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剧（Chinese opera），是中国宋元以来形成的戏曲，多达300多种。

歌剧（opera）是将音乐（声乐与器乐）、戏剧（剧本与表演）、文学（诗歌）、舞蹈（民间舞与芭蕾）、舞台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通常由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序曲、间奏曲、舞蹈场面等组成（有时也用说白和朗诵）。早在古希腊的戏剧中，就有合唱队的伴唱，有些朗诵甚至也以歌唱的形式出现；中世纪以宗教故事为题材，宣扬宗教观点的神迹剧等亦香火缭绕，持续不断。但真正称得上“音乐的戏剧”的近代西洋歌剧，却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文化的世俗化而应运产生的。

中国近现代出现的新的戏曲音乐被称为“新歌剧”，是为了区别于传统戏曲。他既不同于传统戏剧，又有别与西洋歌剧。

探索阶段：（1919—1944）的新歌剧，或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或是为了适应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的需要。前者，如：黎锦晖的儿童歌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等，在倡导科学、民主精神上，在艺术形式通俗化、民族化上，都做出了有益贡献。后者，如：聂耳的《扬子江暴风雨》、向隅的《农村曲》、冼星海的《军民大生产吧》等，都在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的内容上、在借鉴西洋歌剧的经验上、在艺术形式民族化的问题上作出了宝贵的尝试。

奠基阶段：（1944—1955）是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新秧歌运动为起点的。那时，一大批秧歌剧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为新歌剧的创作开辟了正确的道路。此后，《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又获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一步探索新歌剧的创作经验。《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草原之歌》等相继问世。

深入探索阶段：（1956—）是遵循“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方针，进一步大胆探索新歌剧的创作经验的。这批新歌剧大致有三个创作道路。一、紧靠戏曲的创作道路，如：《红珊瑚》、《红霞》；二、基本上坚持《白毛女》的创作道路，如：《洪湖赤卫队》、《江姐》；三、音乐语言及风格都建立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在音乐形式创作手法上又借鉴西洋歌剧经验的创作道路，如：《阿依古丽》等。

十年动乱，新歌剧停止了创作。1976年之后，新歌剧又有了新的突破，如“《伤逝》、《芳草心》《第一百个新娘》等。

二十世纪中国歌剧创作的拓荒者是黎锦晖，他创作了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共12部，在当时的中国曾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中国歌剧创作开了先河。1934年聂耳和田汉推出《扬子江暴风雨》，这种“话剧加唱”的做法后来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歌剧结构形式。从三十年代中期起，上海、重庆一些专业作曲家在创造民族歌剧方面作了不同方式的探索，出现了《西施》（陈歌辛，1935）、《桃花源》（陈田鹤，1939）、《上海之歌》（张昊，1939）、《大地之歌》（钱仁康，1940）、《沙漠之歌》（王洛宾，1942）等作品，其中大多借鉴西洋大歌剧的创作经验，力图解决音乐戏剧化问题。在这些作品中，成就较高、影响最大者，当推黄源洛的《秋子》。在延安也出现了《农村曲》（向隅等作曲）和《军民进行曲》（星海作曲）这两部作品。不久，在延安秧歌运动基础上产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安波作曲）、《夫妻识字》（马可作曲）这种载歌载舞、新颖活泼的广场歌舞剧形式，改变了中国歌剧艺术的发展方向并且直接孕育着大型歌剧《白毛女》（马可等作曲）的诞生。《白毛女》在中国歌剧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中国歌剧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美学品格。继《白毛女》之后，又出现了《刘胡兰》（罗宗贤等作曲）《赤叶河》（梁寒光作曲）等优秀剧目。后来歌剧史家把从《兄妹开荒》到《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优秀剧作在短时期内连续出现称为“第一次歌剧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中，中国歌剧创作在创作思维上形成几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继承戏曲传统，代表性剧目有《小二黑结婚》（马可等作曲）、《红霞》（张锐作曲）、《红珊瑚》（王锡仁、胡士平作曲）、《窦娥冤》（陈紫等作曲）；一种是以民间歌舞剧、小调剧或黎氏儿童歌舞剧作为参照系，创作新型歌舞剧，其代表作为《刘三姐》；一种是以话剧加唱作为自己的结构模式，其代表作为“文革”后出现的《星光啊星光》（傅庚辰、扈邑作曲）；一种以传统的借鉴西洋大歌剧为参照系，代表作有《王贵与李香香》（梁寒光作曲）、《草原之歌》（罗宗贤作曲）、《望夫云》（郑律成作曲）、《阿依古丽》（石夫、乌斯满江作曲）；最后一种是以《白毛女》创作经验为参照系，在观念和手法坚持以内容需要为一切艺术构思的出发点，既不受制于、也不拒绝任何一种手法，只要内容需要，可以兼取西洋歌剧手法、板腔手法或话剧加唱手法。这种创作模式有两部歌剧杰作——《洪湖赤卫队》（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江姐》（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足可证明其卓有建树。

到了新时期，由于歌剧生存环境的变化和艺术观念、歌剧趣味的发展，歌剧创作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的趋势：

一种是雅化趋势，即沿着严肃大歌剧的方向继续深入开掘，把歌剧综合美感在更高审美层次达到整合均衡作为主要的艺术探索目标。这种探索的早期成果是《护花神》（黄安伦曲）、《伤逝》（施光南曲），随后是《原野》（金湘曲）、《仰天长啸》（萧白曲）、《阿里郎》（崔三明等曲）、《归去来》（徐占海曲），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又有《马可孛罗》（王世光曲）、《安重根》（刘振球曲）、《楚霸王》（金湘曲）、《孙武》（崔新曲）、《张骞》、《苍原》（徐占海等曲）、《鹰》（刘锡金曲）、《阿美姑娘》（石夫曲）等作品。就其思想性、艺术性和歌剧综合美的高层次营杂邙论，《原野》、《苍原》、《张骞》可视为新时期严肃大歌剧创作的高峰。

另一种是俗化趋势，即把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作为参照系，探索在中国发展我们自己的通俗音乐剧的途径。这方面最早的成果是八十年代初的《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刘振球曲）、《风流年华》（商易曲）和《友谊与爱情的传说》（徐克曲），此后这类探索贯穿于整个八九十年代，公演过的新剧目不下百部，但鲜有成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