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宣之治，又称孝宣中兴，是前汉宣帝刘询开创的盛世，汉宣帝承六世之基业，励精图治，开创了国力强盛、四夷宾服、经济繁荣、民生富庶的局面，故史家谓之为“孝宣之治”，西汉进入极盛期。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

刘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本名刘病已，字次卿，即位后改名为询，西汉第十位皇帝，公元前74年至前48年1月10日在位。为汉武帝刘彻和卫子夫的曾孙，戾太子刘据和史良娣之孙，史皇孙刘进和妾王翁须之子。

征和二年（前91年），巫蛊之祸爆发，太子刘据被诬谋反，为图自保，起兵反抗而兵败。皇曾孙刘询因此下狱，后被祖母史家收养，直到武帝下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元平元年（公元前七十四年）昌邑王被废后，霍光等大臣将他从民间迎入宫中，先封为阳武侯，于同年7月继位，时年十八岁，次年改元本始。

由于刘询幼年遭遇变故，长期生活在民间，因此对百姓的疾苦和吏治得失有所了解，这对他的施政有直接影响。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病逝，刘询开始亲政，着重于整顿吏治、选贤任能，贤相循吏辈出，为维护法律正常行使，刘询设置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设廷尉平至地方鞠狱，规定郡国呈报狱囚被笞瘐死名数，重视民命之余又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此外又召集著名儒生在未央宫讲论五经异同，目的是为了巩固皇权、统一思想。其余如屡次扶助鳏、寡、孤、独、高龄老人、贫困百姓等人群，选贤任能并鼓励贤士匡正自已的错误，关心民间疾苦并借公田来安置流民，对于长辈亲属病逝的男丁要求减免徭役以此尽孝道，时常派遣官吏巡查民生以此及时减免赋税、赈济受灾百姓，设置常平仓供应边塞军需及平衡粮价，且认为治国之道应以“霸道”、“王道”杂治，反对专任儒术。

从昭帝年间到昌邑王刘贺（史称汉废帝）在位的27天，再到汉宣帝刘询即位之初，朝政几乎尽数被霍光把持。当时，霍家权力极大，霍光权倾朝野，霍光之子霍禹、侄孙霍云为统率宫卫郎官的中郎将；霍云之弟霍山官任奉车都尉侍中，统率禁卫部队胡越骑兵；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宫和西宫的卫尉，掌管整个皇宫的警卫；堂兄弟、亲戚也均担任朝廷重要职位，形成一个盘根错节、遍布西汉朝廷的庞大的势力网。至此，霍光已经成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权势和声望在废除了昌邑王刘贺的帝位、拥立汉宣帝之后，达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

早在民间时，汉宣帝对霍光的权势和威风就有风闻。尤其在他一夜之间由一个平民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之后，更领教了霍光的权势。他一即位，就明显地感觉到了朝廷内部来自霍光集团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所以在他登基之日谒见“高庙”时，霍光陪同他乘车前往，他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如“芒刺在背”。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汉宣帝心里明白，自己初即位，力单势薄，仅凭着一个皇帝的称号是不能和羽翼丰满的霍光相抗衡的，只有保持最大的克制，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寻求有利时机，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所以在即位伊始，当霍光表示要还政于他时，汉宣帝回绝了，他明确表示非常信任霍光，欣赏霍光的才能。请霍光继续主持朝政，并当众宣布，事无大小，先报请霍光，然后再奏知他本人。事后他还专门下诏褒奖霍光的援立之功，益封七千户。每次上朝，汉宣帝都给予霍光以极高的礼遇。汉宣帝的这一系列行为对于消除霍光对他的猜忌和提防，缓和朝廷内部潜伏的政治危机，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良好政治气氛起到了极其明显的积极作用，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免于变成“昌邑王第二”。

本始二年（公元前七二年）五月，即位不足两年的汉宣帝下了一道全面颂扬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的诏书，要求丞相、御史与列侯（世袭的侯袭，一般为功臣或外戚及嫡系后裔）、二千石（年俸二千石的官员）、博士讨论武帝的“尊号”和“庙乐”。群臣莫不赞成，唯独长信少府（皇太后师傅）夏侯胜发表了惊人的反对意见：“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不宜为立庙乐。”

丞相蔡义和御史大夫田广明带头声讨夏侯胜“非议招书，毁先帝”的罪行，定性为“大逆不道”；又揭发丞相长史（丞相府秘书长）黄霸事先知道夏侯胜的观点而没有举报，犯有包庇怂恿之罪；两人都被捕入狱，判处死刑。不过汉宣帝并没有按惯例将夏侯胜和黄霸按“大逆不道”罪处死并“夷三族”，而是长期关押。后逢大赦，出狱继续当官。

