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绘画是指为封建帝王服务的绘画创作，它是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宫廷特设绘画机构始于五代，即翰林图画院。北宋的翰林图画院盛况达到空前。金、元时期的宫廷绘画机构相对分散，各司其职。明代的宫廷画家分别在武英、仁智等殿供职，清代宫廷绘画机构则以如意馆为主。中国画的精致辉煌是在宋代，由皇上引领着笔墨的审美潮充，以科举为动力，以“画学”为基础，以文学作品为创作题材，这是中国画传统笔墨形式以及文化内涵是最值得称道的时期。

宫廷绘画，广义地说，是指围绕着封建帝王生活、行政而进行的绘画创作，以宫廷画家的创作为主体，亦包括帝王、后妃的画作，以及朝臣和地方官员向宫廷进献的画作。皇帝是宫廷绘画的组织者。宫廷绘画服务于皇家的政治纪实、军事记事、文化娱乐等宫廷活动，反映了皇家的审美意识，是历代杰出艺术家绘画才智的集中体现。宫廷绘画除有一般的人物、山水、花鸟等题材外，还有许多表现宫廷生活、仪礼，外交、军事等的特殊内容，因此，宫廷绘画的题材较之宫廷以外的绘画更为广泛。出于表现纪实场景的需求和满足皇家工整精丽的审美要求，宫廷绘画以工笔设色的写实风格为主，以在北宋徽宗朝和清代乾隆朝最为盛行。至元代，由于文人画家供职于宫中，渐渐将儒雅纵逸的文人画风带进内廷，给宫廷绘画艺术的审美意趣增添了一些个性化的笔墨。 画人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民间画工，二是宫廷画人，三是文人画家。两宋前的画坛，主要是民间画工与宫廷画人的天下，虽然在此前出现过卫协、顾恺之等文人画家，但他们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与风格上是格法严谨的。

就文人画家的心境而言，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出世，一类入世，那种隐迹山野，心境淡泊，作画三日一山，五日一水者，是出世的，一般意义上讲，他们的绘画比入世者更具文人思想内涵，王维的绘画境界当属这一类。而另一类，则以苏轼、董其昌、石涛为代表，他们跻身仕途奔命于闹市，性格外溢，扬州人八大怪而后，这种画风充斥着整个画坛，即是当今一些所谓的中国画大师，亦难以摆脱这一“文人画”遗风的影响。

一般认为画院的最初起源是在隋唐时期，当时的“集贤院”被认为是近似于画院结构的宫廷建制，而作为其职能形式的宫廷画家自然也产生于这一时期。但如果从宫廷绘画的基本特征来看，凡是为宫廷所吸纳和雇用，以皇帝的旨意为作画指向的绘画形势和绘画机构，都应该纳入宫廷绘画的范畴之内。而在战国秦汉时期便早就存在这样的画家形式，两汉六朝时期的“鸿都门学”和“少府”机构也在职能上完全类似于隋唐的“集贤院”，并出现了“待诏”、“黄门侍郎”、“知画事”、“少府卿”等宫廷绘画专职官职。既然这样，完全有理由把宫廷绘画的起源追溯到战国两汉时期，而宫廷绘画的雏形则可能更为久远。

画院机构—翰林图画院出现于五代，而大备于宋。以宋徽宗时兼有“画学”职能的画院在机构、职能上最为完善，成为宫廷画院的楷模。南宋高宗重建画院时，保持了以往的建制，通过选拔、推荐招募画家，画院内人才济济。元代虽中止了画院制度，但设立了掌管书画活动的机构秘书监、奎章阁等，宫廷中有当时全国一流的名画家如高克恭、赵孟頫、商琦、王振鹏等人，文人画家参与了宫廷绘画活动。

由于画院制度的建立和完备，宫廷绘画在山水、花鸟、人物等各个画科中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五代的宫廷绘画在“形似”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两宋时“写实性绘画”的创作技巧已臻精熟完善，品味日益典雅脱俗，表现题材更加丰富广泛，宫廷绘画的创作达到鼎盛，以职业画工为基本创作力量的传统工笔画体达到了最高水平。元代宫廷绘画大多具有明显的文人画风格，追随晋唐传统，讲究笔情墨韵，抒写胸中逸气，在当时画坛中占有重要地位。

