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201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保卫《资本论》理解域内的思想工具。

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论是说明学科的工作性质、内涵、主旨、特殊对象的规定，这些特征使得经济科学的方法论探讨充满了开放性和不确定，人们需要在历史和不同逻辑科学的引导下，仔细地辨识它的真实内涵。例如，马克思曾经抱怨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

这里充满着对于“历史方法”的误解。而一旦离开了历史的工作规定，科学方法便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确的途径是有机统一它们。

政治经济学客观摹写了对象的方法、逻辑和认识。根据这种方法论的理论，政治经济学建立为一门统一的科学——历史理论科学。它提供了创造性地理解历史的可能，从而把“历史”真正落实为“逻辑”。这是历史科学、行动科学、实践科学统一的基础。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论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法论和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说方法论组成。即所说的理论经济学方法论，仅仅是指西方经济学界在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时所采取的各种方法的理论。它们以一定的经济学说为指导，彼此之间往往互相交叉并补充。人们通常接受了这种观点。这其实是“物的解释学”，关乎“物的科学”，从而适用于那种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科学。

因此，真正意义的理论经济学方法论并不掌握在布劳格手中，即系统化的科学哲学意义的方法论，而由熊彼特所规划。“在他的《经济分析史》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思想总的纲要中，发展不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经济静学的附属物，而是该时期经济的中心问题。他把他的分析重点集中在揭示经济过程是怎样由自身逻辑决定的，揭示不断变化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结果却完全不同：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的辩护人。”马克思指责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无能： “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不是用公理、定理、系论和辅助定理的理论形式来叙述自己的解释历史的方法，他只是把这种方法当作研究的工具，用简练的语言表述这一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归根结底，马克思运用该种方法的规定性只在于（借用他的批评者的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秩序性，从中发掘历史生产运动规律。

从历史、理论、应用的三分法出发，门格尔具有一种认识难题。因为理论和历史以至理论和方法的规定被完全隔开了。从门格尔认识难题中，马克思引出实践域的解决方案： “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它进一步超越了熊彼特的三分法：历史、理论、统计。立足实践域，马克思将这些元素规划为统一性实践逻辑的环节和相互构成的组件，基于劳动理论和价值论的核心构件来理解它们，从而恢复了方法论的实践构造活动，还原出“历史”本原。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只不过是理论经济学方法论的“别称”和“指导规范”。它指示了政治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广义政治经济学与总体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关系，它以逻辑的特有方式为我们展开历史自身的多维发展画卷。

1950年以后，经济学变得愈来愈数学化。也就是说，经济学只关心分析的数学基础，而不惜牺牲经济分析的现实相关性。数学理论能帮助我们增加多少对经济的了解？一点也没有帮助。没有数学家会相信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数学上有什么贡献，但是，它确实可以帮助数学家获得经济系的教职。当代经济学理论充斥着无结果的数学形式主义（sterile formalism）。然而，即使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也深信，经济学必须关注历史现实世界的问题。人们通常愿意接受布劳格意义的方法论——资产阶级解释学。布劳格为此抱怨说：应该给经济学方法论直接规划“科学哲学”名称，并加上限制性副题——“经济学家如何解释”，亦即，促成经济学家想到：“‘经济学方法论’仅仅应该被理解为应用于经济学的科学哲学。”

可这是一种解释学规划。其不同于劳动二重性的科学的地方是，建立了物质发展（物质内容的存在者）对劳动发展（社会内容的存在者）的工作上的对应关系。物象二重性乃是建立物质自身的物象工作关系，从而在不涉及整体的情况下，方便了把物质的方法同时说成是社会的方法，把物质的规定同时说成是社会的规定。可见，物象二重性的工作内涵是寻求物质内容和物质形式层面上的“物质”与“社会”的意义对接。实践化构造之路是物化→物象化（在规定上，物象化是物化的继续）；前者是将物质内容处理成“实体”，后者则将社会内容处理成“形式”。产生一种工作效果：物化对物的生产予以肯定，“物象化”为之拟像，促成拜物教认识。据此，物象化是对资产阶级“第二自然”的直接指认，是对社会物质生活的现象错识。物的解释是隐身的一个预定好了的工作规定，只仿佛存在的“显像过程”。物的解释学的工作目标是建立资本物象理论。

