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总行曾设于天津，银行大楼位于和平区解放北路108号，建于1937年。金城银行是中国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是“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是当时享誉全国的中资银行，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所以又被称为“北四行”。这四家银行中，除中南银行总部在上海外，其余三家银行的总行都设在天津。（大陆银行后迁总部于上海）

金城银行由中国近代金融界知名人士周作民于1917年5月15日创办，其主要股东多为军阀官僚，是中国重要的私人银行之一。金城银行“名曰金城，盖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最早总行设于天津，先后在京、沪、汉等地开设分行。由于经营得法，业务发展迅速，1936年金城银行的存款达1.83亿元，一度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首位。1936年总行迁往上海，天津改为分行。1952年12月金城银行参加天津金融业公私合营，与其他银行合并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金城银行创办时实收资本50万元，1927年增至700万元。当时最大的股东为安徽督军倪嗣冲和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共占创办时实收资本的56%。

民国时期，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被金融界统称为“北四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华北的金融业务。在北四行的资金运用中，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喜欢购买公债和外币债券；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对购置房地产情有独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则把投资工商业视为“天职”。金城银行曾经明确地指出：银行与工商业本来有着绝对紧密的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才可能发达。金城银行投资民族工业的做法突出反映了近代银行资本渗透、控制产业资本的趋势，它在扶持近代民族工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后世的肯定与推崇。

1927年前，北洋军阀官僚及金融权要所占股本额居绝对支配地位，对财政、铁道两部放款较多。先后单独或与同业合作经营通成货栈公司、太平保险公司、诚罕信托公司等。1927年后，向南京国民政府靠拢，得到政府大量财政援助。经营重心逐渐南移。抗战前，该行规模和存款总额，在私营银行中长期居于第二位，资本最高时达700万元。

1936年1月，总经理处迁移上海。金城银行对工业放款数量较大，主要投放于棉纺织、化学、煤矿和面粉工业，其中，对化学工业放款的主要对象是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为了支持永利公司试制洋碱，金城银行曾单独予以60万元放款，使永利公司的“红三角”牌纯碱进入国际市场。

抗战时期，该行总行在上海租界继续营业，指挥沦陷区各地分支行，但银行业务从此发展减慢。1948年，国民党实行金圆券政策，该行被迫出售了过去陆续积累的外汇。新中国成立后，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

周作民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2月12日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教书先生家庭。周作民自幼随父读书，15岁时转入东文学堂读书，师从著名学者罗振玉。1902年前往广东，进入广东公学，学费由该校教师罗振玉倾力相助。1906年周作民以优异成绩考取广东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两年半后，广东官费因故停发，他只得辍学回国。1908年秋，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走上仕途。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1915年周作民离开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后又兼任国库课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

周作民一手创办金城银行，为它倾注了毕生的心血。1917年金城银行成立后，周作民充分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业务得到迅猛发展。仅仅经过3年时间，在华北就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3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基础。金城银行通过大量购入北洋政府公债、国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方式，既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渡过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1921年，金城银行与盐业、中南等银行组成联营机构，后来大陆银行也加入。至1927年金城银行资本总额已经增700万元。

北洋政府倒台后，周作民积极向国民党政权靠拢，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在银行业务上，他逐渐将重心南移，并在广州、香港设立分支机构。1935年，金城银行董事会决定由周作民担任总董兼总经理，集大权于一身。1936年1月，金城银行总行迁至上海。

1935年，在国民党政府亲日外交的推动下，周作民曾和吴鼎昌一起率领经济考察团访问日本。回国后，周作民担任中日贸易协会副会长。抗战爆发后，周作民被任命为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但他很少过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一直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里指挥着沦陷区金城银行各地分行的业务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周作民正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被拘捕。1942年3月，被日军遣送回沪。日方想与他合作，但周作民除了担任金城银行和有关的投资银行职务外，假托身体有病，未出任任何职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对周作民进行恐吓及敲诈，后经过张群、吴鼎昌等疏通，经蒋介石批准，知照有关军、政、司法机关对他进行保护。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迫使各商业银行出售黄金、外汇，向“中央银行”缴存现金。金城银行也被迫交出原来陆续积累的外汇。当时，蒋经国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对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进行威胁，要周作民交出私人外汇，并规定非经他允许，周作民不准离开上海。但在美国人陈纳德的庇护下，周作民还是安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1951年6月，在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解放后私营金融业领军人物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周作民回归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照顾，特邀他任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周作民组织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及四行储蓄会改组成立的联合信托银行实行五行联营、联管，并出任董事长。1952年12月，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实行统一的公私合营时，他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企业改造中，带动其他同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脏病猝发，在上海逝世，享年71岁。

