访问。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于1960年8月访问阿富汗,两国在喀布尔签订了《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达乌德为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谈判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两国政府于1963年11月22日在北京签定了《中阿边界条约》，并成立了中阿联合勘界委员会。自1956年第十一届联合国大会时起，阿富汗一直主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1963年,阿富汗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查希尔和达乌德争夺权力的斗争明朗化了。达乌德是一个专断独裁、不容异议的家长式人物，他发展个人权势使查希尔深怀疑惧。他们两人在政见上的分歧发展到政治上的决裂。查希尔不同意达乌德的对外政策,反对达乌德同巴基斯坦搞僵。因此，在1963年趁阿富汗同巴基斯坦断交之机，将达乌德赶下台。查希尔国王用“王室成员不得参政”的修改宪法条款，迫使达乌德辞职。辞职后,达乌德发表了《告国人书》，仍“向普什图尼斯坦的同胞们致以最诚挚的同情”,“希望普什图人民胜利地实现他们神圣的民族愿望”。

20世纪70年代以后，阿富汗经济状况继续恶化，广大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王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解决经济危机和缓解人民的困苦。这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社会上的抗议和示威游行增加，有时转变为暴力行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年轻军官认为为由推翻封建的君主制，建立共和制或实施社会主义才能使阿富汗走上进步和繁荣的道路。同时，在苏联和美国的影响和渗透下，阿富汗内部出现亲苏派和亲美派之间的争吵，查希尔国王倾向于美国，这更加剧了阿富汗政局的动荡。查希尔国王提拔自己的女婿、喀布尔卫戍司令兼宫廷侍卫长阿卜杜勒·瓦利·汗亲王，瓦利亲王又大量安插亲信，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特别在武装部队中引起强烈不满，倾向于“红色亲王”的人数不断增多。

1973年7月初，查希尔国王出国赴意大利治病和休养，王储艾哈迈德摄政，但艾哈迈德缺乏威信，难以驾驭武装部队。达乌德亲王及其同谋者决心利用这一机会发动政变。参与政变的有穆斯塔加尼中将、海德尔中将和库马中将以及50名年轻军官。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也向达乌德表示支持他的反国王行动，并参与了政变。根据政变行动计划，采取出其不意的突袭战略。

1973年7月16日晚，由谢里夫丁·奥马拉尼将军指挥的首都装甲师和伞兵部队，从距喀布尔50公里的哈尔卡沙夫基地向喀布尔秘密调动，由于傍晚时分，军事机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已下班休息，军事戒备最为松懈。政变部队未遇到任何阻拦查询，径直进入首都。到晚上10时，政变部队占据了喀布尔市各要道口，封锁了首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包围了电台、政府大厦和王宫。17日凌晨2时，政变部队开始行动，首先逮捕军事司令部的负责人、喀布尔卫戍司令以及政府大臣，随后开始向王宫进攻。政变部队袭击并逮捕了国王的女婿、中央军团司令阿卜杜勒·瓦利·汗元帅和王族的重要成员。经过激烈的交火，政变部队击溃了王宫卫队和喀布尔警察部队的抵抗，控制了整个首都和占领王宫。达乌德曾表示应尽量减少流血，不应无故屠杀反对派，必须善意对待王族成员。因此，这次政变的伤亡人数不多。

