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守信，是中国古代历史典故，最早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后经改写又载于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著名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讲的是战国时期的魏国的魏文侯冒雨守信赴约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人要诚实守信，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做到。

文侯与虞人期猎。是日,饮酒乐，天雨。文侯将出，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公将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不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1) 虞人：管理山林的小官员。

（2）期：约定。

（3）是：这。

（4）雨：动词，下雨。

（5）左右：指左右的侍卫，官员。

（6）焉之：到什么地方去，宾语前置句，之，动词，至；焉，疑问代词，哪里。

（7）罢：停止。

（8）会期：会面赴约，去见一见

（9）身：亲自

(10) 期：约定

（11）是：这，这个。

（12）乃：于是

约定相会的日期，如果不能如约，应该在事前通知对方，免得人家苦等，这是守信，也是对别人的尊重。有人以为这些是小事，尤其是对待下属人员，失约似乎不当一回事。魏文侯因为刮起大风，不能与虞人践约所定的打猎日期，即使左右劝阻，仍坚持赶到虞人那里取消打猎活动。认真对待双方约定，这是我们传统的美德。战国初期，魏文侯之所以受到各国的普遍敬重，从期猎这件事上，也能看出他的为人之道了。

从魏文侯的言语中能看出他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不管有什么好的事情，他都停下来去赴约。这则短文要告诉我们，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不能不去做，不能违背约定,做人一定要诚信。

作为一国之君的魏文侯能屈尊与管理山林的小官员说到做到，这种言而有信的做法，实属难得可贵。魏文侯的这种言而有信的做法是值得学习的。

《资治通鉴》（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

《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左传》为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但只记载春秋时期的史事），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专心编纂《资治通鉴》，用功刻苦、勤奋。用他自己话说是：“日力不足，继之以夜。”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还有诸多名著被众人所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