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胄（573年－633年），字玄胤，谯郡谯县（安徽省亳州市）人。唐朝初期
宰相，汲县令戴承伯之子。
戴胄生性坚贞，有才干，熟知律法，通晓文案，隋末曾任门下录事，深受纳言
苏威、黄门侍郎
裴矩的赏识。
619年（武德二年），戴胄成为
王世充的
太尉府官属。三月，王世充意欲篡位，戴胄进谏道：“君臣犹如父子，理应休戚与共，有始有终。希望您效仿
伊尹、
周公，辅佐王室，使国家安定，则是天下之幸。”不久，王世充又求取九锡殊礼，戴胄再次进谏。王世充大怒，将他贬为郑州长史，让他与
王行本一同镇守
虎牢关。不久，王世充称帝。
627年（贞观元年），大理少卿出缺。唐太宗道：“
大理寺关乎人命，戴胄清廉正直，正是合适人选。”于是任命戴胄为大理
少卿，后又改任尚书
左丞。当时，尚书左仆射
萧瑀免官，右仆射
封德彝病逝，唐太宗便命戴胄处理
尚书省政务。他善于决断，被人称为开国以来最称职的尚书左丞。
此前，朝廷每逢水旱灾害，全靠正仓拨粮赈灾，但正仓存粮有限，远远解决不了问题。628年（贞观二年），戴胄上表唐太宗，建议效仿隋朝，设立
义仓，让官员、百姓缴纳粮食，以备饥荒。唐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又让他和
魏征一同担任
谏议大夫，检点朝政得失。
629年（贞观三年），戴胄升任
民部尚书，兼任检校太子
左庶子。后来，
杜如晦病逝，临终前请求让戴胄主掌
吏部。唐太宗遂让戴胄代理吏部尚书，仍旧担任民部尚书、太子左庶子、谏议大夫。他虽有才干，却不通经史，任职吏部时，奖掖法吏，抑制文士，受到舆论的讥讽。
630年（贞观四年），戴胄被免去吏部尚书，以民部尚书之职
参预朝政，成为宰相，并进爵武昌
郡公。
631年（贞观五年），唐太宗打算重修
洛阳宫。戴胄进谏道：“关中、河西都在增置军队，此前又在修复
九成宫，丁壮被役使殆尽，现在还能剩下多少呢？如今战乱平息不久，民间人口短缺，一人服役，全家废于农事。一家尽力劳作，也难以维持生计。我担心这会引起百姓的怨恨。”唐太宗大为赞许，对
侍臣道：“戴胄与我并无骨肉之亲，他能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我进封他的官爵，就是要酬报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633年（贞观七年），戴胄病逝。唐太宗罢朝三日，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道国公，赐谥号为忠，命
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唐太宗见他住宅简陋，怕没有地方进行祭祀，还特命官府为他设立庙宇。
吏部尚书
长孙无忌曾在进入东上阁时，没有解下佩刀，违犯了卫禁律。尚书右仆射
封德彝判定：“监门校尉失职，罪当处死；
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入宫，罚铜二十斤。”戴胄却反驳道：“
校尉没有察觉与无忌佩刀入内，都是一时疏忽所致。陛下若念无忌有功，从轻处置，非法司所该管。如果依法处理，仅罚铜二十斤，恐怕未必合理。”太宗说：“法律乃是天下共同遵守的，怎能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而不执行？”乃命重新议罪。封德彝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戴胄又道：“校尉因无忌而获罪，根据法律，处置应当从轻。至于说到他们的过错，其实是一样的。我认为应该改判。”太宗于是免除了校尉的死罪。
唐太宗曾针对伪造资历的官员下诏：“若不自首，一旦查出，判处死罪。”后来，有官员被查出伪造资历，被戴胄判处
流放。唐太宗道：“我曾下令，不自首者死罪，你却判他流放，这不是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道：“陛下如果直接下诏处死，臣管不了。但陛下既然将他交付
法司，臣就要依法办案。”太宗道：“你只管自己守法，而让我失信吗？”戴胄道：“法律是布告天下、取信于民的国家大法，陛下的话不过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陛下凭借一时气忿所说的话而杀人，这怎么可以呢？现在将案犯处之以法，这乃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太宗欣慰地道：“朝廷执行法律有失，您能加以纠正，我还担忧什么呢？”
刘洎：左丞戴胄，右丞魏征，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
刘昫：① 胄性明敏，达于从政，处断明速。议者以为左右丞称职，
武德已来，一人而已。② 戴胄两朝仕官，一乃心力，刑无僣滥，事有箴规。虽学术不能求备，而匡益自可济时，亦所谓巧于任大矣。
朱元璋：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
张释之、
于定国，唐称戴胄。盖有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
《
全唐文》收录其奏疏两篇：《谏修洛阳宫表》《请建义仓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