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中兴，指的是西汉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 （约为公元前87年至前48年1月10日），此时的西汉自汉武帝对外战争结束后，逐渐进入恢复性稳定及发展阶段。

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攻打匈奴以及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下了轮台罪己诏，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表示与民更始，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相继当政，西汉历史进入昭宣时期。

汉宣帝刘询，生于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原名刘病已。汉武帝和卫子夫的曾孙，戾太子刘据和史良娣的孙子，史皇孙刘进和妾王翁须的儿子。当年，巫蛊之祸爆发，家人蒙难，襁褓中的刘询曾下狱，后被祖母史家收养，直到武帝下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元平元年（公元前七十四年）昌邑王被废后，霍光等大臣将他从民间迎入宫中，先封为阳武侯，于同年7月继位，时年十八岁。第二年改年号为“本始”。

刘询即位之初，委政于霍光。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死后，开始亲政。他大力整顿吏治，强化皇帝权 威。为了打破霍氏左右朝政的局面，命令群臣奏事，以疏通下情，并规定丞相以下的百官都要奉职奏事，以便考核。地节四年，又借大司马霍禹谋反一事废皇后霍氏，从而彻底清除了霍氏的势力。

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仅八岁，政事皆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决断，前述盐铁会议就是在霍光的授意下，由昭帝下诏决定召开的。与霍光一起受武帝托孤的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娶霍光之女为妻，生有一女。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此女年仅五岁，上官桀父子意欲将其送入宫中为昭帝后，被霍光拒绝。

后上官安通过武帝长女盖公主之男宠丁外人的关系，达到目的，上官安被封为车骑将军。霍光由于拒绝了上官桀父子封丁外人为列侯的请求，引起了上官桀父子与盖公主的怨恨。桑弘羊也因为自恃在武帝时推行盐铁专卖之功，欲为其子弟求官而不得，亦对霍光专权表示不满。这些反对霍光的势力聚集在燕王旦周围，密谋除掉霍光。燕王旦是武帝之子。

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死后，刘旦按次序当为太子。但他继位心切，反遭武帝厌恶，不但未能立为太子，反被削去封国三县，使刘旦大失所望。

昭帝继位后，刘旦更加不满，曾与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共同谋反，后因事泄失败。刘泽等被处死刑，而刘旦因与昭帝至亲，特 许勿治。刘旦没有丝毫悔改之意，暗中加紧网罗反对霍光与昭帝的势力，不断与上官桀等人联络。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刘旦上书控告霍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请求入京侍卫，准备与上官桀等人一起，趁机除掉霍光。他们诬陷霍光的阴谋破产后，便准备以宴请霍光为名，将其刺杀，然后废昭帝，立刘旦为天子。事情被揭发后，霍光诛杀上官桀、上官安父子、桑弘羊、丁外人及其宗族。燕王刘旦、盖公主自杀而死。

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燕盖谋反。燕盖谋反的失败标志霍光已清除了反对派势力。此时，金日磾早已死去，而上官桀、桑弘羊又被诛杀，霍光的权力日盛，威震海内，其家族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霍光之子霍禹及其兄之孙霍云皆为中郎将，霍云之弟霍山为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霍光的两个女婿范明友、邓广汉为东西宫校尉，其他昆弟、诸婿、外孙皆为奉朝请、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昭帝行冠礼后，仍继续委任于霍光。

元平元年（前74年），22岁的昭帝病死。因其无后，群臣推举武帝唯 一尚在世的儿子广陵王刘胥继位。史书上称刘胥好倡乐逸游，动作无法度，不为武帝所喜爱，亦不孚众望，所以有人提出广陵王刘胥不可以承宗庙的意见以后，霍光当即表示同意，遂以皇太后名义诏昌邑王刘贺继位。

刘贺入朝受皇帝玺后不久，霍光又以其行淫乱、失帝王礼仪、乱汉制度，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为名，率群臣上奏皇太后将其废黜。

公元前74年，霍光选择了武帝太子刘据之孙、十八岁的刘询继位，是为宣帝。刘据因巫蛊之祸死后，出生仅数月的刘询被送至民间收养，后遇赦回至皇宫，被称为皇曾孙，但其地位与平民无异，娶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由于他自幼生长民间，左右无众多心腹，在中央亦无势力，霍光便以其“躬行节俭、慈仁爱人”为由，迎入未央宫。

宣帝深知霍光家族在朝中的势力尊盛日久，内不能善，所以在其继位之初，当霍光表示归政时，宣帝谦让不受。霍光遂继续把持朝政，群臣凡事先请示霍光，然后再向宣帝报告。霍光每次入朝拜见时，宣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表面上却作出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的姿态。

即便如此，仍无可避免地与霍氏家族发生了冲突。

霍光夫人意欲将其小女立为皇后，以进一步控制皇帝。群臣阿附霍光，也建议宣帝纳霍女为后。宣帝不忘旧义，坚持立许氏为皇后，这便引起了霍氏家族的不满。霍妻竟趁许后临产之机，指使女医官将其毒死，然后由霍光施加压力，将霍女立为皇后。

宣帝对许后之死虽然心怀疑虑，但迫于形势，对霍皇后也只好作出宠爱的样子。一年后，宣帝立许后之子为太子，霍光夫人故伎重演，教霍皇后在太子饮食中下毒，未遂。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卒后，宣帝开始亲政。此时霍禹为右将军，霍山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霍氏一门仍十分显赫，广治第室，奢侈无度。