根据中国经济变革和现代化的需要，建构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其中，方法论的探讨是基本和关键。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继续。在明确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专注方法论的探讨，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尝试建构其体系。基于中国应用视角，《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规定是发生学。其指向于研究与言说“历史” ，旨在弘扬与推进对历史学发动“哥白尼革命” 意蕴之经济学建构道路，使范畴落实在批判原则之上，贯彻于历史规定性之中。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这种道路和理论实践行动进行了“逆转”，推行庸俗化的解释学与非批判的科学主义主张， 旨在相反将经济学沦落为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其理论工作特征是进行世界－社会认识预设构图全面玩弄解释学语言实践谋求自然科学主义最高形式和规范是数学主义规划。由于存在种种问题，——就中国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维与语言工作体式出现“错位” 之上，马克思之后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实现“反逆转”。真正的出路即在于实现“重构政治经济学” 意蕴的经济学建构。在此基础上，可提出历史和实践化构造的工作原则与主张， 以免除中国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重新锁入“解释学困境” 危局之可能。首先， 应继续坚持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实践建构之路。其次，需要确实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学化” 之名， 行“去历史化” 理论实质之企图。再次，应进而体会到“回到马克思” 的口号其实是伪的，因为，与马克思交会的真实性途径乃是通过历史和实践，绝不是文本的本身。最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践构造活动之路，归根结底，旨在冲破资产阶级科学主义思维束缚之牢笼，而又始终能够在于最终解除解释学语言束缚之牢笼。

这样看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保卫《资本论》理解域内的思想工具。一句话，我们需要建设性地寻找中国元素。

历史的导言：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大大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生成着的东西。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研究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就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解释的外来的推动力作为最后的原 因。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引被当作物质的本质特性，那么开初造成行星轨道的未经说明的切向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植物和动物的无数的种是如何产生的呢？而早已确证并非亘古就存在的人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些问题，自然科学往往只能以万物的创造者对此负责来回答。哥白尼在这一时期之初向神学下了挑战书；牛顿却以神的第一推动这一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这时的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关于自然界的安排合乎某种目的性的思想，是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当时的哲学博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并把细节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

但是，如果这个逐渐被认识到的观点——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没有从其他方面得到支持，那么大多数自然研究家是否会这样快地意识到变化着的地球竟承载着不变的有机体这样一个矛盾，那倒是值得怀疑的。地质学产生了，它不仅揭示了相继形成的和逐次重叠起来的地层，而且指出了这些地层中保存着已经灭绝的动物的甲壳和骨骼，以及已经不再出现的植物的茎、叶和果实。必须下决心承认：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现今的表面以及在这一表面上生存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这种承认最初是相当勉强的。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变革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它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动取代了上帝的独一的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杠杆。最初把理性带进地质学的是赖尔，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些渐进的作用，取代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起而引起的突然变革。

自然科学成就了唯物主义，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促成唯物主义的工作统一。没有比恩格斯的话更能清楚地概括唯物主义的工作性质了：“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在这个基础上，列宁发挥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设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在研究上，历史学科是自然学科的升华；承认后者是“母”，前者是“子”，这是坚持唯物主义。

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力求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相反，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言，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实现。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对那些纯属空谈的说明表示不满。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莱茵地区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已经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

每一科学都有使自身成立的特殊逻辑。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特殊之处在于使历史化为逻辑。

