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虎山（1916-？），朝鲜军事家、战术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朝鲜独立同盟、朝鲜劳动党。早期经历不详，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东北抗日游击队，后赴苏联留学，1939年来到延安。1945年赴东北参加对日反攻和解放战争，1949年率部奔赴朝鲜。朝鲜战争期间，曾率其部横扫朝鲜半岛，打到朝鲜最南端的全州，朝鲜战争结束后，被金日成打成反革命批斗，后含冤致死。

方虎山是朝鲜人民军中最出色的战术家之一，其变幻莫测的计谋、神出鬼没的机动、出其不意的攻击、坚强灵活的防御都令他的敌人赞叹不已。在朝鲜战争中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获得如此多的赞誉。日本军事评论家曾把他比做忍者传说中可以操纵雾的高手——山之幻梦、雾之刺客；中国军史中称其为虎将；美国人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他们用了那么多词汇来描述和方虎山之间的较量，只要接触到朝鲜战争，没有人可以忘记幽灵之师、河东陷阱、流血之谷、血染岭、伤心岭·····。

方虎山的行政管理能力、理论水平也是人民军将领中不多见的，即使在仁川登陆后那么危急的困境之中，他的部队也没有溃散，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平时的严格训练，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方虎山的主要缺点表现在战略方面，那次对南部的大迂回之所以失败，表现了方虎山对迂回战略的理解显然不够，对此他是难辞其咎的。而他的个性和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更给他带来了悲剧性的结果。

1936年6月，由于日本已经占领整个东北，又开始向华北进犯。中共满洲省委感到培养和训练东北的抗日游击干部非常迫切，由于方虎山是朝鲜人，鉴于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人和指战员有很大部分是朝鲜族人，让他到东北去是比较合适的，于是，他被省委派往苏联的莫斯科学习。

1937年初，方虎山到达莫斯科，这座城市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是胜利的象征，是革命的灯塔，无疑，此刻他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同时，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革命者为了从事地下工作和保密，往往使用化名，而且大多数人不止一个化名，这也是资料难以寻找的原因之一。方虎山在当时的化名是李天夫(其实，方虎山这个名字未必是他的真名），他被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安排进入东方劳动大学。朝鲜班的宿舍是第十二号楼，班里有从东北和朝鲜来的学员二十多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林（后任朝鲜人民军干部部长）、李权武（后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朱德海、朱春吉（后任朝鲜独立同盟执行委员）、金一（后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一副主席）等。学员大多来自抗日前线，毕业后再回到前线去，所以，每个学员的来历和今后的去向都是保密的，学员之间也不准随便谈论这些。当时，学校的名称已经改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益研究院”，院下设八个分校，有中、日、朝、菲、越以及中东的一些国家的班。在五一节后，朝鲜班和八号楼的中国班都搬到莫斯科郊外六、七十公里的古契诺镇（这里有个叫切奥尔那亚的小站，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公就在这里卧轨自尽的，给人的感觉是阴森又寂静）。他们住的院子说是学校，却没挂牌子，警戒很严，老百姓也不知道院子里的东方人是干什么的。学校的四周，除了东边的湖泊就是大森林，据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这里学习时，就住在这里。

朝鲜班的学习课程有联共党史、世界革命运动史（着重讲朝鲜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军事课程主要是游击战术课，着重学一个士兵的作战战术及各级指挥员（团级为止）的指挥战术。教员有德国人、朝鲜人、中国人、苏联人，大名鼎鼎的李立三是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教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康生也在学校讲过课。入秋以后，军事理论课程结束，开始上军事实习课。实习内容繁多，从夜行军、绘制战地实用地图起一直到进攻战术和防御战术样样都有，无疑，这些系统的军事学习对方虎山以后的军事生涯是有很大助益的，另一方面，苏联教条式的教学方法和实习内容也对他有着消极的影响。

到了1938年夏，为期一年半的课程全部结束，可上级迟迟不下达回国的指令。原来，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和各个抗日战场的干部需要，中央决定将在苏联学习的东北抗日干部调到关内的抗日前线，而这与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王明产生了矛盾，王明利用自己坐镇莫斯科的便利，拖延让这批干部回关内，双方打了无数的笔墨官司。最终，双方达成妥协，部分学员去东北，部分学员回关内。

1939年3月，方虎山和其他九名学员一起，在莫斯科坐火车到了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然后坐汽车进入新疆伊犁境内。

这时候，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军政机关仍然对从苏联过来的中共人员严密监视，前几批回国的人有不少被逮捕，所以上级指示方虎山他们要秘密行动。于是，方虎山等一起被送到了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管辖的特别招待所里，等候开往兰州的苏联飞机。因为他们要乘坐的是顺便搭客的运输机，没有准确时间，只好等待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领事馆方面的通知。可方虎山万万没有想到一住下就是好几个月。原来中央考虑到王德林、李杜的东北抗日武装从苏联境内绕道进驻新疆后，将方虎山他们这一批和前几批回国的东北籍干部，派进这两支队伍里去做工作。不料，这两支抗日军进驻新疆后情况有变，国民党政府和盛世才百般阻挠王、李二人到新疆领军，并以训政为名，在队伍中安插特务。这样，方虎山和同行的同志们在特别招待所里住了整整半年。

