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会是清末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第一个爱国团体。光绪年间在日本东京成立。由戢翼翚、沈翔云等任干事。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发刊《译书汇编》和《国民报》（月刊），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会员共计四十余人。成分复杂。1900年8月，部分成员参加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该会成员发生分化,部分会员转向革命。1901年5月,会员秦力山、沈翔云、戢翼翚等在东京创立《国民报》月刊,鼓吹革命,提倡颠覆清王朝,开始反对保皇党。该会对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的逐步集结起了一定作用。

晚清中国人留学日本发端于1896年春，最初只有官费学生13人，到1899年夏，官费、自费留日学生总数也不过70人余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清廷实施新政，留日学生越来越多，从1901年至1903年，“斠其人数，迺至如一与四之比例，进步可谓至速”。到1905年，总数更接近万人。伴随着留日学生日渐增长，排满革命思想日益传播，一些有革命党人参加或由革命党人主导创立的团体，如励志会、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等，陆续出现。这些团体与其后华兴会、光复会等的创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并最终发展至中国同盟会成立。

励志会是清末留日学界创立最早的一个团体。按上世纪40年代冯自由出版的《革命逸史》所记，该会是1900年由东京留学界所组织。其性质从初创到后来发生过明显变化。作为最早的会员，曹汝霖说该会“设立宗旨只是联络情谊，研究学术”；章宗祥说“会员个人以义合，而不以会自相标榜，可称最纯洁之团体”；张继也说当时“尚无革命与不革命之分，余尚戴辫发，对于政治毫无正确认识”。这些说法所反映的都是初创时的情况。不久，会员思想就发生剧烈变化，故熟悉该会的冯自由说：“会中有激烈、稳健二派，沈翔云、戢元丞、程家柽、杨荫杭、雷奋等属于前一派……后一派如章宗祥、曹汝霖、吴振麟、王璟芳等。”又说：“是时革命思潮已风起云涌，会员中主张光复主义者大不乏人，激烈派如戢元丞、沈翔云等均任会中干事，故亦不啻一革命宣传机关。庚子七月汉口一役殉义之黎科、傅慈祥、蔡丞煜、郑葆晟及脱险之戢元丞、秦力山、吴禄贞诸人，皆此会会员也。”则励志会虽不能视为纯粹的革命团体，但与留日学界革命力量的初步聚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故后来论及留日学界革命团体者，几乎无一不从励志会讲起。

关于励志会创始时间，学界一般都是依据冯自由的记述，但其说恐怕不确。根据相关档案记载，上述庚子汉口一役也就是自立军起事被镇压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得知其所派留日学生参与了该事件，并创立励志会，大为震骇，立即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要其训诫诸生“猛省悔悟，勤学报国，勿为邪说乱人所惑”。李盛铎接电后，传集留学诸生调查了一番，然后电复张之洞说：“据称，励志会始自去秋，专为研究学问及译书而设，月聚一次，演说皆系学问，未及国事。”可知励志会创始其实是在1899年秋，而非1900年。张继回忆他加入励志会，也是在1899年夏赴日后。

沈翔云等实为孙文与励志会之间联系的纽带，并对扩大励志会激进派的力量起到了关键作用，励志会因此出现“革命化”趋势。

随着励志会成员逐渐“革命化”，会员活动日益活跃。1900年夏，有多名会员利用康、梁及唐才常等发动自立军起事之机，回国参与其中，结果傅良弼、蔡丞煜、黎科、郑葆丞等惨遭杀害，沈翔云、戢元丞、秦力山、吴禄贞等侥幸逃脱，复返日本。不久，又传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不过，此时革命已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同情，不像之前被人视为“大逆不道”，“革命同志如雨后春笋，暴长不已”。

1901年阳历元旦，励志会开新年庆祝会于上野精养轩，有30多名会员参加，并请菲律宾独立军代表鹏西、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以及横滨兴中会会员尤列、翟美徒为来宾，拍照纪念。尤列是孙中山最早的革命同志之一，世所谓“四大寇”之一，惠州起义时负责运动长江会党，起义失败后流亡横滨，联络翟美徒等建立中和堂，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尤列在横滨与孙文同住一寓，并与励志会戢翼翚、沈翔云、秦力山、程家柽等往来颇密。元旦聚会表明，励志会与兴中会之间有了更加紧密的接触，并且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会员已经倾向或主张革命。

在励志会逐渐“革命化”的同时，会中亦有一些人“渐趋向拜官主义”，特别是1901年后清廷下诏实施新政，逐步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废止八股文，改试策论，选派学生出洋等，并且有留学生毕业后酌用之议，于是留学生中一些人视此为仕途捷径。励志会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凡遇政府派员到日考察，章（宗祥）等辄为之翻译引导，因是渐与官场接近，而以稳健自命；激烈派渐鄙其行，诋为官场走狗，两派积不相能，遂成水火”。建立纯粹的革命团体已势在必行。