金城银行在1917年创立时，资本额定为200万元，实收50万元。1919年1月收足200万元后，又将额定资本增为500万元，至1922年3月收足。金城银行资本来源中，军阀官僚的投资所占比重很大，创办时占90.4%，收足200万元时还占82.1%。1922年资本收足500万元时，工商业者、金融业者及一般散户的投资大大增加，合计比重由1919年的17.15%上升为32.15%。工商业者投资增多，是由于部分军阀官僚旧股东不能按比例增认，而总经理周作民也有意识地着重吸收一般中小产股东，以便摆脱几个大股东的约束，同时他又处心积虑地以本行资金收购股份充作所谓行股。1923年，该行资本再增为1000万元，至1927年4月实收700万元，此时行股达到89.8万元，占资本总额的12.84%，1935年更占19.24%，而新旧军阀官僚的股份仅占总额的16.88%。全国解放后，金城银行遵令增资为人民币115200万元，其中天津分行2400万元。

金城银行创建后，由于资本雄厚和锐意经营，存款业务开展很快。1917年至1920年存款由404万元增至1198万元。其存款来源大多为军阀官僚和机关大户，定期存款的比重也愈来愈大。1917年定、活期存款的比例分别为22.02%、77.98%，至1927年分别为68.26%、31.74%，存款总额也增至3498万元。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工商业萧条，国民政府增发公债引起银行信用扩大；1933年“废两改元”后，钱业衰落；金城银行巧妙利用以上因素大力扩展业务。1934年和1936年，存款总额分别达到14000万元、18000万元，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位。抗日战争爆发后，金城银行业务重心转移到南方，其存款业务日渐萎缩。1937年该行存款总额为3亿元，但存款性质已发生了变化，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比率分别为70%、30%。至1948年12月，活、定期存款的比率分别为93.08%、6.92%。

金城银行对工商放款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放款集中于少数重点户，主要投放于与投资有关的企业和自营企业。以1919、1923、1927年三年的工业放款为例，放款金额在10000元以上的大户分别占总户数的56.25%、30.97%、39.2%，而金额则分别占99.42%、95.54%和98.17%。1937年6月对有投资关系的35户企业的放款，占放款总额的57.79%，而对为数达1346户没有投资关系企业的放款，只占总额的42.21%。第二，在工业放款中，主要投放于四个行业；即棉纺织、化学、煤矿和面粉工业。1927年，四个行业占工业放款的比重分别为46.08%、19.04%、10.40%和8.52%；1937年，前三个行业分别占53.08%、16.96%和16.45%。金城银行对化学工业放款主要对象是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永利试制洋碱时期，该行曾单独予以60万元巨额放款进行扶植，使水利公司的“红三角”牌纯碱进入国际市场。1937年6月，该行对永利的放款高达245.5万元。此外，金城银行还对煤矿、面粉厂、纺织厂都曾有过巨额放款。

据统计，从1917年至1927年，金城放款的工矿企业有100多家，放款的重点是“三白一黑”，也就是纺织、化工(制碱)、面粉、煤矿四大工业。金城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从1919年的83万元，到1923年增至近700万元，增加了近8倍，在五类放款对象中占居首位。另外，放款在1万元以上的有纺织业22家、化学工业6家、面粉业10家、煤矿11家、食品4家、烟酒2家、印刷2家、建筑业2家、机电2家、皮革2家。金城对华北资源的开发和产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金城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投资和放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17—1927年是金城银行产生、成长的10年，它在极力争取大中小户存款的同时，十分注意对工商业放款，成为其运用资金的一个重要出路。这个时期，金城银行的放款增加很快，1923年的放款总额比1919年增长1倍多，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增长了3倍多，商业放款只增长不到50%。金城银行逐渐把业务的重心转移到支持工矿业发展的基础上来。