有一天，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郑英（女），以中学教员的公开身份到迪化，带领方虎山他们搭乘了苏联运输机。每当天黑，飞机停下来以后，飞行员就会锁上门，而因为是秘密行动，方虎山他们不能出机舱，不得不在漆黑的底舱里吃几块面包充饥。飞机速度很慢，遇到恶劣天气又要停飞，加上途中的其他各种原因，总共飞了七天，才到了兰州。方虎山他们下飞机后，先隐蔽到苏联驻兰州代表团住处。

兰州的国民党监视更严，军警和特务暗地里到处密捕共产党员。幸亏郑英在兰州的公开身份是谢觉哉的女儿，活动自由。她将方虎山和其他同志分别装扮成谢觉哉的侄子、外甥等亲戚，坐马车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大门口，然后迅速下车跑进了办事处，这样就到了“根据地”。办事处给他们发八路军的军服和符号，每个人都起了假名字，又根据各人的年龄，每人安上适当的军衔和官职，从少尉到少校不等，还给汉语说得不太纯熟的朱德海专门配了个副官，遇到盘查时，就由副官去周旋应付。当时，从兰州到西安这段路上国民党的警戒特别严，危险也最多。方虎山和同行的同志们化装成八路军军官，由郑英带路，顺利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再直接向延安出发，九月底，他们终于到达延安。

不久，方虎山他们都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干部训练队东北干部训练班里学习，这是因为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决定训练一批熟悉东北情况的干部，派往东北开辟工作（要早怎么想，不就犯不着和王明吵半年架耽误时间了嘛），班里大部分学员都是东北人或是河北、热河一带的人。入冬，当方虎山就要毕业的时候，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抗日联军大部覆灭，地下组织也遭受严重破坏，此时前往东北不仅危险，而且困难。于是中央解散了“东干班”，八路军总政治部把学员们分配到延安地区的各个作战部队里。

没有找到方虎山到底被分配到哪支八路军部队的资料，只知道当时正值国民党封锁整个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军队吃穿面临极大的困难，部队都忙于大生产运动，挖窑洞，开荒种地，喂猪养牛，方虎山作为八路军的连级干部，也不会例外，当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生产。

1942年初，方虎山根据上级的指示，到延安海外研究班学习。研究班是中共中央海外委员会的所属机构，海外委员会书记由朱德兼任，日本共产党负责人冈野进、菲律宾共产党负责人林仲等六人为委员。研究班的三十多名学员按照国籍分成朝鲜、缅甸、泰国和华侨等小组。方虎山等朝鲜组成员着重研究朝鲜革命问题。他们在工作之余，还要搞农业、纺毛线、编筐、养羊，并合计制造了一个纺纱器。

1945年8月下旬，方虎山等人编入朝鲜义勇军延安部队，奔赴东北。11月初到达奉天（今沈阳）。1945年11月10日，朝鲜义勇军在奉天西塔附近的一个操场上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武亭司令员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派少数的领导干部先去朝鲜，大部分指战员留在东北；他还号召全体部队立即深入东北各地，广泛发动在满朝鲜人，扩大义勇军，为中国解放和朝鲜解放做准备。接着，宣布把全军暂分成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留在南满，负责扩建第二支队；第三支队赴北满，负责扩建第四支队；第五支队赴东满，负责扩建第六支队（后来第五支队路过吉林时，留下部分干部建立了第七支队），方虎山任第一支队政委兼朝鲜独立同盟南满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子仁（崔仁）任支队长。

11月末，方虎山和王子仁率部移驻抚顺，先后合并在安东、宽甸、桓仁、靖宇等一带活动的朝鲜义勇军鸭绿江支队和在营口一带活动的朝鲜独立大队。12月20日，到达通化。当时日本残兵武装6000余人驻在通化市。国民党在通化的特务头子、通化县党部书记孙哓耕与越狱的日本战犯、日军第125师团参谋长滕田宝彦勾结，于1946年1月22日成立武装暴动指挥部——“暂编东边道军政委员会”，拟定于2月3日（大年初一）黎明暴动。被义勇军及时侦破该阴谋，于2月2日晚发动攻击，经两小时战斗，将其敌人全部消灭干净，毙敌五百余人，俘虏三千多人。这次战斗虽然打得很漂亮，但是却跟方虎山无关，因为他和王子仁以及支队主力当时不在通化，参加该次战斗的只是支队的三个中队（一支队共有十一个中队）而已。那么，方虎山和支队主力这时候在干什么呢？剿匪。