实践文本是《资本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全部特点表现得最清楚和最纯粹的地方，正好是在《资本论》……正因为这样列宁才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逻辑’首先应当注意《资本论》。”按照列宁所说，《资本论》———广义上的《资本论》，当然包括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准备的手稿———的“逻辑”，“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种逻辑和方法论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源出马克思所发动的对黑格尔哲学的科学批判。犹如卢卡奇所言：“在这里就令人惊奇地形成了马克思后来许多表述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仅就个别来说，而且就整体来说都是他的典型的方法论……所有这一切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至少都有了萌芽和开端。”马克思之后，发生学研究一直以相对独立的“科学身份”与《资本论》保持联系。列宁和卢卡奇从唯物史观、本体论与辩证法的结合角度重新发掘了这种逻辑，使之达成大写字母意义的历史发生学。这一研究的最初显露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声称：把起草好了的总的导言强制压下了！他解释说：“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个别上升到一般”，指发生学的逻辑形成；马克思所指的“一般”，同时指将要表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般蓝图。在那期间，马克思“发狂似地”研究，提炼政治经济学原理：“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使自己彻底“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因此得以写成：展开对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集中批判和公开揭露。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形成统一。立足于此，马克思体认到：古典经济学实践产生了从实在和具体中形成抽象概念的要求，但庸俗拓展使之虚假化、颠倒化，一般认识关系（由个别、特殊到一般）被装裱成合乎自然的逻辑（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人为制造了一劳永逸的永恒秩序。这种纯粹抽象规定之间的关系曲解了认识本身。相反，黑格尔的逻辑学实践则虚幻而颠倒，由于将思维掌握对象世界的关系（由一般到特殊、个别）谋划为合乎辩证法的概念生成运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导致将精神活动产物的纯逻辑虚假为历史生成运动本身。这是双重颠倒：既将认识论颠倒为逻辑本身，又将概念辩证法颠倒为历史本身。对双重颠倒的批判不是重回颠倒，——无论作为颠倒的综合亦或颠倒的颠倒，而是重塑历史内在过程的逻辑学。

马克思在这一反思性建构中提炼的科学抽象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上唯一正确的逻辑展开方法，是唯一符合客观辩证法的方法”，并且“对于这一方法的真正具体的论证应当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到对于这一著作的逻辑结构的分析中去寻找。”它催生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实践统一。

首次阐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论并系统运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文本结构。这是发生学作为大写逻辑的真正诞生之地。与黑格尔思维发生学（逻辑和辩证法的绝对统一）相反，马克思将历史运动和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由此阐明了有关于历史发生学的科学逻辑发现。从这一角度看，逻辑只能是以对象化（历史）为基础的概念的外化活动。因为范畴顺序和关系“既不构成一种纯逻辑的次序，也不是按照纯历史的事实来排列的”，并且“只有当一方面人类藉以形成的全部范畴表现为这种存在本身的规定（而不仅是它的可把握性的规定），另一方面这全部范畴的顺序、关系和联系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表现为现在的结构特征时，起源和历史才可能一致，或更确切地说，才可能纯粹是同一过程的因素。”发生学逻辑——从历史的发生、运动变化、消灭中研究事物——使二重性和辩证法成为社会历史的纽结，成为实践性认识的中心构造。犹如伊林柯夫指出：“证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能依据材料的进程在历史上所经历的顺序的。这种方法所反映的是客观上正确的，同对象相符合的认识在理论家的意识里凝固下来时所形成的那种顺序，而不是现实的某些方面由于某种原因而唤起理论家注意并进入科学视野所形成的那种顺序……所以，在科学发展上的表面上（即在理论家本身的意识里），这种规律是不那么容易被发现的。这种规律可能很长时间完全不为理论家所认识，可能出现在使这种规律无法被认清的形式上。”

在方法论构造上，唯物主义的发生学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之处在于：将历史运动所呈现的材料的思维加工，当作特殊的由逻辑构造导致认识构造的一种“科学实验”。由此，结构的建构是由历史过程内生的，既不是认识的过程内生，也不是认识的预设。其不同于一般发生学——实质是起源学——方法之处在于：将关注点置于内在过程，寻求历史方法和发生逻辑的分析结合，而避免落入任何的经验主义乃至实证主义。由于坚持将历史同时作为逻辑对待：“马克思宁愿用所谓逻辑的批判方式，并相应地对现实采用逻辑的考察方式”；同样，由于坚持了历史规定的优先性：马克思采用一种“具体历史主义”研究进路，“它不谈论历史一般，而每次都是谈论具体对象的具体历史。”“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检验”：一方面具体的实在的运动是历史，抽象的概念的运动是逻辑，一方面抽象的概念（运动）同时代表具体的实在（运动），这样就代表了不断变易的历史运动的根据；二重规定的两个方面——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和社会关系上的概念，透露出“本质对现象关系问题”。说到底，“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具体同抽象是矛盾的，而这种矛盾不仅不会由于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了一整串中介环节而消失，而且被证实是经济现实本身不可缺少的矛盾。”