1973年7月17日的军事政变，一举推翻了查希尔·沙阿国王，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阿富汗共和国。政变成功后，即成立了阿富汗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达乌德亲王自任国家主席兼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达乌德上台后，即在政治、社会、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1）彻底废除君主制的一切形式。新政权宣布没收王室的一切产业，特别是占有的土地，并宣布剥夺王族享有的一切特权。达乌德本人宣布取消其亲王封号，表示他推翻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制的决心。（2）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私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国有化，强调国营经济将在阿富汗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限制了私营经济的发展，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3）强调惟有发展工业才能根本改变阿富汗的落后面貌，拟定了工业化七年发展计划（1976~1983）。但达乌德政府把实现工业化的希望寄托于外国，首先是苏联的援助。（4）积极推行土地改革，同时组织农业合作社。一方面，为了解放农业的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则为了打击部落和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和他们对农牧民的控制。（5）强调保障工人的利益，制订新的劳动法。这项立法主要来自人民民主党的压力，却遭到企业主的反对。（6）限制城乡高利贷，宣布取消部分贫困者的债务。长期以来，阿富汗城乡的民间高利贷对劳动人民的盘剥非常残酷，令不少借贷者家破人亡，成为人们最憎恨的公害。但这条法令的执行却遇到很大的困难，大部分借贷者出于诸种原因，仍私下归还债款。同时，大多数高利贷者停止借贷，影响到城乡的经济活动。这也严重损害了封建主阶级的部落上层、地主和牧主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此外，达乌德政府使阿富汗政治现代化的另一个主要措施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地方当局的行政权力，以此削弱部落、宗教等封建的传统割据势力。特别以扩大国家军队实力来抑制部落武装力量。这些都与部落和宗教传统势力发生直接冲突，出现了抗拒达乌德政权的斗争，有的地区出现了反政府暴动。在军事方面，达乌德政权实施军队现代化的计划，除配备飞机、坦克、火箭炮等新式武器外，对军队进行政治教育，肃清官兵中的忠君思想和部落归属意识。这是阿富汗军队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使军队与政局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增加了阿富汗政局动荡的新因素。阿富汗军队的现代化计划，主要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不但大量接受苏联的武器装备，还大批聘请苏联军事教官和顾问，这造成了苏联对阿富汗军队的控制，影响了阿富汗政局的发展以及阿富汗的外交政策。达乌德政权实施倾向苏联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和军事协定，严重破坏了阿富汗的中立和不结盟的立场。这使阿富汗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周围邻国的关系紧张。

达乌德领导的“七·一七”军事政变对阿富汗政局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君主统治，从此在阿富汗土地上结束了封建政治体制。虽然以原国王查希尔为首的王族和保皇派仍存在复辟君主制的打算，但也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因此，这次政变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意义。

第二，政变后推行的社会“革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触及到阿富汗以部落和宗教为主体的传统社会的权力和利益，于是爆发了一场现代政治与传统社会结构以及两种意识形态之间激烈的冲突，出现了部落与宗教相结合“穆斯林抵抗运动”。加强中央集权而产生的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不论是哪个人或哪个集团掌权）之间的武装冲突，形成了阿富汗的长期内战，给整个阿富汗民族带来不幸的灾难。

第三，达乌德推行的军队政治化，对阿富汗政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军队与政治相结合，一旦阿富汗的政局发生动荡，军队就必然参与其中，军人集团特别是年轻军官们就会参与到政界的斗争中去。

达乌德下台后,阿富汗政局长期动荡不宁。从1963—1973年的十年中,更换了五届首相,平均两年发生一次内阁危机。达乌德似乎无声无息地蛰居了整整10年,实际上却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时机终于来到了。1973年6月25日,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到英国和意大利治疗眼疾。达乌德在青年军官集团的支持下,于7月17日2时30分发动政变，推翻了查希尔王朝,宣布阿富汗为共和国。

8月1日，宣布组成新内阁,他一身兼任四职: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他任命了一个主要由青年军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来协助他工作。政变发生时,查希尔正在罗马治病。消息传来,这位阿富汗当代史上在位四十年(1933—1973年)的君主，于8月宣布引退，从而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废黜国王的行列。

1977年1月,阿富汗进行了选举,通过了新宪法。同年2月,达乌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他重新掌权后,在经济上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政策。例如增加发放农业贷款,，提高一些农产品的价格,扩大种植面积,恢复倒闭的工厂,将国家部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鼓励私人投资,加强外汇管理,限制进口商品,等等。同时,通过政府贴现,加强市场管理,控制物价上涨幅度,统一重量单位。他还开展了反贪污、反走私斗争,实行银行国有化,收回私人侵占国家的土地。由于实行这些政策,阿富汗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金迅速上升。收支顺差从1972年到1973年度的220万美元,一跃而为1976年到1977年度的650万美元。在同一时期,可兑外汇从180.9万美元增至12,847万美元。1976年3月开始实行的第一个七年计划,要求到198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至1,476.9万阿富汗尼，,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3.4%,平均年增长率为6.3%。政府国库在实行七年计划初期,剩余的阿富汗尼,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达乌德经济政策上的不当之处在于七年计划的重点仍然是发展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在一个可耕地面积只有4%的农业国度里，不去发展农业，却去优先发展工业，结果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