南满当时有五万土匪，主要活动在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而通化的匪患最为严重。1945年11月初，第一支队和通化支队在临江、抚松、靖宇、长白等县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共消灭2000余名土匪。在通化暴动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除通化、安东以外的南满各大城镇。1946年2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发布命令，将第一支队改称李红光支队，隶属辽东军区通化地区保安司令部，支队司令员由原新四军三师干部金雄担任，方虎山仍然是政委，同时由于朝鲜独立同盟南满工作委员会被改编为东北朝鲜人民民主联盟（简称民盟），所以还兼任安东省和通化地区民盟工作委员会（后来合并为辽宁省民盟工作委员会）主任，实际上就是当地政权的首脑。该支队奉命与杨靖宇支队一起，肃清盘踞在柳河、新岭、辑安、通化、临江、抚松一带山岳和密林中的土匪。到1946年7月为止，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毙伤土匪五百余人，俘虏四百余人，投降改编一千余人，缴获枪械一千三百余支，至此，基本肃清了通化地区的大股土匪，为保卫长白山根据地扫清了一大障碍。

1946年春节，通化战俘营的日本战犯在国民党特务的挑动下发生暴乱。方虎山领导下的朝鲜义勇军三个中队和中共通化支队立刻前往镇压，两小时内平定局势，打死500多人（当时末代皇帝溥仪的奶妈也在战俘营里，被炮火打死），活捉3000人以上。这3000多个曾经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鬼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方虎山的部下让这些战犯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下穿着单衣来到通化城头，跪下后用刺刀挨个挑死，尸体全部踹下城去，塞进未解冻的冰河凿开的冰窟窿里。等到开春河水解冻后，河里的鱼一个个又肥又大。老百姓都不吃，说这鱼是吃了死人养大的。这即是著名的“通化平乱”。

1946年9月，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动员10多万兵力，按照蒋介石“先南后北”的战略，大举进攻南满。到是年11月，南满根据地只剩下临江、长白、蒙江、抚松四个县，是否能守住这一仅有的长白山根据地，直接关系到东北民主联军“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战略方针能不能实现。1946年12月17日——1947年4月3日，国民党连续四次进攻临江，这就是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在战役前夕，李红光支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四师（辖10、11、12三个团），方虎山任师政委，王子仁任师长（金雄已回国）。在“一保临江”战斗中，独立四师在零下30度的刺骨严寒中，坚守从辉南到蒙江的长达两百里防线，打退国民党60军的进攻，保障了第四纵队挺进敌后，克敌据点20余个，歼敌3000余人。

1947年1月开始的“二保临江”战斗中，该师彻夜埋伏在杨家子山三尺深的雪地上，伏击敌第207师1个团，将其歼灭。在第三次保卫临江的战斗中，该师与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金川县城（2月26日）和辉南县城（3月4日）。特别是辉南战斗中，全歼国民党60军21师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在第四次保卫临江的战斗中，该师受命在梅河口、海龙、朝阳镇之间的路段，破坏铁路，阻击从长春、吉林来犯之敌。于3月8日消灭进攻辉南的敌184师544团，并于4月3日进占梅河口、海龙、朝阳镇。在上述这些战斗中，方虎山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呢？由于方虎山在抗日战争中未实际指挥过战斗，虽然曾系统地学习过军事知识，但在指挥经验上，与上过军校、并和日本军队血战多年的金雄、王子仁相比，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他的作用可能只限于参与和辅助决策、政治工作等，不过这一段时间的“实习”，对他更好地领会和理解游击、防御、攻坚和运动战术，显然是裨益良多。

不过，方虎山虽然在战斗中起的作用有限，但在其他方面的工作还是很值得称道的。1946年3月，方虎山建立了教导队，这实际上是一所以培养南满地区朝鲜人干部为目的的部队学校。10月，方虎山在抚松建立了军政学校，自任政委，王子仁任校长。后来又改为教导大队，到1948年9月为止，共培养了三百多名干部，分配到辽宁各地。1947年3月，他以李红光支队政治学校（李红光是朝鲜人民的著名抗日英雄，所以虽然在表面上已经改为独立四师，但是他们仍以李红光支队的名称为荣）的名义在抚松建立了东北共产党军队中唯一的一所陆军中学，开设文化课、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和军事训练课。到1948年12月为止，共培养出一百五十余名干部，他们被分配到南满各省的朝鲜人中学里工作。从1946——1948年三年间，方虎山创立的各教导队、学校共培养干部一千六百余名，其中有五百余名到地方工作。在那样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始终没有放弃下一代教育的这一远见举措，实在是让人敬佩不已。

同时，由于兼任地方党政职务，方虎山领导支队在解放战争初期就在南满朝侨聚居区展开了建立民主政权的基础工作。包括建立各地的武装工作队，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地方政权；扩大民盟的分支机构，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地方各级政权等。

总之，方虎山领导支队培养的一大批朝鲜族革命干部和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地方民主政权，为巩固和扩大南满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显然，这也为建国后在南满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民族自治政权奠定了基础。