因此，问题不是肯定历史本身如何是逻辑，问题是历史如何化为逻辑。这一实践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开始，必然贯穿全书。基于这一意涵，《资本论》第一卷是完整独立的著作，就地位和性质而言，本身则构成有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阐述的基础原理。

历史是《资本论》逻辑分析的总存在，是和具体存在相互构成的“特殊存在”。在存在中，历史是“存在的历史”，从而完成历史的生活化。历史发生学( 第1 卷) “化为”系统发生学( 第2 卷) 、现象发生学( 第3 卷) ，不过就意味着历史和存在的结合的进一步总说，历史( 存在) 本身“化为”阶级的存在，乃至“化为”阶级的社会构成，即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相互构成，演变为资本结构( 亦即“系统”) 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一步步地生长过程，——并且伴随着这一过程即资本实体“化为”资本结构，必然同时生长出资本主义的整体生活现象——它的“真相”以及直接与之对立生长的一切“假象”( 资产阶级认识论假象及其分配假象) 。

这样，在补入“流通”( 资本运动的社会条件) 的情况下，“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最终以有机统一体的形态显现出来，达成了对资本本质的共构分析。所谓系统发生学，就是基于特殊社会系统( 阶级系统) 生成论的构造。

归根结底，第二卷是在第一卷奠定的历史结构——历史阶级的生长所形成的过程史——中解密阶级结构，形成阶级结构的社会分析。这是继第一卷诉说资本如何历史发生又如何历史存在，进而揭明它的结构性质——生成运动的条件及其状况，深入解剖阶级实践的结构机理——作为实存关系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及其分配中的“现象形态”，即资本形态以及相应的经济利润形态的社会裂变。从而导致《资本论》1 ～2 卷采取了特别的文本分工体式：在结构上，第一卷侧重资本生产，即资本一般本身; 第2 卷侧重资本流通，是资本生产的“影子逻辑”。“在第二册中，资本的流通过程将根据第一册中所阐述的前提来论述。”但“《资本论》第二卷在形式上不是第一卷的继续。《资本论》第一卷的终点——‘资本的积累过程’，不是第二卷的研究起点。在形式上第二卷同第一卷的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直接相连，后者开始分析资本的循环，但是这种分析的线在生产阶段就断了……这个过程就是资本循环。”从具体逻辑的对应看：“《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章是第一卷第四章的继续。但是另一方面，资本在流通中产生的研究是从另外的角度继续进行的。”所以卢森贝认为: “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组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生产。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研究了这个整体的一个方面，在第二卷中则研究它的另一个方面。但是应该特别着重指出，对这各个方面不应该孤立地、而应该把它们经常联系起来并互为条件地加以研究……《资本论》第一卷的整个结构和第二卷的整个结构不同……资本是一种阶级关系，资本是一种不能分割的运动……第一卷研究的任务，是阐明隐藏在这种运动后面的阶级关系。第二卷研究的任务，是阐明那种运动的特点，即表现出阶级关系的资本运动的特点。”