此后大臣们很快拟定方案：尊武帝的庙号为世宗庙，在庙中演奏《盛德》、《文始》、《五行》舞曲，武帝生前巡行过的四十九个郡国（约占全国郡国的一半）都建立世宗庙、像高祖（刘邦）庙和太宗（文帝刘恒）庙一样。宣帝立即批准，下令在全国实行。为庆祝这一重大决定，特地给全国成年男子普遍增加一级爵位，并赏赐酒肉。

从这起事件中，深究一番可以知道，为武帝立庙一事确实是宣帝初即位时的一招好棋，也是其与霍光暗战中的一环。宣帝即位时虽然曾祖父已去世多年，他不可能为先帝主丧，但由于昭帝未为武帝立庙，因此宣帝以为武帝立庙的方式来宣示自己才是武帝的嫡系遗脉（戾太子是武帝的嫡长子），用来与以庶子身份即位的昭帝区别开来，显示自己才是继承武帝事业和遗志的正统，自己的继位是天经地义并且完全合法，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就是要用为武帝立庙的正当性来标榜自己继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并借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而且也是标榜孝道，以示为武帝尽孝。因为是打着武帝的旗号，霍光也无法表示反对。当出现夏侯胜反对的局面后，宣帝顺势将其下狱，来一个下马威，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个人威信，让大臣们都不敢小瞧自己这个没有外戚撑腰，全无根基的布衣皇帝。如此既表达了对先帝的孝心，又标榜了自己的正统嫡孙的身份，初步确立了在朝廷上的威信，真是一举而三得。由此可见西汉晚期刘向说宣帝“聪明远见，制持万机”在文帝之上，绝非虚言。

汉宣帝即位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地节二年（前68），霍光去世。宣帝亲临葬礼，按皇帝葬制的规格埋葬了霍光，并加封霍光的侄孙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的官职领尚书事。与此同时，汉宣帝认为时机已到，开始亲理朝政。他重用御史大夫魏相，让魏相以给事中的身份参与朝中的机密决策，后来又提拔魏相做了丞相。继而任命邴吉为御史大夫，又委以他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以重任，逐渐把权力收归己手。

汉宣帝深知，霍光虽然死了，但霍家的势力还很大，霍家的亲属和亲信还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各个机要部门，兵权也掌握在他们手中。为此，汉宣帝首先采取行动，削夺霍家把持的权力。他先解除了霍光两女婿东宫、西宫卫尉的职务，剥夺了他们掌管的禁卫军权。又把霍光的两个侄女婿调离了中郎将和骑都尉的位置，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南北军和羽林郎的统帅。最终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他提拔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明升暗降，剥夺了他掌握右将军屯兵的实权。还对上书制度进行了改革，下令吏民上书，直接呈皇帝审阅，不必经过尚书，把霍山、霍云领尚书事的职务架空起来。通过这一系列步骤，霍家掌握的权力剥夺殆尽，权力逐渐集中在汉宣帝的手中。

面对汉宣帝全面夺权的行动，霍家集团内部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举行叛乱，推翻汉宣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叛乱在严阵以待的汉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汉宣帝大规模地镇压了霍氏集团的叛乱，将参加叛乱的人都处以极刑，并废除了霍皇后（霍光次女霍成君），在西汉朝廷中盘踞了十几年的霍家势力一朝覆灭，汉宣帝最终确立了他的绝对统治。

刘询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宣帝时期，是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这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

其一，把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由中央大臣扩大到高级地方官员。不仅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其二，上述官员即便积有功劳、或有优异表现应该升迁，也不轻易提升调动，而是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对于亲信近臣，“至于子孙，终不改易。”结果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对于郡太守，汉宣帝坦言他们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汉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如胶东相五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并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另外一位名臣黄霸，曾经因为有过失而被贬，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郡中大治。宣帝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按照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或激励作用，而且可以给后来人树立榜样，结果是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史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刘询来自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有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刘询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刘询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公元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公元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公元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多次下诏，大赦天下。

《汉书·元帝纪》载：宣帝的太子刘奭（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宣帝刘询一语道出了其中要诀。这一制度从汉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而且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以强化其统治。

