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利安人是古希腊人主要部落之一。

前1120至前950年左右，居于希腊北部和西北部的多利安人，当时尚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他们人口不断增加，屡遭旱灾、饥荒之苦，遂举族南迁，希腊史传统将这次民族大迁徙称为多利安人侵略。

在此期间，多利安人经陆路和海路，穿过希腊中部，涌入伯罗奔尼撒半岛，摧毁城市，屠杀居民，毁灭了迈锡尼文明。迈锡尼诸国幸存者多东迁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岸。多利安人的侵略，使迈锡尼文明中断，希腊社会发展出现倒退现象。

爱琴文明时期的希腊人勤奋而富有创造性。他们发明了独特的线型文字，建起了壮丽的宫阙楼宇，创造出璀璨的爱琴文明，这是一个繁荣兴盛的国家。

但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从北方侵入了一支叫做多利安人的游牧民族，所过之处玉石俱焚，爱琴文明的成果竟被一扫而光，古希腊的历史车轮又退回到原始社会的末期。公元前十一至九世纪的希腊，是大劫之后的黑暗年代，当时的希腊人没有文字、没有城市，社会处于普遍贫困状态。爱琴文明虽然灭亡了，但它却以欧洲最古老文明的特殊地位，对后来的希腊古典文明还是产生了特殊影响。例如克里特人的雕塑、绘画艺术，克里特人的宗教思想与习惯被希腊人所继承接受，克里特人的宙斯神等神祇都被希腊人继承下来。

这场历史大倒退表面看上去是坏事，让经历它的希腊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从后来古希腊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它又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它打碎了一些爱琴文明的宫廷文化传统，使古希腊人有了在废墟上创建新文明的可能。后来的古希腊文明能够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取得惊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次几乎从零开始的机遇。

到了公元前八至六世纪，沉睡中的古希腊人苏醒过来，开始步出黑暗，走向地中海世界，他们掀起一浪又一浪海外殖民的风潮。在希腊半岛和地中海、黑海沿岸建起了几百个城邦，这就是希腊历史上的古风时代。在这个时代，军事领袖和王的权力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最终大半消亡。城邦的建立者，公民集体取得了最高权力，这些城邦在古希腊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邦是古希腊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对国家的发展起了特殊的作用，城邦通常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农区组成，古希腊史，其实就是城邦的历史，因为古希腊文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是由城邦时期的古希腊人写出来的。

（澳大利亚国家大学教授道格拉斯·凯利）”希腊文明是与希腊城邦相关联的，这些城邦是些毗邻的社区，它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希腊分割的地理环境，山谷和平原被山脉所隔离，在其中人们可以组成社区，这种社区使得好生活成为可能，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如果生活在一个比城邦还大的视野之内尽是些生人的地方，对于希腊人来说，那太不舒服了。”

古希腊最大的国家——斯巴达的面积，也只有八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二、三十万。古希腊甚至还有几千人的小邦，不及我国一个大村落。古希腊城邦都有一个由全权公民组成的集体，也就是公民大会。城邦的公民都享有一定的权利，但不是所有居民都享有这些权利。

（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小凌）“外来的移民和奴隶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参加城邦的任何政治活动，选举被选举权等等，一切权利都没有，但是外邦的具有自由身份的移民是有一定的经济权利的，至于奴隶来说呢，任何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权利都没有，因为在古希腊人看来，奴隶是主人的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

古希腊城邦实行集体领导，采取投票选举的规则，实行法治。古希腊城邦的领导人缺乏个人专断的条件。城邦不管实行什么政制，都包含有民主或集体领导的成分，即拥有体制化的常设公民大会，贵族或民选议员的议事会和具体行政部门三级权力机构。在古希腊人眼里，没有常设的公民大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因此古希腊城市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公民集会与日常活动的场所。所以各级公共机关的建筑物是城邦建筑的主要体现。

（澳大利亚国家大学教授道格拉斯·凯利）“宽泛地说，希腊的城邦实行的或是民主政体，由对所有公民开放的公民大会来管理；或是寡头政治，由少数以血统、职业和财富区分的人独享，它涵盖了民主政治，如在雅典每一个公民在政治上都平等，也包括广义的寡头政治，即所有有能力参战的公民都有政治权利，还有斯巴达那样，它是由小股特殊团体支配的城邦。”

城邦的军队是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兵，战时招之即来，战后挥之则去，没有职业化的雇佣军。古希腊两大城邦斯巴达和雅典的军队是这种公民兵制度的突出代表。

公元前490年至480年，全希腊投入抵御波斯帝国侵略的战争 。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和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是决定战争胜利的两次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以希腊贫穷公民为主组成的陆海军发挥了重要作用。雅典和斯巴达在对抗波斯人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战争的胜利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在哲学、文化、科学上均取得了辉煌成就，而雅典的民主制也发展到顶峰。

古希腊城邦不像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社会，没有众多拥有产业的大宗教团体。古希腊人的宗教活动由民选的公职人员主持，城邦之间的神庙则由邻近各国共同管理。城邦内部也没有城市统治、剥削乡村的现象，因为城市并不是统治者居住的中心，各个城邦的公民多数居住在农村，他们与城内公民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无需向城市交纳赋税。

民主制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古代希腊城邦制度。古希腊民主制并不是完美的政治体制，它只给社会一部分拥有公民权的人以民主，对非公民和奴隶却意味着暴力和压迫，但与其同期其它制度相比，它却是相对最好的制度，它在专制横行的古代世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集体统治模式，其公民享有了在当时罕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益。

英语中的民主一词，正是从古希腊文德摩克拉提亚演化而来，原意是人民掌握政权。希腊的民主使近代启蒙思想家勾画理想政治体制时有了可资借鉴的范本。根据目前的研究，民主政体可能最先诞生于雅典，后来扩展到了古希腊的大部分城邦，雅典民主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它是一代又一代雅典人为之奋斗的结果。

