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1921年2月18日~2013年12月29日），原籍江苏吴县（今苏州），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夏志清（1921－2013），中国文学评论家，教授。江苏吴县（今苏州）人，生于上海浦东的一个银行职员家庭。1942年毕业于沪江大学英文系。1946年9月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任助教，醉心于西欧古典文学，因研究威廉·布莱克档案（William Blake Archive）论文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博士。在纽约州立学院任教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又称洛氏基金会）赞助，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奠定他学者评论家的地位。1961年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席。2006年7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该院成立以来当选时最高龄的院士，夏志清表示“好像在作新娘子”。

夏志清1921年2月18日生于上海浦东，父亲读的是吴淞商船学校，却一生从商。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夏志清对当代中国小说基本不看。1946年随长兄夏济安至北大担任助教，写了篇研究英国诗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论文，脱颖而出。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1年，夏志清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

纽约当地时间2013年12月29日，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因心脏病去世，享年92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上世纪60年代最早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学，并发掘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2013年，夏志清著《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夏先生葬礼于1月19日在纽约举行。

夏志清的著作近年相继在国内出版，最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英文版问世40年后于2005年终于在中国内地出了中译简体字增删版，此外，尚有《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岁除的哀伤》《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爱情·社会·小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夏志清序跋》（古吴轩出版社，2004）和散文集《鸡窗集》《谈文艺 忆师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等多种。

夏志清著述甚丰，英文著作还有《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2004年），此外港台出版的中文论文集有《爱情·社会·小说》（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文学的前途》（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4）、《人的文学》（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印象的组合》（香港：香港文学研究社，1983）《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北：联合文学杂志社，1987）、《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和散文集《鸡窗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84）等。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繁体字本于1979年和1991年分别在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湾出版，2001年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中译繁体字增订本，中译简体字增删本则于200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在大陆出版。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欧美不少大学的教科书。由于当时正处于西方与中国大陆的冷战时代，资料取得有限，无法作到全面性的观照，因此历史感略嫌不足，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里，却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并且从中发掘了钱钟书与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他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在上世纪60年代，是石破天惊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著作与正统的文学史观有着较大的差异，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高度的评价，张爱玲的《金锁记》被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钟书被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张天翼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有评论称，《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不亚于一次文学的革命。从这本书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进入西方高等院校。夏志清也相当欣赏白先勇的作品，在《白先勇论》一文中认为：“《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他推崇白先勇兼采中国传统与西方小说技巧的优点，作为小说家，他具备悲天悯人的胸怀，艺术成就是无庸置疑的。

夏志清是西洋文学专家，但以中国文学扬名，从其《中国现代小说史》撰述的用功精神，“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融合中西的治学方法，并且挖掘许多现代极有潜力的作家，对于当代作家如余光中、陈世骧、卢飞白、於梨华、陈若曦等人都有极独到且公正的见解。

两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奠定了夏志清在西方汉学界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有相当影响也是有相当争议著作。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是一部是以独到眼光审视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著作。

夏志清一生治文学史，却反对给中小学生灌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主张让孩子凭兴趣把那些公认的中西名著一本本读下去。他认为少年人自有自己的想法，而那些专家都是成年人，假若少年人让自己的想像和判断受缚于那些成年人的意见，反而不能培养对文学的真实爱好。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21年生于苏州一个比较富裕的人家。大学毕业后到台湾教了十个月英文，后由兄夏济安介绍到他所执教的北京大学教英文写作。他1951年获耶鲁英文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耶鲁作研究兼教学。1962年到哥大东亚语文系当教授。夏志清当年在哥大上课时经常出“洋相”，“只见他手执着纸烟，口中念念有词，在黑板前转来转去，忙得不亦乐乎。说得兴起，就劲吸一口烟，可惜忙中有错，左右手拿着的东西有时易了位，发现写在黑板上的原来是纸烟，而吸到口中的，却是粉笔！”

夏志清毕生研究中国现代小说，钱钟书是他研究的对象之一。钱钟书是学者，他的小说本为世人疏漠。夏志清评品他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经他这么一评，众人刮目，再度审视，果真精彩绝伦，获得认同；加之改编成电视剧一播，竟至家喻户晓。

正因夏志清对钱钟书的殷殷垂注，方才闹出一则笑话，让健在的钱钟书在瞑目前20年，看到挚友夏志清撰的悼文——1975年，友人误传钱钟书过世的消息，夏志清悲哀难抑，他匆匆写了篇《追悼钱钟书先生》长文，交台北《中国时报》发表。两人都是大名人，此事以讹传讹如迅雷。风从西方来，直刮得钱家声震屋瓦，“悼”得家人坐立难安。若干年后，钱钟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只好双手揖拱谢罪。

