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效率是特指一定时间内一个区域经济体中交易活动（与商业活动相联系）或业务活动（与行政活动向联系）进行的速度快慢或效率高低。

最早提出与城市商业交易效率相关问题的是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论述了运输效率与商业交易的关系。他认为,水运比陆运的运输效率更高,如果没有水运的发展,则市场的发育、劳动分工的发展将受到影响。

随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好几个地方论述了运输效率对资本周转的影响,他指出:“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移动时间。”“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他在分析级差地租形成时也提到与交通效率相关的问题,他指出:“通过采用交通运输工具而使位置变得便利。”

杜能在《孤立国:对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指出,运输费用对人类生产、经营、商业活动的影响巨大。

韦伯在《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中指出,运输费用是对工业布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对工业的基本定向起最有力的作用。因此,企业生产成本最低的地点首先是运输费用最小的地点,这就是运输区域法则。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每当交通工具跌价,和远地之间的思想自由交流每有新的便利,会使下业分布于某地的种种因素的作用随着变化。”在这里,他分析了交通工具的改良对于工业地理分布的影响,但他没有对其原因加以分析,而且将“运输成本”从主流经济学中删去了。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新经济地理学”的面世将空间和运输费用的问题重新拉回到主流经济学中。

“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城市集聚是集聚力和扩散力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生产要素投入组合的不可分性,企业集聚起来实现规模经济是有利可图的,而市场的地理分布和运输成本使市场需求呈现多样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运输成本的降低将促使企业集中到一定区域以降低固定成本。为使运输成本最小化,它便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其他企业的区位选择。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交易效率的问题。

但最早提出交易效率概念的是著名的华人新兴古典经济学家杨小凯,他在1988年和1991年的论文和专著中多次提出并应用了这一概念。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都重视运输成本的作用,但存在重大差别。新经济地理学强调运输技术、运输设备、基础设施对运输成本的重要作用;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强调上述作用,更强调政治制度、法律规则及其对整个经济体交易效率、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到交易效率,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飞跃。交易效率能避免交易成本不考虑运输成本的缺陷,以及在分析经济发展时面临的难题。同时,它克服了交易成本在分析经济发展问题吋难以量化、难以操作的问题,为交易成本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赋予了新的意义。

新兴古典经济学家杨小凯于1988年和1991年最先提出交易效率概念,此后在其论文和专著中多次应用该概念,这在对交易效率的认识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遗憾的是,他没有系统地对它的含义、内容、结构及影响因素等进行详细论述。据现有资料,第一个给交易效率下定义的是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赵红军。他认为:“交易效率特指一定时间内一国经济体中交易活动(与商业活动相联系)或业务活动(与行政活动相联系)进行的速度快慢或效率高低”,“具体而言,交易效率可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同质交易或业务活动的次数来衡量,即若一国单位时间内进行的交易或业务活动次数越多,则该国的交易效率就越高;或者也可用完成单笔交易或业务活动的平均时间消耗来衡量,即若一国完成单笔交易或业务活动的时间越短,则该国的交易效率就越高。”赵红军博士对交易效率含义的论述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但复旦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后高帆认为,交易效率的主体可以在宏观的国家或地区层面,也可以在微观的企业、家庭、居民等层面。他同时认为,与行政活动相联系的业务活动,实际也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区分交易活动和业务活动的意义并不显著;另外,效率的度量可以表现为时间快慢,但时间并不是度量效率的准则,还有履约质量等多重维度。因此,他认为:“交易是人类经济社会中最基本的活动。然而,交易的形成、展开和完成是需要条件和投入的。因此,交易效率可以被界定为: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交易参与方在开展交易活动时的投入——产出关系。”“交易活动的投入表现为完成交易所支付的时间、财力和物力等。而交易活动的产出通常与交易对象所得紧密相连。因此,假定交易具有同质性,则交易效率在宏观上可以表示为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同质交易活动的次数或频率,交易效率与这种次数或频率正相关。在微观层面上,交易效率表现为在特定范围的时期内,完成同质交易所需的时间或物质等投入程度,交易效率与这种时间或物质等投入成反相关。”高帆博士对交易效率含义的论述更切近实际,更为细化和具体。

