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阳人”是中国华中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属早期智人。

长阳人化石，在1956年发现于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堰乡钟家湾村一个称为“龙洞”的石灰岩洞穴中，由贾兰坡教授命名为“长阳人”。长阳人化石近于现代人的特征较多，没有北京猿人那么原始。

“长阳人”是中国长江以南最早发现的远古人类之一。“长阳人”不仅具有现代人的特征，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原始特征。不少于19.5万年，为“更新世中期的后期”古人类化石，迟于马坝人、早于丁村人。

“长阳人”的问世，说明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广阔地带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国古文化发祥地，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长阳人”，世界人类进化发展于古人阶段的典型代表，填补了人类考古学“中更新世后期”和“亚洲长江流域”时空两个空白，也进一步否定了“中华文明西来说”。

长阳地处鄂西南山区，海拔在1000～1500米之间，这里山岭纵横，植被丰富，洞穴较多，这就为远古人类居住和生存提供了较优越的条件。在这些溶洞中，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古脊椎动物化石，且早在清代就被发现。据同治年间的《长阳县志》记载：“老鸦岭在邑西南八十里有土坑，形圆如锅，围数亩余，其底有小眼，如井口，深不可测，一日突陷成巨穴，沿围数丈，裂处有折缝，掘得此物，骨脑如巨兽，身盘穴口二周，其刺骨如猪肋而锐，有四齿，粗如巨指，长三寸，板牙四枚，径半寸，长二寸，入城市之众莫识，……视神物委蛇之余。深山古洞中，多有此物，舔之粘舌者龙蜕也。”在“遗闻”部分也有出土化石记载。由于科学落后，当地人们将这些古脊椎动物化石统称为“龙骨”。

一九五六年七月，当地群众为集体找副业门路，在洞内挖“龙骨”出售，时任县一中生物老师陈明智（已故）得知消息后，便带着学生到钟家湾采集化石标本，从供销社收购的数万斤“龙骨”中挑选了一箱化石，其中一块人的上颌骨化石，并附有两枚牙齿。其它化石运销到省城武汉后，被省文化主管部门发现，立即电告长阳文化科：“长阳破坏古脊椎动物化石严重，必须立即调查禁止。”

省博物馆速派毛在善同志来到长阳，与时任文化科科员的龚发达同志一同步行至钟家湾调查，又挑选了三箱化石，后由毛在善同志将这批化石标本连同陈明智老师发现的上颌骨化石一并送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经鉴定确为古人类化石，而且其中有一件人类的上颌骨是在长江以南与其相同的动物群中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鉴于这批材料的重要性，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于一九五七年二、三月间特派贾兰坡、翟人杰、黄万波等5人前往长阳调查并进行了科学的发掘，参加发掘的还有省文化局徐松俊和县文化科龚发达等同志。

产化石的“龙洞”为石灰岩洞穴。位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堰乡钟家湾村西北1.2公里，洞口面向东南，高约3米，离地面耕地高约10米，洞内堆积除下部有大小不同的石灰岩碎块和底部靠洞壁的地方有局部的含碎石块和化石坚硬部分是角砾岩外，大部分堆积为深黄色松软的沙质泥土，在角砾岩和深黄色松软砂质泥土中均含有大量化石。经过七天的发掘，在原生地层中和过去已挖过的松土中，又发现了一颗人类的左下第二前臼齿，这是一颗距今10多万年的古人类牙齿化石，是长江以南古人类遗迹的首次发现。与其共存的还有象、猪、竹鼠、古豺、大熊猫、鬣狗、东方剑齿象、巨貘、虎、獾、鹿、牛、中国犀等大批南方常见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其中以犀牛、象、鹿三种化石为最多，属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同年，贾兰坡教授在《古脊椎动物学报》发表文章，以古人类化石出土地点命名为“长阳人”。

“长阳人”化石，包括1件不完整的、保留有第一前臼齿和第一臼齿的上颌骨，以及一颗单独的左下第二前臼齿。牙齿相当大，咬合面纹理复杂。齿冠较低，齿根很长，下第二前臼齿的齿根有两个分枝。上颌骨和其他早期智人的一样，一方面保留了若干原始性质，如梨状孔的下部较宽，鼻腔底壁不如现代人那样凹，而与猿类接近，犬齿比较发达等；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与现代人相近的进步性质，如颌的倾斜度没有北京人的显著，鼻棘较窄而向前，上颌窦前壁向前扩展超过第一前臼齿，颚面凹凸不平等。从总体看，长阳人所具有的进步性质比原始性质要多，明显地比北京直立人进步。

长阳人，生活的大山区，洞穴极多。这种环境为长阳人提供了生存条件。在与长阳人伴出的动物化石中，有以嫩竹为食的竹鼠、大熊猫，说明当时这里有大片竹林；而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和鹿类的存在，则说明附近还有开阔的林边灌丛和草原。以上动物都是喜暖的，所以当时这里的气候是温和而湿润的。

