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1886年－1941年），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幼名沧生，笔名有飞、冥飞、白等。浙江桐乡人，生于陕西汉中。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墀后裔。

提起陆费逵先生，以前年轻一辈大都茫然无知。但说到中华书局，恐怕只要是上过几年学、读过几本书的人都知道这家声誉卓著的大书局。因为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哺育和影响了中国几代文化人，港台乃至东南亚华人社会，一提到中国文化，就要联想到中华书局。

近百年来，中华书局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然而有许多读书人却不知道中华书局的创始人和前期负责人就是这位陆费逵先生。

他的曾祖陆费墀为清朝翰林院编修，历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副总裁等。并且按辈份是张爱玲女士的表叔（陆母是张爱玲奶奶的堂姐妹）。

陆费逵出生于满清王朝腐败没落，中华民族深受西方列强欺凌压迫，国内有识之士都争相寻求救国之道的时代。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陆费逵入南昌英语学塾附设日文专修科就读。由于他从小受新思想影响，倾向革命。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春，陆费逵到武昌，次年，与友人合股1500元，在武昌横街开办了新学界书店，自任经理，出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并于1905年春参加革命党人的日知会组织，参与革命活动，任评议员，后来加入同盟会。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秋，陆费逵辞新学界书店经理，任汉口《楚报》主笔，同年底，因抨击时政，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主笔张汉杰被捕，陆费逵被通缉，《楚报》遭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封，陆费逵逃至上海，受聘为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书店）经理兼编辑。

逃往上海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冬，陆费逵任上海文明书局职员兼文明小学校长。之后陆费逵开始在出版界崭露才华。先入昌明司上海书店、文明书局任经理、襄理兼编辑。清光绪三十四年（清宣统元年，公元1908年）秋，陆费逵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次年春，升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讲义部主任，在《教育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重。其议论思想新颖，富有新精神，在上海倾动一时。

1909年1月，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缩短在学年限》一文，主张学生缩短在学年限，减少课时和注重实利教育，这是中国主张新学制之始，同时，他还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1912年元旦伊始，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陆费逵起草发表《中华书局宣言书》刊于《申报》上，说明书局宗旨：“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不久，陆费逵“遵教育部通令”出版《新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书打着“教科书革命”旗号，鲜明地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1912年1月，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并得到教育部长蔡元培采纳而先后施行。

1918年秋，年秋，他与人组织灵学会，设盛德坛，提倡振兴佛教，主张以佛教为“精神教育”。陆还受教育部委托，在上海提倡国语运动。1921年前后，他参加国语推行会，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印行国音课本，制造国语留声片等，热心提倡白话文。

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他创刊并主持笔政的《教育杂志》是中国最早一批教育专业刊物。该刊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为宗旨，发表了许多教育改革和文字改的文章，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作出了很大贡献。以陆费逵又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之一。他的重视教育，不仅有一整套教育改革的理论和思想，同时积极实践，亲自编纂各类新的教科书，还不时兼任校长、开办补习所等。

辛亥革命成功，大大激发了陆费逵施展抱负的热情。遂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建了中华书局，任经理。

先生志愿改进我国教育，颇多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改革学制，即出先生手笔。今日盛倡之职业教育，亦首见先生之著作，近年主张中小学分轨及师范教育独立，亦为当局采用。

他办中华书局后，提出了“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首先发行中华小学及中学教科书。《中华教科书》体例新颖，风行一时。民国初年，《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市场，达到了日间摆出，未晚即售完，架上无隔宿之书的地步。陆费逵新编的《中华教科书》既满足了当时教育改革的需要，也为中华书局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改组书局为股份公司，陆费逵任局长。其间，先后出版《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大中华》等刊物，遂成为国内第二家华商大书局。

作为一家完全华商自办的民营出版企业，在旧中国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有来自各方面的势力牵制和威胁着它的生存和发展。但在陆费逵带领下，中华书局几度摆脱困境，并使其发展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两家民营出版企业之一，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南京国民政权建立后，陆费逵积极推举孔祥熙为中华书局董事。

至抗日战争前，中华书局资本已达四百万元，年营业额约千万元，全国各地设有分局四十馀处。仅上海、香港两厂职工已达三千馀人。书局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印刷设计之新，当时号称远东第一。

在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先后编辑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刊印《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图书。总计出版各种书籍达二万册，深受学术界、教育界欢迎。

随著书局的日益发展，陆费逵声誉益著，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故被推选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等职。抗战开始，他还连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局。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图谋杀害著名爱国人士，陆费逵获悉，即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他在香港主持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工作多年，积极赶印书籍，供应抗战后方。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艰难的抗战期间，7月9日，住在九龙寓所的陆费逵突患脑溢血，病逝于香港中华书局总经理任上，终年五十六岁。

陆费逵先生虽作古已半个多世纪，但他创办的中华书局不但还在，而且有了新的繁荣和发展。作为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宗旨的文史哲专业出版社，如今的文史哲读者几乎没有—个不偏爱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在老一辈文化人心目中，陆费逵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始终有其崇高的地位。他正如一座名山，愈是距离我们愈远，则愈见其不可企及。

陆费逵幼时只受五年母教，一年父教，一年师教，十七岁就独力自修。十七岁在南昌创正蒙学堂，十九岁创办新学界书店于武昌。二十岁任汉口《楚报》主笔，因言论触犯当局，致该报被迫停刊，转至上海任昌明书店经理。二十一岁入文明书店任编辑；又二年，为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及《教育杂志》编辑。

陆费逵的成功，除了少年时期的奋斗以外，他的深远的眼光也是一种要素。辛亥革命爆发，他料到清朝必被推翻，民国即将成立，便集合同志筹备新教科书，以适合新的需要，于民国元年元旦创立中华书局，发行中华教科书，风行一时。之后的五、六年，他料到中国法币政策必然推行，于是注重钞票的印刷，书局营业更能蒸蒸日上。先生在《新中华》创刊号中，复撰有《备战》一文，认为中国对外战事发生，必须长期作战，因而主张就军事、民食、交通三方面积极准备，其意见颇能与政府当时设施暗合。

在《我的青年时代》一文中，陆费逵曾评述自己的自学精神：“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到十三岁，读过《四书》《诗经》《书经》《易经》《左传》《唐诗三百首》六部书，没有造过句，没有作过文。因为先母主张多读多看，反对挖空心思作八股，并反对作疏空的论说；却学过珠算，看过《纲鉴》，我十三岁正是戊戌年，我那时勉强能看日报和时务报，有点新思想了，和先父的思想不免冲突；先母却赞成我的主张，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读书，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后来居然自习算学，并读格致书了。那时随侍在南昌，有一个阅书报社开办，我隔日去一次，午前九时去，午后五时出来。带一点大饼馒头作午餐。初时尚有阅者二、三十人，后来常常只剩我一人，管理员也熟了。他便将钥匙交给我，五大间藏书，好像是我的了……照这样做了三年，学问渐渐进步，文理渐渐通顺，常识渐渐丰富。十七岁——实在未满十六岁——便教书。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每日早六时至八时，一定自修，晚间也差不多总是自修或编著。”

正是这种勤勉，让陆费逵终成大家。

陆费逵在中华书局任职三十年，除手编中华教科书、出版期刊外，还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重印）等要籍，总计出版各种书籍两万种以上。

陆费逵著有《教育文存》五卷，《青年修养杂读》和《妇女问题杂谈》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上曾有人将陆费逵和爱迪生、高尔基、叶澄衷、杨斯盛放在一起，认为是自学成材的典范。

弟弟陆费执，著名农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