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1911年7月4日—1994年10月14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教授，中国历史学家。

清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初九日（公历7月4日），唐长孺生于江苏吴江县平望镇，唐长孺出身书香门第，旧学造诣深厚，早年在旧体诗方面受过系统而严格的训练，所作旧体诗词极见功力。亦对当时西洋之“新学”略知梗概。同因家族亲缘关系，得时常于刘氏“嘉业堂”读书。尤喜文学。据其自传（现存武汉大学档案馆，不完）及部分日记，常览者有三：一为中国古典文学；二为“五四”以降之“新文学”；三为十七世纪以降西洋之文学名著。

民国十四年（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而当时浙奉战争亦爆发在即，沪上战云密布。唐长孺的《内乱与外交》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的。他并不认同“弱国无外交”，认为外交之失败，根源在于内政，在于今之执政者孳孳谋取一己私利，为辟地扩军而收括民脂民膏，“侧媚于强邻（按：指日、英、美诸国）”，军队“不可谓不多”，但“惟内争之是尚，权利之是争”，而无心“御外侮捍强敌”，所谓“国必自伐也，而后人伐之”，五卅血案即因之而发生。文章引征三代秦汉史例，痛陈当时内忧外患之严重局面及其根源，字里行间洋溢着饱满的爱国热情和深重的亡国之忧，其思维之缜密，论述之严谨，文笔之老到，很难想象出自一位初中生之手。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到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学习，主修法律等科目。撰写并发表多篇古体诗词，深受著名诗人金松岑赏识，谓其诗“幽涩似郊、岛，又似永嘉四灵，亦受散原影响”。进一步接受西洋诸种新思想、新学说，其间，曾多次于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旁听吕思勉教授授课，颇受其影响，从此关注、攻习中国古代史学。

民国三十一年（1932年），唐长孺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毕业，毕业后在兰田国立师范、武汉大学等单位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与王毓瑾结婚。受当时学术风气之影响，关注并研习西北史地、辽金史及蒙元史，间研习戏曲史等。其间，曾参加章太炎、金松岑在苏州所办之“国学会”。唐长孺在章太炎、金松岑所创立的“中国国学会”会刊《国学商兑》创刊号上，首次发表词作《解连环》，当时年仅23岁。次年8月，唐长孺又在中国国学会另一会刊《文艺捃华》第1卷第4册上，首次发表诗作，凡7首。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唐长孺任教于舅家刘氏为主要资助方的南浔中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开始，唐长孺相继发表了多篇研究辽金元史的专论和译文。抗战军兴，浔中解散，唐长孺举家辗转迁至沪上，一度兼职于上海启明书店，翻译外国文学著作，以补苴生计。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始，唐长孺在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谋得教职。但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一直潜心治史，而以辽、金、元史为主攻方向。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间，唐长孺得以辽金元史专家身份，于而立之年任教于光华大学。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金松岑向光华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吕思勉推介唐长孺，经吕思勉荐举，时任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教员的唐长孺，受聘为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从此正式开启了唐长孺尔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研究及教学生涯。甫入光华大学，唐长孺即在该校南锋社出版的学刊《南锋》第2期发表《读〈辽史〉札记》。当时唐长孺鉴于《辽史》“记载抵牾重复”，遂“仿照汪龙庄《〈元史〉本证》之例，对《辽史》作一点整理工作。纪传部分大致作了校勘考证”。这篇《读〈辽史〉札记》所考，即始于《辽史·太祖本纪上》开卷叙述耶律阿保机姓名、乡里的“契丹迭剌部霞濑益石烈乡耶律弥里人”句，止于开国七年（913年）六月“轨下放所俘还，多为于骨里所掠”条。此文前后（下至离沪赴湘的1942年），唐长孺还发表了一系列“校勘考证”《辽史》的论文，并撰写了多篇考论宋金元史的力作。