在社会改革方面,达乌德还继续他1953—1963年的工作。他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如土地改革法、文官法、刑法、民法等。文官法中规定了政府官员必须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必须遵守的其他道德规范,目的在于提高官员文化水平和工作效率。在长达四卷的民法中,涉及到社会和司法的所有领域,如婚姻、继承、契约、不动产、交易、抵押、动产等。达乌德用这些法典代替了伊斯兰教的法典,从而在法制上最后完成了二十年代阿马努拉国王开始的社会改革工作。

达乌德决心进一步解决普什图尼斯坦的问题。1976年，他和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进行了互访,双方同意在1955年万隆会议宣布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来解决政治分歧。两国关系从此有了改善,边境局势有所缓和。布托急于同阿富汗签订一个协定。达乌德认为布托反对普什图尼斯坦自治，签订协定的条件尚不成熟，而且布托政权并不稳定，因而对布托的建议反映冷淡。他只是说,关于签订协议一事,等1977年3月巴基斯坦大选以后再说。这次大选，酿成布托的被捕。1977年10月，穆罕默德·齐亚·哈克 访问喀布尔,同达乌德的会谈没有成功。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作为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拖了下来。

在对外政策方面,达乌德重新执政后继续奉行不结盟的原则。1973年至1975年,他先后亲自出访或派特使访问了苏联、印度、伊拉克、伊朗、中国等十几个国家。他同苏联和美国保持着大致对等的关系。在经济援助上,苏联占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位。苏联曾力图用它的经济力量影响达乌德。但在1975年以后,达乌德感到他的地位已经稳固,便力图摆脱苏联的影响。为了得到宗教界支持,达乌德加强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他得到了伊斯兰开发银行、科威特基金会的贷款和沙特阿拉伯的赠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阿富汗提供了850万美元,以建立一座糖厂。伊朗于1975年提供20亿美元,超过了苏联对七年计划提供的全部援助。在达乌德任总统期间,同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1974年他派伊纳姆作为总统特使访问我国,在北京签订了新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达乌德上台一开始,就受到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封建神权势力的攻击。达乌德吸取阿马努拉改革失败的教训,一方面打击反改革派势力,一方面安抚一些宗教首领。为其到处修缮、建造清真寺,拜谒圣裔陵墓,参加听经。为防止王族叛乱,在政变当天,就逮捕了前内阁成员及其他官员40多人,其中包括他的堂弟,中央军团司令阿卜杜尔·瓦利少将。1974年,审判了一批“穆斯林兄弟会”成员。1975年7月下旬,镇压了“穆斯林兄弟会”在北部帕尔旺省潘杰尔山谷发动的叛乱。

达乌德推行的国有化、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的措施，超越了阿富汗极端落后的国情，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使阿富汗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进一步恶化，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新政权打击部落和宗教传统势力，引起部落首领们的对抗和宗教集团的反对。在伊斯兰教团的支持下，出现了部分部落武装的叛乱，使全国的政局出现混乱。

达乌德的施政遭到部落和宗教传统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强烈反对，在中央政权面临威胁时，达乌德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他的政治主张发生变化，开始后退和向右转，停止或缓和了某些改革措施，企图改善与部落和宗教集团的关系。这遭到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力量的抨击。达乌德还意识到他的亲苏政策，使阿富汗与伊朗、巴基斯坦、海湾产油国和西方的关系疏远了，它们所给予的援助大幅减少了，而国内亲苏势力的扩大，威胁到他的政权，决定改变亲苏的路线。努力与伊斯兰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1977年2月14日，达乌德正式就任阿富汗共和国宪法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同时筹组“国家革命党”（又称“民族革命党”）以增强自己的势力。同月，达乌德宣布解散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以亲苏分子为主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内阁，撤换人民民主党人的官员和亲苏的军官。

