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喜（朝鲜语：고영희，1849年－1916年），字子中。本贯济州高氏。朝鲜王朝后期官僚，朝鲜日治时期的贵族。为丁未七贼和庚戌国贼之一。

高永喜在1849年12月16日（旧历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十一月初二日）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他出身中人，其父名高镇丰，是一名汉语译官。高永喜自幼学习日语，1867年参加科举考试（杂科），获式年译科及第，在司译院倭学任职。高永喜活跃于政界是在朝鲜开港以后。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后，高永喜随第一次修信使金绮秀出使日本，考察明治维新之后的变化。元山港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后，高永喜被任命为事务官处理。1881年，高永喜作为朝士洪英植的随员参与绅士游览团，再度赴日考察。翌年（1882年）出任差备译官，负责仁川租界的勘测事务。当时正赶上“壬午兵变”爆发，高永喜在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离和再度来朝时均担当接待事宜，由于他在外交周旋过程中功劳卓著，因而在兵变后获得嘉奖。随后历任参议交涉通商事务（外衙门参议）、参议内务府事等职。

高永喜曾与开化党过从甚密，但1884年以后刻意与开化党保持距离。开化党的一员尹致昊曾询问他与洪英植等人往来的情况，高永喜说：“甚稀，且不要频频，只知其心事则足也。频频往来，亦无一事之可成,，却恐后日之有祸。”尹致昊对此评论说“其谨身之法，有可取焉”。果然，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开化党人在1884年12月4日发动“甲申政变”，但很快遭驻朝清军镇压而失败。高永喜虽能明哲保身，但由于其与开化党的关系仍不免失势，他先后被左迁为杆城、朔宁、高阳等地的郡守，后一度辞职闲居。1885年后，再度出山，担任机器局帮办。1894年，高永喜参与“甲午更张”，历任内部参议、学务参议、农商协办等职，并曾随赴日报聘大使义和君李堈访问广岛大本营。

1895年6月，高永喜被朝鲜政府任命为驻日特命全权公使，7月登程赴任，10月辞职回国。翌年（1896年）任农商工部协办、外部协办，成为独立协会的发起人之一。1903年再度受任驻日公使，同年冬回国任度支部协办、中枢府赞议等职。1904年外放黄海道观察使。1905年出任帝室会计审查局长、经理院卿。

1907年5月，朴齐纯内阁集体辞职，李完用上台组阁。当时高永喜的儿子宫内府礼式院外务课长高羲敬会说英语，精于外交，尤其与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关系匪浅，在这层关系下，高永喜得以跻身中枢，成为新内阁的度支部大臣。两个月后，伊藤博文借海牙密使事件胁迫高宗皇帝退位之际，高永喜正在大邱旅行，听到消息后急忙赶回汉城，坚决反对高宗退位，农商工部大臣宋秉畯则劝其以大局为重，称高宗退位是消解日本愤怒的唯一方法，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把韩国人民置于炮火之下，高永喜也就不再反对，与其他内阁大臣共同逼宫，终于迫使高宗退位。韩国民众称高永喜与李完用、宋秉畯、赵重应等七名逼宫的内阁大臣为“丁未七贼”。

1909年，高永喜任法部大臣、署理内部大臣、度支部大臣等职。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以后，一进会掀起“合邦请愿运动”，李完用痛恨一进会抢了自己的头筹，对“合邦请愿运动”加以破坏阻挠，同时又派高永喜访日，名义上是参观大阪铸币局的货币铸造，实际上是代表李完用向日本首相桂太郎提出合邦案，以压住一进会的风头。但高永喜提出的合邦案很快就走漏了风声，被韩国媒体《大韩每日申报》公开。高永喜遭到朝野的强烈抨击，他本人甚至因刺客传闻而杜门不出。不管怎样，日韩合并已是势在必行了，到了1910年8月，高永喜作为内阁成员赞成缔结《日韩合并条约》，又被韩国人詈为“庚戌国贼”。

日韩合并后，高永喜被日本帝国封为子爵，获得十万日元恩赐金，担任朝鲜总督府中枢院顾问。1916年1月25日，高永喜死去，由其子高羲敬承袭爵位（1920年升格为伯爵）。

韩国统监府评价高永喜“为人甚淳厚、对人无爱憎且公平者也。略解外交之事而受信于先帝（高宗），甲午以来官不离身”。日本人细井肇则认为高永喜是一个反映出朝鲜中人特性的非常圆滑而没有主见的人物，称“彼既非政治家，也无经纶之大抱负，唯因受大皇帝之宠、累进官僚的经历，得以占有今日之地位。故此所以彼虽与金（玉均）、朴（泳孝）等同时亲日而其名不甚显也。”尹致昊则称高永喜为“一个运气很好的朝鲜人”、“富贵多男子”。

高永喜作为“丁未七贼”和“庚戌国贼”的一员，被后世韩国定性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2002年“树立民族正气国会议员聚会”发布的“亲日派708人名单”和2008年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发布的《亲日人名辞典》收录预定者名单中，高永喜、高羲敬父子皆榜上有名。韩国政府方面的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纠明委员会在2006年发表的“日帝强占期初期亲日反民族行为106人名单”中也将其包含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