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为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总的导言”。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生地和系统阐述研究方法的重要场所。

K ·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为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总的导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文献。研究对象规定最终是在这里得到确定和初步完成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简明逻辑是关于历史对象和社会对象的相互钳制规定的阐述。绘图表示如右：它是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逻辑的结构化的表达。

形象地说，这是一个丫型财产关系生长道路（图1）。

第一，在根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尚未分化，属于财产关系创制阶段——对应于抽象劳动成长的活动范围；第二，在茎干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彼此识别出对方，属于财产关系快速生长阶段——一定生产方式（劳动二重性）的成型；第三，在枝叶部，生产关系为交换关系所覆盖，属于财产关系取得“运动的实名”（法律用语）阶段——社会经济关系构造的成型。第一阶段的抽象劳动生成指示：人类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亦生产一定的主体自身的财产关系；在第二阶段，整体概念的生产方式指示经济运动关系的生成，并且很清楚，这时候，生产关系的生长运动开始居于主导地位；第三阶段指示经济关系的具象化，例如价值形式的生长运动。充分表明：马克思始终是从处于生长运动状态的统一财产关系出发的，从本身具有各种具体的实名关系的财产运动形式中取出财产关系的实存规定，限定为“经济关系”，目的是排开孤立的实体和繁杂的形式之研究干扰，集中考察“生于无”“长于有”的实体－形式生长单元，考察从劳动中产生的价值关系和从价值关系产生的价值形式。丫型道路使我们明白了马克思如何从劳动（形式）中工作取出使用价值（形式）和价值（形式）的，以及在辩证分开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即在充分肯定具体劳动（形式）到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形式的过程当中，决定性地研究了抽象劳动（形式）到价值和价值形式的全部历史过程。

1857年，爆发了席卷欧洲各国和美国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促使马克思加快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进程。马克思利用过去积累的材料，在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间写出了总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导言》是这部未完成手稿的一部分。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马克思没有利用这篇《导言》，另写了一篇《序言》。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导言》在马克思去世前未发表，1903年3月，K ·考茨基首次把它刊登在《新时代》杂志上。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内容要点：马克思在《导言》中集中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他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研究物质生产和借研究“生产一般”把资产阶级生产说成是永恒的错误观点。提出了要社会地、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他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应是一定社会中的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

《导言》认为，社会生产是一个整体，它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仅仅限于描述它们之间的表面联系，以及形而上学地割裂这四个环节内在联系的错误观点，阐述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提出了生产对其他环节居于首位的原理。他说：“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当然，生产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他并认为在一切有机整体内部，不同要素之间都存在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在《导言》中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浑沌的整体，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在思维中把这个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各个要素。但是，当这种研究工作一旦完成，则行程必须倒转过来。在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必须从最简单的关系和规定，即从抽象出发，然后上升到具体。马克思也考察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所经历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条道路在表面上似乎是正确的，而在实际上则不能说明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第二条道路是十八世纪经济学家所走的道路。他们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这样，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出现了。马克思指出：“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但是，马克思强调说：“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因此，完整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应当是：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正确方法。

《导言》的最后部分内容在实质上（图2），乃是一些提示要点和片断论述，指出了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方法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思想。

概括地说，马克思是打算在这里以全体的生产关系概念来阐发《导言》第二、三节内容的。尤其第三节当中，试图用一个根本是发展的生产关系规定（也就是后面指认的抽象劳动到以增殖为形式的社会劳动，或者说一般意义的劳动二重性到从发展角度看待的“特殊意义的劳动二重性”的历史推理过程）引导出唯物主义范畴的生产问题。

马克思习惯性地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因为《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搞清楚经济范畴即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所谓的“抽象”），所以这里需要进一步整合生产关系运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构造（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厘清它们在范畴生产上的“同”与“不同”。整全概念的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对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对象予以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彻底提出生产关系对象。并且，从这一社会认识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切入到对生产关系的为什么问题的考察。此二者，马克思认为是把握生产关系“是什么”的基础，而生产关系的是什么问题和范畴批判的工作是直接呼应的。这些研究于是统一了生产关系的历史和逻辑。从资产阶级工作地基出发，马克思第一次批判地揭明资本是有关于存在者的发展规定的产物，因而具有时间和空间规定性的双重发展特征。这可以概括为合类秩序的成长——类规定的成长性和存在性。历史对象揭示前者，社会对象揭示后者。生产关系（空间）的成长性说明社会有机体在历史上的“存放”，从而说清了它的时间延续性，即它的历史时期的要点是揭明它的暂时性发展特征。生产关系的空间的存在性，说明自身在社会空间上的“摆放”，展露的是发展方式的特殊性——特殊的经济内涵和结构性质。不同历史类型在成长性上具有互斥性，从而可能较大地遏制某一生产关系空间的具体成长，尽管如此，却从来不意味着不可能存有该实体空间（右图）。实际上，一个生产关系空间可以和多个生产关系运动并存，尽管它始终没有成为主导的社会构造形式。各种社会对象在历史空间上如此地并存，以致需要从构造方面有效区分它们。这是马克思实际动手写《资本论》之前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从侧面泄露了《资本论》曲折的诞生过程。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行文极其简短的一篇经济学论文，观点简洁而内涵丰富，论证简约而容量浩瀚，以小小篇幅取得如此多的成就，在学术史上，实属罕见。尽管学术界对《导言》逻辑位置的定位颇有争议，但对其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的公认自不待言，其以理论逻辑方法的崇高性——历史、生产的总体性和科学方法——与《资本论》相媲美！