1947年5月，独立四师奉辽东军区指示，带3个团大约3000余人，来到沈(阳)铁(岭)抚（顺）联合县境内活动。23日，独立四师派两个团破坏梅河口—吉林铁路，开始了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的首战。31日，独立四师占领战略重镇海龙，此外，还配合三纵解放了东丰、西丰县城，消灭国民党青年2师的一个团，打乱了敌人在沈（阳）吉（林）、梅（河口）吉（林）线的防御体系。从5月底到6月初，连续解放梅河口、辽源，最后控制了沈吉线大部和梅（河口）四（平）线，胜利结束了夏季攻势。在陆续参加了冬季攻势和开原解放战斗后，东北我军发动四平攻坚战。独立四师受命担负起在四平和沈阳之间阻击援敌的任务。于是，独立四师东奔西跑，不停地转战在中固、开原、昌图一线，牵制敌人主力，直到3月13日我军主力最后攻占四平为止。在辽沈战役中，独立四师参加了围困长春和解放沈阳的战斗，特别是在沈阳战役中，该师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和迅猛的进攻双管齐下，迫使敌暂编53师（师长许庚扬）宣布起义、敌五十三军130师投降，战果辉煌。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独立四师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66师（辖496、497、498三个团），直属于东北军区，担任沈阳市的卫戍任务。方虎山仍任师政委，而师长王子仁不久调回朝鲜，由原抚顺卫戍副司令刘子仪接任。166师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被东北军区和沈阳卫戍司令部授予“纪律遵守模范”和“卫戍任务完成模范”的光荣称号。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166师的朝鲜官兵全部回国。返回朝鲜前，师长刘子仪调出，由方虎山任师长兼政委。1949年7月20日，方虎山和副师长洪林率领166师向朝鲜进发。进入朝鲜以后，166师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6师团，方虎山被任命为少将师团长。

1950年，方虎山为完成攻下开城的使命，悄悄修好了京义线在三八线段被破坏的铁轨。6月25日进攻发起后，他用一个团从正面攻击牵制韩1师12团，另一个团坐火车直插开城车站，据守开城的韩12团在前后夹击下只跑出2个连。

7月11日以后，方虎山的六师在美情报部门的视野中消失了，它象幽灵一样挺进到釜山附近，遗憾的是，它没有全力向美军的补给中心——釜山进军。也许是担心遭到埋伏，也许是为了找寻给养，花了几天宝贵时间占领了一路上的所有港口，从而丧失了最有可能赶走美军的一个机会。7月23日，美军发现了六师，美24师被派来堵截。7月27日，六师在河东关伏击了美29团3营，美军被打死500多人，被俘100余人，5个连长只有1个生还。8月2日，美25师27团赶来增援，六师14团损失很大，但人民军仍攻下了晋州。为夺回晋州，解除人民军对美韩后勤基地釜山的威胁，美军集中24000人（25师、海军陆战旅、第5加强团）、101辆坦克、2个战斗轰炸机中队，于8月7日，向六师（7500人）进攻。8月13日，美军败下阵来，方虎山用伏击和袭扰打得美国人狼狈不堪。特别是8月12日的凤岩里之战，第5加强团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美国人把这里叫做“流血之谷”。

9月15日的仁川登陆彻底毁灭了人民军统一祖国的梦想，为了避免被切断后路，人民军开始撤退，方虎山的师团在最南方，撤退机会最为渺茫，为此，他精心地设计了后退计划：在师团主力的退路，晋州——山清——咸阳公路上，采取了后退行动所必要的各种阻止追击的手段，如布设地雷场，破坏桥梁，小部队的迟滞行动等。这些阻滞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使美25师直到9月28日才占领晋州。但是对那些由侦察、坦克、工程、迫击炮分队以及战术航空控制组构成的快速追击分遣队影响不太明显，因为他们可以随时召唤飞机压制沿途阻击的小分队，推进速度很快。沿着晋州—山清—咸阳—全州公路向大田北上的主力眼看要被追上了，方虎山便命令把重火器类隐藏到山清的山中，带着中迫击炮以下的轻装备，改变路线，摸索着沿小白山脉中的小路前进，30日夜抵达金泉西侧的京釜公路。在这里集中起2、3千名败兵，于10月1日夜，利用秋风岭之险以假地雷和反坦克火箭筒切断京釜公路达10小时之久，并且在此期间突破了“联合国军”的封锁线；另外有2千人逃进智异山开展游击战。可以说由于方虎山的机智果断和英勇战斗的后卫，第6师成功地在联军的围捕中逃出生天。

回到后方不久，方虎山就被任命为这年10月初成立的第5军团（辖第3、4、7、9、42师）的中将军团长。不过这个军团只是个空架子，因为下辖的5个师中有4个还在敌后作战或在后方整编，仅有的第42师又基本上由新兵组成。到了第二次战役结束后，由于在敌后游击的大量成建制的老部队归来，这种情况才得到了好转，军团重新编为第6、7、13、32、43师，不过编制严重不足，总兵力只有14300人，基本上等同于原来的一个师。

在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后，12月，人民军的第2、5师在东线参加了第三次战役，方虎山兼任前敌指挥官，统一指挥这两个军团由杨口、麟蹄之间突破，向洪川方向攻击，以配合志愿军左纵队（志愿军第42、66军并加强炮兵第44团）围歼韩国第7师。