有人向宣帝上书，说霍光专制擅权，主弱臣强，其子孙用事，愈发骄恣，长此下去，恐危宗庙，建议宣帝采取措施。由于当时凡吏民上书皆先通过尚书，所以都被霍山扣押下来。

为削夺霍氏权力，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亲自处理朝政，五日一听事，并下令凡吏民奏事不通过尚书，直接向皇帝报告。其次，封太子的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许广汉的两个弟弟，一封为博望侯，一封为乐成侯；又令与霍氏有隙的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最后，将霍氏家族调离实权位置，如迁霍禹为大司马，无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署；将霍光长女婿邓广汉由长乐卫尉调任少府；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范明友调任光禄勋，不久后，又收其度辽将军印；次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调出京城，任安定太守；霍光姊之女婿张朔由给事中、光禄大夫调任蜀郡太守；收中女婿赵平骑都尉印绶，调任散骑都尉、光禄大夫，赴外地屯兵；孙婿、中郎将王汉调任武威太守。

霍氏家族诸将从前统领的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全部改由宣帝亲信的许、史两家子弟统领。

霍氏不甘心权势被削，遂密谋借机杀平恩侯许广汉和丞相等人，再以太后名义下诏废掉宣帝而立霍禹。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阴谋败露，霍云、霍山自杀，霍禹等人皆腰斩、弃市，霍皇后被废处昭台宫。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

昭帝即位后，因年幼，遵从武帝遗照，由霍光辅政。燕王刘旦等阴谋叛乱时，刘弗陵和霍光君臣相互信任，在朝廷安危的关键时刻，平定了政变，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

其后，昭帝在霍光辅政下，沿用武帝末期的严刑峻法制度 ，重视吏治，调查民间疾苦及冤案、官吏失职等事宜，处置纵容反叛的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冯翊贾胜胡等人。 并先后四次察举贤良 ，任命杨敞为相，隽不疑为京兆尹等，明经治狱。

宣帝虽然诛灭了霍氏家族，但在施政方针上与霍光并无分歧，基本上延续了昭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并多次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租赋。宣帝还继承昭帝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借给农民耕种，降低盐价。

在政治上，宣帝还很重视官吏的选拔，注意平理刑狱，甚至还在未央宫宣室殿亲自审理重大刑狱。宣帝的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使武帝末年以来的社会矛盾继续得到缓和，农业生产开始上升。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谷价下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昭帝和宣帝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武帝末年的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西汉王朝上又出现了几十年的兴盛景象。

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补刺史、守、相，必由大臣推举，他亲自召见，询问治安之术。其清政者给予褒奖。公卿大臣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中选拔。

刘询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

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刘询还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这些循吏（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懂政策的官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

昭帝于始元四年（前83年），颁布特赦令。宣帝亲政后，进一步废除了汉武帝时的许多酷法。设置廷尉平一官，专助廷尉决疑案、平冤狱，把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这些措施，改变了武帝末年人人自危，大臣“安危不可知”的恐怖局面，缓和了社会矛盾。

刘询来自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有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刘询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刘询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

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

7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的诏令，6次颁布赈贷种、食和“勿收责”的诏令。凡遇郡国遭受水旱、地震灾害，当年租赋徭役皆免。昭帝时颁布“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废除了律外苛税。宣帝时还下令“勿行苛令”，减盐价，禁止官吏“擅兴徭役”，注意减轻农民负担。

针对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封禅等所造成的国力严重损耗，农民负担沉重，大量破产，使得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辅政大臣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多次以昭帝名义下诏下令减轻人民负担，罢不急之官，减轻赋税，与民休息。对外方面，改变武帝时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乌桓等，另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以改善双方的关系。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

在经济方面，因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引起天下议论，霍光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这次政策大讨论的情况，保存在桓宽所编著的《盐铁论》一书中。经过争论，取消了酒的专卖，而保留盐铁专卖。

昭帝时，因霍光内外措施得当，使得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国力得以恢复。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汉书》赞曰：（孝昭）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

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公元前73年，他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

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为防止谷贱伤民，刘询特设立了“常平仓”，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如果粮食丰收，就以不太低的价格买进，等到饥荒时，则以原价售出。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则认为实施常平仓内外部条件都已完全成熟，不予采纳。

五凤四年的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宣帝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dí，音“敌”）入、价高时则降价粜（tiào，音“跳”）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在对外关系上，刘询于本始二年（前七二年）曾联合乌孙大击匈奴，后袭破车师，平定西域。趁匈奴内部分裂之机，与呼韩邪单于建立友好关系，呼韩邪单于更是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倾全国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业，使边境逐步宁息。

神爵元年（前61年），击败西羌，后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神爵二年（前60年），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设立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使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正式归属于西汉中央政权，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汉宣大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大汉大发兵铁骑16万余，分五路攻打匈奴，这不仅是武帝更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足见当时大汉军威何其鼎盛。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

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第二年冬（前71），匈奴羞愤，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也。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这次胜利实武帝以来，坚决执行联乌击匈政策结出的硕果。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大汉，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日逐王后被封为归德侯。这掀开了汉匈史新的一页。

汉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纵横万里的游牧风暴――匈奴帝国，全盛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与汉缠斗140余年，终于低下高昂之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

在汉昭帝、汉宣帝治理下，大汉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景象，甚至还有史家说，宣帝统治时期是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

史书对汉宣帝大加赞赏，曰：“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汉文帝）之时。”“孝宣之治，信赏必罚，文治武功，可谓中兴”。他与前任汉昭帝刘弗陵一道，又被称为“昭宣中兴”。（史书上只有宣帝中兴，而昭宣中兴是在2001年由现代学者提出，目的是为了很好划分汉武帝时期与汉宣帝时期，而且这个说法在史学界颇有争议。）

汉宣帝刘询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为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中兴、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以制定庙号、谥号极其严格著称的西汉历史中，中宗宣帝刘询是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另三位是太祖高帝刘邦、太宗文帝刘恒、世宗武帝刘彻，皆是一代英主），可见其功德之高。

《汉书》对汉宣帝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