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资平（1910年5月—2004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广东省广州市人。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一五六旅第四团上尉军医，军委第一后方医院主治医生，第二干部休养连连长，红三军团卫生部医生，军委卫生部永坪医院（中央红军第一后方医院）院长，八路军留守兵团卫生部部长、军医处处长，冀热辽军区（冀察热辽军区）卫生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医院管理局局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兼广东省卫生厅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卫生部第一部长，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部长，东北军区军医学校校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四川医学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党委第一书记，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1910年5月，李资平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市一个清贫的市民家庭，原籍广东省新宁县（今台山）。父亲是新加坡华侨，没有文化，又无靠山，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六口之家还要靠母亲和姐姐做工来维持。幼年时李资平读过私塾。五四运动的影响波及到广东后，李资平进入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学习。

1925年，李资平参加了省港大罢工。

1926年，李资平参加北伐战争，在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医院工作。

1928年，李资平考入广州广华医院，半工半读（做些助理护士工作）。广华医院坐落在广州南关的海味街口，是所教会的慈善医院，由李子良医师组织的委员会领导，设有门诊和少量病床，负责广州的急救任务。它的经费主要依靠社会募捐来维持，所以除了学习免费外，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当时，医院管理也不善，贪污浪费时有发生，有时还相当严重，如一些华侨捐款，一百元被人涂改成一元也无人过问。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夕，李资平从广华医院华业了，在日军大举进犯上海的民族危亡的关头，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中的许多不学无术的军医贪生怕死，枪炮未响就逃之夭夭，为此十九路军（该军绝大部分是广东人）急忙到广州招募军医来充实各部队。广华医院组织了由李资平等四人的医疗队，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星夜赶到上海，被分配到一五六旅第四团，李资平被委任为上尉军医。他随部队驻守在宝山至吴淞炮台一线，这是日寇进攻的主要方向，他们的舰队大部分布置在这一条线上。淞沪抗战一开始，日本舰队的大炮连续几天不断地向宝山城内和吴淞口的炮台轰击。李资平的部队连一些起码的防御工事都没有，战士们手中只有步枪、机关枪、迫击炮，这些武器对现代化的军舰是无法还击的。因此，当敌人的炮火铺天盖地而来时，四团的官兵伤亡是惨重的，特别是吴淞炮台损失更大。吴淞炮台的主要工事还是当年张之洞修建的，只有一门炮的口径相当大，可是射程很近。沿海有些木桩，但都已腐烂。部队只坚守几日，工事就被日舰的炮火全部摧毁了。伤员抬下来后，救护工作非常紧张，李资平几人夜以继日的动手术、包扎，还是忙不过来，多亏了卫生队长同上海的救护组织联系，把伤员全部收容在附近的一个纱厂里，才使伤员得到应有的治疗。

1933年，第十九路军为主体组织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李资平离开了十九路军。7月，李资平进入了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在中央苏区军委卫生部，贺诚、陈志方热情地欢迎李资平等参加红军，详细地介绍了红军的情况和苏区的卫生工作情况，谈到革命的胜利前途，鼓励李资平等毕生为中国的劳苦大众的解放贡献力量，同时也直言不讳地谈到苏区卫生工作的困难：人力不足，药品缺乏，希望李资平等能克服困难，做好工作。不久，李资平被分配到军委第一后方医院当主治医生。医院的驻地是安福，归中央军委卫部直接领导。在当时的红军中，这所医院是比较大的，有300多个床位。医院下分四个所，每所有200多个床位。病房大都设在祠堂和地主的大屋里，病床都是由竹子编成的。红军医院的条件虽然比较简陋，但伤病员的生活要比国民党军队的医院强多了。这里充满了民主和平等的空气，没有人剥削人，更没有贪污现象；苏区的群众对红军的伤病员也十分关怀，经常挑着吃的来慰问和给伤病员表演文节艺目。群众给伤病员抬担架、让房子、洗衣服，给了李资平等很大的帮助。第一后方医院的院长和政委都不是医务人员，对医疗都是外行，可是他们经常下到病房和医生们一起研究危重病人的治疗方案，竭尽全力帮助医务人员克服困难。由于敌人的封锁，苏区的药品非常困难，一些极普通的药品都管理得非常严格。医生每天都要填写药品统计表上报，表格上有：原有数量、当日消耗、尚存数量等几项。医院的所有内、外科药品加在一起不超过百种，而且大部分还是中草药。做为一个外科医生，李资平感到手术器械还不算太困难，最感缺乏的是食盐，有时医院不得不食用硝盐，而把食盐留下做为医用。中央苏区对李资平等医务人员的生活可以说是关怀备至，给予特别优厚的待遇。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的工作人员到红军的高级将领都没有津贴，却给李资平等医生发“高薪”，最高的每月发100元，医院发给李资平的津贴是每月30元，还配有一名公务员在食盐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保证发给每个医生每月半斤食盐。这生动地体现了党和红军对技术人员、医务干部、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和关心。

