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兵，古代从军的僧侣或武装的僧侣集团，即执兵杖从事争斗之僧侣的武力集团。

继孔雀王朝而兴起的巽伽王朝，领域曾北抵锡亚尔利特，南到纳尔巴达河，成了恒河流域强有力的统治者。这个王朝一改阿育王利用佛教的政策，掀起了复兴婆罗门教的运动，佛教无人信仰被迫从它的故土，向南北两方转移。

公元前1世纪中，一直在东南戈达瓦里河与克里希纳河生活的案达罗人，建立了娑多婆汉那王朝(亦称“案达罗王朝”)。它消灭了已经衰落的巽伽王朝，把自己的统治区域向北推进到马尔瓦，向南抵达卡纳拉，东西两面临海，一度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娑多婆汉那王朝依然信奉婆罗门教，但也容许佛教自由传播。它的南边诸国，也大体施行这种方针。这一形势，使佛教在恒河流域恢复了一定活力，在南印，则有机会与海外的思想文化交流，尤其是发展同斯里兰卡的交往。由于佛教还得不到当权者在整体上的支持，它不得不进一步向中下层群众寻找信徒，其中与海上贸易有关的商人富户，以及由于社会动荡而不断产生的政治上的失势者，可能成为新信徒的中坚成分。公元前1世纪初，在杜陀迦摩尼王(前101一前77在位)率领居民驱逐入侵者朱罗人的战争中，得到了佛徒的支持。朱罗人信奉婆罗门教，同佛教徒在信仰上本来是对立的，加上民族间的战争，把宗教对立推到极端尖锐的程度。相传杜陀迦摩尼王获胜以后，曾因为战争杀人数千有违佛教教义而深表悔恨。

在南朝刘宋政权建立之初，北方还存在西凉、西秦、北燕、大夏、前凉和北魏6个民族政权，到宋文帝元嘉16年(公元439年)，在“淝水之战”后迅速兴起的北魏，在短短几年内消灭了其他几个政权，统一了北方，形成了与南朝对峙的局面。北魏及其分裂后出现的4个短暂王朝，即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史称北朝时期。

北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拓跋部落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这个部落一开始活动在东北大兴安岭一带，后来走出高山森林，成为北方的强大势力之一，于公元439年统一了中国北部。在进人中原之前，拓跋部还处在奴隶制阶段，而中原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魏孝文帝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对中原人民的统治，把国都从平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并实行“汉化”政策。所谓“汉化”，就是使拓跋部进一步封建化。

魏孝文帝下令鲜卑人按照“以贵承贵，以贱承贱”原则改汉姓，改皇室拓跋为元。规定除皇族元氏外，鲜卑族中以穆、陆、贺、刘、楼、嵇、尉八姓为最贵，汉族士族以崔、卢、郑、王四姓为最贵，这样就形成了鲜卑贵族的“门阀化”，为以后逐渐激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埋下了祸根。魏孝文帝还鼓励与汉人通婚，推行均田制等各项改革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一直非常盛行。北魏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提倡佛教，兴建佛寺，发展寺院经济。魏宣武帝和孝明帝时，前后征调80万民工，花23年时间在洛阳龙门山凿佛龛，在洛阳城内建永明、景阳、永宁三大寺院，耗费无数钱财。其他王公、贵族、地主也争相修建佛寺。到魏末．全国计有佛寺3万多，僧尼达200万人之多。寺院同世俗地主一样，也拥有大量的土地。寺院的上层即寺主，是寺院土地财产的所有者，实际是大地主；寺院下层是僧众，承担耕种织作劳动，处于农奴甚至奴隶地位。

鲜卑贵族、汉族地主、僧侣地主广占民田，而广大劳动人民在北魏推行的“均田制”下得到的一点土地，很快就被地主所掠夺。加上北魏末年，劳动人民担负的兵役、劳役也十分繁重。许多人为了逃避繁重的劳役， “竟弃本业，飘藏他土”，有的诡名托养，散在人间；有的亡命山林，渔猎为生；有的投依豪强，寄命衣食；有的“绝户为沙门”沦为僧侣地主的依附农民。

在北魏的统治下，各族人民饱受北魏统治者和门阀世族与地主剥削、奴役之苦，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老百姓的处境非常悲惨，因而发动起义，推翻北魏政权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在北朝期间的这些农民起义当中，据《魏书》帝记中记载，有很多沙门的僧侣领导或参加的农民起义，如：

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沙门慧隐谋反；

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沙门法秀谋反；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沙门司马惠御反；