隋唐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宫廷艺术的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水平。最高统治者倡导艺术，扶持艺术创作，蓄养艺术人才，并投入大量物质资料，使宫廷艺术有了革变似的长足发展。隋唐宫廷不仅设置了大量闲职安排艺术家，而且开始有意识地作了部门分类。如翰林院是唐代文学技艺之士的待诏之所，不算作正式官署。文学待诏之士，高宗乾封以后称“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后改为“翰林供奉”，称为“学士”，都不算正式官职。学士之外，又有“画待诏”等名称。

唐代自高祖以后，历代都重视书画征集，特别是“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图书，谓之大备。”当时宫廷购求书画的活动十分活跃，而目分工明确。这一时期著名宫廷画家有阎立本、吴道子、陈宏、曹霸、张萱、薛稷等人，还有不少宗室画家，以李元昌、李绪、李元婴等人为代表。

唐朝末期，中原地区虽然迭遭战乱，政局动荡，但唐代的文化根基还在，只是此时期的宫廷绘画已不复存在。在周世宗灭佛以前，洛阳、开封等地的寺观壁画创作依然有相当规模，人物画也是不坠唐人典范，但最为突出的还是山水画的突起。北方大师荆浩、关全形成了刚劲雄强的北派山水。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与宫廷绘画有何关系，都是以个人大师的面貌出现的，在绘画上与南方宫廷画家董源、巨然形成了南北对照，开始标志山水画在这一时期的高度成熟。

西蜀和南唐相比较而言，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社会的贵族流行着奢侈享乐的风气，国君大多爱好绘画并先后兴办了画院，使这两个地区第一次超越中原，名手辈出，院画兴隆，对两宋绘画的最终巅峰形成产生了深刻景响。但西蜀和南唐的绘画之间又是有本质区别的。西蜀宫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延续了唐代的贵族文化，唐玄宗和唐僖宗先后逃难入蜀，把宫廷贵族文化自然地带入四川，不少中原宫廷画家随主入蜀。如卢棱迦、孙位、刁光胤等，有的还从此定居下来，使西蜀受中原绘画影响较深，传统风格的寺观壁画亦盛行一时。偏安一角的西蜀宫廷中从此弥漫了浓厚的颓废享乐色彩，花鸟画迅速发展并形成一种精致华丽的“黄家富贵” 样式来满足贵族的口味。在花鸟画和人物画极盛的时候，西蜀画院中的山水画无多大建树。南唐画院的发展要晚得多，其繁荣时期已下跨到北宋初年，在岌岌可危的南唐小朝廷中也弥漫着及时行乐、醉生梦死的思想，却是出于绝望和无奈，内心深沉的忧患外化为具有文学性的凄婉之美。其题材、风格和技法上都比西蜀具有新意，审美格调上更是胜出一筹。董源的山水，徐熙的花鸟都极富平民知识分子色彩，这一点远远超前于宋代。随着中国文化精英的构成主体由士族转向科举士宦，北宋时才在这一点上开始对绘画产生影响。“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两种不同的绘画风格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

两宋是中国美术史上宫廷绘画的鼎盛时期， 画院规模宏大，建制齐备，创作力量雄厚。在创作指向上，宫廷艺术的政治教化越来越少，以玩赏性的山水、花鸟画占了主角，这一方面是深层的文化转换导致，而另一方面作为国君的宋朝皇室的身体力行，形成上行下效的创作活动也起着不小的作用。代表北宋最重要的官方编撰美学著作《宣和画谱》虽然依然把道释、人物置于卷首，但数量和中心都转向了山水的消逸隐遁、花鸟的赏心悦目。邓椿《画继》更是指出“近世画手，少作故事人物，颇失古人规鉴之意。”