1934年，第一后方医院被评为模范医院，李资平被评为模范医生。刚刚参加红军的李资平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夏末，从前方护送来一位负了伤的领导干部。院长和政委指定李资平为主治医生负责这位领导干部的治疗。这位伤员负伤的部位在左腹股沟，是贯通伤，这里是股动脉大血管的地方，为此，李资平治疗起来便格外当心。当时医治外伤的老办法是用纱布条引流，而纱布又是用农民织的土布裁成的。每次李资平给他换药都紧张万分，生怕将股动脉碰破。几天后，李资平才知道这位伤员就是陈毅司令员。陈毅司令员对同志非常地和善，对李资平这个青年医生非常地关怀。他仔细地询问李资平的家庭情况和工作情况，问他参加红军后有什么困难。陈毅也会说几句广东话，并亲切地称呼李资平为“广仔”。有一天，中央从瑞金送来两元钱，院部要李资平转交给陈毅，李资平才知道这是中央保健委员会发给陈毅的保健费。李资平感到极度的不安和震惊，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大的领导干部，负了这么重的伤才发给两块钱，而他这个小医生每月就拿30块钱。陈毅伤重，身体又弱，为了能使他早日恢复健康，每隔二、三天李资平就用张步峰送的人参须炖鸡汤给他补身子。陈毅除了治疗和休息外，更多的时间是阅读文件和学习。李资平记得在陈毅的案头放有一本厚厚的书，封面上是他亲自用毛笔写的两个大字“斗争”。后来在延安和解放后的1956年，李资平两次见到陈毅。陈毅总是提起这段往事，对李资平表示谢意。10月的一天，医院的领导通知李资平等，明天全院有新的任务，要转移，但转到什么地方，有什么任务也没有说（看样子他们也不知道）。离开根据地后，连续日夜急行军，但走到哪里了，大家都搞不清楚，当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李资平见到一位广东口音的老乡，一打听才知道到了湘粤边境的宜章县了。李资平当时天真地想，要是红军去打广州，回老家才好呢。经过十多天的行军，大家都十分疲乏。长征开始时，军委卫生部下设有卫生学校及其附属医院和一个后方医院，不久将附属医院改编成休养第一连，张汝光为连长；后方医院改编为二、三连，李资平任二连连长，休养连的总负责是陈志方。李资平时任第二干部休养连连长，紧跟着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红星纵队前进。这个纵队的负担很重，有兵工厂的机器，有印刷厂的机器，有军委卫生部的担架队，有机关、学校的物资。由于部队的庞大笨重，每天只能走三、五十里，尤其是夜行军，往往因为疲劳过度，掉队的同志越来越多了。红星纵队开始还好，没有什么伤病员，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伤员逐渐增多，重伤员要用担架抬，李资平等收容的大都是团以上干部。从江西出发时，每个连都有一个担架排，每排有30名担架员、可以抬15名伤员。经过几十天的急行军和战斗，担架员有的负伤了，有的生病了，有的离队了。伤员没法抬，只好在当地临时用银元雇一些担架夫子（每天一元），但是这些夫子不了解红军到底是干什么的，抬上一、二天离开家百把里就趁夜间宿营时逃跑了。张汝光负责的第一连和李资平负责的第二连，收容的全是负责干部和一些重伤员，不经组织的批准，是不能自做决定将这些伤病员安置在当地的。使李资平永远难忘的是二连指导员的牺牲。休养连指导员的工作极其繁重，除完成本身的工作外，还要负责做好担架员的思想工作，巩固他们的情绪，不要使一名伤病员掉队。李资平等当连长的主要负责治疗工作，可是指导员还要抬担架。在接近遵义城的一天，要出发了，一点名少了一名担架夫子，再找吧，附近老百姓早就跑光了，这名担架抬的又是一名负责干部，是不能丢下的。陈志方对指导员说：“如果找不到担架员，你自己去抬！”指导员二话设说，和另一名担架夫子抬起了担架，但因他身体有病，体弱无力，就在这次行军途中竟累死了。行军途中，卫生部也经常组织一些卫生学校的教师到各连来帮助医疗工作。纵队的一些女同志，如李伯钊也常来李资平连做一些宣传鼓动工作。宿营时，别人都休息了，李资平等医务人员才刚刚开始工作，要给所有的伤病员换药、看病，有的还要连夜动手术，白天行军途中，要跑前跑后地照应、检查，一点照顾不到就要出问题。最难办的是做好担架夫子的工作，李资平等为此费尽了心血。李资平这些医生在漫漫长征途中，始终有个坚强的信念，就是为了革命的胜利，愿牺牲个人来使战友恢复健康。