按照金雄司令官制订的预定计划，第2军团于12月22日在杨口西南方突破了敌人凭借昭阳江修筑的防线，插入东线敌军的后方；而方虎山则指挥第5军团在县里南乡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并向西南方纵深迂回，12月30日进至阳德院里（洪川西南10公里），从敌后对中线敌军的防线加以威胁。

联军以春川—原州道路为中心的中线，以惊人的速度被突破了。韩3师首当其冲，被打得溃不成军，紧急调来封闭突破口的韩7师也被从春川以北溃败下来的韩5师和韩8师冲乱。这时，已经潜入后方的人民军第2军团切断了韩国第2军团和第3军团的退路和补给线，伏击其增援部队，这样，中线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第5军团乘虚而入，力图把联军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

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立即命令美第10军（美第2师、第7师），确保杨平—洪川一线的阵地。并解散了已经崩溃的韩国第2军团，其所属各师（第2师、第5师和第8师）归美第10军军长指挥。

美第10军在在左翼美第9军的配合下，占领了北纬37度线阵地。但韩国第3军（第7、9师）却在原州以北遭到了包围，美第2师赶去增援，但却遭到了人民军第2军团的进攻，于1月8日放弃原州。1月10日，人民军3个师逼近原州东南32公里的堤川，其一部正在向堤川东南30公里的丹阳进击。1月11日，李奇微将军下决心起用作为集团军唯一的预备队在马山地区整编的第1陆战师，阻止正在南下的人民军；他自己则指挥第10军，对人民军的突破口的翼侧进行反击。

进攻开始以来，人民军连续作战，消耗很大，而且西线的志愿军在1月8日就结束了攻势，东线人民军孤掌难鸣，眼见联军的反击兵力越来越多，前线司令部终于下定决心于15日结束了进攻。

第8集团军为了不给中朝军队以重新编组的时间，为了使逐渐激烈的水原

与西线得不到补充的志愿军不同，东线人民军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由于第3军团的到来，力量反而更加强大，而在战役中损失的部队，也可以用教育后编入的韩国战俘来补充。为了尽量引诱联军深入，以给予其歼灭性打击，人民军把主力集结到洪川（洪川位于连接汉城——南汉山桥头阵地——杨平——江陵的要道的中央，是通往春川的关口）周围，进行休整，守株待兔；而志愿军的第39、40、66军主力也从西线迅速向洪川开来。

当美国人正在为捕捉不到中朝军队的主力而懊恼时，2月11日夜里，中朝军队沿着洪川－横城

仅韩军俘虏就超过了7500人。

这次攻势的主角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即使在人民军方面，方虎山的第5军团也只承担了配角的角色。他的部队虽然迂回过原州，进至堤川以北，是突破距离最远的，但是在堤川被美7师和韩3军的残部挡住了，没有达成切断联军后路的战略目标，这主要是补给缺乏、部队过于疲乏和实力不足的关系，都是无法抗拒的客观因素。志愿军在砥平里战败后，方虎山也奉命率部北撤，并节节抗击，迟滞进攻，直到3月31日再次退到三八线以北。

当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攻势开始时，东线人民军担任牵制任务，向麟蹄和车坪里地区的敌人进行了佯攻。他们从瑞和里以南地区开始，在夜间从正面和两侧冲破敌军坚固的防线，深入敌后，切断了车坪里—麟蹄公路和麟蹄—县里公路，在车坪里和麟蹄地区歼灭了敌人。从4月23日起，给韩国军队3个团以歼灭性打击。当联军反攻时，又节节抗击，再次退到他们出发前的地方。

寒溪岭西方1082高地和加里峰（1519米）方面，从正面和左翼进攻县里地区。到达县里东部地区的朝鲜人民军另一支部队也发起了攻势，仅在16日一天，向南推进了25公里，在镇东里和芳台山

事实正是如此，县里地区是以东部的香炉、雪岳、五台山脉形成的峡谷地带，山高达600—1500米，坡度达60度，地势险要，韩3师的师部就设在县里。方虎山用两个师攻击加里峰的韩3师第22团，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主力部队则翻越崇山峻岭进行穿插，于17日中午以前占领了县里东南的镇东里和芳台山（1436米）诸要点，切断了东南退路，与击败韩9师的抵抗、进至县里以南的志愿军20军对韩3军团的两个师形成了合围。

根据韩国资料，突围的韩军为第3师727人、第9师1323人。逃进深山中的韩军官兵直到战役结束后很久才陆续归来，最长的为一个月之后。但归建后的第3军团也不过8200人，而战前有23000人，与中朝军队歼敌数字相差如此之大，看来许多韩军士兵都直接跑回家了。县里歼灭战，是方虎山指挥的最后一次运动中的歼灭战，虽然在朝鲜战争中并不著名，但却给韩国人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因为它使得韩第3军团在5月26日被美国人取消了建制，韩国只剩下一个军团了（第1军团）；第3师师长金钟五准将也因为追究战败的责任被解职，这位后来高升为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参谋总长的韩国名将，终生将此战视为奇耻大辱。