在五代南唐、西蜀建立画院的基础上，宋代继续设立翰林图画院，以培养宫廷需要的绘画人才。北宋徽宗时还曾一度设立画学。宋代多数帝王如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光宗、宁宗等人都对绘画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出于装点宫廷、图绘寺观等需要，都很重视画院建设。特别是徽宗赵佶,本人在绘画上具有较高修养和技巧,注意网罗画家，扩充和完善宫廷画院，并不断搜访名画充实内府收藏，导致了宫廷绘画的兴盛。画院画家与社会保持一定联系，但又受皇帝的制约，宫廷绘画带有明显的贵族美术的特色，既精密不苟，又在某些作品中有萎靡柔媚的趣味。画院集中了社会上的优秀画家，体现了时较高的水平，创作出如郭熙的《早春图》、《关山春雪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西湖争标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李唐的《采薇图》、《万壑松风图》，马远的《踏歌图》、《水图》等一大批成功的作品。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的统一政权。蒙古人最初接受的汉文化是来自被统治地的金朝汉儒和汉化了的女真贵族，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由草原本位过渡到汉地本位的政策，同时，也保留了许多蒙古旧制，形成了一整套蒙汉杂糅的政治制度。元世祖立国之初，参照金制设立中央机构，，故而宫廷绘画机构不像宋代那样集中和专业化，但并不等于不存在。参与绘事的宫廷机构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宫廷秘书机构（翰林兼国史院和集贤院），其中有不少文人士大夫画家，如赵孟頫、李魏、商琦、赵雍、朱德润等。二是鉴赏、收藏机构奎章阁学士院、宣文阁端本堂和秘书监，前三处容纳文人画家，以柯九思为中心;后者容纳职业画家，如王振鹏（一作朋）、史杠、李肖岩等。三是宫廷专职绘画机构（将作院，下设画局;工部，下设诸色人区总管府、梵相提举司;还有大都留守司等），除了匠户，主要靠举荐和献画进入。如刘贯道就在将作院下设的御衣局供职。这一类的机构十分繁杂，大致是按皇室需要所隶属的，在此类机构的画家以艺匠为主，在后世留下著录的极为少见，所以也最易被遗漏。

元廷画家的构成主要是文人画家和艺匠画家，由于元代零星的科举考试未被纳入正常和稳定的取仕轨道， 画家们主要是靠举荐或向元帝献画进入朝廷。 举荐者官爵的大小和被荐者儒学水准的高下决定了被荐者入仕官阶的起点，献画者作品的工整精细程度也是获取官爵的关键。关于元代宫廷绘画的界定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朝中任职者绘制的佳作，他们在离开内廷后的创作非属此列；其二是在朝中处于艺匠地位的匠师所作的绘画。这些佳迹的作者有著名文人，也有下层工匠，他们或奉旨而作，或自绘，但都同处在相近的宫廷文化氛围之中。总之，在画家成分复杂的元代宫廷中，可分为文人画家，官僚画家和艺匠画家。文人画家和官僚画家的共同点为其画作皆供奉内廷，不同之处是他们的文化背景，尚欠儒学修养的官僚画家受到自身文化素养的限制， 画法与匠师所画行画相近，如刘贯道、商琦等人。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百废待举，凡事以朴实节俭为准，禁奢侈华靡。京城金陵的三殿、六宫建成，亦不施图画。然而，出于政治教育、树碑立传、宫殿装饰等需要，他也征召天下善画之士，入内廷供奉，绘制历代孝行图、开国创业事迹、御容、功臣像等。有的长期供事于内府，如沈希远、赵原、王仲玉、盛著、周位、陈遇、陈远等人；有的临时召入，事毕遣回，如相礼、孙文宗；也有少数画家因画御容称旨，被授官职，供奉于翰林，如沈希远被授以中书舍人，陈远授予文渊阁待诏。

成熟时期的明代宫廷绘画，由于主要继承了宋代画院画法，将北宋的细腻浓艳和南宋的简括粗犷综合而用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被史评家称为院体或院派。与风格相近的浙派画家们同时并行，又被合称为院体浙派。成为当时画坛的主流。