以至于，人们习惯采用《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视角审查《资本论》的逻辑，不能不说这是富有真知灼见的！然而单一的文献学认知推进路径，仅仅揭示了主观批判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尚不能鸟瞰客观批判过程的全局。依据《资本论》的成熟文本，可以深入地透析到，与客观批判有关的一切规定，在《导言》中已经萌生，并正在成长。为彻底揭示马克思的这种写作路径，应该采取一种与以往习惯性论证逻辑不同的论证方式，即坚持探索《资本论》视角中的《导言》，并努力以此方式解密《导言》的主旨和精髓——从主观批判中烘托客观过程。在这个总把握下，人们进一步能够理解，《大纲》文本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经济学诞生的“原生地”。因此，正是借助于《导言》和《大纲》，《资本论》才得以完成它的创作，并通过一个具体和系统性的孵化过程，在逻辑上获得成功。

从逻辑上看，研究对象的结构就是“历史对象+ 社会对象”。因此，《导言》前两节可谓是完成了“研究对象”的确立，第三节是运用这个成果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和认识生产，在此基础上提出和研究对象契合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最后一节则是基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开展深一步的调查活动。

马克思真正批评黑格尔的地方是概念的自我生产性。这驱使我们往深处思考。《导言》是《资本论》诞生的逻辑秘密地，《资本论》在此地基上始获成功！这个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可的事实，帮助我们走出“概念逻辑”，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概念本身，而是逻辑的重归历史。既然如此，我们反过来用《资本论》的成熟构造观察《导言》的逻辑，将会事半而功倍！

《资本论》在结构上主要分为四个层次：（1）历史发生学（资本之道），即历史生产到再生产过程（2）系统发生学（资本之德），即再生产到流通过程；（3）现象发生学（资本的道和德的生活形式），即流通到生活过程；（4）认识发生学（资本的道和德的认识形式），即生活到认识过程。

进一步回看《导言》，可惊奇地发现这些规定（结构和逻辑）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历史发生学【《导言》第一节，资本论第一卷】——系统发生学【《导言》第二节，资本论（第二卷）】——现象发生学【《导言》第三节，资本论·第三卷】——认识发生学【《导言》第四节，《剩余价值理论》】。这是“总的导言”（结论）和“证明”（《资本论》）之间的联系。

尽管《导言》表述上有些许的凌乱，但马克思那时的论证思路依然是十分清晰的。这使得它们的恰当关系应建立为一种“统一的结构”。据此来看，《道德经》和《资本论》似乎具有“结构的巧合”：道和德的规定的相互推动和彼此间的有机交融。这其实是历史和逻辑统一（规定）架构下的逻辑发展的一个必然。两者的“巧合”，说明它们的主旨都是“书写历史”。就《资本论》而言，其摹写“以历史生产为基础的时间过程”、“以社会再生产为基础的空间过程”、“以流通为基础的现象过程”以及以经济生活批判为基础的认识过程（抽象上升为具体）”；历史－ 逻辑－ 历史的结构安排根本打破了认识运动的封闭循环，如此一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仅是隶属于认识批判工作的程式，避免落入了“概念逻辑”窠臼。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资本论》逻辑的艺术高度是社会客观批判，在于弘扬社会客观批判和社会主观批判的统一，此逻辑整体上与“科学抽象法”无涉。“科学抽象法”的说法既无根据，也是关于《导言》文本的一种误读。

总体看，这是对研究对象的内核结构的探索。与之契合的思路是对事的全体规定的研究：对象 → 研究对象，以及与之相适合的对相应的对象规定的“如何来”、“为什么”以及“是什么”的系统探究。它说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始终是生产关系，只是在这个前提下通过贯彻“事的科学”，研究对象的结构得以锁定。这表明一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认识原则，从而引致诸多的语言生产规范及必须引起注意的理论建构原则。例如，“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 而“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并且，“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以及注意，“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 “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等等。