“长阳人”遗址，位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堰乡钟家湾村，距长阳龙舟坪县城45公里，位置于长阳县城西南25Km，绝对地理位置东经111°04′、北纬30°16′，海拔620米。距今19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就出土于长阳大堰乡钟家湾的石灰岩溶洞。

遗址为一海拔约1300米的洞穴。洞口高约2米，阔约6米，平面呈不规则状。化石洞呈两边分布之势，一左一右，一个倾斜，一个稍平直。1956年以来先后在这里发现了人类上颌骨和牙齿及共存的古脊椎动物等化石，其中“长阳人”化石是在较倾斜的洞中发现的。“长阳人”化石现珍藏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展出。“长阳人”的发现，证明在远古时期，长阳境内就已有人类生存活动。

如今已辟建遗址公园，位于242省道85Km处，距长阳县城、大堰集镇分别为71、10Km，洞亭碑林朔远古，伴生动物造洪荒，林掩村舍，若隐若现，情趣幽然，别俱洞天。该处为湖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规划的国际旅游点，并树立了保护标志，建立了保护机构，省、县拔专款对环境进行美化，立共生动物塑像四个，修建了供人参观游览的究古亭，并有中国著名画家范曾为“长阳人”题字。

行政区：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堰乡钟家湾村

绝对地理位置:111°04′E、30°16′N

海拔：620m

相对地理位置：距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县城45km，位置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城西南25km

洞穴类别：为大堰乡常见石灰岩洞穴

洞穴规格：高2m，宽6m

“长阳人”是人类远古祖先之一，十多万年前生活在长江以南的清江两岸，他是神州的魂宝，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长阳人化石不仅在考古学、古人类学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学者曾把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时代限定在中更新世，和北京人的时代相当。由于长阳人化石与该动物群共存，而长阳人又具有比北京人进步的体质特征，从而证明这一动物群的时代可延续到晚更新世。另外，关于长江中、下游阶地形成的时代，以往因没有动物化石可以借鉴，一直未能解决。长阳人及其动物群的发现，提供了洞穴和阶地的对比资料，解决了长江各阶地形成的时代问题，为南方的地层划分提供依据。

贾兰坡教授在《长阳人化石及共生的哺乳动物群》一文中说：“‘长阳人’的发现，不仅给江南动物群增加了新的种属，并为地层的划分提出了新的证据，同时给人类本身的分布与演化提供了新的资料。”“长阳人”的问世，说明长江流域一样，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地摇篮。

“长阳人”在中外人类学、考古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各国人类学专著、考古学专著均作论证要题，各类辞书、历史教科书均作要题阐述。“长阳人”全球独有，是世界的瑰宝，是中国的骄傲。

1987年1月，清江大型水电枢纽及水利综合开发第一期工程，拉开了全面开发清江的序幕。为配合工程建设，文物考古部门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及重视下，抽调文博单位考古专业人员组成专班，于同年春季开始，对清江两岸淹没区的地下文物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

前后近10年时间，共发掘古文化遗址11处，其中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2处，新石器时代遗址6处，夏、商、周时期的遗址3处。发掘古墓葬7处，其中夏、商及汉代各1处，六朝时期3处。已获得各个时期的石器、陶器、骨器、玉器、铜器、铁器、料器和钱币及旧石器时代的古脊动物化石、新石器时代的古动物骨骼、夏与西周时期的重要人骨标本和商周时期的甲骨等，共计3万多件。

再次发现原始人群活动的遗址自1956年在长阳黄家趟钟家湾龙洞发现距今19万多年前的“长阳人”上颌骨化石以来，1992年4月又在长阳鲢鱼山旧石器时代中期洞穴遗址中，发现了几处面积较大的古人类用火遗迹，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测定，距今有9—12万年。同时还出土了牛、鹿、羊、犀牛、虎、豹、熊、竹鼠、松鼠、社鼠、豪猪、野猪、猕猴、熊猫和东方剑齿象等20余种古脊椎动物化石。为研究中国古人类的发展、分布以及这一时期本地区的古气候、环境、动物群的迁徙和人类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增添了新的资料及研究课题。

氏族公社时期的遗址分布密集在县境20公里的清江两岸，分布着8处遗址。大约在一万年前，生活在清江流域桅杆坪遗址下层（距今10070±190年）和榨洞的先民们已进入到新石器时代，他们在清江流域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已发掘的桅杆遗址上层和西寺坪遗址都有5—6千年的历史了，属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石质和骨质生产工具有锄、斧、锛、凿、钺、铲、锤、球、杵、臼、砧、镞、刀、锥、针、鱼钩、网坠、纺轮、敲砸器、雕刻器和砺石等20多种，其中以一批小型石器，骨器最为精致。如骨针圆径为0.15厘米、孔径仅0.08厘米。出土的陶制生活用具有碗、钵、杯、盘、尊、盆、鼎、罐、缸、瓮、豆、器盖、圈座和支脚等近20种。其中以碗、盆、盘、猪嘴形支座和彩陶单耳杯最富有特色。此外还出土有石环、石壁、石璜、石玦、玉玦、骨簪、绿松石等多种装饰品以及石雕生殖崇拜物——石祖和经过打制修整呈圆盘状的铺地石材等。