宣武帝永平二年(509年)，沙门刘惠汪反；

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沙门刘光秀反；

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年)，沙门刘僧绍反；

延昌四年(515年)6月，沙门法庆反，自称“大乘”；

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大乘”余党复相聚结斗争。

北朝期间，沙门领导的起义在农民起义中已占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宣武帝时有9次农民起义，其中有3次就是沙门领导的。这里只就“沙门法秀起义”和“沙门法庆起义”作些简要介绍。

北魏孝文帝元宏在太和五年(481年)1月南巡，在2月即将回到平城之际，沙门法秀假造符瑞进行煽动，串通兰台御史张求等100多人发动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还有燕国秀才平季、新投降的原刘宋辅国将军崔僧祜。这次起义的原因可能与民族矛盾有关。当时驻守平京的是司空苟颓，他率禁卫军把法秀起义镇压下去，法秀等被杀。这起事件牵连很多人，孝文帝元宏为安抚民心，采纳尚书令王睿的“枭斩首恶，余从疑赦”的建议，赦免千余人。

北魏宣武帝元诩延昌四年(515年)6月，在冀(今河北冀县)、瀛(-ff河北河问)二州爆发了以沙门法庆为首的农民起义。法庆自称为“大乘”，率领5万多起义军，攻杀了阜城县令，又破勃海郡(今河北南皮东北)，杀死地方官吏。冀州长史崔伯麟奉刺史萧宝夤之命前往镇压，兵败后被杀。7月，朝廷派征北大将军元遥和封隆之率兵攻讨之。9月，俘杀法庆及其妻尼惠晖等首领百余人，传首平城。官兵“多所杀戮，积尸数万” (《魏书》卷六十四《张彝传》)。北魏统治者在以暴力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同时，还派高绰、封津等人前去招抚。但起义军并没有完全被消灭。北魏明帝元诩熙平二年(517年)1月， “大乘”余众复相聚结，攻人瀛州，后被刺史宇文福镇压下去，起义以失败告终。

僧侣法庆等人的起义，是以“大乘”佛教标榜的“大慈大悲，救人苦难”的说法，在一部分士族和农民中进行宣传，从而发动起义的。《魏书》卷十九《京兆王子推·元遥传》载：法庆首先把渤海士族李归伯全家拉为同伙，李归伯“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按，也称十地菩萨，菩萨修行阶位中最高阶位，相当于佛)、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宣称起义军杀1人者为一住菩萨，杀10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认识，惟以杀害为事……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

法庆通过自称“大乘”来发动起义，是以“新佛出世”来为起义军增添神的色彩，目的是激励起义军的士气来多杀北魏官兵和僧尼，达到“除魔”的目的。这样的目的，既要推翻北魏朝廷，又要彻底革新与统治者关系密切的佛教。这说明北朝时期的阶级矛盾、对宗教内部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已达到十分尖锐激化的地步。

在日本佛教的历史上，也发生过许多佛教僧侣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佛教派别之间的争斗。尤其是在十五六世纪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幕府和皇室都无实权控制局势，导致内战、暴乱、盗匪活动、世仇纷争十分猖獗。这一时期日本政局动荡，与西欧黑暗的中世纪局面相似。佛教寺院的僧侣们也互相争斗不休。

在十五六世纪动荡不堪的日本“战国时期”，幕府和皇室都无实权，出现了政局不稳、内战频仍、天下纷乱的局面。日本佛教也发生过一些派别举行的农民起义，以及派别之间的争斗。

日本佛教的一些宗派，打着佛教的旗帜，纷纷发动了农民起义。如：1488年加贺国(今石川县)地区爆发的真宗农民起义、1563年参州一向宗起义、1570年伊势长岛真宗僧徒起义等。而加贺国地区的真宗农民起义的胜利，曾使其后百年间加贺国的管理权掌握在真宗教徒的手中，由农村上层、僧侣和农民代表组成领导机构。

另外，日本佛教派别之间的争斗也是频频发生。15世纪时，日本人大都信奉佛教，但派别很多，互相争权夺势，抢占地盘，导致相互之间争斗不已，如：

从9世纪时起，天台宗就在日本京城京都东北的比睿山上修建了寺庙，布道传教，招收佛教徒。从净土宗中分出的一向宗，也称“真宗”，则一直扎根于都城之内。这两派都拥有大量的武僧，相互争斗多年，而且积怨很深。镰仓时代后的天台宗，一直没有改变平安末年比睿山僧徒飞扬跋扈的情况，他们与其他派别的争斗几乎没有停止过。如建仁三年(1203)，比睿山西塔释迦堂的僧侣与学僧结怨，互相构筑城垒攻战达10个多月，后在朝廷的追讨下才驱散；建历三年(1213)，清闲寺与清水寺发生地界之争。朝廷派兵剥夺了山门众僧的盔甲、兵器，并予以击杀。此外，西塔之战，元动寺与南谷之纷争等等，比睿山的僧侣引起的纷争接连不断，时有发生。