达乌德的这一转变，遭到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猛烈抨击，苏联也表示极端的不满。达乌德与人民民主党的合作关系破裂。由于人民民主党向阿富汗武装部队的大力渗透，以及苏联克格勃的帮助，一部分阿富汗军官，特别是曾受过苏联培训的年轻军官陆续加入人民民主党，或表示对该党的支持。达乌德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加强防范。1978年2月，大规模对政府和军队中的左翼分子及其同情者进行清洗。1978年4月1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左翼思想家米尔·阿克巴尔·希贝尔在喀布尔遇刺身亡，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为其举行葬礼，塔拉基、卡尔迈勒、阿明等领导人发表演说，指责这次暗杀事件是达乌德所策划的，进行了激烈的谴责。4月19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群众上街示威，遭到军警的镇压。达乌德政府逮捕了该党领导人以及200多名参加反政府活动的军官，这使矛盾进一步激化。1978年4月27日，在苏联的支持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军事政变，政变行动得到苏联克格勃的协助，除了提供武器和资金外，苏联还利用克格勃掌握阿富汗当局的情报部门，将达乌德清洗左翼分子和镇压计划的情报转告人民民主党。

1978年4月27日清晨，以阿富汗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阿卜杜勒·卡迪尔上校和坦克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阿斯拉姆·瓦塔拉詹少校指挥的政变部队陆续开进首都喀布尔，切断了首都与外省的联系。上午10时，达乌德按原定计划正在总统府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讨镇压反对派的措施。据透露，在政变前夕，一些西方使馆的情报官员已获悉人民民主党准备发动政变的消息，并立即将这一情报通知了喀布尔当局，但却被有关人员忽视了。当坦克部队陆续开进喀布尔市时，达乌德才感到大祸临头，立即命令国防部长胡拉姆·海德尔·拉苏利将军离开会场组织部队抵抗，达乌德不听从下属的劝告拒绝离开总统府，只是命令总统卫队加强戒备。然而，海德尔·拉苏利将军的座车驶出总统府，见到街上武装部队往来众多，司机惊慌失措下将汽车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海德尔·拉苏利将军受伤动弹不得。这失去了召集救援部队的机会，注定了达乌德政府的命运，达乌德坐困总统府更加是犯下了致命性的错误。

1978年4月27日中午12时，政变部队开始行动，首先抢占电台、国防部、内政部等要害部门，在国防部、内政部、空军司令部和国际机场等地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政变部队攻占了监禁政治犯的监狱，救出了塔拉基等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并将他们护送到设在电台的政变总指挥部。包围总统府的坦克开炮轰击。总统府即旧王宫，是一座四周高墙的堡垒，周围布置了高射炮，总统府卫队是一支1800人的部队，装备精良。达乌德总统全家都居住在总统府。政变军队的进攻遇到总统府卫队的激烈抵抗，坦克被阻于总统府围墙之外。政变部队占领了俯瞰总统府的后山，也未能打哑总统府向外扫射的机枪和火箭炮。

喀布尔周围已被政变部队控制，达乌德只有命令距喀布尔800公里外仍忠诚于他的信丹机场的空军前来支援。由于航程远、往返的耗油量大，战斗轰炸机只能在喀布尔上空停留十多分钟，又因未能与地面取得无线电联系，未投掷一弹而返。因为无线电联络设备已被克格勃暗中破坏。下午3时后，支持政变的空军部队的米格战斗轰炸机从临近机场起飞，向总统府俯冲，总统府的高射炮因操纵机械被事先破坏而失灵，只能任凭飞机轰炸，密集的炸弹摧毁了抵抗的据点。至当晚总统府被攻占，总统达乌德等被俘。

政变领导人对失败者采取了肉体消灭的血腥手段。被俘的达乌德总统和他的弟弟纳伊姆·汗拒绝劝降，政变部队当着他们的面枪杀其亲属，达乌德的3个儿子和儿媳、孙子和孙女被杀后，再枪杀其本人。达乌德一家30余口，除一孙女幸免于难外，全部惨遭屠杀。达乌德罹难时终年68岁。

在政变成功后，政变领导人仍命令大批屠杀被俘或投降的前总统府卫队、警察部队和其他治安部队人员。据保守的估计，在这次政变中，死亡人数达2000人。达乌德政府的副总统赛义德·阿卜杜勒·伊拉以及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空军司令等军政高官也被杀害。

