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in broad sense），按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定义： “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通常把仅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称为狭义政治经济学，我国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材普遍都是狭义政治经济学，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研究的是人类各种社会形态，既包括前资本主义也包括资本主义及其以后的社会形态。其创立者和奠基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时所处的条件，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在每一个国家的各个时代各不相同，因而不能用只限于研究某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去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作出解释。广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研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最普遍的规律。适合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那些特殊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和国家也是适用的。因此，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以对某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基础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政治经济学只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研究，这种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一生产方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国家内部和这一生产方式同时并存的一些生产方式，同样也应该作出研究和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从具体分析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不仅深入地科学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研究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并对不发达国家内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其他生产方式作了比较研究，而且还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作了科学的预测和论述。由于研究了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规律，在此基础上，又确立了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最普遍的规律，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不多，比较系统的只有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其余的在《资本论》、《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给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古代社会史笔记》等著作也有许多论述，但不集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就成为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极其珍贵的著作，里面虽然字数不多，但却是字字如金。在书中，马克思主要论述了亚细亚、古代和日尔曼三中生产方式和其发展趋势，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上争论最多影响，大致有这几种观点：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说、东方奴隶社会生产方式说、东方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说、东方特有生产方式说、混合所有制说和经济形式说。而后来系统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有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两本书均成书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今天仍有很大参考价值，其按照五种生产方式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许多观点已经陈旧。其余广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文章有奥斯特罗维强诺夫的《资本主义以前的诸社会经济形态》，徐禾等著《资本主义前的各社会经济形态》，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吴大琨的《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看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其中特别值得的一提的是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一本系统阐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其余基本上讲中国封建社会的著作基本上是历史学著作，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有很高价值，甚至有学者将其和《资本论》相媲美。其它在历史学，经济史，哲学方面的许多著作也含有丰富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如王亚南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郝镇华主编的《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垚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朱寰主编的《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赵家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简论》和其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晁福林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厉以宁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庞卓恒的《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杨共乐的《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在其它学科的研究下广义政治经济学得到很大发展，但这些并不是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而研究政治经济学，因此广义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而在其它学科上如中国史学界的中国有无奴隶社会、中国上古社会形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和民族学上解放前西藏农奴制、西双版纳的封建领主制、凉山彝族奴隶制等问题和政治学上的国家起源和国家历史形态等问题都需要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造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学，还要综合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哲学等多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这也是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

第二种所有制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的）；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多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不管这种以公社成员身份为中介的所有制，究竟是表现为公社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的，单个人只是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还是这种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的双重形式（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后者决定于前者，因而只有国家公民才是并且必定是私有者，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公民，他的所有制又同时具有特殊的存在）；最后，还是这种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所有制表现为公社所有制的基础，而公社本身，除了存在于公社成员的集会中和他们共同目的的联合中以外，完全不存在）。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它们必然改变部落体的一切形式。在亚细亚形式下，它们所改变的最少。这种财产形式建立在自己自足的工农业统一之一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土地财产、农业独占统治的地方不同，征服[其他共同体]并不是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因为在这种形式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所以他本身本质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财产，即奴隶。而奴隶制在这里既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只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因而财产就不再是亲身劳动的个人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了。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和以共同体中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结果。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所有制的各种原始形式，必然归结为把各种制约着生产的客观因素看作归自己所有这样一种关系；这些原始形式构成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同样它们又以一定形式的共同体为前提。这些形式由于劳动本身被列入生产的客观条件（农奴制和奴隶制）之内而在本质上发生变化，于是属于第一种状态的一切财产形式的单纯肯定性质便丧失了，发生变化了。它们全部包含着奴隶制这种可能性，因而包含着这种对自身的扬弃。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我们看到，摇役劳动或多或少与一切形式的农奴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摇役劳动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纯粹地表现出来的地方，——比如过去在斯拉夫或家和罗马人占领的多瑙河地区特别是这样，这些地方部分地也是这样，——我们能够肯定地认为，摇役劳动不是在农奴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好相反，农奴制是从徭役劳动中产生的。徭役劳动是建立在的共同体基础上的，共同体成员超过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所完成的剩余劳动，原来一部分充作准备金（公共的），一部分满足他们公共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需要，可是这种剩余劳动逐渐地变为替那些把准备金以及政治的和宗教的职务当作他们的私有财产来侵占家庭进行的徭役劳动。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又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后和资本主义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共同体在其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农村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的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