嗣后的成化朝朱见深、弘治朝朱祐樘，均擅长绘画，“宪庙、孝庙御笔，皆神像，上识以年月及宝”。当时画院内名家也很多，主要有林良、吕纪、吕文英、殷善、郭诩、王谔等人。隶属和授职治袭宣宗，院画创作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并形成明“院体”的时代特色，宫廷绘画遂达到鼎盛时期。

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后，仿照前代，也在宫廷延纳画家进行绘画创作。顺治(1644～1661)、康熙(1662～1722)时只有画家供奉内廷，绘画事宜由内务府管理。雍正(1723～1735)时，内务府下设有画作，至乾隆(1736～1795)时，内务府中设有如意馆、画院处等机构，广置绘画、画样设计、雕刻等多方面的人才，成为综合性的宫廷艺术创作场所。对宫廷画家的管理制度已渐趋完善、严密。作为宫廷画家，须有朝臣、地方官荐举，或通过献画自荐，并经考核，方能进宫供职。初为试用期，待正式供职后，根椐画家画艺的高下，作画是否勤勉，对他们的待遇分为3等月薪：1等银11两，2等银9两，3等银7两。画家作画必须先画出草图，经皇帝过目审阅同意后，方能正式落墨；对画家的奖惩也有一定的制度。

清宫廷绘画分为3个发展时期:①顺治、康熙朝为初创阶段；②雍正、乾隆朝为鼎盛阶段；③嘉庆朝以后为衰落阶段。其盛衰与清代国力的消长相一致。

在宫廷中供职的画家，绝大部分为来自民间的职业画家，另外还有若干欧洲来华的传教士画家。画家无专门职称,康熙、雍正时称为“南匠”,乾隆时改称“画画人”。画家分派在各宫殿作画，称为“某某宫画画人”，见于记载的有“慈宁宫画画人”、“南薰殿画画人”、“启祥宫画画人”、“如意馆画画人”、“咸安宫画画人”“礼器馆画画人”“春雨舒和画画人”等。较著名的宫廷画家，顺治时有孟永光、张笃行、王国材、黄应谌等；康熙时有王崇节、顾铭、顾见龙、孙阜、王敬铭、叶洮、刘九穗、邹元斗、文永丰等；康熙至雍正时有王云、焦秉贞、冷枚、沈嵛、徐玖、金永熙、佘熙璋、顾天骏、邹文玉、徐名世、李、班达里沙、孙威凤等。雍正至乾隆时有金昆、贺铨、唐岱、郎世宁、陈善、陈枚、吴璋、丁观鹏、丁观鹤、张为邦、王幼学、戴正、福隆安、沈源、戴恒等；乾隆时有陈士俊、王岑、王致诚、程志道、孙、余省、余、周鲲、唐岱、张宗苍、卢湛、吴、金廷标、艾启蒙、张雨森、姚文瀚、张廷彦、贾全、程梁、沈映辉、陆授诗、陆遵书、方琮、袁瑛、徐扬、王炳、杨大章、黄增、谢遂、李秉德、罗福、杜元枝、贺清泰、安德义、潘廷章、缪炳泰、陆灿等；乾隆至嘉庆时有冯宁、沈焕、沈庆兰、庄豫德等；道光至光绪时有沈振麟、沈贞、沈全、沈士杰、沈士儒、焦和贵、陈兆凤、张恺、屈兆麟、缪嘉蕙等。

清代宫廷绘画作品与过去各代画院绘画作品一样,宫廷富贵气息浓厚,用笔细密繁琐，色彩浮华艳丽，格式严整少有变化，这些均是它的弱点。

如果说文人画多受道、禅影响，那么宫廷绘画主要受儒家影响，以“成教化，助人伦”为根本，属“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宫廷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帝王运用国家权力，推动宫廷绘画发展，光大绘画艺术，使绘画成为其统治的有力工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帝王那样重视绘画艺术，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帝王画家。这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说明中华民族从上到下对书画艺术的重视和爱好，也说明绘画艺术及画道在中国如此普遍性地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