借着和平谈判的短暂间隙，人民军的一线军团进行了整编，主要目的是保证每个师都有比较完整的编制，因此削减了一些师，把人员补充到其他师中。第5军团的原有5个师减为3个，分别是第6（师长洪林）、第12（师长崔忠国）、第32师（师长金大洪），平均每个师增加到7000人左右。

方虎山最初面对的主要敌人是在比雅里西南方983高地和773高地进攻的韩第5师第36团（临时配属美2师）。983高地位于大愚山（1179高地）和白石山（1142高地）之间的一座孤立小山，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沿水入川和西川北上的两条公路。虽然并不特别高，但人民军设在这里的观测哨不断引导激烈的炮火倾泻在占领了杜密岭（788高地）东西高地线的美军第2师的头上。从这座山上不仅能控制通往杨口和麟蹄的补给道路，而且能看到占领了山谷内的炮兵阵地和指挥所，多次予以准确的炮击。为此，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中将防御纵深

范弗里特弹药量。6时30分，越过了攻击开始线的两支主攻部队，在难以想象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开始前进，但被到处密布的地雷所阻，攻击没有进展。地雷不仅是埋设在阵地的前面，不管是不是接近的通路到处都埋着地雷。因此进攻983高地的第3营，在这一天中和地雷战斗到了晚上，没有进到突击距离。进攻940、773高地的第2营，也是同样的情况。第一天的攻击一点也没有进展。这是因为人民军在运用地雷战术上从原来的在阵地前呈带状埋设的形式前进了一步，改变为大纵深不规则埋设地雷区的原因。

19日，36团继续进攻，第2营第5连攻击773高地，第6连攻击940高地。这两个连迫近到敌前40～50米处，曾几次要求突击支援射击，几次寻求突击的机会。但是人民军每次都几乎在炮击停止的同时张开手榴弹的弹幕，并加以斜射和侧射，因此终于在没能找到突击的时机之中迎来了夜幕的降临。这两个连都损失了约为三分之二的官兵，到傍晚时都变成只有40人左右的连了。

方虎山在洛东江血战时曾经亲身领教过美国的火力优势，所以这次他把阵地都构筑在接近山顶的反斜面上，而在正斜面上只构筑假阵地和警戒阵地。挨近山顶的阵地由深深的交通壕和掩体组成，多为横穴式的能抗轻炮和中炮的工事。而且特别精心构筑的是在反斜面山腰的工事，这几乎就是洞窟，可以承受任何炸弹和炮弹的工事。人民军在受到集中炮击时，在掩蔽部里待机。当炮击停止的同时就进到射击线上开始投掷手榴弹和机枪射击，所以怎么炮击也收不到压制的效果。

韩国人逐渐掌握了攻击的诀窍：他们在迫近到突击距离时，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急速射击。这样使人民军误认为是突击开始了，于是开始投掷手榴弹和进行交叉射击。在这样反复射击当中，摸清了对方火力的死角，并在9时30分利用这个死角进行突击，夺取了该阵地的一角，全营以这一角作为突破口来扩大战果，终于在22日的11时50分夺取了983高地。

到8月27日，韩国人坚持不住了，不久各个山顶几乎又被人民军占领。拉夫纳师长派美军第9团的一部进行了增援，但人民军固守已夺回来的山顶，寸土不让。而韩国某些作战单位的的士气低落还严重影响了美军的情绪，拉夫纳终于对韩国人失去了信心，决心彻底换马，由美军第9团（林奇上校）接替韩36团攻击血染岭，该团8月31日和9月1日从正面进行了攻击，仍然没有成功。该团的攻击和韩第36团的攻击采用相同的方法，因此遇到了几乎相同的经过和失败。无论怎样炮击，人民军躲在反斜面的坑道内，在美军将要突然进到山顶阵地时，突然予以猛烈射击，因此每次都遭到重大损失。虽然几次改变攻击方法，但还是被潜藏在反斜面深深的堑壕中投掷手榴弹的人民军士兵所击退。为了阻止人民军士兵进入山顶阵地，压制投掷手榴弹的士兵，使用飞机支援攻击了反斜面阵地，但是，人民军修筑的坑道四通八达，仅摧毁一段也无法阻止其在山顶上的机动，上次换掉韩国人的拉夫纳这次也让他的上司不耐烦了，汤姆斯·E·戴夏佐准将取代了他的位置。

巴亚斯军长和戴夏佐仔细研究以后，决定以3个团全力进行攻击，以第38团进到大愚山西麓的比雅里附近，以第23团进到水入川河谷，和第9团的正面攻击相呼应进行包围攻击。该师于9月4日再次发起进攻，5日很顺利地夺取了整个高地。这是由于夺取了大愚山西麓的868高地和705高地的第38团和进到血染岭西北侧的第23团压制了血染岭北斜面的结果。

在从8月18日到9月5日攻击血染岭的3周时间内，联合国军所受的损失实际是战死326人，负伤2032人，失踪414人，共计2772人。在长达200公里的战线上夺取一个不过像个瘤子似的4平方公里的小山包，就需用3个星期的时间，近3000人的损失和36万发炮弹。