民国三十年（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孤岛”亦沦陷，光华沪校停办。吕思勉、金松岑等相约携眷归里，以“一片冰心”互勉，“不黜虏之网，不嗅盗泉之饵”，“不向日本鬼子低头”。唐长孺亦决意离沪，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唐长孺正是“因吕师诚之之介，受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之聘”，历尽艰险，间关赴湘，受聘该学院史地系任副教授。国师创校校长廖世承原为光华大学副校长兼光华附中主任，与吕思勉是多年同事、朋友，创校伊始即拟延请吕思勉为历史系主任，吕思勉因“方为光华历史系主任谢不应”，推测吕思勉是向廖世承推荐唐长孺的，而唐长孺就读光华附中时，主持附中工作的正是廖世承，故唐长孺生致吕思勉书，要特笔“茂师前请安”。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受聘为迁至四川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讲授“中国中古史”、“中国近古史”等课程。校勘、笺释《唐书·兵志》，研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论著。撰写《中国中古史大纲补编》十余册，较大篇幅关注经济社会与民生。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唐长孺撰成《唐书兵志笺证》一稿。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晋升为国立武汉大学教授。讲授“中国通史”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元史。补订《中国中古史大纲补编》；撰成《中国古代行政地理》（拟题）稿本。译著《新中国》，由启明书店（书局）第三次印行。 五月，武汉大学回迁，唐长孺自重庆乘船赶赴上海接回家眷，从此定居于武昌珞珈山。

1950年，唐长孺讲授“中国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史”、“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史”等课程。兼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室（后改称中国古 代史教研室）主任。参加武汉大学高教联、教工会；兼任武汉市高等教育联合会编辑；武汉大学教工会学习干事、《武汉大学教工周刊》编辑等。同时开始通读《资本论》，细研《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撰写有关五胡政权建立及其性质、北魏国家建立与封建化等文稿。

1952年，唐长孺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思想保守”等问题被审查，一度辞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1955年以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等先后出版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至九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学术专著。多次发表研究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论文。唐长孺广泛参加史学社会实践。

1961年，唐长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从1963年起，唐长孺主持并参加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的点校工作。

1975年，经唐长孺倡议，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由他任组长主持整理工作，并主编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等书。4月底，唐长孺始成行赴新疆，先期带通晓英语、日语，熟知典籍年近六旬的谭两宜和朱雷去乌鲁木齐。唐长孺去了吐鲁番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古墓群，看到发现文书的古墓，也参观了交河故城、高昌故城两座古城。但就在去南疆的库车后，因乘坐手扶拖拉机挂带的斗车上，行走在路况极差的机耕道上，强烈的颠簸致使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由于新疆医疗条件差，唐长孺不得不返回北京，住进工农兵医院即同仁医院诊治。

唐长孺主持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有文稿都要亲自过目，最后定稿尤其要亲自参加。在现存《吐鲁番出土文书》早期文稿档案中，随处可见唐长孺批改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唐长孺对文稿审读的认真负责，特别是最后的定稿。

1980年后，由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初稿已经完成，整理组只留下六人，分工大致是：唐长孺领导陈国灿、朱雷、程喜霖三人负责最后定稿，吴震负责出版前的校对，李征负责全部图版的摄制。唐长孺每年寒暑假来北京，与陈、朱、程三人在一起进行最后定稿的情景。唐长孺当时眼睛已极为不好，只能坐在桌子旁边，让陈、朱、程三人中的一人读文稿。唐长孺负责听，觉得释文有问题，就让李征将原件取出，自己亲自核对；觉得解说、注释有问题，就口述应该如何修改。

1984年冬，始终不愿招收博士生的唐长孺，在学校相关领导的劝促下同意招博。最初慕唐长孺盛名报考的本来很多，后见考试科目中有“西欧中世纪史”，许多考生知难而退，或临场放弃。