随着总统府的陷落，阿富汗各地驻军相继宣布效忠人民民主党新政权，但仍有一部分忠于达乌德的部队拒绝效忠，出现了局部的战斗。苏联政府在政变当局宣布成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当天，就宣布承认这个新政权。塔斯社评论这次阿富汗政变时说，阿富汗新政府的诞生是“阿富汗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转折点”。

但是，阿富汗“四·二七”政变中这种丧心病狂的暴行无疑是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它使阿富汗的政局发展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严重败坏了共产党人的声誉和国际形象，使国际共运名誉扫地。更加讽刺的是，在“四月革命”一年多后，塔拉基就被自己的“得意门生”阿明所杀，阿明当政百日，全家被克格勃杀害，苏联大举侵略阿富汗，扶植卡尔迈勒，六年后又踢开卡尔迈勒，卡尔迈勒1996年因癌症死于莫斯科。

对达乌德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宗教和王族右翼势力,而在于苏联操纵的、以“左”的革命面目出现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人民民主党创建于1965年1月,它的主要领导成员是穆罕默德·塔拉基(曾任阿富汗官方巴赫塔通讯社处长)、巴布拉克·卡尔迈勒 (阿富汗国民议会议员)和哈菲佐拉·阿明 (阿富汗国民议会议员)。两年以后,党内分裂为两派:塔拉基的“人民派”和卡尔迈勒的“旗帜派”。这两派在六十年代末，都在阿富汗军队中发展党员,扩大组织。达乌德在1973年发动政变时，得到了两派的支持。政变以后，两派在军队中,特别是在高级军官中继续发展党员。阿明在塔拉基的直接领导下，在军队中“开展”党的工作。

达乌德意识到人民民主党两派在军队中活动的危险性，也看到这批“左”派人物已成为苏联的代理人。加上宗教界人士强烈反对亲苏，而达乌德本人也需要英美支持，因而决定清洗政府中的亲苏派。人民民主党两派的活动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苏联霸权主义者一直把阿富汗作为同美国争夺的重点地区。他们除了经济渗透和政治干预之外,还不断在阿富汗培植代理人,以便破坏阿富汗的不结盟政策。人民民主党两派,都是亲苏派。两派虽然支持过达乌德上台,但发现达乌德排除苏联干涉并坚持不结盟政策时,便起而持反对立场。为了统一反达乌德政权的力量,1977年苏联出面,两派合并为人民民主党,把颠覆达乌德政权作为共同的主要目标。

达乌德政权在1978年遇到巨大的困难。经济发展因资金短缺、人力物力不足而停滞不前。土地改革受到封建地主的顽强反抗,以至无法进行。人民生活空前困苦。面对着这些困难,达乌德放弃了早期标榜的“民主”、“自由”许诺,加强独裁专制统治，结果,人民对立的情绪更加强烈。人民民主党决定利用这些情况，推翻达乌德。1978年2月,达乌德清洗了政府中的亲苏派。人民民主党决定在5月27日动手。1978年4月17日，人民民主党的著名政治家、工会领导人米尔·阿克巴尔·卡比尔被暗杀。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不满,从而成为人民民主党行动的导火线。他们抓紧时机,于4月19日在喀布尔组织了15,000人的游行示威。4月25日,达乌德政府开始大逮捕。4月26日，逮捕了塔拉基、卡尔迈勒和阿明等7个人民民主党领导人。人民民主党决定提前实行原来计划。4月27日晨,当达乌德在内阁开会,讨论处置塔拉基等人的问题时,一场历时24小时的政变发生了。 军队背离了达乌德。阿卜杜勒·卡迪尔空军上校和阿斯拉姆·瓦坦贾尔陆军少校率领军队进攻总统府。总统卫队抵抗失败。达乌德全家躲在地下室里拒绝投降。结果全家30余人被当场打死,只有一个孙女幸免。