1935年1月，李资平随红星纵队进入遵义城，第二连住在城内离中央不远的一个小百货店内。城市虽然不大，但商业还算繁华，是黔北的重要城市。经过三个月的辗转战斗，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安静地休整几天，伤病员也可以暂时不受行军之苦，得以恢复健康。李资平住的小百货店，店主人跑了，勤务员发现了几双胶鞋，真是如获至宝，分给了几个同志穿。李资平等离开的时候，写了一个条子，压上几块银圆，向老板说明，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遵义停留期间，李资平只听说中央开了几次重要的会议，内容却不得而知。会后，中央军委纵队立即开始整顿，一些笨重的“坛坛罐罐”被处理了，一些不能行走的重伤病员留给了当地的党组织安置。医务人员也有一部分到基层去，组织上把李资平派到红三军团卫生部去工作，离开前，陈志方亲切地对李资平说：“到部队去安心工作，发挥所长，注意身体。”在行军的路上，李资平向军团卫生部饶正锡部长报了到。饶正锡介绍李资平见了医务主任曾育生，还有李毅医生、刘放医生。从此，他们几个人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相处了不平凡的300个日日夜夜，都成为了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在红三军团卫生部，李资平印象最深刻的要数为一位负重伤的领导干部做手术了。李资平参加红军两年了，在后方医院处理危重伤员，上有院长和医务主任，下有助手和护士，心里坦然得多，而现在一切要李资平拿主意，而且这又是在长征途中，环境艰苦，不可预测的因素很多，思想负担很重。这位负责同志是上臂贯通伤，经过别人初步处理后，找不到大血管的出血位置，为了止血，将止血钳放在切口的伤口内，更错误的是用橡皮止血带止血，结扎的时间过长，使右上肢全肢坏死。手术前，领导叫李资平拿主意，李资平向饶正锡和曾育生提出病人右上肢全肢已坏死，恢复无望，必须立即截肢，否则极易并发毒血症，十分危险。他们研究后，同意了李资平的意见。李资平利用战斗的空隙为伤员做了截肢手术。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伤员痊愈，李资平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10月，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师，结束了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李资平随一批伤病员到达了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不久，李资平患了重伤寒病，全身发冷，发烧到四十度，以后昏迷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几天后才渐渐地恢复了知觉，体温也下降了。但这时，李资平犯了一个“错误”，险些又要了命。一天，李维祯来看李资平，见他身体非常虚弱，好心地请李资平到饭馆吃顿饭，说要为他补一补。李资平听后，非常高兴，长征一年了，也没饱餐过一顿，嘴确实有些馋了，随他走进一家饭馆叫了四菜一汤，美美地吃了一顿。谁知回来后，李资平又再度发高烧、泻肚子，人事不省了，一连病了20多天，清醒后，发现自己意见被抬进了危重病房。李资平虽然从死神那里回来，但身体已虚弱不堪了。休养了几天，中央军委卫生部黄克诚、姬鹏飞两部长找李资平谈话，要他到卫生部永坪医院去当院长，并说这是易秀湘同志提出经部领导讨论通过的。李资平听后连忙推辞说，自己只有25岁，做医院工作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能力，做院长实在无法胜任，如果组织上决定自己去永坪，最多只能当一个医务主任，协助易秀湘同志做好工作。可是，李资平怎么说，他们也不答应。黄克诚说：“我不过也只是30岁出头，到了那里，有什么困难，易秀湘同志会帮助你的。”李资平只好服从了。第二天，王斌用他的马送李资平到了永坪镇（从瓦窑堡到永坪只有一天的路程）。永坪医院原是陕北红军唯一的一所医院，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派来了吴子南当院长，高述先当政治委员，戴觉敏（饶正锡夫人）和余国清（李资平夫人）也是红二十五军派来做护士工作的。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军委卫生部决定加强院的领导，扩大规模，增加收容量。中央军委卫生部决定成立四个后方医院，将原永坪医院改为中央红军第一后方医院，并任命李资平为院长，易秀湘为政治委员，扩建后的第一后方医院，先后由吴西、汪东兴任总支书记。永坪医院原是个混合医院，以后逐渐由三个所扩大为六个所，分为轻、重、内、外等几个所，每所收容150-200人，共有1200个左右床位，成为陕北比较大的医院。医院比较正规，组织也健全，院部设有院长、政委、总支书记、医务主任、药材科长、特派员等。医院的行政管理方面设会计、粮食、管理等科。下设的六个所，都任有所长、政治指导员和组织、宣传、保卫干事，医生、医助二至五人，护士若干人，此外，还有洗衣班，炊事班等，每所工作人员约100人左右（和伤病员的比例为1:2-1:2.5）。院部有工作人员40-50人，全院工作人员700人左右。同年12月，李资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1月，红一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东渡黄河，红军东征历时两个多月，歼灭了大量的敌人。但蒋介石拒绝了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嫡系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致使东征部队回师陕北。当时，永坪医院也经蟠龙镇、安塞，迁到吴起镇。前方部队围攻曲子镇，强攻安边，夺取了安边、定边，给敌人以重创，李资平医院也收容了不少伤病人员。吴起镇地区大部分老百姓是回民，上级指示医院千万要尊重回民群众的风俗习惯，严禁住进清真寺，不准吃猪肉，甚至连“猪”字也不要提，不准打回民的土豪，要对全体伤病员、工作人员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政策教育。