在历代幕府时代，这两派的争斗还能被朝廷控制。后来幕府和天皇都成了名义的首脑，两派之间的对抗和争斗，逐渐演变为公开化。宽正年间(1460～1465)，天台宗比睿山上的僧侣闯进京都，放火烧毁了一向宗的营垒本愿寺，杀死该寺的大批僧徒。在乡村，各派之间也争斗不止，毁坏财产不计其数；到天文年问(1532～1554)，天台宗与日莲宗的信徒也大动干戈，天台宗烧掉了日莲宗的21个寺院；然而到元龟二年(1571)，比睿山僧徒因帮助浅井氏和朝仓氏对抗织田信长而遭到织田信长的攻打。

由于日本佛教在9世纪后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佛教寺院到处林立，寺院不仅代表一股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甚至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样，寺院变成名副其实的堡垒，那里充满了僧兵。一些宗派的僧兵进攻另一些宗派的寺院，并把它们洗劫一空。他们已经变得与世俗封建主的武装分子无异，佛教宗派之间陷入了无休的争战。具体参见《Buddhist Warfare》、《The Red Thread》、《Zen at War》等国内外书籍。

一说起僧侣这两个字，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少林寺，确实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解的比较多，自然会对少林寺的和尚有着比较高的评价，但是事实上日本的僧兵也有着很强的武装战斗能力，他们甚至在历史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他们甚至在日本历史上产生过长达几百年的作用，影响过整个日本朝局走向。

僧兵之起源始于北魏时代。据魏书释老志第二十载，北魏世祖西伐至长安，见寺内藏有弓、矢、矛、楯，以及僧人淫乱的密室，遂大怒，下令杀戮沙门，查抄寺院，焚毁佛像。即为寺院中拥有武装之史实记载。又唐初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春天，李世民以太尉、尚书令、陕东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等身份督军与王世充作战，进行他建立伟大的唐王朝之前的统一战争。

二月份的时候，王世充已经兵败如山倒，但是因为窦建德率兵十余万增援，战局暂时变得复杂起来。当时的战场主要在洛阳附近，在洛阳与少林寺之间有一个“轘州”，原称柏谷坞，是隋文帝赐给少林寺的庙产，在寺西北五十里处，因其地势险要，属兵家必争之地，王世充将之据为己有，作为军事要塞，让侄子王仁则据守，自己拥兵与之不远的洛阳，互相呼应支援，以抗拒唐军。四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少林寺的和尚联合王仁则手下的轘州司马赵孝宰，里应外合，抓住了王仁则，将之送给了唐军；三日后，李世民派官员至寺颁赏——赐地(即柏谷坞)四十顷，水碾一具。

另据樵书二编卷九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兵入犯苏淞海滨，该地兵民起而御之，不克，操江蔡克廉更募僧众，彼等勇猛善战，大破倭寇。

僧兵最早出现于平安时代。平安时代的白河院，因为非常崇尚佛教，在寺院供养许多僧兵，而使得僧侣的势力更加庞大。僧侣们逐渐不受拘束一旦事情不合己意就发动叛变，成为一时势力。这种现象持续至战国时代，成为战国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诸如本愿寺纠集信徒在河内，京都附近建立与各大名相抗衡的势力，造成许多大名上京的阻碍。

僧兵被誉为日本战国战场上的最强步兵单位。与其说他们攻击力太过强大，不如说他们是真正的悍不畏死。口中低呼着佛号踏上战场，直至战剩最后一人也绝不会退缩。另一个方面，日本是佛国之一，在战场上很多士卒不愿意和这些僧人作战，未战，士气就已经很低落了。这些僧兵配合大名上杉谦信的“车悬”阵法，简直如虎添翼，曾几次让武田信玄大吃苦头，损失惨重。值得一提的是，织田信长是少有的不理会这些僧兵的大名，只要是挡住他制霸之路的，不管是什么，照杀。这也是信长被称为“佛敌”的原因。

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曾致力于禁止、清除僧兵组织，德川幕府建立之后僧兵逐渐淡出日本的历史。

朝鲜的僧兵其实是义勇军，是在国家须抵御外侮时，政府临时征召有武艺的僧人组成军队。

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朝鲜在全国共募得有武艺的僧兵8000人，由年过7旬的西山大师休静统帅，在清州、平壤、开城之役中，战斗力较强的僧兵都作为朝鲜军主力和日本军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