针对励志会分子不纯，一些人醉心利禄，渐为清吏收买，沈翔云、戢翼翚、秦力山、张继等于190130年5月10日创刊《国民报》月刊，开始公然倡导民族主义，同时准备组织国民会，以纠励志会之腐败。《国民报》宗旨是“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撰述选译必期有关中国大局之急务，毋取空琐，毋蹈偏私”。从内容看，主要是介绍西方革命思想和历史，声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抨击清廷的专制统治，并回击改良派对革命派的攻击，但因经费困难，该刊出至第四期即停办，国民会亦因之搁浅，是否召开过第一次会议，成员情况如何，均不得而知。

1902年正月，因自立会起事时列名张园国会而受到通缉的章太炎流亡到了日本，并与孙文相识。他认为“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因此提议在是年农历3月19日以纪念明崇祯帝殉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的名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纪念会原本定于农历三月二十日在上野精养轩举行，届期留学生报名赴会者多达数百人，孙中山也自横滨带领华侨十余人来参与，然因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出面要求日本外务省禁止开会，以全两国友谊，纪念会最终为日本警视厅临时解散。但舆论已经造成，冯自由说“此举影响于各省留学生绝巨，其后留学界中爱国团体缤纷并起，即导源于亡国纪念会也”。对于此次纪念会，励志会中激烈派群起和之，稳健派如曹汝霖、章宗祥、吴振麟等则态度消极。

1902年夏，留学界又发生一件大事，有顾乃珍等9名已经到达日本的学生欲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驻日公使蔡钧为防革命，不允咨送，吴稚晖与之力争，蔡钧竟唆使日警将吴拘解回国，各省学生因此大愤。激烈派由此“叹异族政府之不足有为，伤神州之将陆沉”，加快了建立纯粹革命团体的步伐，是年冬遂有叶澜、董鸿祎、秦毓鎏等创立青年会之举。会章第一条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会名颇费斟酌，最初有人谓意大利独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故主张定名“少年中国会”。后经再三研究，以为“少年中国”四字易招清廷当局注意，不利进行，于是隐约其词，名曰青年会，实即“少年中国”之意。

青年会26人中，属于原励志会者有4人，即戢翼翚、金邦平、张继、程家柽。不过，金邦平在该会成立不久，就“以不禁章宗祥等明哲保身之劝告，竟正式宣告脱会”，从此远离革命。其余3人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励志会成员之所以只有少数人能够延续到青年会，是因为从励志会创立到青年会成立，已经过了三年多时间，原励志会成员已各有不同的去向。除了自立军起事死难4人以及以上4名加入青年会者外，其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回国参加工作，但所做工作与革命无关，如范源廉、嵇慕陶、富士英等。

二、回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如秦力山继东京《国民报》停刊后，又在上海创办《大陆报》，请雷奋、杨廷栋担任笔政；杨荫杭回到无锡后，在教书同时创设励志学会，继续宣传排满革命；沈翔云则至南洋及香港、广州从事革命活动。

三、转至别国留学，并从事革命活动，如王宠惠先后到美国、德国留学，与到欧美活动的孙中山保持着紧密关系。

四、仍在日本留学，虽有革命思想，但未参加青年会，如蓝天蔚。

五、回国供职清廷，但仍与革命保持联系，如吴禄贞、刘道仁、吴祖荫、万廷献等。特别是吴禄贞，回国后在湖北将弁学堂等处任职，以武昌花园山孙森茂花园为秘密机关，召集同志，继续暗中从事革命活动。

一般认为，青年会成立后，励志会已经瓦解，不复存在。但从《译书汇编》所登该会“壬寅十二月改正”章程来看，青年会成立后，励志会依然存在，只不过修改了章程，其纲领第一条为“研究实学，以为立宪之预备”，主要成员即原稳健派曹汝霖、章宗祥、吴振麟等。故曹汝霖回忆录有该会“后又改定章程，主张君主立宪，出一刊物，名《译书汇编》”之说。项士元谈及青年会的成立时，也说“清漪、询士（即叶澜、董鸿祎）均富排满精神，在日本尝组织青年会……时嘉兴吴振麟、乌程章宗祥等组织立宪党，与之势成对垒，盖立宪党主和平，此主激烈也”。不过，此后并未见励志会在邀求政府立宪方面有何重要举动，章宗祥、曹汝霖作为留学生会馆干事，除了不时组织留学生欢迎东游日本的亲贵，为自己谋求进身之捷径外，无所事事。

清末留日学生组织的第一个爱国团体。该会对留日学生中爱国志士的团聚集结有一定作用。

日本实为晚清中国留日学界革命派的大本营。伴随着甲午以后留日学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一些由留日学生创立的团体，如励志会、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等相继出现。这些团体之间具有清晰的衍变关系。最初创立的励志会，激进派与稳健派并存，而后激进派通过与孙文兴中会一派联络，以及支持和参与章太炎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等活动，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进而独自创立起具有明确排满革命宗旨的青年会。在上述过程中，一些留日学生被淘汰出了革命行列，更多留日学生则加入到了革命阵营。