1937年初，党中央迁到延安。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9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李资平医院也随即开赴靠近黄河边界的交口镇。此时，山东齐鲁大学的医疗队由侯道之率领，包括金茂岳、魏一斋等，来到八路军交口医院。他们带来的X光机对医院的医疗工作和技术上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1939年，齐鲁大学医疗队才离开延安，而该队队员金茂岳、魏一斋等同志仍继续留在医院，为部队做了大量的工作。林彪负伤后，从前方送回河西，到了李资平负责的交口医院。齐鲁大学医疗队侯道之队长亲自为他治疗。林彪伤及左肺上页，是贯穿伤。几天后，延安总部派来江一真护送他回延安。八路军挺进敌后，整个陕北根据地只剩下不到两万人的部队，驻守在神木、府谷以南，宜川以北的千里河防和近两千里的边防。为了巩固陕北，部队进行了调防，医院也从交口，调至延长，最后搬到离延安10公里处的甘谷驿镇。

1939年12月，中央军委从前方各师抽调兵力组成八路军留守兵团，肖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李资平被任命为留守兵团卫生部部长。留守兵团直属中央领导，它的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同时，还要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和积蓄干部。留守兵团卫生部是白手起家的单位，最初住在延安城内一个老百姓的房内，后因敌人天天轰炸，就随同司令部、供给部迁到延安北门的窑洞里。窑洞是自己挖的，人力物力都是从各方面抽调的。肖劲光司令员、曹里怀参谋长、莫文骅主任经常来检查卫生部的工作，要求把眼光放长远些，要为将来培养大批卫生干部，积蓄力量。李资平筹划在野战医院建立了卫生干部训练班，请了几位医科大学的教师担任一些课程，抽调了警卫一旅、三八五旅及各部队的卫生人员办了三期训练班。

1940年上半年到下半年，李资平兼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军医处处长。

1941年开始，李资平到中国医科大学高级研究班边学习、边工作。到医大学习前，李资平还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班，后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主要是听毛泽东同志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最后到医大提高业务。李资平在医大上的高级研究班开始只有七个人，分别是叶青山、曾育生、潘世征、刘夕青、欧阳竞、靳来川和李资平。因为班上没有女同志，叶季壮为此还同李资平开玩笑说：“八仙过海，还缺一个何仙姑。”这七位都为我军卫生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有五位成为了开国将军。