“逻辑”重归“历史”，直接升华了人类语言生产的主题。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它统一了产品形态社会和商品形态社会的逻辑，即“生产关系－ 依赖关系”和“生产关系－ 交换关系”的不同规定。后来马克思描述，依赖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历史地互为补充的，并且，交换关系的发展其实是旨在造成一种人的依赖关系的发展的“普遍的基础”。这种深度的考察全面确立了唯物史观的语言生产标准，建立了它的恰当的理论外观形式，从而也就使认识完全为历史所生产了。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写作目的是使“历史”落实为“逻辑”，产生行动科学和历史科学统一、历史和逻辑统一的科学叙述效果。这引起人们的误解，即把《导言》第三节看作生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规定的地点，进而误作是对“唯物主义知识论”的阐发，遮掩了真正涵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还原真相的路径不单是重回文本（通过唯物史观在文本中的阐释和运用），系统梳理和剖解各种与文本相关的逻辑结构问题，更为主要的是把握整体的逻辑发展，找到“总的导言”和“证明”之间的有机联系。

另外，《导言》对“行动如何可能”的探求，事实上奠定了后来《资本论》结构的路向，即由客观批判启动的主观过程。科学叙述的尘埃落定使新时代条件下重新理解《导言》的逻辑，并予以创造性地运用有了可能。整体看，这一把握是透视“开放的逻辑”且保持正确的必备锁钥。

总之，由《导言》启动的《资本论》研究体系界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性。包括的规定是：（1）生产方式作为历史对象和基础范畴；（2） 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对象和中心范畴；（3） 交换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必然的社会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这是研究对象上的“ 基础论” 与“ 中心论” 的统一分析， 即确立以一定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同时，这一总体性建构旨在建立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基于唯物史观开放结构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性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政治经济学总体经济结构的理论实践。鉴于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从对经济事实和问题的分析与理论解决中，不断升华出总体政治经济学范式。

新世纪迎来保卫《资本论》时代，这必然驱使我们认真思考、反思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工作逻辑和学科工作方法，以多路径的姿态重新演绎完整的人类历史，特别是经济史。同时，人们也不应当否认这一事实：《资本论》逻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工作地基上始获成功。

《导言》中写得最为丰富，同时也是难以把握的内容是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的涵义是双重的：完成了研究对象规定——包括历史对象和社会对象——之后的“研究方法”，以及基于“本质研究”的生活过程的批判考察。关于后一涵义，要尤为多说一些。资本主义生活空间表现为“资本之道”和“资本之德”的结合现象，即生活过程规定的发生发展。因此不是零碎的认识现象，而是系统的认识现象，在《资本论》中，我们知道就本质（运动）而言，它由资本的流通过程所启动。这就要求对资本的生活过程采取一种系统的批判态度，但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是跳过历史和系统的规定，一步跃入“现象”，致使“现象发生学”庸俗化。在其看来，“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不过，这种现象发生和认识发生合一的工作结构的意义在于，“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另外一点，确认双重涵义的统一委实是深化对《导言》前两节的工作内容的理解：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相统一。这种“夹叙夹议”论述方法继续体现在第三节当中，并且更为深入。不清楚这一点，很可能就把这一节内容看作纯粹的思想史批判了，而一步跨向“《资本论》第四卷”。我们必须确认：在本质上，无论《导言》前两节还是第三节，其工作内容都是由“客观逻辑”所统领的，尽管马克思的表现手法在更多场合是“主观批判的形式”。这就避免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工作内容部分的误解。因为，它的基础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整体批判，而后者又建基于《导言》前两节内容。马克思真正批评黑格尔的地方是概念生产。其忽略了历史发生学的规定：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因为，黑格尔并不研究真实历史的发展进步和它们的否定过程，它造成了概念的自我生产性。“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因此在《导言》中，马克思事实讨论了的“劳动二重性”是以劳动本身的一定发展形态为前提的。抽象劳动随着具体劳动形态而历史成长，成为对“劳动形式”的一种抽象。“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这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资本主义再生产关系按本质来讲，属于劳动二重性进一步的发展形态。它的依据：“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与此客观过程相随的主观批判进程是：“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

