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是发展中国家采取关税、配额和外汇管制等严格限制进口的措施，扶植和保护国内有关工业部门的发展的倾向。选择那些进口需求大的产品作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重点，力图逐步以国内生产来代替进口，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纠正贸易逆差，平衡国际收支。

进口替代政策是指一国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某些外国工业品进口，促进国内有关工业品的生产，逐渐在国内市场上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为本国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工业化。又称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是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一般做法是国家通过给予税收、投资和销售等方面的优惠待遇，鼓励外国私人资本在国内设立合资或合作方式的企业；或通过来料和来件等加工贸易方式，提高工业化的水平。为使国内替代产业得以发展，就要使用提高关税、实行数量限制、外汇管制等手段，限制外国工业品进口，以使国内受进口竞争的工业在少竞争、无竞争的条件下发育成长。进口替代政策就是从经济上独立自主的目的出发，减少或完全消除该种商品的进口，国内完全由本国生产者供应的政策。狭义的进口替代局限于以本国生产的产品，替代一种特定产品的进口。但从广义的方面看，一个领域的进口替代，其目的是通过减少或禁止某些产品的进口，引起所希望的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或者创造向国内非传统领域进行投资的推动力，使资源有机会进入这个新的工业部门，导致生产活动的产生和扩大，从而使得总体经济结构得到改善。

在国际市场上，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农、矿初级产品价格不断下跌而发达国家生产的消费品价格不断上升，不平等贸易关系日益突出。为了克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贸易，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一些原来依靠进口的货物的生产以供国内少数富裕阶层的消费从而实现进口替代。

进口替代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建立和发展一批最终消费品工业，如食品、服装、家电制造业以及相关的纺织、皮革、木材工业等，以求用国内生产的消费品替代进口品，当国内生产的消费品能够替代进口商品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时就进入第二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进口替代由消费品转向国内短缺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如机器制造、石油加工、钢铁工业等资本密集型工业。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日趋成熟，为全面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需要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主要包括3个方面：

第一，关税保护，即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对生产最终消费品所需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征收低关税或免征关税。

第二，进口配额，即限制各类商品的进口数量，以减少非必需品的进口，并保证国家扶植的工业企业能够得到进口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降低它们的生产成本。

第三，使本国货币升值，以降低进口商品的成本，减轻外汇不足的压力。其中关税和配额是进口替代战略中最重要的保护措施。

进口替代政策必然是以牺牲国内消费者为代价，而且由于其降低了该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程度，造成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低，产品质量差，竞争能力不够。因此，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轻工业的发展，工业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但这只是短期现象，并不能长期保持。这就迫使它们不得不进行调整，甚至加以放弃，转而实行出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先推行这一政策的拉美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积极推行，新独立的许多亚非发展中国家也先后把进口替代作为工业化的途径，一度出现进口替代的高潮。推行这一政策，首先要正确选定作为替代对象的工业品种类，即决定哪些工业作为进口替代工业。一般是选择那些国内市场虽有需求却经不起外国竞争的工业，然后通过保护措施使这些国内进口竞争工业变为进口替代工业，以加快工业进程。

实施进口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工业中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加强了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能够减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一些专门技术人才和熟练劳动力也培养出来了，政府部门从中也获得了管理经济的经验和知识，因此许多拉美、南亚、中欧国家选择了进口替代战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发展目标。但是这一战略对刺激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有限的，因为它并不能完全消除对外的依赖性，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它只是改变了进口商品的结构，从成品进口改为进口国内不具备的原料、技术专利、机器设备、中间产品与资本等。当发展中国家用高关税保护民族工业时，发达国家也用各种措施破坏或打破关税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所以进口替代战略常常出现无能为力的状态，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许多缺陷。一些学者在研究中认为，进口替代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它违背了比较利益原则。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口替代战略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

1970年，利特尔等人考察了巴西、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发展经验后认为，进口替代战略严重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出口、加剧失业、导致国际收支恶化。因此，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国家和地区就开始转向更加开放的贸易战略，特别是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渡后，采取了不遗余力的出口导向战略。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就致力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当时之所以转向外向型经济增长，是因为看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出口导向带动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那以后的20年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人们心目中，以出口增长来带动经济发展成了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进口替代则被看成是一条错误的经济发展道路。无论在经济学界还是在媒体上，都把为促进进口替代而实行的经济政策说成是发展缓慢以致停滞的根源。这样，出口导向是高速经济发展的根源，进口替代则是导致经济发展失败的罪魁祸首，似乎已经成了定论。