公元前六世纪初，雅典社会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危及城邦稳定。执政官梭伦进行改革，使公民大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利机关，民众法庭作为最高审判机关，所有希腊公民都有权参加。以梭伦改革为开端，希腊历史进入古典时代。公元前六世纪末，克里斯提尼再次改革，废除了部落氏族贵族残余的特权，雅典民主制基本确立。

在这些改革之后，民主制也还有一个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比如，富人起初仍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占有很大优势，一些高级公职还有财产资格的限制，这些问题直到公元前五世纪中叶才完全解决，一切官职由民选产生，一切国家大事由公民大会决定，一切司法权利属于人民，这就实现了古希腊人所说的国家由所有公民轮番而治的理念，雅典的最高权利机构是公民大会，它体现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小凌)“雅典每年要召开四十次公民大会，其中十次公民大会的主要议程就是对现任的公职人员进行考核，不合格的当时就可以罢免。所以一个当选的官员，一年要受十次的检查，这是世界上最少见的公职人员的考核制度。如果你表现不好，公民认为你表现不好，那你可能任职一个月，一个来月就被罢免了。而且古希腊的民主政体，还对官员的任期有严格的规定，就是它有任期制，每一个公职人员当选之后，只能任期一年，一年之后还得重新当选。如果一个表现好的政治家，也许他可以连续当选，但是他一生只能连续当选一次。总之，它有一套非常复杂、完善的制度，有效地防止了以权谋私的现象，特别是到公元前的四世纪，比方说雅典民主政体成熟的时候，可以说基本上杜绝了公职人员的贪污、腐败这样的现象。”

即使立有大功的将军也不例外，马拉松战役的将军米底亚斯和伯利克里都因腐败而被弹劾，处以巨额罚款。雅典人的司法是不会因功劳荣誉法外施恩的，在第六任主席团期间，雅典还要增加一项，当年是否实行陶片放逐的表决，当公民中有人可能构成对民主的明显威胁时，主席团便召集一次特别的公民大会，与会者把他们所认为的民主威胁者的名字刻写在碎陶片上，将陶片放入会场中的一个陶瓮当中，如果赞成的票数超过半数，放逐某人便可成立，被放逐者将被流放国外十年，十年后被放逐者可返国并恢复公民权，这是一种用民主方法，反对民主敌人的措施。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则安排在第六任主席团离任后的一个吉日举行。除了高级军职通过举手表决外，其他几百个官职均由抽签产生。比如执政官的选举，就是由选出的五百名候选人，依次从一个装满黑豆和白豆的陶罐中各取出一粒豆子，先抓到白豆的九人即成为当年的最高行政官员。所有公民，不分出身、贫富，在运气或者神意面前人人平等。大会休会期间，国家事务由五百人议事会总负责，十个主席团在分别值班时，每天抽签选出一位执行主席，负责召开议事会，掌管国玺、国库的钥匙，实际上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根据法律，执行主席一职，每人只可担任一次。

为了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避免做出错误决策，雅典规定国家公职人员的当先年龄在三十以上，这样一来，雅典人在十八岁成为正式公民起，需经过十二年的政治训练，相当于现代人经过整个普教阶段的学习，到具有任职资格时，一个公民已经具有了较丰富的从政经验。雅典的法官也完全由公民自己担任，人数共计六千人，同样抽签产生。他们每五百人组成一个法庭，日常执行司法职能的法庭共有十个。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被告的发言是受到水时计控制的，监控水时计的人员也是当庭抽签产生的，这是世界司法史上的一项奇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为坐在法庭中的全都是些业余法官，大多数是庄稼汉、手工匠人、水手等体力劳动者，但却能够有效地行使司法职能 。在发展民主制度的同时，雅典还不断对外扩张，这招致以寡头统治为特点的斯巴达等城邦的反对。

斯巴达实行的是另一种制度，全体公民集体生活作战，共同剥削压迫作为国家奴隶的希洛人，反对物质享受、文化娱乐与商品贸易。斯巴达以强大的陆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拥有霸权，不能容忍雅典的政治经济扩张，终于在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暴发战争，多数希腊城邦卷入了这场战争，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战争动员中，雅典的执政官伯利克里发表了演说，以民主政治为旗帜，号召全民投入战争。“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脸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

但雅典的内部矛盾及与盟友的矛盾，使战争不断失利，又遭到瘟疫流行的打击，造成一系列失败，使雅典人对民主制的理想发生动摇，对社会危机进行重新思考。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结束，这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开始衰落。

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对希腊政治进行了精辟的总结，一切民主政体都把它们所遵循的争议原则理解为权利的一切平等，这种平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切重大事物都交给公民大会审议并裁决，抽签选任公职人员，实行有限任期制，众多公职人员制，津贴制，指定对民主有威胁的贵族显要进行放逐的法律。

横观古代世界各国，像雅典这样的民主政体实在是绝无仅有。

古代许多国家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都曾留有一条原始民主的尾巴，随着专制制度的牢固建立，这条尾巴逐渐退化殆尽，只有雅典人在阶级社会的新条件下，率先扭转了政体朝着少数人主权的贵族制、寡头制和单个人专权的君主制发展的方向，使得原始民主在新时期发扬光大，在两个世纪里成为大多数希腊国家的政体形式。雅典人之所以能取得体现古希腊整体文化成就的精神成果，涌现出大批卓越的思想家、艺术家、历史家、科学家、政治家，显然同民主体制有关必然的联系。

公元前336年，在希腊的北方，马其顿王国的兴起并成为全希腊的霸主，希腊古典时代和民主政治就此终结，而古希腊文明的回声至今仍然在我们耳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