1994年10月14日，唐长孺因病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唐长孺在史学领域的最大贡献，还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他生前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959年）、《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1983年）、《山居存稿》（1989年），以及《唐书兵志笺正》（1957年）和《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1957年），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共收论文13篇，其中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所作。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所有重要方面，无论经济、政治、军事，还是典章制度、民族、思想学术，乃至宗教、中西交通，都各有专题论述。

唐长孺的中国中古史研究，开辟了诸多新领域，或在前人基础上提炼出新的问题，其中在社会经济研究方面的突破最为显著。他对西晋占田课田制、各级官僚贵族荫族荫客制（包括北朝荫户制）、魏晋户调制及魏晋至唐官府役使的工匠身份和劳役形式，作了一系列制度层面上的精当考证，主旨在于中古时代土地制度、劳役制度及其演变，主要劳动者身份及其演变，围绕着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权，国家、大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演变，以及上述演变所推动、体现的中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形成及其特征。

其中所论汉代以来自由农民封建化即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的背景及过程、意义，极具原创性，构成了其“魏晋封建论”的基础。他通过分析“西晋户调制的意义”，指出在封建生产方式普遍推行的魏晋时代，封建国家却要限制封建依附者队伍的扩大，这正是“魏晋时期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重要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始终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自耕农，此即中国封建社会的“亚洲型”特征。他还对隋唐时期地主土地上各类直接劳动者，特别是浮客—客户的源流及其身份变化做了深入研究，指出两税法颁布以后客户身份合法化，“封建国家既容许土地的无限兼并，也不再阻止佃客队伍的扩大。中国封建社会正在这一个变化过程中由前期转入后期”。他将“客”的身份变化视为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一个重要指征，通过对“客”的长时段通贯考察，依托坚确的实证，自成一家之言。

门阀士族在政治、文化乃至社会各方面都居于统治地位，是中国中古时代特有的历史现象。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提出了关于门阀士族的基本论点，其后的一系列论文则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和深化。他指出九品中正制度的设立渊源于东汉选举制度中乡闾评议的传统，士族阶层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农村结构根源即牢固的宗族乡里基础。东汉末年，大姓名士主持乡闾评议，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尽管曹操意欲恢复汉代的中央集权体制，但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所需要的人才，三国政权的上层统治者主要选拔自大姓名士，“他们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九品官人法的建立，将“在野的名士月旦变作官府品第，核之乡闾变成访之中正”。然而，将大姓名士主导的选举权收归中央之后，却在事实上加重了大族在地方上的威权，从而巩固了门阀的统治。门阀制度业已确立之后，中正定品日益无足轻重，已成为保证士族尤其是当朝显贵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的工具，士族的高低序列及其升降，主要取决于“当代轩冕”即现实权势而非“冢中枯骨”即旧时门楣，门阀时代重用宗室（出镇入辅）的政策，亦与当时的政权结构即门阀贵族联合统治有关。唐长孺还对南北朝后期寒人的兴起及其在制度层面上的反映，即在选举制度上出现的由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过渡的萌芽，以及在科举制度兴起的隋唐时代门阀制度之趋于消灭、门阀阶层日趋衰落的过程，分别进行了专题研究。

他对门阀士族在经济、政治上所享有法定特权的具体考证，指出北魏孝文帝采取法律形式来制定门阀序列、等级，与南朝迥异并开唐代官定士族等第的先河；指出魏晋玄学是“反映现实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套政治理论”，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即门阀士族的政治哲学。以上研究多发前人所未发，形成了一个完备自洽的理论阐释框架，因此唐长孺被誉为“中国大陆士族研究的奠基人”。