1863 ～ 1865 年，马克思打算将一、二卷合为一卷，即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在一版序中，马克思又打算将二、三卷合为一卷，即作为“《资本论》第二卷”，但最终放弃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在结构形式上单列，凸显了对资本运动条件进行独立阐述的必要性: 作为历史( 规定) 赋予的存在的社会规定性，阶级的社会构成具象化为资本运动条件的具体生成。这样就将“1857 ～ 1858 年手稿”中两卷的逻辑合一( 即关于资本一般的阐述) 彻底分开了。导致一种错觉：“马克思在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时，采取了矛盾的态度……把这一现存社会理解为历史的结果，从而理解为历史创造的结果……结果被理解为同它的起源不可分割的结果，甚至应该把它理解为‘结果的生成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同时还采取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被思考为历史结果的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但是我们不能通过这一结果的起源理论来理解这个社会，而只能通过‘机体’理论即社会现实结构理论来理解这个社会。这种矛盾的、马克思却断然肯定的态度，作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绝对条件，说明了两个不同的、处在对立统一中的问题。第一个需要提出和解决的理论问题是阐明历史借以把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结果生产出来的机制。第二个需要提出和解决的理论问题则完全不同，这个问题就是要理解这种结果是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形式而不是任何一种存在形式。这第二个问题恰恰是《资本论》的理论对象……在这一理论中，社会被理解为‘机体’，不是任何一种机体，而是作为社会起作用的机体。”

不可否认，在写作《资本论》第二卷过程中，马克思确实运用了一种特别的“马克思重构”： 按其学科性质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分析方法，对魁奈《经济表》进行了彻底地改造。通过将存在融入历史，它表明了： “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结构”，而“这些社会关系一经彻底阐明和彻底分析，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明确了，因而，他们获得的国民消费份额也就明确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而各种各样研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一步的问题，由直接继承古典学派并对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了彻底分析的那个理论解决了。”这种“结合”分析过程奠定了一种科学: 关于历史存在的“特殊”科学。由于历史规定性被赋给存在，特殊内容相应就赋给科学，使之成为特殊历史( 存在) 的逻辑形式。这样，资本历史实体被进一步“社会展开”，但不是按照“逻辑”进路。就本性而言，其仍然是历史生长本身的“重说一遍”。科学本身成长为历史( 存在) 的形式，定格为特殊的逻辑( 认识) 科学。这种“特殊”科学是阶级科学。它构成《资本论》2 ～ 3 卷整体逻辑的认识论基础。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马克思一直谈论的是“我的辩证方法”以及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资本论》二版跋中，马克思讲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集中在思想认识领域内的成就促成一门新学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科学。这是在和资产阶级解释学——把科学哲学用于经济构造所形成的分析技艺（方法工具、技术）——作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寻求认识论的根源，科学揭露发生背景，查明发展过程，进而宣明社会主义批判工作实质，是其全部根据。这是对“唯物主义基础”予以肯定的理论实践过程。马克思在二版跋中的论断讲清楚了方法的性质和来源：（1）它是客观逻辑产物；（2）在性质上，是作为工作批判逻辑；（3）具体来源于主观批判，又属于认识能动性范畴。方法论本体是客观批判（逻辑），实体组成是本体逻辑的变形过程和形式，也可以说成是工作逻辑的实现形式，同时，还可以说成是方法本体的实在的表现形式。因此，讲明科学方法的前提是对历史方法的本体性质进行说明。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其一，《资本论》逻辑是批判与建设的统一。《资本论》作为一般分析和特殊分析的工作结合，具体化为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统一。即如果说马克思创立《资本论》的本意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并且从这一意义上讲，《资本论》直接提供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那么，作为“科学批判”，资本批判逻辑同时离不开建设逻辑，而与建设逻辑相历史契合。因此，马克思一再强调了关于资本科学批判分析的二重性质：“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以及根据资本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方面是“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一方面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等等。

其二，《资本论》研究是广义与狭义的统一。整体上看，《资本论》是有机统一了广义研究与狭义研究的理论逻辑体系。以价值分析为例，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商品价值是整个分析的起点，但并非作为简单、直接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同时以丰富而翔实的价值形式历史演化过程分析，“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商品价值形式完全是一种历史范畴——“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以及一方面，关于价值概念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明确认识到他同恩格斯分别依据不同特殊领域的研究而得出的价值规定具有差别性，而规定价值为社会抽象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则以《资本论》的严密而完整的逻辑科学论证了“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内在辩证关系，促使恩格斯由衷地承认：“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