夏、商、周时期位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口镇东南0.5公里的清江北岸的香炉石遗址，是中国长江以南鄂西清江流域夏、商、周时期一处古文化遗址。东距长阳县城97公里，属清江中游，遗址中心区长70米，宽10余米，西南面临江，距清江河面垂直高度约30余米，东南和西北两面紧靠陡峭山岩，东北面还矗立一座垂直于江面的方形巨石，故人传为香炉石。

遗址中心地处在两岩之间的平槽之内，属典型的河旁山寨型遗址。它的地理环境独特，一般不会引人注目。该遗址1983年发现。1988年、1989年、1995年先后三次进行发掘。获得各个时期的历史文物近万件。从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和大量甲骨揭示出，它不仅时代较早，内容新疑独特，而且有我国古代巴人早期文化的突出反映，并可窥其来龙去脉。

遗址的面积不大，中心位置仅700平方米，但文化层堆积厚、已发掘的部分厚度已达5米以上。有7个自然堆积层次。第7层的时代最早，碳十四测定距今4090±100年，为夏时期；第6层距今3520±130，为早商时期；第5层为晚商时期；第4层根据陶器组合关系以及甲骨的钻孔形态分析。应为西周时期；第三层为东周时期。它已是楚文化的风格了。这时的楚人已进入到清江巴人的腹地，并很快控制了这一地区，离香炉石遗址仅7.5公里的外村里遗址，便是楚人大规模专门生产瓦类建筑材料的基地。香炉石遗址出土的巴文化遗物以圜底釜、罐为主要文化特征，出土的石器有斧，锛、凿、镞、矛（双刃、类似剑）等。陶器有釜、钵、豆、盘、杯、罐、纺轮、网坠等。铜器有矛、镞、钺、锥、凿、鱼钩等。骨器有簪、铲、凿、勺、纺轮等。

川东三峡地区巴文化遗存中一向被普遍认为是受外来影响的常见器物大口尊、缸在香炉石遗址中一概看不见。这就证明香炉石文化未受外来的影响。占卜术在香炉石遗址的先民中尤为盛行。出土的甲骨数量多，时代早，更令人注目的卜骨的制作材料新颖别致，多用较大的鱼类鳃盖骨制作，而有别于过去人们常见的用牛、羊、猪的肩胛骨制作的卜骨。这在中国卜骨发现史上尚是前所未有的发现。

1995年11月，对香炉石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找到了生活在香炉石遗址的先民们的墓葬区，这是前两次发掘没有发现过的新遗存。共清理早商时期巴人墓葬5座，其中3座有随葬品，出土了大型卜骨，骨匕、圜底陶釜、罐、石斧、贝币等。卜骨随葬在一死者的头部，是用牛的左肩胛骨制作而成的，与前两次在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用鱼的鳃盖骨制作的卜骨不同，是早期巴人遗物的新发现。卜骨全长42厘米，是我国发现的最大卜骨之一。这些卜骨的发现，对理解《世本》记载的“廪君之先，故出巫诞”的涵义，有了新的认识。

骨匕是用大动物的肢骨为材料制成的，全长26.6厘米，随葬在死者的右腿部，其制作细，用材巧、造型美、叶壁薄、体形大、实属精品。随葬品中具有断代作用的两件陶器与遗址早商地层中出土陶器完全相同，就年代而论，也与卜骨的时代相吻合。

香炉石遗址出土了两枚陶玺印，印面一为圆形，一为椭圆形，均为阴刻，两枚玺印出土在西周地层中。其年代至迟应与之相当。研究古文字的专家们，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渌先生认为两印文一为“蔡”一为“鲛”，前者与有些甲骨文相近，后者与有巨口有利齿的水生动物有关。其年代应比西周时期要早。比殷墟的青铜印要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公柔先生则认为该两玺印出在早期巴文化遗址西周时期地层中，当然应是巴人比较早的玺印。也可能比西周时期还要早一点，从印文形制看，跟我们已知的“巴蜀文字”应有渊源关系。我国著名的历史与考古学家张政火良先生也认为该两印应属巴文字系统，与中原文字系统不同。中国文物研究所刘绍刚先生在《印史研究》撰文中，认为长阳夏、商遗址出土的两方玺印，是在科学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最早的玺印。它的发现，揭开了古代玺印起源之谜。清江流域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表明，这里不仅有19万多年前的“长阳人”，9—12万年前的人类用火遗迹、一万年前的古文化遗址、5—6千年前的大溪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了3—4千年前的早期巴文化——香炉石遗址及其墓葬区。证明巴人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有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为揭开长阳这块古老神奇土地之奥谜，将写下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