从30年代起，金城银行的投资也逐渐增多，1934年后尤为显着，到抗战前夕的1937年6月，投资金额为1000.3万元，比1927·年的164万元增加了5倍多。投资95个单位，其中工矿及交通运输企业59'个，商业及金融业34个。该行投资企业有几种不同情况：（1）从处理厂基押款进而收购或代管；（2）承受放款担保品转作投资；（3）直接参加投资；（4）因代各该企业经理、募集公司债的关系而后参加投资；（5）购买股票的一般投资。此外还为靠拢四大家族，而在他们的企业入股并投资其子公司。除重点投资外，金城银行还利用资金的方便，直接设立自营的附属企业，主要有经营商贸的通成公司、专营公债买卖的丰大号和太平保险公司，其中太平保险公司后来成为华商保险业的“巨擘”。

从创办时间上看，金城银行成立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产业资本的需求和北洋政府的公债政策催生了包括金城银行在内的一大批商业银行。当时许多商业银行也将扶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金城银行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家。金城银行对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在1918年12月29日的董事会上，金城银行就明确指出：“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而投资之目的则有二：1.专谋营业上之利益;2.助长工商事业之发展。……欧战既平，世界经济之竞争日益剧烈，中国工商业似应及时发展。银行事业与工商业有密切之关系，如前所述，将来如有新发生之事业，或对于重要之工商业，须结合团体组织、银行、公司之类，本行为发展营业起见，或须分投资本亦未可知。”

1917-1940年金城银行机构设置

设立年份 机构名称

1917年 北京分行、上海分行

1918年 汉口分行

1919年 天津东马路办事处、蚌埠办事处

1920年 南京下关办事处

1922年 哈尔滨办事处、沪南办事处、北京南城办事处 .

1923年 郑州代理处

1925年 包头储蓄处、张家口办事处、绥远办事处

1927年 大连分行

1929年 武昌办事处

1931年 上海静安寺路办事处、天津梨栈储蓄分处、哈尔滨分行、南京分行、苏州办事处、青岛分行、

上海曹家渡办事处、郑州办事处、北平东城办事处、上海八仙桥办事处、青岛山大办事处、

上海北四川路办事处

1933年 南京城北办事处、苏州胥门办事处、常熟办事处、长沙办事处

1934年 北平西城办事处、北平南城办事处、上海西门和平路办事处、保定办事处、潼关办事处、许昌办事处

1935年 新浦办事处、北平北城办事处、新乡办事处

1936年 天津分行、广州分行、重庆办事处、广州惠爱路办事处、香港办事处、同里办事处

1937年 彰德办事处、上海霞飞路办事处

1938年 上海愚园路办事处

1939年 天津伦敦道办事处

1940年 天津河东办事处

香港中资银行之一。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总行设于天津，是当时的重要商业银行之一。1922年与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及大陆银行组织四行储蓄会，形成“北四行”集团。1936年初，总行迁往上海，业务重心由华北移至南方，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省市。以京、津、沪、汉、渝为重点，并于同年10月增设香港办事处。于1951年9月参加公私合营。1980年10月，总行改称为总管理处，迁址北京。1989年4月，接受中国银行投资，成为中国银行全资附属企业。到1993年底，在九龙、新界各区共有34家分支行，职工逾千人。1993年底资产总值达670亿港元。据英国银行家月刊的统计，金城银行1993年在世界l000家银行中排名第498位。

2014年7月25日，银监会正式对外披露，已批准三家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其中，天津金城银行位列其中。另两家分别为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以华北集团和麦购集团两家民企为主发起人。