这一统一整体凸显了总体价值规定性，即“劳动对效用的关系”（许光伟，2006）。它表明完整的历史价值形态共包括有四种：简单价值形态、自然价值形态、商品价值形态以及企业价值形态，并分别对应于：直接劳动对直接效用的关系、直接个体劳动对直接效用的关系、直接私人劳动对社会效用的关系以及直接社会劳动对社会效用的关系。既然《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剥削制度的本质、阶级对立和矛盾对抗，以及它的历史暂时性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论”，而且阐明它作为一种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实现方式和运行机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论”，那么，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定和意义上，总体价值即进而规定了商品价值（作为狭义价值规定）与企业价值（作为广义价值规定）的逻辑互动，实现了市场经济价值一般与市场经济价值特殊的有机统一。至此，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资本论》非但没有舍象价值生产I（价值生产的广义形态），相反，而是把价值生产I作为广义研究方法和逻辑有机嵌入价值生产II（价值生产的狭义形态）分析中，使得《资本论》的价值分析具有总体性质。总之，从《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及范式研究方法可以引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得出广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乃是基于广义范畴和广义逻辑的方法体系的基本结论。利用这一研究成果，可以进而合理推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理论依托于广义政治经济学域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和现代重建，它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逻辑融合。《资本论》及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是可发展的，而且在于它首先是完全通过内部结构调整，即作为科学范式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实现向实践、历史开放的发展体系。

我们用这个工作体例来说明如何发展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在弄清楚马克思企业理论应该是什么、事实是什么的问题之后，应该正面回答马克思企业理论“是什么”的问题，显然，这第三个问题总体受前两个问题的回答所决定和制约。因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认知来概括这一问题：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发展总体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是同步的。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即可以被总体界分为两个层面进行：马克思经济哲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简言之，前一层面研究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的相互放入的规定，后一层面研究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整体经济理论体系。进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层面界分了企业理论的两个基础：方法（论）基础和理论基础，简言之，前一基础说明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具体形成，后一基础则说明企业理论体系的具体形成。从而，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过程中介理论，作为企业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总体的理论扩张。以下即以“价值拓展”来具体表达这一实际的理论过程，包括四个价值规定的总体假设：

假设1：从劳动过程的概念规定看，价值是劳动入量对劳动出量的关系劳动概念依存于劳动过程的概念。劳动从本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劳动时间规定，是一定形式的劳动体或劳动合类性，卢卡奇（1971）称作“无声的合类性与有声的合类性以及自在的合类性与自为的合类性的统一”，进一步可以被规定为：由内在的、无声的合类性向有声的合类性的沿时间过程进行演化的类存在物。从而，劳动本质是人类（类存在）本质与主体（劳动时间）本质的统一，决定价值首先是量的规定关系，是劳动入量（凝结劳动）对劳动出量（社会价值）的投入－产出关系。马克思（1867）因而直接规定它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或商品社会价值。

假设2：从劳动过程的经验规定看，价值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劳动关系依存于劳动过程的关系。在经验的世界，劳动（体）则可以被进一步看作劳动（过程）的质与量的统一体。卢卡奇（1971）因此说：“再生产中永不停息的变迁，总是在以量和质的方面都不断提高的方式重新创造出社会存在的特定的实体特征。”也就是说除开量的规定，价值规定还必然同时包括着质的内容。从此点意义而言，即价值不过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它包括的主要内容为：（1）价值（劳动关系）与财富（效用关系）的简单同一：劳动效用关系，（2）价值（关系）与财富（关系）的相对分立：生产费用（企业劳动入量）对效用（社会劳动出量）的关系，（3）价值（关系）与财富（关系）的有机统一：劳动（劳动入量）对效用（劳动出量）的关系，（4）从出量关系上看，则包含着劳动对物质效用（如产品效用、商品效用），以及劳动对社会效用（如生产效用、价值效用）的关系，等等（许光伟，2005、2006）。

