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胜卫是明初设置于今托克托县地区的卫所，东胜卫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起着连接山西诸卫与宁夏诸卫，控扼河套的重要作用，东胜卫的变迁直接影响着明王朝北疆边防形势。

《明史·地理志》所载史实本于《明太祖实录》，这是东胜置卫问题的基本依据。对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置卫一事，《实录》记载详细，谓“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州来降。诏置失宝赤千户所一，百户所十一；五花城千户所一，百户所五；干鲁忽奴千户所一，百户所十；燕只千户所一，百户所十；瓮吉剌千户所一，领百户所六。以都连帖木儿、刘朵儿只、丑的为千户，给三所印……复遣侍仪司通事舍人马哈麻赍燕只、瓮吉剌千户所印二，往东胜州命伯颜帖木儿、答海马里卜兰歹、也里沙朵列图、阔阔歹为千户”。并于洪武五年被抽调参加北伐，战败后全部内徒。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派遣24员将领分赴山西各地，“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一为军，蠲其徭役，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耕屯田。东胜立五卫、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以东立六卫，卫五千六百人”。史称“二十五年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受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与大同相望。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明史》“二十六年罢中、前、后卫”并入东胜左右二卫，又“者者口，在河套北，北敌入套之冲也。明初，置墩四十于黄河南，列障者者口，以为守御。又有加塔剌马安赤步等口，俱为守御处云。”

东胜、宁夏两地的经营，可以战略上呼应北河套前哨的缺陷。虽然者者口等烽燧亭障是连接东胜与宁夏防区乃至整个北边防御中最薄弱的环节，但它毕竟起到了弥补河套地区防御空白的作用，对最终形成明初蒙明界线中有利于明朝的防线是有意义的。

东胜卫在洪武时期归山西大同的晋王管辖，晋王“顾盼有威，多智数”，虽然《明史》以及其他史料记载朱棡曾有谋逆之心，但只需两点便可知此事为朱棣有意抹黑。晋王早燕王三年就藩属国，且其所镇守的大同更是形势险要之处：“山西表里山河，地产良马，其民刚壮，所为山西出将者也，北近胡虏”。而且晋王与大将傅友德为儿女亲家，在大同独当一面，屡立战功，并不逊于燕王，直至洪武三十年六月，朱元璋仍告诫晋王要严加防御，筹备养殖马匹，可见山西之地对于大明之重要性。

朱元璋对武将功臣宿将进行了大规模清洗，为稳定这一时期的特殊局势，朱元璋扩大、提升了晋王的权力，不仅赋予其荐举地方将领的人事权力，如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允准晋王升除房昭掌印东胜卫，及王府护卫头目赴汾州卫管事的奏请；（35）而且一反常态，命其整顿都司，甚至在平时也可节制都司，回到《祖训录》时代，乃至节制所有地方官员。“洪武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晋王）钦奉圣旨：着整理都司的马。一件，有司官，布政司、按察司官，有不停当的，料治他……”“洪武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内使刘察生钦赉圣旨，记事五件：说与第三子棡知道：……一、前者与尔制书，许尔点视都司军马，节制动静。此书须教二都司并护卫头目尽知，为永远之计。”

晋王在明初分封体系中地位比较特殊。在秦王去世之后，晋王以诸王之长的身份，统辖北边，由于与太子、太孙系势力关系良好的缘故，深为朱元璋所信任，其所获得的一些特殊权力恐怕不一定能够为其他诸王所及，甚至素有夺嫡之志的燕王都不及。因此，晋王朱棡在朱元璋心中地位与燕王朱棣别无二致，且朱元璋对晋王要求极严、关怀备至，大至修筑城池，小至放羊牧马都有细微指示。但朱元璋自己万万没有没想到，在其即将离世之前，他用来制衡燕王的晋王竟然先其而去。

在这种不利形势下，朱元璋一面立即以晋王世子接任王位，一面秘密下达圣旨要求新任晋王做好应急准备：“说与晋王知道，教陈用、张杰、庄德预先选下好人好马，堤备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里行。”河套军镇经过晋王多年渗透，除了朱棣岳父吴允诚集团居住的甘肃塔滩（巴彦淖尔），晋王势力完全掌握大同卫至东胜城、者者口守御千户所等（三降城）及至贺兰山沿线的军镇行政。夺嫡之战中出身东胜的房昭更是被燕军明确称为“敌将”。新晋王一直对明成祖篡位心怀不满，因此被成祖忌恨。其弟平阳王朱济熿借机在明成祖前不断诋毁。因此东胜二卫四守御是永乐朝必须裁撤的军镇。