本始（4）公元前73年—公元前69年

地节（4）公元前69年—公元前65年

元康（5）公元前65年—公元前61年

神爵（4）公元前61年—公元前57年

五凤（4）公元前57年—公元前53年

甘露（4）公元前53年—公元前49年

黄龙（1）公元前49年—公元前48年

自马邑之谋（前133）反击匈奴开始，汉朝历经龙城、河南、高阙、定襄、河西等系列会战，终至漠北之战（前119）击败匈奴，从此奠定汉强匈弱的格局。但匈奴并未臣服，相反十几年的恢复后，声势复振，与汉争斗竟败少胜多，汉武后期有赵破奴2万骑受降城之没、李广利3万骑天山被围牺牲六七、李陵5千步兵浚稽山败没，甚至最后李广利7万铁骑燕然山全军覆没，不过匈奴惨胜犹败，内部又有不和，双方实力对比也未转换。

宣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汉朝发铁骑16万余兵马，分五路攻打匈奴，这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第二年（前71）冬，匈奴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神爵二年（前60），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日逐王被封为归德侯。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

自张骞之后，七十余载汉匈相争，直至匈日逐王归降之际，汉宣帝神爵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设立，西域广袤地域正式归汉朝管辖。本始二年大捷后常惠被派再返乌孙，赏赐其有功人员。因龟兹（西域一大国）曾杀汉屯田校尉赖丹，回国途中，常惠征调西域诸国5万人马，往攻龟兹，迫其国王谢罪并交出凶手姑翼，即斩杀之。

西域历来是汉匈的第二战场。西域本匈奴势力范围，匈奴置僮仆都尉驻扎在焉耆一带，管辖西域诸国。汉武帝通西域、败匈奴、伐大宛后，声威亦远震此地，汉使往来不绝，并屯田渠犁。汉匈遂在西域形成了拉锯战，互相征伐，此消彼长，情形至为复杂。武帝后期，因击匈失利和诏罢轮台之戍，汉势有所减弱，昭帝时，霍光遣傅介子计斩楼兰王，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又有所加强。到了宣帝初年，汉匈仍以天山为界，南为汉朝势力范围，北则为匈奴。

车师属于北道，为匈奴控制，对汉朝不敬。宣帝亲政的第一年（地节二年，前68），即遣屯田渠犁的郑吉，发附近西域诸国兵1万余及屯田1500汉兵，往讨车师，击破降服之。匈奴派兵来战，郑吉领兵迎击，两军遭遇，匈奴竟害怕退去。后来，郑吉派遣300汉兵屯驻车师。

不久，南道的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了亲汉国王万年与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并煽动南道诸国，叛离汉朝，南道因此阻断不通。当时郑吉还在北道，恰奉宣帝派遣冯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冯奉世果断行动，征发西域诸国兵15000余，进攻莎车，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并把惊惧自杀的呼屠徵首级，一路传送到长安。此乃宣帝元康元年（前65）的事。冯奉世之后到了大宛国，国王对他尤其礼敬，因此还得到该国名马“象龙”，带回了长安。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郑吉破车师，降日逐王，声威大震西域，宣帝乃拜之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郑吉遂在西域中心，设置幕府，修筑乌垒城，距阳关2700余里，统领天山南北，汉朝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西域。

西域都护的设置，不仅是汉朝王朝，更是华夏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之后，汉匈相斗七十余年，东自车师、鄯善，西抵乌孙、大宛，西域诸国尽归汉朝之列，张骞之始，郑吉之终，汉武之愿，汉宣实现。

从此以后，天山南北广袤之土、雄阔之地，终属华夏之疆、中华之域。匈奴也更加衰弱，不敢再与汉争锋西域，以前设置的僮仆都尉也最终作废。

西陲之羌，盘踞青、陇，民风剽悍，勇猛好战，策应匈奴，袭扰边疆。宣帝遣赵充国讨伐，两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年。

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

宣帝期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神爵元年（前61年）春，汉朝中央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

宣帝意欲起用赵充国平叛，但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就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无逾于老臣者矣。”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意思是说，用兵不能远离战场空想，而要亲临前线观察，然后作出对策。他要求宣帝交给他任务，不必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