——马克思《给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

——马克思《给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

——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这些关系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义：他们还是半动物，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生产能力也未必比动物强。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状况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T9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使得这种机构越来越必不可少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公仆在情况有利时怎样逐步变为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希腊的部落首领，克尔待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终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结合成一个统治阶级。在这里，问题仅仅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由于周期发生饥荒，他们才终于发现，他们忽视了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一样具有某种合理性的那种行动。

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发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而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在旧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崩溃或者至少是旧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经让位于各个家族分得地块单独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为常见。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并存的现象一样，是十分古老的。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绰，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状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某种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状况，而是相反暴力被迫为经济状况服务。奴隶制被发现了。这种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讲一些泛泛的空话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情况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从印度到俄国。在数千年中曾经是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借助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

——恩格斯《反杜林论》

随着奴隶制的出现，发生了社会大分裂，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时代，古代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的这一基本事实.，世界各国所有人类数千年来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的和次序的：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文明的欧洲都经过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洲的绝大多数民族都经过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

——列宁《论国家》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斯大林《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这生产工作者便是封建主虽已不能屠杀，但仍可以买卖的农奴。当时除封建所有制外，还存在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私有经济的个人所有制。

——斯大林《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初版序言

修订版序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武器

第二节 人类的社会生产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第四节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

第五节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

第六节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第二章 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

第一节 原始公社的社会生产

第二节 原始氏族社会

第三节 父系氏族的发避孕药与原始公社的崩溃

第四节 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

第五节 对原始公社的认识

第三章 奴隶制生产方式

第一节 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形式

第二节 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特征

第三节 自由民的独立小生产

第四节 奴隶社会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第五节 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矛盾及其崩溃

第四章 封建生产方式

第一节 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必然性及其过渡

第二节 封建制生产方式的特征

第三节 封建地租

第五章 商品与货币

第一节 商品生产

第二节 商品的两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

第三节 劳动的二重性

第四节 价值形态及其发展

第五节 价值规律对商品生产的作用

第六节 货币与商品流通

第七节 货币的职能

集中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主要是俄国和苏联学者、中国学者。从已有的文献看，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较少。国内的文献委实集中于王亚南和许涤新两位身上（已故厦门大学教授罗郁聪老师这么认为），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讨论和积累（关于研究对象的研究、对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关系的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广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发展）。不过，由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研究完成的成果迄今为止仍然是这个领域的“主力军”。

王亚南著述和研究特点：《资本论》的译者，但不像一般的翻译家，王亚南把《资本论》的观点，马克思的立场方法，作为自己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武器。如他经济理论体系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运用《资本论》的体系范畴，从商品经济入手，揭示了旧中国商品形态的经济属性。该书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一部中国式《资本论》”，被译成多国文字。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王亚南，向他提出中国封建官僚政治问题，两人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几年之后，他写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有力地论证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官僚政治对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所起的作用，指出了改造中国、改革政府的希望所在。王亚南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在著述中，他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在理论上反对按图索骥似地套用现成公式，在实践中反对削足适履似地去应用。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许涤新著述和研究特点：许涤新创办领导《资本论》研究会和他对“过时论”的批判；许涤新倡议、主编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关于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全过程作出系统研究，是许涤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由广义政治经济学，直接引发了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但仍然侧重于“方法”性质。它从方法论角度内在地给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范式构建的具体逻辑。并且可以理论暗示：这一逻辑能够深层次地引向于《资本论》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确实，我们通过对《资本论》的现代解析与中国化拓展，不仅从中可以挖掘到《资本论》逻辑与现代经济理论及问题的多层次的理论接口，而且进而可以寻求到直接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众多建设逻辑。表明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指导理论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范式构建，不仅乃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直接产物，而且直接是基于《资本论》方法进行范式转换和现代重建的产物。更进一步，这一方法命题与卢卡奇（1922）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权威表述，同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卢卡奇在说到“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时，他不仅在指一种科学认识论，而且同样在指一种科学实践观。这也充分表明：正是经由这一方法论深掘和改造，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而言，才不再只是作为“纯粹哲学”，而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即作为经济哲学层面以及经由经济哲学层面实现向经济学层面进行源源不断转化的一种方法论的存在。

简单小结：（1）广义政治经济学真正的含义乃是在于说明它是唯物史观的最为直接的政治经济学表达；（2）从这一角度，《资本论》不仅不是纯粹的狭义理论逻辑体系，而且实质上，它作为一个总体经济体系的功能正是推进方法和内容的不断有机融合；（3）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则进一步表明：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不仅可以提供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说明，也同时可以具体指导关于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理论构建。