1944年，苏井观调任卫生部部长，李资平离开工作岗位学习。

1945年，李资平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10月，李资平离开了生活工作了八年之久的延安，随易秀湘到冀热辽地区工作。李资平出发时甚仓促，未带任何卫生部干部，仅只身前来。当时承德时组织很混乱，工作上无头绪，有大批干部路过承德，见到当时情况，都是路过就走，不愿留此工作。不久，李资平等到了热河省省会承德市，冀热辽军区（后改为冀察热辽军区）设在这里。军区的司令员是肖克，政委是程子华，易秀湘负责财经工作及后勤工作。11月，李资平被任命为军区卫生部部长（至1946年5月）。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住在离宫内（即避暑山庄），卫生部和一个医院也住在里面。卫生部是新组建的，医院是日本投降后接收的。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承德地区。根据党中央的战略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军退出了承德，李资平随同主力部队向赤峰方向转移，中央分局和军区也转移到林西地区。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对平津之敌进行围歼。东北野战军南下后，留下来的伤病员在锦西就有万余人，由近20个医院收容治疗。东北野战军总部指示要成立医院管理局统一领导这些医院，并指定李资平为第四野战军医院管理局局长。

1949年10月，东北野战军解放广东。李资平率医院管理局也进关驻在天津。当时，中央卫生部刚建立不久，需要干部充实机关，便令医院管理局全体人员到北京归卫生部分配工作。经贺诚同意后，李资平南下到武汉工作。第四野战军总部任命李资平为广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兼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回到了阔别18年的家乡。

1950年，李资平刚参加完中央广东省委第一次党代会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同志来电，调李资平到北京，任海军卫生部第一部长。李资平到北京后，工作还没有安定下来，朝鲜战争爆发。贺诚找李资平谈话说，看来战争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东北军区卫生部的工作急需进一步加强。卫生部戴正华部长身体不好，工作担子很重，因此要李资平到东北同戴正华部长、戴文彬政委和志愿军卫生部领导共同完成好任务，待战争结束后再调回海军工作。由海军卫生部部长到东北军区卫生部当副部长是降职了，但李资平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1952年，美国侵略军对朝鲜北方和东北进行化学战、细菌战。东北军区司令员贺晋年命令李资平同他一同到鸭绿江边进行视察，发现在严寒的日子里，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大批黑色昆虫。苦于技术所限，只有消极的防治方法，如设计了消毒汽车，对前线后运的伤病员进行严格的消毒，并请铁路部门研究过境的火车消毒办法，如用火车自身的锅炉蒸气进行车厢外的热消毒等等。

1953年，戴正华调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李资平升任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地区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转运站和重要的后方基地。东北地区同朝鲜战场是连成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李资平曾几次到朝鲜，深入一些兵站和志愿军卫生部，共同研究解决伤病员的后送问题。正如聂荣臻所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抢救、后运、治疗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在朝鲜战场，在后方，都发扬了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为了培养大批医务干部，李资平等依靠抗美援朝医疗队中的高级医务人员，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开办了一个军医学校(第一军医大学的前身，今南方医科大学)，由李资平兼任学校的校长。解决好志愿军大批重伤员抢救、治疗用的血浆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李资平等领导卫生部在沈阳建立了一个血液研究所和血库。每天早晨，各地的血站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学生和职员排队踊跃献血，有些人甚至是多次来献血，怎么劝说也无用。与此同时，卫生部又设法解决了血液的安全运送问题。这项工作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拯救了无数志愿军指战员的宝贵生命。抗美援朝战争中，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冻伤的处理和治疗。东北地区及朝鲜北部潮湿寒冷，极易发生冻伤。抗美援朝战争中发生的数千名冻伤病员，大部分是足部冻伤，少部分是手部冻伤，主要原因是部队的防寒设备差和发生冻伤后处理不及时，还有一部分是战伤合并冻伤。这些冻伤病员后送到东北已是晚期，处理十分困难，三、四度冻伤员大都做了截肢术，有些合并症如破伤风、败血病死亡率较高。东北地区虽有几十所医院为志愿军服务，但仍经常处于饱和状态。因此，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经医院做好初步处理，还必须将部分伤病员向全国各地转送。为了完成这个繁重任务，李资平等军区卫生部下设一个专门负责转运伤病员的机构。铁道部专门拨了几列专车归卫生部使用，将这些列车改装成列车医院，上设有急救、手术、治疗等室，每列车除铁路局的车长外，还派有医疗组，负责将伤病员迅速、安全地送到全国各地去。

1955年，李资平又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

1955年9月，李资平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李资平转业，任四川医学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党委第一书记（至1968年）。他还是四川省政协常委。

1978年3月至1980年11月，李资平任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

1982年，李资平离职休养，曾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他主动退居二线时说：“为中、青年干部的成长铺路搭桥同样是光荣而重要的革命工作。”

2004年9月4日，李资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