概括起来说，马克思于此节中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是：确立流通过程启动的生活批判的现象发生学。任务分解为两条：（1）资产阶级的物象法产生了主观过程的抽象－具体，必须循着这个路径批判它。因为，“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2）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产生独立意义的“认识发生学”，所以，通过彻底解决了黑格尔的思辨的思维发生学的“神秘性”，通过剥离黑格尔的思辨的认识发生学所“还原”的唯物主义的现象发生学，将恰恰呈现客观过程的历史发展。“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总的来说，这些阐述是针对“现象发生学”的整体工作状态而言的，在后来，它对应于《资本论》第三卷，并且直接引出了定格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的那些“工作内容”。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即所谓抽象，不过是历史的尚未充分发展或现象展开，而所谓具体，乃是充分发展和社会实现了的生活过程的构造。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历史的现象分析，马克思给出的纠正性意见是：“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总结：人们从思维中刻意抬高了马克思所说的“抽象”，以为这是进行“唯物主义知识论”的理论生产，同时又严重背离历史真实而将其概念化。于是，出现一幕幕的逻辑争议，彼此之间难以苟同：“与有的《大纲》的评论者的看法相反，马克思确认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根本不意味着这就是他随后要采用的方法。首先，他并不认可经济学家们的这一信念：他们在观念层次对具体进行的逻辑重构是对现实的可信的再现。的确，在《大纲》中综合叙述的过程从黑格尔的方法那里借用了各种要素，但是它也显示出巨大的不同。 再例如阿尔都塞，他勇敢地承认：“在马克思的原文里尤其令我感兴趣的东西，是他与经验主义和与黑格尔的彻底的双重对立关系。与经验主义相对立，马克思证明知识不是从具体到抽象，而是从抽象到具体……与黑格尔相对立，马克思证明从抽象到具体的这种运动不是生产出现实的方式，而是得以认识现实的方式。而在这整个论证里让我着迷的地方，就是我们必须从抽象出发。”日本学者内田弘则是这样描述的：“马克思在第三节‘经济学的方法’中首先对比了在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上不同的研究方法。他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具体事物渐渐向抽象事物下降的方法，另一种是从抽象事物渐渐向具体事物上升的方法。”并且可以说，“斯密展开体系的方法继承了欧洲学术史上的正统方法，马克思对此做出了肯定，并继承了这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学叙述方式是斯密的上向法。”

认识神话制造者无视马克思生产研究对象规定的事实，一味致力于把“研究方法”知识化，这就可能坠入敌人的陷阱——“三位一体公式”的精神现象学。他们炮制“认识神话”，目的只是进行“抽象辩证法”和“具体辩证法”的黑格尔《逻辑学》版本的布道，却反而把“康德的知识论”作为工作范型；但是，他们还是忘记补充一点：“根据马克思的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和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真理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之内是真理。作为这样一种真理，而且只有作为这样一种真理，它们才是无条件起作用的。但这一点并不排除出现这样一些社会，在这些社会中，由于其社会结构的本质，其它一些范畴，其它一些真理体系也将起作用。”

关于这一点，列宁怎样说呢？列宁的意见是：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政治经济学……不是根据抽象的思辨，而是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的精确研究。这样，对历史上特定的各个社会经济结构所得的概念，就比较完整。”虚假的实证主义要求和虚有其表的批判的学理主义进路使人们渐渐遗忘了《导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的工作出场。具体表现在：（1）渐渐忘记了马克思以“物质生产”为对象，乃是从中取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存在者规定，使“物”提升为“事”，这就可能摒除“物的科学”，相反地奠立“事的科学”；（2）忘记了马克思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出发，是申明“对象的总体结构”规定性，进而申明“社会对象”，从中明确出“生产关系对象”的特殊类型；（3）进而漠视对象提升为“研究对象”的唯物主义路径，试图一步建立“研究对象的历史=思想史批判”的工作规定，使马克思的工作努力湮没在“研究对象的结构=思维的结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逻辑神话和认识神话的炮制当中了。但是按照列宁的认识，马克思的理论认识和语言的生产是“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的精确研究”，这是大写化的理论建构规定：批判=发展，以及批判=建构，从而创造性地统一了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一言以蔽之，通过整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历史”和“结构”，马克思从而找到了对“对象”进行有效研究的历史路径和科学路径，最终确立“统一的历史”作为理论认识形式和语言，总之，一切经济范畴和理论范畴“生产”的客观依据，以及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学”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学科工作规定。

可见，把科学抽象法归位——关于资产阶级经济认识论的批判逻辑和方法（它的重点内容在《资本论》第四卷），目的在于“纠偏”、“补漏”与“去神化”。另外一方面，把马克思的所有观点放在他的思想演变过程中来理解，就显得格外清晰。

从《资本论》结构的源起、成型的过程看，《资本论》逻辑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流变”的结果，因此，在二者之间客观存在有必然性的“结构”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些结构形式的共同点是立足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把握“什么是生产关系”。于是，《导言》文本构成对“历史”和“逻辑”以及“历史”和“认识”的统一规定性的“探源”。

总的来说，《导言》的贡献是革命性的：既是理论方面的，也是方法论方面的；它厘清了对象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规定性，锁定对象转化为研究对象的“事的逻辑”和“事的科学”。由《导言》定格的实质性的工作内容生产了“劳动二重性规定”，由此也就确立了“生产方式”（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内部联系。这种内在结构在于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客观逻辑，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客观基础，因此，不能把它直接说成主观批判的工作产物或认识形式的工作程式，比如“科学抽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