假设3：从劳动过程的产业规定看，价值是劳动协同的社会关系这个假设是劳动价值论的产业分析视角，也可以称为马克思的“简单劳动假说”。从劳动规定看，价值关系由简单劳动创造价值的关系构成，决定存在着劳动量的一般折算关系或法则：复杂劳动（complex labor）作为“熟练劳动”（skilled labor）的规定存在，对应地，简单劳动（simple labor）作为“不熟练劳动”（unskilled labor）的规定存在；从价值规定看，价值关系则由协同劳动创造价值的关系构成，决定协同劳动体由总体劳动构成，即意味着“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的每一个单个成员来说，它就不再适用了”（马克思，1867）；从劳动的协同本身或社会规定看，价值关系相应乃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关系构成，从而决定“总体活劳动”的协同范围必然会由物质生产部门扩展至以物质生产部门为基础的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

假设4：从劳动过程的企业规定看，价值是异质劳动对同质劳动的关系这个假设是劳动价值论的企业分析视角，说明价值概念（关系）也对应地依存于价值过程的概念（关系）。价值过程则可以被广义说成是对（剩余）价值生产（包括价值发现、价值创造）、（剩余）价值流通（包括价值交换、价值实现）以及（剩余）价值分配（包括投入价值分配、剩余价值分配）的过程的概括说法。由此，价值关系可以进一步被明确为：复杂性劳动（labor of complexity）与简单性劳动（labor of simplicity）协同创造价值的命题（许光伟，2003、2004）。从这种意义上，这一研究可以一般概括为：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基础上的“二维论”，即通过理论归纳“复杂性劳动”（本身作为规定异质劳动的范畴）与“简单性劳动”（本身作为规定同质劳动的范畴）的两种抽象劳动形态，申明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维度，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凸显现实世界的多维理论特征，以及相应对其多态形式进行适度抽象基础上的科学把握。

总之，从劳动价值论的本质规定是劳动过程对价值过程的关系看，企业本体乃是劳动体与价值体的统一：由劳动演化经由劳动过程、价值过程而至企业的演化和历史累积发展，构成从劳动价值论到企业理论的基本逻辑和理论发展的进路，从而，价值概念（关系）及其拓展进而即构成了实现企业理论的过程中介的规定。

这是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归根结底，劳动价值论是蕴涵了数学方法的“历史方法”。发生学逻辑( 逻辑模型) 说到底是历史的方法，是关于“历史”的质性分析，它的工作模式集中在平均质与平均量的结合层面。这种逻辑实现对象向“研究对象”的转化，生成政治经济学的特殊逻辑，生成方法本体：劳动二重性存在理论及其认识范畴。由二重性认识论导引，历史规定上的存在论转向知识论，劳动价值论的结构元素转化为具有知识蕴涵的质与量的结合。对象由此建立为一种“理想型”。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本体。理论模型是这一意向下的同时涵盖方法论具体规定性的规定，亦即，它达成的恰恰是质态( 分析) 和量态( 分析) 的结合——现实态。劳动价值论的实践本体是量与质结合的实践空间，即实现数字与实证对象的结合。由于“赋值活动”( 质规定量的实践过程) ，存在论、知识论进一步落实为实践论( 规定) 。因此，某种意义上，计量模型进而达成的也恰好是为“现实态”而工作的实践逻辑，是从逻辑模型外化角度来看的现实态的工作态。

简单小结：（1）从《资本论》具有百科全书研究性质特点所传递的信息看，马克思原初的想法是希图通过《资本论》文本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研究体系，即广泛涉及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统一的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2）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论》仍然是“整体六册计划”的一个浓缩本，因而不仅它的研究方法是总体性质的，而且在内容上广泛涉及前资本主义（包括中世纪的、古代的直至原始时代）发展历史，乃至关于未来社会的重要论述和设想，《资本论》因此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社会本质经济关系分析与具体经济运行分析相逻辑统合的系统科学著作，是真正意义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百科全书的总体研究范式；（3）从《资本论》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确立了逻辑分析典范看，《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归根结底是方法论的，它的全部意义在于促进唯物史观的发展、不断成熟乃至完善，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作为唯物史观的最为精确的经济表达。（4）广义政治经济学真正的含义乃是在于说明它是唯物史观的最为直接的政治经济学表达；（5）从这一角度，《资本论》不仅不是纯粹的狭义理论逻辑体系，而且实质上，它作为一个总体经济体系的功能正是推进方法和内容的不断有机融合；（6）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则进一步表明：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不仅可以提供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说明，也同时可以具体指导关于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理论构建。