但是,仅仅通过产出投入比来分析交易效率是不够的。如果交易活动不能给人们带来任何效用,则无论其产出和投入的比率有多高,也不能被看作是有效率的。从交易活动本身来看,一个交易活动能够完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交易双方或交易某一方能从交易中获得效用或效益。效用是指人们在消费物品或劳务时所感受到的满足,效用一般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客观存在的物品或劳务所具有的满足需要的功能;二是人们对物品或劳务的认识和利用;三是消费者需要的存在。效益是经济活动结果中的有效部分,也就是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

构成交易效率的基本要素有三个:一是单位时间内所交易的物品或劳务的质量和数量;二是这种物品或劳务的所具有的效用;三是交易者在交易中获得的效益。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在一定时间内以获得一定的质量和数量的物品或劳务做基础, 就谈不上效用和效益的问题,更不能谈它们的最大化;如果只注意物品或劳务的质量和数量,而忽视其效用的价值指向,则物品或劳务不能交易,因而效益也不能实现;如果片面强调效益,而对物品或劳务的质量和数量不加注意,则最终会损害效益。因此,交易效率应是在上述三个要素都具备的条件下的物与物、人与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组合与配置状况,它直接表现为交易效益与交易成本的比率,即:交易效率=交易效益/交易成本。其中,交易效率与交易效益成正比,与交易成本成反比。

影响交易效率的因素很多。其中,满足交易需要的物质条件、交易技术和交易制度是影响交易效率的重要因素。

物质条件是影响交易效率的重要因素。物质条件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和可供交易的物品或劳务。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地理区位条件有利于提升交易效率。如我国东南部地区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河流密布、人口密集、经济发达,这就为东南部地区具有较高的交易效率奠定了基础。而我国西北部地区多为高山峻岭、深沟峡谷、气候干燥、雨水短缺、人烟稀少、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提升交易效率的自然条件较差。良好的基础设施是影响交易效率的重要因素,公路、铁路、机场、车站、码头、港口、通讯港和其它基础设施的状况,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交易效率。凡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其交易效率高;凡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区,其交易效率则较低。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时代,高速公路、航空设施、深水港口、信息设施、金融保险设施、教育培训设施等的建设加快,极大地改变了交易的时空状况,迅速提高了交易效率。交易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可供交易的物品或劳务,经济发达则可供交易的物品或劳务就较多,反之亦然。可供交易的物品或劳务及其他物质条件是提升交易效率的物质基础。

交易技术是影响交易效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技术是指人们根据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交易技术是指人们根据交易实践经验和交易原理而发展起来的操作方法与技能。交易技术与基础设施及交易工具密切相关,但交易技术不等于建没基础设施的技术和生产交易工具的技术。交易技术主要包括围绕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劳动流的技术。围绕物流的交易技术主要有包装、保管、仓储、运输、物流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先进的物流技术可以大大节约物流时间,节省流通费用,降低流通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围绕信息流的交易技术主要有与交易相关的通讯、信息搜集、信息传播等方面的技术。先进的信息交易技术可加快通讯联络,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处理成本,从而提升交易效率。围绕资金流的交易技术主要有与交易相关的投融资技术。人们在交易过程中需要金融业为其提供结算、汇兑、信用证、保理、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理财、咨询、资本运作和金融衍生交易等多样化的现代金融服务,这些活动需要先进的金融技术支持,如信用卡、自动柜员机、电子银行、即时交易系统、远程数据交换、数据库采掘、网络终端等。先进的金融技术可以扩大交易范围,加快交易速度,提升交易质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围绕劳动流的交易技术主要有劳动力流动、交易的技术。劳动交易技术的提高可以扩大交易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交易制度也是影响交易效率的重要因素。制度是对人们行为进行制约的规范体系。交易制度是对交易行为进行制约的规范体系,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交易制度主要包括产权制度、价格制度、市场制度、信用制度和货币制度。产权制度是交易的前提,只有产权清晰的物品或劳务才有可能进行交易,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明确交易方的产权,减少产权鉴定的成本和因产权而发生的纠纷,从而提升交易效率。价格制度是指与交易相关的产品或劳务价格制订和实施的制度,规范的价格制度有利于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提升交易效率。市场制度是指交易方的交易规模及市场竞争的规范或规则。完善的市场制度有利于交易规模的扩大、实现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扩大交易的规模、提升交易的质量、提高交易效率。信用制度是指对交易方遵守交易规则履行合约的行为规则。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一旦不讲信用则交易行为将会被延缓或中止。完善信用制度是扩大交易规模、减少交易磨擦、提升交易效率的重要保证。