唐长孺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唐书兵志笺正》一书，对旧史记载做了一系列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条分缕析，纠正了《兵志》记载中的许多疏漏和错误。1957年，他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60年底，参加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工作，承担其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的点校，出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北朝四史”点校小组组长。1963年，唐长孺赴京主持点校“北朝四史”。前后历时十载，终告完成。这一点校本，既充分参考前人成果，又多发前人之所未发。他不仅根据《册府元龟》《通典》等增补传本《魏书·礼》《魏书·刑》二志中之脱页、脱文，还根据同时所撰写的校勘记，广征博引、按断精审，将校勘与考订有机结合，熔古籍整理与历史研究于一炉，被海内外学术界视为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和范本”。

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到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哈拉和卓等古墓群进行过13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晋唐文书。唐长孺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工作极为重视，将《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作为自己晚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始于1975年整理组成立，终于1996年最后一部图书出版，前后经历了22个年头。缀合约1800件较为完整的晋唐官私文书。1981年至1996年，陆续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10册、图文本4卷，使埋藏地下千余年的古冢遗文得以公诸天下。此书被誉为出土文献整理研究领域标志性成果，还据此创建了“吐鲁番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中古史及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

唐长孺又结合出土文书的整理，将之与中国中古史研究有机结合，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他所撰写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高昌郡县行政制度》《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吐鲁番所出唐代西州差兵文书跋》《吐鲁番文书中所见高昌郡军事制度》《唐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问题》《唐西州诸乡户口账试释》《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吐鲁番文书所见的西州府兵》等一系列有关出土文书与十六国至唐代历史的重要专论，与新出文书之整理一道，将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引向深入。

唐长孺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等学术职务，亦曾担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暨武汉分社副主委等职。

林甘泉：

牟发松：唐先生长于考证，却又不止于考证，更不为考证而考证，而是始终从具体史实的考证和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

楼劲：唐长孺先生是海内外史界公认的卓然大家，自青年至晚岁，他先后从事辽宋金元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主持北朝四史等古籍和吐鲁番出土文书等重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负责中国通史及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断代史教材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相关部分的编纂。凡其关注所及，精力所注，必有重大开创性成果，产生持续不断的学术推动作用。随着岁月推移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唐先生的这些成果历久而弥新，不仅多被认为是各相关学科和领域的重要基石，也化入并不断启发了这些学科、领域的最新探索与讨论。在现代中国的著名史学家中，像唐先生这样并无其他依傍，完全凭借自身研究成果、资料整理、人才培养、学术影响和推动作用而得海内外学人共同敬仰爱戴者，可谓少之又少；若再就其德行之高，建树之丰，对中古史结构体系贡献之大，于史界可臻之立德、立功、立言俱足垂之不朽而言，揆之同期诸家，盖仅一人而已。

荣新江：唐长孺先生整理完成《吐鲁番出土文书》，为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唐长孺先生主要的著作和论文都是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但实际上唐先生在隋唐史领域有很高造诣，只是未及写下来，非常可惜。

1955年，陈寅恪评价唐长孺新著时说：“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唐长孺一生未见过陈寅恪，却对其钦敬不已，在为1988年纪念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所作诗中甚至有“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之句。

在中国唐史学会筹备期间，要推选会长，当时大家都推唐长孺。唐长孺不肯担任这个会长，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唐长孺才同意，但要求会址设在西安。唐长孺一直主张唐史学会由西安唐史学者来办，因为西安是唐代的首都。最后妥协的结果，唐长孺做会长，西安的史念海做常务副会长，武汉大学的陈仲安和陕西师范大学的黄永年同任秘书长。1978年秋，余英时带着美国的第一个学术代表团到北京访问，余英时代表《剑桥中国史》的编委会请唐长孺撰写魏晋南北朝史部分，唐长孺婉拒。

陈国灿回忆说，唐长孺治学严谨。他曾为一个研究项目申报2000元经费。同事们都劝他不必太“紧张”，他却说要花最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执意不增加经费。项目审批下来，相关部门审核后多批了1000元。

2011年，八卷本《唐长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唐长孺文集》出版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缅怀了唐长孺的学术人生。

2021年7月18日，武汉大学召开纪念唐长孺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元史研究会等学术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唐长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