1927—1937年，国内外形势发生较大的变化，金城银行在支持民族工业发展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业务大幅度扩展。这一时期，金城银行对工矿业的放款金额常年占该行放款总额的25%左右，但绝对数额有了大幅提高。纺织工业仍是金城银行这个阶段放款与投资的重点。在正常情况下，纺织业资金周转快，借款期限短，利润较高。1927年后，银行业开始向纺织企业大规模投资，或收买、代管。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纱业发生危机，许多纱厂不得不走上以厂抵债的道路，金城就与中南银行合作，以放款转化为资本的方式，相继收购了上海溥益纱厂、天津北洋纱厂，又代管天津恒源纱厂，对大生纱厂也作了大量资金投放。

为了有效管理有关纱厂，金城、中南两行组织了专门的机构——诚孚信托公司。1935年，金城、中南两行联合将诚孚信托公司买进，并将资本总额增为100万元，金城、中南两行各占一半。董事长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担任。诚孚信托公司在上海管理新裕纱厂、在天津管理北洋纱厂，并代管恒源纱厂，另开办诚孚铁工厂，制造纱厂所需的机件。还办新华印染厂，使纺织染联成一体。为了替银行提供管理纱厂的人员，扩大在纺织界的势力和影响，又开设专门的纺织人员培训机构。经过努力，不少纱厂业务好转，转亏为盈。

金城银行的大规模企业投资，与周作民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有关，他颇想效法日本三井、三菱、大仓等株式会社的垄断，将金融资本渗透到产业资本中。周作民对于促进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并积极付诸了行动。金城银行通过债权控制、股权渗透和人事参与等方式参与民族产业的发展，不仅大大深化了银行对工业企业的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而且也强化了银行对工业企业的控制。与单纯的放款相比，银行不仅获得企业的股票股息或公司债券利息，还可以获得代理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的手续费，以及承募股票或公司债券的酬劳费二项收入，增加了赢利的增长点。此外，由于银行直接参与了企业的经营，也大大降低了信用的风险。这同时反映了周作民仿照日本三菱、三井、大仓等垄断组织，以银行资本渗入工业，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做一个“有权势的金融家”的意图。

金城银行对中国化学工业、尤其是对永利制碱公司的资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史上的一段美谈。永利制碱公司为久大精盐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发起创办。范旭东是中国化学工业奠基人之一，著名爱国实业家。他1914年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17年创办永利制碱公司。纯碱(碳酸钠)是玻璃、造纸、纺织、染料、食品等许多工业的基本原料之一。而当时中国碱业市场向来为英国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所垄断。永利1921年在天津塘沽建立碱厂，1924年开始出碱，1925年逐渐增产试销，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大规模的碱厂。但这却引起卜内门洋碱公司的注意。卜内门洋碱公司千方百计想要收买，收买不成，就企图扼杀这个中国的新兴企业，但最终没有得逞。而永利制碱公司得以生存、发展，除技术方面得力于范旭东的老友侯德榜外，在资金方面则得力于金城银行的支持。

早在1921年，永利制碱公司创办，成败未可预定时，金城银行就独立资助，与其订立透支10万元的合同，此后透支数额逐年增加，1924—1925年增加到15万元，1925年超过60万元。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永利制碱公司试制纯碱的过程前后经历了八九年时间，资金严重短缺，想再招股，连股东都不肯再继续投资，其他银行也不敢放款。永利筹建期间，曾欠了金城银行好几十万元的债款。使永利制碱公司债台高筑，风雨飘摇，前途未卜。金城的同人都非常恐惧给永利制碱公司的放款难以收回来。周作民放款给永利制碱公司的决定，遭到部分董事和天津分行负责人的非议和反对。而周作民认为，范旭东脾气耿直，自信力强，有勇往直前的创业精神，做事扎扎实实，为人坚守信用，制碱又是极有前途的民族工业，他的事业不会不成功，坚决主张贷款支持永利，他嘱咐天津分行照着去做，责任由他承担。周作民这次放款，既表明了他对范旭东的相知之深，也反映了作为一个银行家的胆识。后来他每逢说到永利制碱公司在困难处境时，他是如何排除阻力予以支持，总是津津乐道地认为自己“有眼光，有气魄”。

在金城巨额资金的支持下，永利制碱公司顺利渡过难关，生产日趋顺利，产量大增，成本下降，产品质量提高。1928年，永利的“红三角”纯碱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博览会上得奖，信誉蒸蒸日上，逐步将洋碱逐出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