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的系统写作，真正推翻全部旧的经济学，可以说是作了毕生的准备，所做的大量笔记或读书札记中不仅包括哲学、经济学，还包括数学、自然科学，直至包括经济人类学和历史学。马克思恪守研究方法本身作为叙述方法约束的研究原则，因而在他看来，全部资本主义历史不过是一部资本主义不断生成、发展史，包括商品关系和资本关系。这样就必须认识到，由《资本论》所建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特殊逻辑，也是一个包含一般的历史总体分析逻辑。

叙述方法是研究方法的形式，即讲述方式和形式，体现为文本的呈现结构。

因此，凡是人们看到《资本论》中广义研究与狭义研究的直接差别的地方，相反，恩格斯却始终坚持用辩证的方法来认识和规定它。就价值概念而论，他格外强调：“法尔曼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以及相应所形成的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

我们看看马克思自己怎样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 个先验的结构了。”

归根结底，《资本论》方法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资本论》整体采用科学的历史抽象法，马克思称为“研究和叙述相结合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方法是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完整地在逻辑上再现出来的根本保证。马克思强调：叙述必须服从研究。马克思正是充分运用这一科学方法全面剖解了“商品－资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逻辑典型。有人凭据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说法，即“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英国是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因此，我从这个国家借用了主要的事实和实例作为我的理论的例证”，认为《资本论》文本所论仅仅关涉英法古典资本主义，断言这一分析（尤其以劳动价值论为甚）不仅根本是一个狭义逻辑，而且也是对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逻辑的一个“简单扬弃”。这显然是完全错误和站不住脚的。因为不仅马克思在此处已经声明“物理学家为了认识自然过程，或者是在现象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时考察这些现象，或者是在尽可能保证现象按自身规律性展开的条件下从事实验”（这种方法准确的说，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典型方法，而且是理想类型研究方法，类似的分析可以参见《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而且如同恩格斯后来所指出的——《资本论》是一项“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

这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归根结底是说明研究工作的思想根据的，就这一点而言，它并非“中性”的。因此，人们对于马克思的误解在这里就成为一个认识缩影。“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是对马克思的科学能力的一种不公正的看法。他在一生中保持着早年的爱好。他喜欢某种形式的类推法，这可以在他和黑格尔的争辩中找到。他喜欢证明自己是个黑格尔主义者并引用黑格尔的语句。但仅此而已。他从未将实证科学引入形而上学的歧途。”熊彼特正确说明了马克思的工作性质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的性质和宏旨：“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为完成他的使命运用了一个武器，这就是掌握和支配广泛的有关历史和现实的资料。”

以上所阐述的由广义政治经济学所直接引发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仍然侧重于“方法”性质。它从方法论角度内在地给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范式构建的具体逻辑。并且可以理论暗示：这一逻辑能够深层次地引向于《资本论》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确实，我们通过对《资本论》进行现代解析，不仅从中可以挖掘到《资本论》逻辑与现代经济理论及问题的多层次的理论接口，而且进而可以寻求到直接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众多建设逻辑。表明：现代政治经济学范式构建，不仅乃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直接产物，而且直接是基于《资本论》方法进行范式转换和现代重建的产物。更进一步，这一方法命题与卢卡奇（1922）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权威表述，同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卢卡奇在说到“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时，他不仅在指一种科学认识论，而且同样在指一种科学实践观。也充分表明：正是经由这一方法论深掘和改造，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而言，才不再只是作为“纯粹哲学”，而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即作为经济哲学层面以及经由经济哲学层面实现向经济学层面进行源源不断转化的一种方法论的存在。

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可避免地面临任务：承担创造性理解马克思的作品，促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这个历史任务所以要求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科学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也需要明确其“保卫的工作内涵”——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在继承和创新意义上的具体发展道路和实现方法手段的选择以及寻求中国经济学原创的理论和思想。历史既然已经将其过程“总体”呈现了出来，那么，我们应当更多地使用历史性质的方法来剖析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