阿富汗和外国舆论几乎一致认为，苏联人不但是这次政变的支持者，而且是发动政变的幕后参与者。在“红色亲王”达乌德执政期间，苏联与阿富汗签订了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军事等各方面的协定。大批苏联军人被派遣到阿富汗，渗入到国防部和各军兵种部队。另一方面，苏联扶植极端亲苏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势力。苏联已精心地建立起它对阿富汗的控制地位。

当达乌德激进的内外政策面临来自部落、宗教等传统势力的严重威胁后，他的国内改革放慢或停顿了下来，开始向右转，清洗苏联的盟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达乌德政府改变倾向苏联的外交路线，开始努力改善与伊斯兰邻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严重威胁到苏联对阿富汗控制的计划，而且影响到苏、美在西南亚和西亚地区的争夺。最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作出铲除达乌德政府的决定，由苏联驻阿富汗最高使节、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维·帕普京中将负责执行决定，克格勃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就着手活动。一方面制造舆论，在阿富汗左翼力量中煽动反达乌德的情绪，指责达乌德已揭去了掩饰其亲王的面纱，转向阿富汗保守传统势力、伊朗和巴基斯坦反动政权和美帝国主义，达乌德政府已全面向右转。另一方面，苏联还积极支持人民民主党反达乌德政府的活动，调解阿共以塔拉基为首的“人民派”和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之间的争斗，促使两派联合制订推翻达乌德政府的计划。

阿富汗情报部门的克格勃人员将达乌德的一切行动和安排告知人民民主党，并控制了一切通讯手段。苏联军事顾问团协助人民民主党扩大在阿富汗军队中的势力，最后协助政变军队准备武器弹药。当政变军队久攻总统府不下时，达乌德向忠于他的部队不断发出求援的呼号，命令他们急速驰向首都喀布尔镇压反叛部队，人民民主党的政变有失败的危险。在苏联军事顾问控制的巴格拉姆机场的空军，出动米格喷气式战斗轰炸机轰炸总统府，摧毁了总统府卫队的抵抗。据事变后透露，对总统府的轰炸中就有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

阿富汗有关人士说，如果没有苏联幕后的支持，达乌德总统掌握军权并拥有一部分忠诚部队，加上装备精良实力的总统府卫队，人民民主党发动军事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达乌德被杀后，阿富汗新政权并没有立即公布其死亡，而是宣称其“因健康原因辞职”。

2008年6月28日，阿富汗前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的孙子马哈茂德·加齐说，工作人员在两处大型坟墓中发现了达乌德及家人的遗体。

加齐说：“我们发现了两处大型坟墓……通过辨认，坟墓中埋葬着达乌德、达乌德的家人以及阿富汗前内阁成员的尸体。”

此前，在达乌德亲属要求下，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下令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搜寻达乌德下葬之处。

达乌德及其大部分家人被杀之后整整三十年，一直被秘密掩埋在喀布尔市普勒-查克希区的两个独立的“万人坑”中。据初步报告显示，一个墓坑里有16具遗骸，另一个墓坑里有12具遗骸。

2008年7月，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下令成立专门的鉴定委员会，展开对遗体身份的鉴定工作。专家采用了一系列鉴定方法，不过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遗体身旁的一本金色古兰经。

2008年12月4日，阿富汗卫生部正式宣布，达乌德的遗骸基于其牙模和遗体旁的一部小型黄金《古兰经》得以确认，黄金古兰经是沙特阿拉伯国王赠予的礼物。

2009年3月17日，阿富汗政府为达乌德举行国葬，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内阁成员和各界人士，以及达乌德的孙子加齐等家族成员参加了葬礼。

亲王出身的、具有维新思想的达乌德在其执政期间致力于改革，希望把阿富汗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没有考虑到这个国家宗教和部落强大的势力、经济和文化极端落后的特殊状况，使他的改革计划无法实施。他盲目倾向苏联的外交路线反而使自己成为苏联扩张主义的牺牲品。

达乌德·汗1934年与国王查希尔·沙阿的妹妹查明娜公主（1917—1978）结婚，夫妇两人育有四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其中次子哈立德·达乌德·汗、三子瓦什·达乌德·汗、四子穆罕默德·乌马尔·达乌德·汗、次女查兰斯特·哈努姆、三女辛凯伊·拜古姆和四个孙辈在1978年政变中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