励志会会员，张玉法统计有42人，即：王宰善、王璟芳、王宠惠、沈琨、沈翔云、吴振麟、吴禄贞、吕烈煌、汪荣宝、良弼、金邦平、夏循垲、高淑琦、唐才质、秦鼎彝、秦毓鎏、张瑛绪、张奎、张继、陆世芬、冯阅模、关炳荣、陈榥、薛锦标、章宗祥、富士英、曹汝霖、稽慕陶、叶基贞、叶澜、傅慈祥、程家柽、戢翼翚、雷奋、杨廷栋、杨荫杭、董鸿祎、廖世纶、黎科、蔡丞煜、郑葆晟、钱承誌。沈渭滨增补蔡锷、范源廉2人，合计44人。但反复查证发现并没有可靠资料记载汪荣宝、秦毓鎏、叶澜、董鸿祎4人为会员。良弼为会员之说则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谓“励志会之目的系关于对外而起，无满汉之分，以故满学生亦得列于会，若宗室觉罗良弼（字赉臣）其人者，亦励志会之会友也”。然而，励志会活跃时期陶成章并不在日本，从他说励志会“系关于对外而起”，即可知他对该会并不了解，从该会具有反满革命色彩来看，良弼加入该会也是不可信的。而有资料明确记载为会员的刘道仁（刘赓云）、吴祖荫、万廷献、蓝天蔚4人，则未受到张、沈二位学者注意。这样，励志会实有会员就应该为43人。

这43人到日本后的读书情况，主要有三种：一是先进日华学堂等校补习日文，而后入日本各大学；二是先进成城学校，而后入陆军士官学校；三是进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或其他学校读书。其中最活跃者当数沈翔云、戢翼翚等。张继称二人为当时“留东学界执牛耳者”，特别是戢翼翚，“倜傥有大志，同学多宗之”。励志会创立之初，正值孙中山、梁启超先后流亡日本，“彼此往还，相与研究革命方略，至为透辟”。梁启超创办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将原先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旧生如林锡圭、秦力山、范源廉、李群、蔡锷、周宏业、陈为璜、唐才质、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十余人，招来就读；原先在康有为另一弟子徐勤控制下的横滨大同学校的部分学生，如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曾广勷、郑云汉、张汝智等，也来到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就读。学校“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沈翔云偕戢翼翚、吴禄贞首先与孙文建立起关系，对孙文“一见如故”，“倾倒备至”，而后他又到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与梁启超时相交往，并将该校学生如秦力山、林锡圭、李炳寰、蔡锷、蔡钟浩、田邦璇等以及就读东京其他学校的有志之士如刘道仁、吴祖荫、傅慈祥、黎科、郑葆丞、蔡丞煜、程家柽等，一一引见给孙文，“共商天下事”，孙文因此“深得其助”。这些人十之八九都是励志会成员。

1900年冬，留日学界最早的两份刊物——《开智录》与《译书汇编》诞生。前者由粤籍留日学生郑贯一主办，并邀同是粤籍的冯斯栾、冯自由担任撰述。《译书汇编》主要由励志会成员主办，社员有戢翼翚、王植善、杨廷栋、雷奋、杨荫杭、金邦平、富士英、陆世芬、章宗祥、汪荣宝、曹汝霖、钱承誌、吴振麟、周祖培等，除周祖培、王植善外全部是励志会会员，并有一半是东京专门学校卒业生或在读生。该刊“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骚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斯之《代议政体》，皆逐期登载。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

针对励志会分子不纯，一些人醉心利禄，渐为清吏收买，沈翔云、戢翼翚、秦力山、张继等于190130年5月10日创刊《国民报》月刊，开始公然倡导民族主义，同时准备组织国民会，以纠励志会之腐败。《国民报》宗旨是“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撰述选译必期有关中国大局之急务，毋取空琐，毋蹈偏私”。从内容看，主要是介绍西方革命思想和历史，声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抨击清廷的专制统治，并回击改良派对革命派的攻击。编辑室设在东京小石川区白山御殿町百十番地，四壁悬挂汉口之役殉难的傅慈祥、黎科、蔡丞煜、郑葆丞四烈士遗照。其时《译书汇编》已停刊，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转任此报主要撰稿人，王宠惠任英文论说，冯自由则任发行兼编辑人。在是年6月10日该刊第2期曾刊登国民会英文广告一则，谓：“本报乃中国国民会的喉舌，该会章程已用小册子形式出版，在居住本地及其他各地的中国人中广为散发，已有相当多的有影响的中国人列名该会为成员。该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会议地址尚待择定。”据该会章程，宗旨为“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而据冯自由记述，该会“宗旨在宣扬革命、仇满二大主义，拟运动海外各埠华侨与内地志士联合一体，共图进行，即以《国民报》为主动机关”。从广告看，该会筹划已到一定程度，并且准备召开成立大会，但因经费困难，该刊出至第四期即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