在动态世界里,只有能够汇集资源、配置资源的地方才是中心。只有较高交易效率的中心,才有可能汇集和配置资源。如果交易效率较低,那么资源流动的速度就会放慢;如果失去交易效率,那么中心地位也就会失去,而在另一交易效率较高的地方将会形成新的中心。城市要保持其中心地位,就需要维持较高的交易效率。如果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地扩大交易规模,不断地提高交易效率。而要提高交易效率,则必须改善物质条件、提高交易技术、完善交易制度。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主要表现为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劳动流的速度加快。因此,提升交易效率的主要途径是加快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劳动流的速度。

交通运输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物流速度。工业革命前,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车。马车运载量有限、运输速度慢、成本高,所以物流的速度较慢。因此, 人们的交易活动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随着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明及其在运输业的广泛应用,大大加快了运输速度,加大了运输量,延长了运输距离; 而且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新的国际分工的形成,产品间的贸易发展成产品内的贸易,货物和劳务交易量激增,就急需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加快物流速度。

加快物流速度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加快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建设。要不断提升物流技术,建设物流网络和电子化网络,提高物流装备的技术水平,提升物流效率。要加强物流管理,有效组织物流资源,有效整合现有运输、仓储、配送及加工资源,科学合理地开展多种方式的联运,实现运输途中交接运输的无缝衔接和信息的实时处理与反馈,并提供物流链上的其它服务。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促进系统运输、仓储企业转变成第三方物流或第四方物流。通过整合和发展,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物流资源,发挥物流的最大能力,从而降低物流成本,提升交易效率。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不断深入的时代,人流、物流、资金流都离不开信息流,信息流的速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速度。因此, 信息流的速度是影响交易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快信息流的速度,可以提高交易效率。信息流主要由电子信息传输网和非电子信息传输网构成。电子信息传输包括电话、电报、电视、广播、音像、视听、数据通讯、计算机网络等;非电子信息传输主要包括邮政、报刊、杂志、图书、简报、资料、广告技术推广、咨询、文化博览活动等。加快电子信息传输网和非电子信息传输网的建设速度,必然加快信息流的速度。

1837年电报发明以后,通信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一发明使通过一根铜线上的电脉冲传递信息成为可能,从那以后,人们在通讯领域不断探索和革命,步入了信息社会。信息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交易方式。现代信息技术对交易活动的结构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交易活动中的批发业务正在逐渐消亡。零售者与生产部门直接挂钩正成为主要趋势。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所构成的“快速反映系统”是促进这种趋势的主要动力。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应用大大地降低了整个交易过程中所消耗的劳动力资源和时间。商品条形码的广泛使用可使交易者随时掌握商品进出信息、节省交易时间;电子数据交易系统使得交易商可以将订货单、发货单、付款通知等需要人力和运输工具传递的信息通过电子方式传递,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美国最大的商品连锁店沃尔玛(Wal-Man)是应用信息技术比较先进和成功的一家,沃尔玛将其所有的零售商店中的每一个销售点用扫描器扫描条码所得的商品销售信息存入计算机中,并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直接传送给供货商。供货商则根据这些信息确定什么时候需运送什么、运送多少货物给哪一家零售店。这种做法消除了许多中间环节,如推销员、中间会计、仓库和仓库保管员、运输部门和货运司机等。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交易效率。位于悉尼的Epsom澳大利亚有限公司通过采用信息技术使客房提前预定的时间缩短了66%,仓储时间节省了50%,劳动力节约了43%,而仓库的操作成本则减少了25%。