美军第2师被指定攻击的目标931高地群是被水入川和沙川所浸蚀的山棱，从南面起由984—931—851—871等高地相连接，像长矛那样的岩石山峰。失去了血染岭后，人民军把炮兵观察所设在这里，这里是与血染岭具有同样价值的棱线。这是一座胆小的人一看就会胆怯的山岭，从主脉向东西延伸出的无数支脉会使人想起鱼的背骨而感到毛骨悚然。目击这个山峰战斗的新闻记者喊出了HEARTBREAK RIDGE（意为伤心岭或断肠岭）。

次日（9月14日），第9团第2营沿着棱线开始进攻894高地，他们的处境和23团没有什么区别，始终忙于躲避不知从哪里射来的弹幕，如同处于原始森林一样。而在第一天中倒霉的第23团在这一天反复进行了后送伤亡人员和整顿部队。

克拉克连夺取了894高地的山顶。但是23团依然没有转运，攀登山棱的美国兵遭到斜射和侧射。第3天的攻击也落得个悲惨的结果。

美军第2师就这样地陷入了窘境。第23团被关在鞍部山腰的山谷里进退两难，正赶上断断续续的秋雨，在雨里被淋着过了4个昼夜。第9团第2营据守的894高地被人民军反击得很猛烈，15日夜和16日夜进行的两次反突击使该营损失了近200人。看准了在岩石山上不能掘壕这一点的人民军，派出侦察小组乱投手榴弹，计算着美军即将到达山背的阵地时集中大炮和迫击炮进行猛射，在认为要辙退的时候反复地进行正式的突击。

这样一来美军的伤亡渐增，补给品也所剩无几。于是补给和后送变成了先决的问题，因此，狭窄的比雅里山谷被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这就成了人民军炮兵绝佳的瞄准目标，遭到火炮和迫击炮的集中射击，变成了像地狱那样的惨状。另外，要越过702高地东侧坛岭（海拔559米）的车辆就连吉普也遭到狙击，一辆补给车或急救车也不能通过。于是只能依靠韩国民工组成的挑夫运输队，可是一受到激烈炮火射击，搬运夫就丢下补给物品或担架跑得无影无踪。因此只好将作为预备队的第1营和各直辖队的兵员集中起来向前方搬运粮食、水、弹药、医疗品和装备等等，向后方送伤亡人员，但美军士兵的搬运能力只不过是韩国搬运夫的一半，而且沿途都在炮火控制之下，因而遭受不小损失，付出了意外的伤亡和时间的浪费。例如第23团向后运送伤员竟用了10个小时。

9月17日、18日两天，第23团拼最后的力量进行了攻击，但也未能奏效。在血染岭上的第9团团长约翰·M·林奇上校向戴夏佐师长提出由第9团攻击白石山东麓的867高地和1024高地，以分散人民军的火力和兵员，他的根据就是在血染岭的攻击中就是由于夺取了大愚山西侧的868高地而得手的。但戴夏佐拒绝了，认为那超出了作战目标的范围，遇上这样死板的上级真让人无可奈何，好在由于战绩不佳，他呆不了多久了，9月20日新任师长罗伯特·N·扬格少将到任。他立即研究了战况，并当场同意了林奇上校的建议，下令第9团夺占1024和867两个高地。9月22日巴亚斯军长下令韩第7师（金容培准将）夺取白石山，这样将对931高地群的攻击逐步发展成了大规模的攻击。

注重名誉和责任的亚当斯团长于21日和22日两天发起了最后的全力进攻。23日第1营曾单独夺取了山顶，但在人民军的连续反击下遭受重大损失，再次败下阵来。联军在其他方向的攻击却进展顺利，9月25日美第9团攻占了1024高地，26日韩第7师夺取了白石山顶。原属第38团的法国营也被调了上来，接替被打残的美23团第2营，参与对931高地的进攻。亚当斯上校看到友军的成功，鼓起余勇，于9月26日再次发起了对931高地的进攻。但是，931高地还是没能夺取下来。1024高地距931高地有7公里远，因而对其反斜面的压制效果不大。而且新换上来的人民军第15团依靠来自沙汰里的支援火力顽强据守，使得美法军队无法靠近。

扬格师长仔细地研究了这次攻击，作出结论报告说“是一个大失败”，并和巴亚斯军长于9月27日决定中止这次攻击，待10月初在新的构想之下再进行攻击，可中止这次攻击使第8集团军的首脑受到了震动。因为自1月中旬转入反攻以来，困难的攻击是不少，可是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也没能夺取阵地以致停止攻击还是第一次。无疑，除了美国指挥官逐次使用不足需要的兵力，从而被各个击破的原因以外，人民军官兵的坚强斗志、牺牲精神是胜利的主要原因。而作为一线的最高指挥官，方虎山同样功不可没。不过，由于人民军在防守过程中已经流了太多的血而来不及补充，实际上防线已经是摇摇欲坠了，打这种纯粹的阵地消耗战，缺乏人力资源的朝鲜军队不能发挥出志愿军在上甘岭表现出来的那种持久力。