夏志清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地肯定，在评点他的《静》时竟说“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

夏志清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夏志清在他的“小说史”中浓笔重彩，竟给张爱玲42页篇幅，足见关注和推崇。

夏志清在北大教书时校长是胡适。夏那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助教。抗战胜利后，美国华侨李国钦先生捐给北大三个留美名额，学校决定公开公平竞争，资浅的教员都可报名考试。作文考题是《出洋留学两回事》，很有八股味，并规定必须用英文写，外加英文写的论文近作。夏志清凭他的真才实学，过五关斩六将，以88分夺魁。榜示后有人不服，纷传文科的名额被“洋场恶少”窃据，事情闹到胡适那儿，尽管胡适对夏志清毕业于教会学校的背景不感兴趣，但他还是主持公道，力排众议，录取了夏志清。

当夏志清复请胡适为他写推荐信时，胡适写是写了，但不大热心。缘于“听说我是沪江大学毕业生，他脸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好像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都该进北大、清华、南开才是正路。”这件往事夏志清一直耿耿于怀。

几十年后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引起轰动，并成为大学者大名人时，也未能释怀“推荐信”那个疙瘩，没有把自己的书送给老校长。从另一角度审视，夏志清倒有一分可爱的常人心。

夏志清以一贯西洋文学专家来看中国文学，他语重心长的指出“……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所以我在本书第一章里就开门见山，直指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陀两翁，他们留给我们的作品，都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托陀两翁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对当时俄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危机都自有其见解，也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说教无误。但同时也写出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了作者个人的见解和信仰，也可说超越了他们人道主义的精神。”，“索、莎、托、陀诸翁正视人生，都带有一种宗教感，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人生之谜到头来还是一个谜，仅凭人的力量与智慧，谜底是猜不破的。事实上，基督教传统里的西方作家都具有这种宗教感的。我既是西洋文学研究者，在《结论》这一章里就直言：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

夏志清：“洋人看中国书看得少的时候，兴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没有兴趣了。阿瑟·威利、艾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看的人很多，大家说：就是好！翻译得多了，就没什么好了。小说也一样，《西游记》翻译一点点，大家觉得很好，后来多了以后，就看得很烦，中国人不觉得什么，洋人就觉得长，而且人名又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国文学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来，要起来早就起来了。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

1961年夏志清出版《近代中国小说史》，其中对鲁迅评价比较低；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1906年—1980年）立刻写了书评《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批评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文章指出其他所有现代作家都缺乏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特点：“寥寥数笔便刻画出鲜明的场景和揭示出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高超技艺。”夏撰文反驳，这两篇长文都刊在布拉格东方研究院的杂志ArchivOrientalni上，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之作。1976年写〈劝学篇——专覆颜元叔“印象主义的复辟”一文〉，不客气地反驳颜元叔教授〈印象主义的复辟〉一文。夏志清开列颜翻译的书所犯的基本错误，不但德、法文姓名翻错，就连Leicester也给译成“李色斯特”（读作赖斯特）。他说英国文学教授犯这种程度的错误，可谓“贻害学子”。1986年唐德刚与夏志清发生红楼风波。唐〈海外读红楼〉行文之中提到了夏志清，说“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称颂西洋小说态度的严肃与技巧的优异”。

夏志清为文反驳刊载在台北《联合报》《传记文学》和美国《世界日报》上，题目为《谏友篇—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全文分九节，小标题顺序为：“极右派的罪证”、“狄更斯改姓成孤儿”、“胆大心粗读导论”、“删削译文改原意”、“恶意类比，毫无道理”、“多少脚，昨晚梦魂中”、“评断小说非易事”、“林黛玉与梅兰芳”、“批夏之政治用意”。

唐德刚回答夏志清的文章题目叫《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刊于《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文章有18个小标题：“夏教授的‘大字报’”、“自骂和自捧”、“疯气要改改”、“学问倒不妨谈谈”、“以‘崇洋过当’观点贬抑中国作家”、“学界姑息养奸的结果”、“崇洋自卑的心态”、“对‘文学传统’的违心之论”、“社会科学上的常识”、“从宏观论‘左翼作家’”、“宏观下之‘右翼’与‘极右‘”、“也谈：《块肉余生录》”、“‘好莱坞’电影算不得学问”、“红学会议的资格问题”、“红学会的性质和意义”、“为林娘喊话”、“为梅郎除垢”、“做人总应有点良知”。

1986年10月18日《中国时报》报道：“喧腾海内外的唐、夏之争，数天前已告结束。据闻，10日晚上在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尽弃前嫌。”

夏志清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书评认为，司马长风（1920年—1980年）《中国新文学史》是一本“草率”之作，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附录2有《答复夏志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