《资本论》的科学方法论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是可发展的，而且在于它首先是完全通过内部结构调整——作为科学范式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实现向实践、历史开放的发展体系。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构建，也就由于它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而应该被科学规定为：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并且，它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实践的深入发展，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论的具体实现形式。

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当前不可避免地面临乃至承担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历史任务，所以不仅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其科学内涵，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明确其具体的发展道路选择和实现方法手段。历史既然已经将其过程“总体”呈现了出来，那么，我们则应当更多地使用历史性质的方法来剖析历史过程本身。

另外，广义政治经济学重在锤炼和建设体系：所以必须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经典文本论证，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惟有不拘泥于狭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并坚持唯物史观的哲学方法，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实践应用中彰显其生命力。

王亚南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工作路径，涵容了中国历史规定，得出对世界历史尤其马克思之后的世界历史的新理解。这种运思和酿造以极高的智慧统一了人类生产的“历史”和“逻辑”，清晰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这是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论》的“续写”，大大拓展《资本论》研究领域，从单一批判思维转向全方位系统批判，从中定格建设元素，从逻辑研究转向了历史研究。它的工作图式集中在图《工作图式》所示。

总之，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从历史入手，从方法论的锻造入手。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专指西方经济学界在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时所采取的各种方法的理论。它们以一定的经济学说为指导，彼此之间往往互相交叉并补充。人们通常接受了这种观点。这其实是“物的解释学”，关乎“物的科学”，从而适用于那种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科学。可是，真正意义的理论经济学方法论并不停留在布劳格的手中，即系统化的科学哲学意义的方法论，即使沿着熊彼特规划的道路，动态经济学也渐渐进入人们的分析视野。凯恩斯则主张真正意涵的“不确定性的经济学”。这些特征使得经济科学的方法论探讨充满了开放性和不确定，人们需要在历史和不同逻辑学科的引导下，仔细地辨识它的真实内涵。

这告诉我们，经济学方法论归根结底是说明研究工作的思想根据的，就这一点而言，它并非“中性”的。因此，人们对于马克思的误解在这里就成为一个认识缩影。“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是对马克思的科学能力的一种不公正的看法。他在一生中保持着早年的爱好。他喜欢某种形式的类推法，这可以在他和黑格尔的争辩中找到。他喜欢证明自己是个黑格尔主义者并引用黑格尔的语句。但仅此而已。他从未将实证科学引入形而上学的歧途。”熊彼特正确说明了马克思的工作性质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的性质和宏旨：“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为完成他的使命运用了一个武器，这就是掌握和支配广泛的有关历史和现实的资料。”

可见，经济学方法论非在民族工作内涵之外，而在其内成长；没有民族的，也就没有世界的。同样，这里面也要有历史深度。盖言方法论，就是对象→研究对象的方法、逻辑和认识。因而，它从民族起步，而又历史和阶级，而又世界和科学。就中国人的见地而言，学科和科学不仅不相同，而且后者仅是列在前者当中的一个构件。只此而论，与中国意义的唯物主义一同成长的规定是学科（即研究规定），而不是直接的科学。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研究活动的基本类型：自然学科、社会学科、道德学科，分表求“对”和“错”、求“真”和“假”、求“美”和“丑”。前一学科活动的科学性最强，余者次之，阶级性和道德性则增强；中者的阶级性最为显著；后一学科活动针对于“自然”及“社会”的实现，道德性最为显著（我们用“道德”一词表达“道”和“德”结合关系的实现）。隔开诸类型学科规定的是对象的属性。故我们只能以物质工艺和智识的活动来达到对“对”和“错”的探求——所谓的自然科学，以价值判断和逻辑的活动来达到对“真”和“假”的探求——所谓的社会科学，而以艺术感受和人文的活动来对待“美”和“丑”的问题——所谓的道德、艺术、伦理的活动等等。要之，对真假问题的探索与求对错问题的一个显著不同的地方即在于：求真；这其实是价值判断过程。西方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作为前提假设和工作出发点，固然是“假”（对商人圈层或市民社会的初级发展状况而言是真实，对人类历史一般而论则实属伪命题），却一味地如此宣称，盖言价值判断也；与此同时，马克思经济学以阶级性作为立场，所鲜明化者，亦不过是人类史前时期发展的“真问题”而已。唯物主义串联三个不同的学科，可谓相生相克、彼此制约，作为实现自身的道路。但没有固定路线可供遵循，它们在发展上的且依存且对立，乃是常态。故此，科学、阶级、道德不能说在学科活动之外各自孤设，而宁可说全部落在学科活动之内，以至于它们的结合既是学科活动的内容，也必然是统一表现形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