传统零售业是围绕交通要道设立的。在发达国家,更常见的是与高速公路连接在一起的超级市场,形成了具有20世纪特点的“购物文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这种状况。11世纪的“购物文化”仍然围绕高速公路进行,但已经不是走汽车的高速公路,而是信息高速公路了。电子商务与国际化的商业网络很可能成为21世纪“购物文化”的主要特征。为了适应这一时代特征,需要大力推进信息化进程。为此,需要大力加强电子信息传输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设现代化信息港,完善通讯网、数字电视网和新一代互联网等基础设施,逐步形成全覆盖的高速宽带、骨干交互网络、公用数据传输平台。在非电子信息传输网建设方面,要继续建设好邮政网、办好报刊和杂志、建立图书资料网、办好文博及会展,充分发挥非电子信息传播网的重要作用。通过努力,建设好信息高速公路,以方便和加快信息交流,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因素,除了生产资本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同比例外,还有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长短。影响交易资金流的主要因素除了交易时间长短和运输条件好坏之外,便是金融业的发展状况。金融业的状况直接影响着资金流的速度。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加快金融改革与创新、实现金融现代化,对于加快资金流的速度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业的现代化主要是引进信息技术,实现金融信息化。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在所有信息密集的经济活动中,金融业总是率先引进先进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极大地提高了银行的效率。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业务处理的效率;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促使银行重新设计它的业务流程,使得业务流程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更合理、更快捷、更节省资源。如自动提款机(ATM)不仅方便了顾客,而且大大地减少了银行出纳员的工作量。有人计算过,在美国,一个银行出纳员每天大约可处理200件交易业务,每周约工作30小时,年工资从8000美元至20000美元不等,还要加上各种福利和休假等。而一个自动提款机每天可处理2000笔交易,每月工作168小时,成本大约是每年22万美元,而且不需要福利和休假。又如“电子支票”可极大地节约人力和物力,不再需要进行填写支票、信用审查、邮寄、入账等繁杂的手续,效率极高。

促进金融业的信息化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主要是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建设每个银行内部的信息系统;二是建设银行间的信息系统,特别是各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系统;三是建设银行与客户间的信息与支付系统。

从我国实际出发,构建现代金融网,需建设金融调控和货币融通网、金融监管协调网和资金流动安全网、金融市场网、同城票据结算交换网、银行卡区域范围内一城网、统一的企业个人信用信息网、“银证”、“银保”、“证保”协作网。要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以更多的金融工具、更先进的金融技术和更好的金融服务方式,提供优质服务。要重视信用证、保理、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理财、咨询、项目融资和资本运作等金融工具的开发运用,提高金融无纸化、电子化和网络化水平,保证以较低的成本、较小的风险和较高的效率筹集、运用和调度资金。同时,要加大金融业的开放力度,吸引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来我国设立分支机构,引进现代金融理念、先进金融技术和新型金融工具。努力实现金融现代化可以扩大金融规模,降低金融成本,加快资金流的速度,从而达到提高交易效率的目的。

劳动流是影响交易效率和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都要依赖于人,需要人来操作,人在提升交易效率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 劳动流是提升交易效率的决定性因素。劳动流不等于人口流,但人口流中包含着劳动流,劳动流是人口流中的主体部分。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是因为城市预期的收益比农村的高,就业机会比较多,所获收益与支付成本较农村的要大,也就是说,其交易效率较农村要高。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中期阶段都经历过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过程,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流动人口不足200万人,1990年突破3000万人,1994年超过6000万人。最近五年来,全国流动人口数量每年增加600万-800万人。综合分析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农业部、劳动保障部、国家人口计生委等有关部门统计数据,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1.2亿~1.4亿,占全国人口的1/10。据有关专家测算,从现在到2015年,至少还将有2.5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届时流动人口将有可能突破4亿人。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成为我国劳动流的主力军。由于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交易效率较低城市的人口会流向交易效率较高城市。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不少外籍人口和海外留学人员也流向我国城市。这些构成了我国现阶段规模庞大的劳动流。为了保证劳动流的有序流动,加快劳动流的速度,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依靠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提升交易效率的空间和环境,消除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的壁垒。

二是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简化劳动力转移的手续,允许农民具有比较自由的迁移权、居住权和就业权。特别要把福利与户籍身份相剥离,把附着在户籍身份上的社会保障、社会保护、教育获得及其它公共服务从户籍身份上剥离掉,让城乡居民享受一样的待遇。

三是加强劳动力中介组织建设。加快发展和严格规范劳动力中介服务市场,健全中介网络,降低劳动力供求双方的搜寻、谈判和签约成本,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四是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加强各类人才信息库的建设、充分利用网络的时空优势和快捷功能,建立面向国内外并与国内外人才交流接轨、信息量大、辐射面广、效率高的现代化劳动力市场。五是建立劳动力供需预报制度。做好人才供需预测, 引导劳动力的流动和培训,促进劳动流的合理流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