建文朝内战时期，明廷曾派遣使者陈诚到过塔滩，执行“招携胡虏”的安抚使命。《竹山文集·历官事迹》可见，从洪武十年以后，塔滩与明廷维持了很长时间较为友好的关系。永乐三年朱棣召回吴允诚随其北伐，永乐六年十二月，甘肃总兵官何福上奏称“官马进北京者，请俟草茂之时，由宁夏、绥德前去……斡儿朵（河套）之地水草便利，宜令土军百户领军选马孳牧，皆从之”。

永乐十七年（1419），位于阴山以北的沙净州采石青（青色颜料）：“”庚寅，初山西行都司军士，采石青于沙净州旧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见青蛇随所往，二百余步。失之，发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视旧塘产者益鲜明。至是都指挥李谦绘图来进”。又修缮东胜卫城堡。从明蒙战争分布区域可以看出，永乐时期的北伐战争纬度最高，北元蒙古寇边频率降到明朝历代最低。永乐年间东胜卫的内迁并没有表示明朝放弃对此地的巡逻及经营，也没有削弱明朝对河套的控制，蒙古也不能拥有河套。

羁縻之道，清朝强调恩威并施，但明朝“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武功缺失，天心滥施，明宣宗巡边的消极迎合的僵硬政策，对于边疆远方发生的事情缺乏警惕性及干预性。

《宣宗章皇帝实录》：“宣德九年正月七日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奏：近闻虏寇百馀人携家口至官山近地，牧放就食，马困力穷，众不一心。请出兵掩捕，不然请给榜招之。上曰：彼不为寇而加以兵，不仁。惟当抚谕招怀之耳。”

《英宗睿皇帝实录》：正统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等奏：陕西地界与东胜及察罕脑儿一带沙漠相接，胡寇侵扰殆无宁岁，洮岷等卫亦临绝塞，所控番簇叛服不常，各卫官军恒被调遣，止馀羸弱居守。比者庄浪有警，虽有守备官军临敌不能捍御，况瓦剌脱欢人马比之诸胡特盛，其使臣有在甘宁等处久住，习知中国虚实，脱使亡归本土，必然泄我事情，导之入寇。访得各卫军丁及民间多有骁勇精锐通武艺之人，乞命廷臣前来慎选及募自愿立功者，量加赏赉给，廪蠲役严督训练，有警易为调用。又言巩昌府、迭烈孙巡检司地方密迩沙漠止赖黄河为之限隔，每遇河冰冻合辄调官军往戍岁复一岁，秪为烦劳，乞将巡检司改设一卫，拓其城垣、修其墩隘、分兵屯守，庶几兵政有备，边境永安。上命行在兵部会议行之。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明朝伟大的永乐皇帝所贯彻的政策，即为了打倒忽必烈家族而扶持年轻的发展中的卫拉特势力，是在他死后才见效的。”

但明宣宗放弃战略机遇，脱欢以脱脱不花汗的名义统一安乐王、贤义王及和宁王所部，并联姻忠顺王，逐渐侵蚀明朝边界，明英宗君臣志在重新振兴。《白塔题记第五一五条》：“正统二年十二月廿三日名（杨）大王到此记。”显示明朝从正统二年依然在巡逻沙净州，至正统三年石亨欲借助亦集乃之战的军威再置东胜卫，并于官山口哨处设明蒙界碑，便于搜查间谍。

但界碑一事被杨辅臣驳回，明英宗只得以哨备谨严何用界碑来调和文武。周谅、陈怀、王祯等人心有不甘，奏报发现延绥境外东胜缘山有烟火。杨洪追踪发现兀良哈及瓦剌脱欢人马猎于沙净州，明庭逐决定整军殄灭以肃边境。

《白塔题记第六零二条》：“正统六年五月初十日，大同右卫千户梁智、高荣等根（跟）随总兵官大人石（总）兵，领兵五万三千来丰州追捉（叛）（虏）。”此战主将及具体过程不知，查实录相关只得一条。

《英宗睿皇帝实录》：“正统七年 二月 十九日 大同参将都指挥石亨奏：臣奉勑分守西路兼督屯种，然大同右卫屯堡皆临极边，耕种之时军士散处莫为保障。看得忙牛岭外有玉林故城，相去右卫五十里，与东胜单于城相接。其地有险可据，又水草便利。乞拨官军筑立烽墩、哨瞭仍于故城，择取一隅修为营垒，以驻往来哨马。既得以保障边方，亦可以防护，屯种。从之。”由此判断此战主将或为石亨但因其犯忌讳而削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