这些小山包的失去从战略上来说无足轻重，中国军队一向喜欢运动战

方虎山奉命率领军团残部撤到元山附近进行休整。此时的这位双料英雄心情异常低落。无疑，他和他的部下都已经尽力了，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坚强决心，连敌人也为之震撼，却受到自己人的非难，这使他既委屈，又愤恨，虽然在公开场合不敢说什么，但私底下发了不少的牢骚，对当时的军事策略也多有微词，而这些话或多或少或者被加油添醋地传到了朝鲜领导层的耳朵里。虽然因为他的赫赫战功，朝鲜领导层没有对他进行处分，但却认为有必要让他好好反省。1952年，他出任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部队组成的朝鲜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所属都是些后备部队，也没有什么仗打，实际上被赋闲置散。

停战谈判签字后不久，方虎山就任军事大学总长，教学工作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毕竟他在中国东北曾经在这方面作出过不小的成绩。远离战火硝烟的生活对这位猛将来说虽然有些无聊，但如果他就这么悠闲下去，凭借他的战功和盛名，得到善终还是不难的。可惜，他不但没有改掉时常非议现政策的习惯，还迈出了更加危险的一步。

这事要从颇负盛名的朴一禹身上说起。朴一禹早年在中国东北参加革命，担任过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县委书记，当过陕甘宁边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出任内务相、授大将军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志得意满。特别是就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政委以后，相当于一线人民军的总政委，爬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不过俗话说：爬得越高，摔得越惨。面对朝鲜政局变换，金日成逐渐大权在握的情况，朴一禹却不知收敛，自封为从中国回国的朝鲜革命者的代表，拉帮结派，隐隐有与金日成分庭抗礼之势。可他的政治手腕着实比金日成差得远。1954年朝鲜内阁改选，朴一禹丢掉了内务相这个颇有实力的职位，只是被任命为递信相（邮政部长）。

金日成朴一禹拉到自己一边。

但是朴一禹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来自中国的干部大多不理会他的拉拢。像金昌德（即原中国人民解放军164师师长李德山）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自己是因为信赖党、祖国和人民才回来，并不是因为信赖朴一禹。而有的人更直接向朝鲜领导层告发，说他是反党分子。

应该说朝鲜人有搞拉帮结派的传统（包括韩国人），早年的朝鲜共产党就是因为几派相争，仅仅存在了三年时间，就被共产国际解散了。而朝鲜劳动党本来就是若干股力量的联合，派别简直多如牛毛，有的还是派内有派，一个派系里的人因为同乡、同学、同族等又组成不同的小派别。而力图树立个人权威的金日成对此是深恶痛绝。还在战前，他就取缔了大会派（姜进、李文弘）。1953年，他利用李承烨间谍案搞垮了对他威胁最大的汉城派（朴宪永），接着又利用许嘉谊案打击了苏联派，1954年又处分了南部派（姜文锡）。而朴一禹和方虎山正好撞在他整顿宗派主义的枪口上，他怎么会放过呢。

1955年4月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朴一禹和方虎山作为“反党宗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可怜一代名将，因为卷入党争，彻底断送了其政治生命。

1930年代初，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密山县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即抗联第4军前身）。1936年被中共满洲省委推荐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39年9月回到延安后，在太行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东北干部训练班学习，1940年初被分配至八路军某部工作，1942年初在延安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举办的海外工作研究班学习，任第四组（朝鲜组）组长，并参加延安整风运动，1943年在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工作，1945年2月任该校第1区队指导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同朝鲜义勇军开赴东北，同年11月任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政治委员，1946年2月参加镇压通化地区国民党特务和日军战犯联合发动的反共暴乱，同月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宁军区李红光支队（原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政治委员。

1946年12月－1947年4月，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南满根据地的“四保临江”战役，1947年5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

1948年4月任东北军区独立第4师政治委员，10月参加辽沈战役，11月率部进驻沈阳担任卫戍任务，同月任东北军区第166师政治委员。1949年7月任16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1949年7月率166师由辽宁安东抵达朝鲜新义州任朝鲜人民军第6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6师）师长（少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率部参战，连续攻占开城、江华岛、金浦，沿西海岸南下将美军包围在釜山防御圈内。所部被授予“近卫汉城第6师”称号，本人被两次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荣获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美军仁川登陆后被截断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后率部返回北方。

1950年10月任第5军团军团长(中将)，1952年12月任中朝联司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部署反登陆作战。朝鲜战争结束后曾任陆军大学校长。

1955年4月4日，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方虎山“因为在战争末期没有打好仗，所以在党内受到了批评”，他被朴一禹利用，“在背后非议党和国家的政策”。南朝鲜资料称：受1956年8月“八月宗派事件”（即崔昌益、朴昌玉反党事件）连累，方虎山是所谓“延安派”而被“清洗”。1959年以后，在朝鲜官方的公开报道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