而在实际上，这样的一般化结论没有任何靠得住的根据。出口导向战略不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能带来比进口替代战略更高的经济增长，对于大国来说，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更不一定优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最近150年来经济发展失败的外向型经济体有许许多多，实行出口导向而又真正成功地高速发展了经济的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一度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它们的成功经验确实值得其它国家和地区考虑和借鉴，但是正如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克鲁格曼所指出的，把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因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并没有充分的依据。东亚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可能另有其根本原因，而出口的高速增长很可能是反过来由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的。把进口替代说成是造成经济停滞和落后的祸害，将外向型经济看成是对外关系上唯一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编造出来的谎言。在编造这种谎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任的副总裁克吕格尔是最细心的一个。她主持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来论证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如何无效率。可是这些项目无论作得如何仔细，也不过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几年间十多个国家的经验资料来立论，而且使用的是不合乎实际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就以这样涉及范围极为有限的材料来否定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本身就是在学术上极不严肃的草率作法。

进口替代的经济效益真正的历史事实充分肯定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工业化时代以来的经济强国多多少少都实行过进口替代，进口替代甚至是产业革命的促成者。在19世纪初，英国的棉纺织工业远远落后于印度和中国，但是英国却禁止东方的棉纺织品进口，从而鼓励了本国生产棉纺织品以替代进口。正是在这样繁荣起来的棉纺织业生产中发生了“产业革命”，从而使整个人类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也使英国成了很长时期中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当今世界的3个经济上最强的国家 美国、德国和日本，也无一不靠进口替代而致富。

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分别赶上和超过了英国，从此就成了两个经济上最强的国家。而在它们赶超英国的最关键时期19世纪下半期，它们是两个典型的以进口替代来发展经济的国家。按照刘易斯的估算，在1883年以后的30年间，德国制成品进口的增长慢于制造业的增长，从而在整个时期中都在搞进口替代；而美国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也靠的是国内需求而非出口的拉动。美国在1873年到1899年间的进口增长率一直远远低于其实际GDP的增长率，原因之一是那些年的美国是一个以高关税保护国内产业的国家，其总体关税率往往在30－40%左右，到1912年还平均为18%。可以说，没有那一时期的进口替代型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美国和德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世界中的另一个经济大国，日本，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中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通常人们强调日本靠出口导向取得了高速经济成长，却忽略了日本的经济增长中一直有很强的进口替代因素。日本从来就以国内市场对外不开放著称，，日本的进口也只占其GDP的10%左右，而中国的进口在最近6年中一直占GDP的20%甚至更多。日本经济的这种不开放必然导致在很多产业中实行进口替代。也正是由于日本一方面致力于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不断在国内实行进口替代，才造成了日本在许多年中出口一直远远大于进口的对外贸易格局。

中国的进口替代加工基地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时：在同样的人均生产水平上，一个国家越小，其对外贸易依存度势必越高。像德国那样大小的国家，其整个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但是对欧盟国家的贸易却占了整个对外贸易额的50%多。这样，如果以欧盟为单位计算欧盟对非欧盟的贸易占整个欧盟的GDP的比例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会降到只有20%多。这个事实说明，一个国家越小，经济上的对外依存度就越高，其经济就越是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就越是有效率。但是这个事实也反过来说明，“东亚四小龙”这样小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出口带动完成经济发展，整个中国却不一定能靠同样的作法实现高速经济发展。

实际上，一个国家越大，其完成工业化时的内向性程度就越大。英国进行产业革命时经济的外向型程度，比美国19世纪末超过英国时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要高，其原因首先在于美国比英国大得多。美国仍是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近20年来美国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率大大提高，但是这个比率也只在25%左右。

更重要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成功地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靠了战后最初几十年特殊的国际经济环境。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方国家达成了使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共识，各国彼此大大降低贸易壁垒。这种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冲击使国际贸易急剧增长，其增长速度在25年中大大快于世界经济增长率。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又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整个世界经济的总需求是相对充足的。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落后国家增加出口比较容易，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相对于进口替代战略就有了相当大的优势。时过境迁，国际经济环境已经与那时大为不同了。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已经相当低，更没有多少削减的余地，削减贸易壁垒的锋芒指向的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各经济大国都被严重的财政和社会开支赤字所困，又害怕引起通货膨胀，从而不敢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来扩大总需求。这两点都使发展中国家不再有很容易地急剧增加出口的国际环境。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陷入危机，这其实是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最深层原因。

与出口导向战略相比，实行进口替代的好处肯定比过去大得多。而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虽然靠出口导向得到了较好的经济发展，但不能在国内替代进口的产品显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较小，这意味着进口替代是与出口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及时转向部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