于是，赵充国虽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挫败羌人进犯。回来以后，三向朝廷上书，详细分析了形势，建议防事变于未然，提出了“以兵屯田”的主张，得到宣帝的赞赏。宣帝因他年老，问他：“派谁去带兵最合适呢？”他回答得很痛快：“再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人选了。”又问：“需要多少人马？”答“百闻不如一见。臣愿立刻去金城（今兰州附近）测看地形，写出方案来。陛下把此事交给我办好了。”他就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联合的计划。这时，他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这对当时支援频繁的战争，减轻人民负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影响到后世。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霍光和汉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行政方针。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五凤四年的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相关背景：“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dí）入、价高时则降价粜（tiào）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汉宣帝时期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宣帝继昭帝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书就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法典的性质。但是，学术界，思想界对儒家经书的理解存在分歧，所以召开这次大讨论。萧望之等大臣参加评论，汉宣帝亲临会场，随时对争论问题作出裁决。经过这次讨论之后，原属民间的学派如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也进入官学。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太史公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在对外关系上，刘询于本始二年（前72年）曾联合乌孙大破匈奴，后匈奴单于呼韩邪来朝赞谒称藩臣使边塞不受侵扰，自此“郅支单于远遁，匈奴遂定。”神爵元年（前61年），西羌反叛，汉宣帝征集兵马，四月，派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讨伐西羌。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西羌降服，设置金城安置归顺的羌人。神爵二年（前60年），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大破车师迎降匈奴日逐王，并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设西域都护府，正式将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纳入版图，汉廷诏令得以颁行于西域。

从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因之后连年的战争和役赋税刑法日渐加重，使得自汉武帝中期开始，人口数出现了多年的停滞和下降，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只有3200万。之后昭宣中兴的休养生息使得汉武帝时期损耗的国力得以基本恢复，期间人口恢复增长。根据记载：汉高祖元年（前202年） 15,000,000人到18,000,000之间；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36,000,000人、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 32,000,000人；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 40,000,000人；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 12,366,470户,57,671,401人（一说: 12,233,062户59,594,978人）

汉宣帝时耿寿昌长期观测日、月运动,由此发现了日、月运动按赤道度数计算的不均匀性。

大约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逐步形成出一种多综多践的脚踏织机。“综”是控制经线的机件，可使织机上的经线一开一合，上下运动，以便穿校；“暖”是踏具。汉宣帝时（公元前73一前48年），织机的综、数各达120个，东汉时则降为各50或60个。汉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为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

1976年，在甘肃居延汉代烽燧要塞中发现两片麻纸，年代分别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和汉哀帝建平（公元前6年~公元前3年）以前的遗物，其成分有麻筋、线头和破布块。1978年，陕西扶风出土西汉窖藏的三片麻纸，也是汉宣帝时的实物，并且有一定的光泽和抗折性。

刘向：“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

班固：“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荀悦：“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时举傅纳，听断惟精。柔远能迩，燀耀威灵。龙荒朔漠，莫不来庭。不承祖烈。尚于有成。”

崔骃：“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

蒋济：“宣帝受六世之洪业，继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厌兵革之苦，海内归势，适当安乐时也。而以峻法绳下，贱儒贵刑、名，是时名则石显弘恭之徒，便僻危险，杜塞公论，专制于事，使其君负无穷之谤也。如此，谁果乱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鲠之臣，属之社稷，不令宦坚秉持天机，岂近于元世栋桡榱崩，三十年间，汉为新家哉？”

刘渊：“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

虞世南：“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荩流出於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俦。”

司马光：“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钱时：“宣帝亲政而以太守吏民之本，可谓知所务矣。夫太守数易，岂止下不安而已乎。是故，欲致治，非久任不可。欲久任，非择贤不可。数迁数易，如寄传舍，政何由成，化何由洽也。至有治理效则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公卿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此意尤善。伯禹后稷以至康叔苏忿生之徒，皆由诸侯而入为公卿，此古制也。宣帝致中兴之治，其有以哉。惜乎！所谓良吏止汉世人物，而治亦止于汉耳。”

陈普：“不将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数国囚。莫道汉家杂王霸，十分商鞅半分周。斗鸡走狗登皇极，览德毛从何许来。汉室欲开新室业，王阳分合守蒿莱。渭桥夹道上瑶卮，甲馆画堂开祸基。甘露三年造新室，不斗飞燕入宫时。孝宣不召山阳守，痛在糟糠不下堂。家国莫先笞已子，汉人空识抱成王。”

赵秉忠：“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

卢弼：“汉宣帝即位，年方十八，以久在民间，习知霍氏专恣。然当霍光稽首归政，犹谦让委任，迨光殁后，始亲政事。禹、云谋逆，咸服其辜，诚不愧为中兴令主。”

吕思勉：“宣帝是个旧劳于外的人，颇知道民生疾苦，极其留意吏治，武帝和霍光时，用法都极严。宣帝却留意于平恕，也算西汉一个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